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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拜访过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现代渔村，仔细研究过一些难以辨认的古代鱼骨，并且跟很多渔民交谈过。那些渔民来自不同地方，他们有的在深海捕过鱼，有的在浅水水域劳作。我见过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洄游的鲑鱼，它们挤在湍急水流和浅水滩里，那副景象让我着迷。那时我才意识到，地球曾经拥有过富饶的渔场，但直到近些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才开始认真关注渔业这种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方式之一。
长久以来，渔民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体，他们通常处于社会边缘，远离法老的宫殿和拥挤的街市。人们每天都能吃到渔民捕来的鱼，却不知这些鱼来自何方。如果愿意的话，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鱼，因为它是一种稳定的食物来源。古代渔民目不识丁，现代学者很难找到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渔民的贸易史更是充满挑战性的难解之谜。因此我们必须从多学科收集渔业方面的知识，比如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海洋生物学、海洋学及古生物学等。
由于极度缺乏 18 世纪以前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宫廷秘史、水产上市信息、庄园和寺院日记，以及偶尔能找到的相关论文寻找渔业方面的史料。此外，当代学术界从人类学角度对古代的自给性捕捞和软体动物采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让我能够从一个宝贵的角度去审视在考古遗址发现的数千块残缺不全且非常细小的鱼骨头。
第一批认真研究史前鱼类和软体动物的人是 19 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他们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考古遗址附近发现了巨大的贝冢（即史前贝丘），然后他们仔细地把鱼骨头和贝壳进行了分类。他们的工作鲜为人知，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 20 世纪初，绝大多数考古学家只要挖掘到鱼骨，就只会认为那是当地居民捕捞上来的，而不会对鱼类的品种、捕获年份和重量等信息分门别类地分析，他们的考古报告几乎没有评估这些鱼类和软体动物对于吃它们的人来说有什么重要性。
20 世纪 50 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研究远古社区的意义远大于计算石器数量或对比陶瓷碎片。为了获得所需信息，考古学家们转而研究动物骨骼、植物残骸和鱼骨，这也是如今的考古发掘速度比上一代要慢得多的原因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考古挖掘队通过细筛网和水来过滤沉积物样本，以回收那些不显眼的植物残骸和鱼骨，筛网的孔越细小越好。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湿筛法，或者叫浮选法，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大量关于古代渔业的知识。在瑞典东南部拥有九千年历史的诺耶·桑南桑德（Norje Sunnansund）远古遗址，考古人员使用网眼直径为 5 毫米的筛网，而非 2.5 毫米筛网，结果鱼骨的回收数量减少了 94％。
将这些细小的古代鱼骨与现代鱼骨进行对比之后，考古人员可以识别它们是哪种鱼。一直以来，这种对比工作都是个精细活，只有内行人才做得来。但是现在，即便是鱼类专家，也可以从鱼骨中梳理出更细微的答案，而不仅是鱼的体型和种类。具体而言，他们可以根据鱼骨解决如下问题：这种鱼的年龄是多少？只有在产卵季节才能捕获这种鱼，还是全年都可以捕获？这种鱼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人们使用什么方法来宰杀和保存这种鱼？只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和聪明才智，挖掘者就能罗列出问题和答案清单，因为科技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大部分难题。例如，随着应用于骨化学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法的不断发展，我们对于古人的饮食结构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现在我们可以利用人体骨骼样本来分析人们日常饮食中有多少食物来自海洋，又有多少食物来自陆地。
了解不同鱼类的生活习性之后，研究人员还可以将这些知识与考古信息和历史信息结合起来。现在，他们对地中海的蓝鳍金枪鱼等物种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种鱼习惯游到近海地区产卵，也因此而被人类大批量捕杀。在海洋生物学家的帮助下，人们比二三十年前更加了解鳀鱼
、鲱鱼、鲑鱼、鲟鱼和其他很多鱼类的习性。对考古学家来说，这些发现对他们的研究有着非常宝贵的价值。
古气候学是一门研究古代气候变化的学科，它正逐渐揭示出由大小气候变化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波动规律。与陆地生态系统相比，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更复杂、更难察觉，而且会引发鱼类种群的巨大变化。人类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尤其是对近海水域的破坏也会造成同样后果。全球各地海平面大大小小的差异会给浅水渔场带来重大影响，例如佛罗里达州南部西海岸的海平面在过去四千年里发生的微小变化，就体现在卡卢萨印第安人（Calusa Indians）所捕获的鱼类和软体动物身上。
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对渔场影响更大。北海（the North Sea）、英吉利海峡（the English Channel）和爱尔兰海（the Irish Sea）是世界上最高产的渔场之一，冰期结束后，也就是大约 1.5 万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当地人就开始开发这片海域了。和所有海域一样，这些海域都是动态的生态系统：气候的重大变化塑造了这些系统，海平面逐渐上升，形成厄尔尼诺（El Nino）现象和超级风暴。而人类的过度捕捞则改变了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
“北大西洋涛动”（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NAO）是人类渔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是由冰岛和亚速尔群岛
（Azores）之间的气压差异造成的。北大西洋涛动指数越低，西风就越弱，西伯利亚冷空气就会降临欧洲上空，导致欧洲气温骤降；而它的指数越高，西风就越强烈，欧洲的冬天就越温暖。因此，较低的北大西洋涛动指数会使渔港结冰，指数升高时，强烈的西风会形成破坏性极大的飓风，毫无征兆地席卷欧洲大陆。1881 年 7 月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一支由 30 多艘敞舱渔船组成的船队正在远离设得兰群岛（Shetland Islands）的海面上放长线捕捞鳕鱼，不到几分钟时间，海上就刮起巨大的风暴，造成 10 艘渔船沉没。在这次海难中，有 36 名渔民溺亡，身后留下了 34 名寡妇和 58 名孤儿。
北大西洋涛动变幻莫测，每年到达北海和沿海水域的鲱鱼鱼群规模都会受它的影响。中世纪，烟熏鲱鱼或腌鲱鱼是人们的主食，尤其是在神圣的日子里。鲱鱼大规模进入英吉利海峡、北海和南方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的季节，正好是北大西洋涛动指数较低的时候。
古代的渔民很清楚，他们每次出海捕捞到的鱼类品种和数量是不稳定的，但他们不知道原因何在。举个例子，英吉利海峡西面海域的鲱鱼以一种喜欢寒冷环境的箭虫为食，当海水温度上升时，会有另一种箭虫进入该海域，绝大部分鲱鱼选择离开，而沙丁鱼将取而代之。这两种鱼都是人们喜欢吃的食物，因此从沙丁鱼和鲱鱼的比例上，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人类那时候经历的是寒冬还是暖冬。
北大西洋涛动是我们最了解的一种涛动现象，不过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周期变化，例如厄尔尼诺现象就导致秘鲁北部沿海的鳀鱼数量产生波动。类似这些现象还会削弱强国的实力，推翻国王和皇帝的统治。我想强调一点：人类渔业史上的很多复杂现象是很难用简单理由去解释的。能够确定的是，从过去到现在，鱼一直都是人类的一种重要食物，所以在各种大大小小、或进步或倒退的社会变革中，食物的丰富或匮乏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
19 世纪中期，考古挖掘者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发现了贝冢，并对它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从那以后，我们才开始在人类渔业史研究方面取得进展。那些考古挖掘者早于自己的同行一百多年就意识到鱼类和软体动物对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一个半世纪后，精细的考古挖掘和高科技让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食物在过去是多么的重要。在国家文明和城市发展起来之前，自给性捕捞和软体动物采集往往是季节性的。每当尼罗河的鲇鱼被困在河水消退的浅滩中，或者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鲑鱼在春天的河流中产卵时，人们便开始进行密集捕捞，而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天或几周时间。大多数情况下，捕鱼是维持人类生存的一种机会性活动。秘鲁北部沿海的原始狩猎采集社会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内陆活动，只有在特定时间才到海上捕捞鳀鱼。欧洲北部一些居民有采集贝类的习惯，但他们也只是在其他食物短缺的季节才吃贝类海鲜。
这种机会性捕捞活动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长。有时候，人们也大量捕捞鱼类和采集软体动物，但这只是为了获取食物而采取的部分策略。除此之外，人们还要捕猎动物、采集可食用植物，而这些活动更加复杂。城市文明的发展使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像法老或柬埔寨国王这样的统治者也许认为自己是神一般的领袖，可他们必须养活大量在他们宫殿和公共部门劳作的民众。和谷物一样，鱼是建金字塔的工人或水库建造者的口粮，只不过他们吃的是腌制过的鱼。早在那时，咸鱼已经成为一种不具名的标准化商品。一千年后，当北欧海员开始探索北大西洋时，他们携带的也是咸鱼。对远洋水手来说，尼罗河的鲇鱼和大西洋的鳕鱼跟牛肉干没什么两样。每逢春季，罗马渔民便开始大规模捕杀成百上千条大型金枪鱼。几乎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捕鱼都是商业活动。虽然鱼类考古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潜力巨大。如今，借助相对成熟的鱼骨分析技术，我们可以识别来自挪威北部罗弗敦岛（Lofoten Island）那些被切掉鱼头后晒干出口的鳕鱼，甚至根据骨头计算出它们的平均重量。考古人员曾发掘出英国中世纪市场出售的鳕鱼，在对其DNA进行研究后，研究人员发现了当时国际鱼类贸易的演变趋势。
借助新科技，渔业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为我们重现一段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主角是在城市和强大文明的角落里默默劳作的渔夫以及他们捕捞到的各种鱼类。新科技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思考金字塔和法老的关系、吴哥窟（Angkor Wat）的粮食过剩问题，以及鳀鱼和鱼粉饲料对秘鲁沿海莫希（Moche）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许渔业没有创造出文明，但它帮助文明延续了下来。
我认为，人类的捕捞活动已有将近两百万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我还认为，最早的捕捞活动不过是机会主义行为而已。远古非洲人从浅水湖或河塘抓到一条鲇鱼，并且不让它滑走或咬到自己的手，这便是机会性捕捞活动。这种捕鱼方式就像狩猎和采集可食用植物一样平常。机会主义是人的本性，它能够让人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使之转化为有利的形势。准确地说，人类最早的捕捞方式就是寻找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过程。无论后来人们引入多少机械化手段，机会主义的成分从未完全脱离过捕捞活动。
机会主义并非捕捞活动独有，人类的祖先其实每天都在从事机会主义的觅食活动，比如捡食狮子捕杀的猎物，或者从蜂巢里采集蜂蜜。从洪水消退的池塘中抓产卵鲇鱼的做法与其说是靠技巧，倒不如说是靠时机（我就曾在非洲的泥潭中抓到过几条鲇鱼）。同样道理，人们也是趁着海水退潮的时机到熟悉地点采集贝壳的。数十万年来，捕鱼都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狩猎方式，它和偷偷跟踪羚羊一样需要本能。直到大约 1.5 万年前，海平面开始迅速淹没大陆架
，渔业捕捞才逐渐进入全盛时期。
上一个冰期末期，地球上大约有 1 000 万人口不得不适应那个发生巨变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变成专家所谓的广谱猎手或觅食者，靠捕猎小型哺乳动物、鸟类和采集植物为生。不断上升的海洋使河床坡度变平，水流变得更加缓慢。淤泥由此沉积，形成沼泽、三角洲和河口，大量鸟类、鱼类、可食用植物和贝类在那里生长繁殖。人类也被这些丰富的食物来源和多样化的景色所吸引。跟以前相比，渔业成为更宽泛的狩猎经济的一部分。人类最初采用的是一种主要依赖于细微观察力的机会主义食物采集方式。冰期过后，这种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也需要更加高超的技能。在海岸、湖泊、河流等更富饶的环境中，人们开始设计出更复杂、更专业的工具来攫取各种不同的食物。正是在这气候迅速变化的一千年里，捕鱼成为人们广泛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狩猎、采集和捕鱼这三种古人获取食物的方式均兴起于机会主义。
这些获取食物的方式还依赖于人类的另一种基本生存策略——移动。各种各样的食物不均匀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地域上，它们或是有蹄动物，或是生长在树上和灌木上的植物，又或者是生长在水下的生物。为了获取营养，古人必须上山下海，追踪产卵期洄游的鱼群和迁徙的动物，到海床或河床上采集贝类，或者爬树采摘成熟的橡果。这些觅食活动需要频繁的迁徙以及无数代人口头传下来的经验。
那时候的世界地广人稀，人口流动率极低，每个人一生中平均只遇到30 ～ 50 个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会与左邻右舍互动，相互交换物品。我们对岩石中的微量元素进行研究后发现，古人曾用一些能够制造工具、有着细密纹理的石器或类似矛头之类的人造物品与别人交换，还有些先民用从当地橡树采摘下来的一篮篮橡果、宰杀的鹿皮或奇特的贝壳进行易货贸易。所有这些物品都是当面交换的，令人惊讶的是有时候人们竟然会前往很远的地方交易。
作为精神寄托的亲属关系也远远超出了当地部族范围，人们往往能与远在他方的其他人建立联系。利用这些关系，人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婚姻伴侣，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时候甚至能获取远方的食物信息。
如今，考古学家对卡拉哈里沙漠
（Kalahari Desert）和加拿大极圈区等地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部落的成员数量是不断波动的，迁徙是游猎采集部族发展的天然动力，比如部族成员的女儿会嫁到部族以外的地方；部族内部发生争斗，失败者可能离开部族；某个年轻人和他的妻子会离开族群，去探索附近的山谷，并组建属于自己的部族。人们还要不断寻找新的猎场或渔河，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游历很多地方。想想看，人类从阿拉斯加向南迁移的速度有多么快。他们从阿拉斯加的最初定居点向南出发，大概只花了两千年时间就跨越了 1.6 万公里的距离，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那里渔业资源丰富，只要有适合捕鱼的渔场，就会出现大量渔民。在秘鲁北部沿海，浅水捕捞活动早在公元前 9200 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对于这里和其他地方来说，人员的流动性和机会性捕捞总是同时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