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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在几个地区独立发展的，包括中国和中美洲，但前面所述局面首先在亚洲西南部发生了变化。大约 1.2 万年前，中东地区一些游猎采集部族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考古界已经争论了好几十年。也许这个循环的出现与旱季有关，因为干旱的气候摧毁了结坚果的树木和野生谷类植物。反观农牧业，粮食生产如野火一样蔓延，仅仅过了几千年，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变成了农民或牧民，农村则演变成小城镇，然后进化为城市；一些强大的酋邦成为世界上第一批文明社会。人类进入灌溉农业、城市、识文断字、贸易和体制化战争的发展轨道，为如今人口的飞速增长和超级大都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后来狩猎和植物采集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当今世界，采集谷物和其他野生植物的做法已不具备经济价值；人们狩猎也只是为了娱乐消遣、防治虫害或进行非法象牙贸易，而不是为了获取食物。只有自给性捕捞未发生任何转变，它依旧是一种主要的经济活动。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攀升，渔业压力陡增。个人捕捞、家庭式捕捞或小群体式捕捞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商业捕捞，鱼成为一种可收获的商品。自工业革命以来，旨在养活更多人口的密集捕捞迅速发展成为大型的国际化产业。为了满足大城市对海产品的需求，人们发明了柴油机拖网渔船和深水拖网渔船，而正是这两种渔船使世界上大部分渔场饱受蹂躏。
自食其力的渔夫们只想着如何养活自己，他们想捕捞到更多的鱼，并将一些鱼晒干或烟熏，留到缺乏食物的冬天和春天食用。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没什么问题，但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攀升，人们强化了捕鱼活动。他们往往使用大型围网或适宜出海的船只，进入那些鲜为人知的渔场进行捕捞。公元前四千年，地球海平面逐渐稳定，强化捕捞变得越来越普遍。喜欢洄游至淡水水域产卵的溯河鲑鱼，以及类似于鲱鱼和鲭鱼这样的密集洄游性鱼群成为渔民们大规模捕捞的对象。让我们回到公元一千年的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看看洄游鲑鱼的捕捞过程：渔民们在泛着白沫的浅水河里打下一排由木桩子和篱笆组成的拦河坝，河水里挤满了逆流而上的鲑鱼，它们数量实在太多，一条鱼游动起来甚至会摩擦到其他鱼。遇到篱笆时，数以百计的成群鲑鱼便会乱转，而渔民们则手持长柄渔网站在结实的平台上。他们把渔网伸入拥挤的鱼群里，捞起来就是满满的一网鲑鱼，每条鱼可能重达 14 公斤。接着渔夫们把捞到的鱼扔进身旁的篮子里，然后继续下网捕捞。最后，拦河坝上游的独木舟把满载鲑鱼的篮子运到岸边。
男人们把数百条鲑鱼搬上岸，女人们负责去除鱼的内脏，再把鱼肉切开摊平，然后放在木架上熏干或晒干。这些鱼足够几十个人吃好几个月了，但即使在丰收的年份，人们也可能捕不到足够的鱼，只能以贝类充饥。在农村，一到粮食作物歉收的时候，软体动物就扮演着与野生植物同样的角色。
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海这种人口稠密的地方，频繁的自给性捕捞引发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它不仅需要大量人力从事抛网、收鱼等工作，到了鲑鱼产卵季节，它还需要复杂的基础设施来捕捞和腌制数千条鲑鱼，以及储藏和运输这些鲑鱼所需的物流手段。所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一次成功的捕捞作业依赖于亲属关系、团队内外的社会责任及权威人物的监督。有权势的家族领袖时常涌现，他们不仅能力出众，而且具备超凡的个人魅力，拥有大批忠诚的追随者，承担着重要的祭祀职责，并且有权将食物和财富分配给其他人。他们主持宴会，与祖先和自然界的力量对话；追随者认为他们具有某些特殊能力，能够把生命和超自然事物联系起来，但这种特殊能力不一定是父母遗传给儿女的。对于以捕捞为生的族群来说，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是经验，他们必须要知道行踪飘忽不定的鱼群将往哪里移动。
随着文明的出现，鱼类进一步商品化。公元前三千年后，不断增长的乡镇和城市人口增加了对鱼类的需求。在人类实现工业化之前，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文明社会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事除了养活自己以外的其他工作，因为有大量公用设施需要建立。打造吉萨金字塔的工匠、祭司和平民均以面包、啤酒和数以百万计的尼罗河鱼鱼干为食。为了给他们精心配给食物，一个新工种——食物配给官应运而生。当渔民把鼓鼓的围网拖到岸上时，这些穿着白袍的官员便开始清点鱼的数量；鱼在上架晾晒之前，他们要再次计算鱼的数目；鱼被送到加工地点后，配给官将进行第三次清点，再让厨工把鱼干分配好。在那时候的埃及，鱼是一种常规商品，而同时代和后来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也把鱼当作一种商品。
在古罗马的狂欢宴上，一个人就可以吃掉三公斤鲻鱼
。也许我们可以谴责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但只有在城镇集市和军队的物资供应所，鱼的真正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像鲭鱼这种体型较小的鱼类是水手和士兵们的常规食物，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很轻，易于散装运输。渔民社会地位卑微，他们捕捉了大量这种小鱼，部分出售给城市的平民，部分制成罗马人日常饮食中常见的鱼露。鱼露是罗马帝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卖到远在北方的英国。这样渔民也能防止自己的捕鱼知识传给外人。古罗马的文件还提到了住在印度洋和红海沿岸的“食鱼族”，他们为过往的船只提供鱼干。不过，类似于这样的记载很少。根据极稀少的书面记录，“食鱼族”与世隔绝，不易相处，却对印度洋贸易至关重要。
到了罗马时代，鱼早已成为一种商品，它既是奴隶的口粮，也是批量出售的货物。事实证明，经过适当熏制或腌制后，鱼比牛肉和压缩饼干等其他干制食品更美味；同时上至法老，下至平民、体力劳动者、奴隶、士兵和水手，都喜欢吃鱼干。作为便携式食品，鱼干可以让水手在海上度过数个月的时间，从而提升了人口迁移的效率。公元 500 年左右，基督教教义规定教徒在宗教节日和大斋节
（Lent）期间不能吃肉，鱼便成为中世纪和以后各国民众的主食。然而，即使加大了捕捞力度，鱼产品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在 5 000 年前，人们开始普遍采用人工养殖的方式获取鱼类，也就是俗称的水产养殖。
捕鱼不是人为发明的，水产养殖也同样如此。只要观察一下搁浅在浅水池中的鱼，我们就会知道，鱼如果被低矮的水坝围住就会留在水池中。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风险管理方式，但从传统意义上讲，这种做法绝不是水产养殖。大约公元前 3500 年，真正的水产养殖活动在中国逐渐增多。长江下游的农民建起了池塘，以确保鲤鱼在雨季洪水过后能够存活下来。鲤鱼特别容易养殖，而且生长迅速，因此产量很高，在大池塘中尤其如此。水产养殖成为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古埃及人需要养活尼罗河谷（Nile Valley）不断增长的人口，他们最初只是为了获取口粮而捕捞罗非鱼，但很快就开始集中养殖罗非鱼。他们将鱼苗和贝类引入人造环境并加以培育，还将水产养殖变成灌溉农业的一部分。古代鱼类养殖的典型案例同样来自那不勒斯湾
（Bay of Naples）。富有的罗马人建造了一些华丽的鱼塘，用于饲养野生环境中很少见的大型鲻鱼。他们一般为了自己吃而养鲻鱼，但这么做有时候也是为了在豪华宴会上进行炫耀。到了中世纪后期，水产养殖成为欧洲各国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其中一部分水产品被提供给教会，另一部分则供给大户人家和宗教节日里不吃肉的虔诚信徒。鲻鱼的价格非常贵，当价格较低的海鱼上市后，大部分鲻鱼养殖业都崩溃了。
13 世纪，第一批定居者登上夏威夷群岛之后，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些养殖场便被建造出来。夏威夷人在海边修建海塘，还搭起了格栅和水渠。这套设计独特的养殖系统只允许幼鱼进入池塘，并阻止成熟的鱼游到海里产卵。随着潮涨潮落，几乎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海水就能循环进出池塘。
以上只是古代水产养殖业的几个例子。在工业革命和极具破坏性的海洋拖网捕捞开始后，世界范围内的水产养殖业进入衰退期。然而，随着人口加速增长、人口密集型城市逐渐增多以及浅水和深海鱼类资源遭到持续过度捕捞，水产养殖业如今又出现了复苏的势头。现在，来自养殖业的海产品几乎是人类所消费海产品的一半。
令人惊讶的是，在过去的一万年里，无论是自给性捕鱼技术，还是捕捞数万条包括太平洋鲑鱼和多瑙河巨型鲟鱼在内的溯河鱼类
的技术，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简易的双头鱼钩（见术语表）、骨尖矛或木尖矛、倒刺鱼叉、渔网和陷阱等装置和器具，几乎都是从数千年前用于捕捉陆地动物和鸟类的狩猎武器发展过来的。渔民们针对特定用途将鱼钩和其他狩猎武器进行了改装，以便逐渐适应渔业的独特挑战。
在渔业发展史的背后不仅仅是人类发明的简单高效的捕鱼技术，同样还有人类必须具备的一些独特品质，比如敏锐的观察力、创新力、悄无声息地跟踪猎物的能力，以及周密计划的能力。这些能力和技巧形成于世界各地保守的渔业社区和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任何一个水域中，而且它们也适用于狩猎。渔业为城市、文明社会、过往商船及所有陆军和海军提供物资。对生活在内陆的人来说，这种社会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数千年来，每当提起渔业社会，人们就会想起来自遥远大海的奇特海贝。
每当在远离海洋数百公里的地方发现贝壳时，我总会感到震惊。我曾经在中非平原一座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非洲村庄遗址中发掘过贝壳残骸。那些是体型很小的玛瑙贝壳，与我在印度洋沙滩上看到的成堆被遗弃的贝壳完全相同。人们会把这些贝壳穿成串，使之流转到内地。即使远在中国西藏，也能找到这种贝壳，但它们在远离海岸的内陆通常只能被找到一两串。它们曾被人们当作珍贵的饰物别在头发上或缝制到衣服上，因此我一直在思考贝壳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它在人们眼中的价值，以及它给自己的主人所带来的威望。除了具备软体动物的食用价值之外，色彩鲜艳的奇特贝壳早在远古时代就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生活在远离海洋的尼安德特人早在 5 万年前就拥有这些贝壳了，而欧洲的猎人和生活在乌克兰浅河谷的人们也于 1.7 万多年前就把贝壳穿孔后当作装饰品佩戴。
来自远方的贝壳经过精心打磨后会给人带来某种美感，在基本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里，它会赋予自己的主人一定的地位。亚洲西南部早期农民将管状象牙贝这样的海贝带进坟墓；而较后期的易洛魁（Iroquois）部落则将象牙贝制成珍贵的贝壳念珠腰带。在东非沿海地区，很少有贝壳像锥形芋螺（Conus）那样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当地人很喜欢这种底部呈圆形，内部呈螺旋形的海螺，所以商贩们会用珍贵的丝线把这些螺穿起来，在沿着赞比西河上游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售卖。1853 年，传教士兼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称，在中非的某个王国，15人们用两枚芋螺就可以买到一个奴隶。公元 1450 年，一位商人被埋葬在赞比西河中部山谷一处名为“因贡比-伊莱代”（Ingombe Ilede）的低矮山脊上，他脖子上戴着一串由 9 枚以上芋螺组成的项链，项链背面有一层薄薄的 18 克拉金箔。他生前肯定十分富有，因为项链上的芋螺是从 950 公里以外的一位渔民那里收集来的。
与贵金属不同的是，贝壳易于收集和加工。在东非海岸和北美墨西哥湾（Gulf Coast）沿岸，奇特的贝壳实际上保证了渔业社会进行远距离贸易的能力。贝壳类动物是一种丰富的可再生资源，早在农业、畜牧业和喧闹都市出现之前，人们就高度重视它们，而贝壳的价值远不止于它在美学上的魅力。有时候，贝壳的交换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人们与远方亲属联系的纽带，而这种关系可以持续好几代人。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令人赞叹的凤螺既代表着身份地位，又可以在宗教仪式中当作号角使用。另外，它还被赋予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对玛雅人来说，凤螺是月亮女神的符号。
古代的渔场提醒我们，海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像陆地环境一样复杂且千变万化。1653 年，艾萨克·沃尔顿在他的不朽著作《垂钓大全》（ The Compleat Angler ）中写道：“大海比陆地更具生产力。”这番话放在当时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放到现在就不适用了。在沃尔顿去世后的三个半世纪里，工业化捕捞摧毁了人类长期赖以生存的河流和大海，而海洋中的一切改变都是几乎在机缘巧合之下从两百万年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