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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ing : How the Sea Fed Civilization
很多年前，在英国一条平静的小溪里，我用手指挠着一条鳟鱼，然后抓住它，这是我作为渔夫的唯一成就。我唯一一次垂钓经历要回溯到九岁那年和几个朋友在当地的一条小河里碰运气，当时我们只抓到了鳗鱼。那曾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食物，但我母亲不喜欢，因为她觉得这种鱼很恶心。我对于鱼类食物的喜爱度不亚于任何人，不过对于不朽的艾萨克·沃尔顿（Izaak Walton）所说的“钓鱼的艺术”（The Art of Angling），我却没有太大兴趣。耐心和观察力是以垂钓作为休闲活动的渔夫必备的两种品质，而我恰好缺乏，因此很羡慕拥有它们的人。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由从来没捕过鱼的人写的渔业史。除了少数研究北大西洋鳕鱼贸易的著作以外，目前业界几乎没有任何书籍甚至通俗文章从全球化的视角探讨人类渔业史。
捕鱼业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却往往被人们忽略。远古人类获取食物有三种方式，分别是狩猎、采集和捕捞。1.2 万年前，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发展，只有捕鱼业依旧发挥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野生植物的采集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狩猎则存在于两个领域，一是非法象牙贸易和传统医药贸易所倚赖的非法偷猎，二是被北美洲作为控制野生种群的手段。相比之下，捕捞活动不仅被人们承袭了下来，而且在不断演变发展。它先是为埃及法老提供口粮，然后为北欧水手提供食物，今天则为数百万人供应日常食材。然而，渔民和从事渔业的团体几乎完全被人们所忽视。他们中间很少孕育过强大的君主或非凡的统治者，其捕鱼知识也秘不外传，从生到死，他们都默默无闻。因此，写下他们的历史就得借鉴许多艰深的专业知识。
很多历史会随着事件亲历者的逝去而消失，这个问题在渔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通过一代接一代的口耳相传，那些来自海上艰苦日子的不成文知识向我们展示了渔业的发展。19 世纪 70 年代末，丹麦北部城镇斯卡恩（Skagen）的渔民仍旧依靠在北海捕鱼求生，丹麦艺术家迈克尔·安克（Michael Ancher）给我们留下了与这些渔民生活相关的大量画作。其中一幅画描绘的是两名渔夫靠在一艘小船上，他们背对陆地，面迎大风，凝视着前方。两人胡子拉碴、满脸风霜，严峻和不屈的表情顿时让人明白了大海的含义。渔民靠海求生，而大海充满了艰险和未知，且毫不关心渔民的命运和所遭遇的艰难困苦。本书将阐述这些渔民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最早的捕捞方式源自人性中的机会主义倾向。200 万年前，我们的非洲祖先小心翼翼地观察水塘，等待鲇鱼浮出水面，然后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们要悄悄接近鲇鱼，不能让自己的身影投射在水面上，再以极其灵巧的手法将困在浅水滩中的鲇鱼抓出来。捉鲇鱼的技巧在于懂得选择观察鲇鱼出现的时间和方位，这跟采集蜂蜜、与狮子夺食和追赶小羚羊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抓鲇鱼是在水里作业而已。我们很难把这种活动称为“捕鱼”，它更像是一种延续了数万年并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狩猎活动。
虽然软体动物比鱼容易抓，但上述观察方法也同样需要。蛤蜊、帽贝、牡蛎和海螺都是成群结队生长在一起的，至于能否采集到，要取决于它们的可采性、水流或潮汐状况。与鱼类一样，软体动物也是一种起补充性作用而非人们首选的食物。对采集狩猎者来说，贝类是一种可预知的食物，也是维持生命的保障。每到深冬和春季，其他食物供应不足时，人们就去河床寻找软体动物。
每年穿越大大小小的狩猎区时，人们都会进行一些投机性捕捞和贝壳采集活动。4 万多年前，游到岸边的鲣鱼就是东帝汶（East Timor）岛民的猎物。每当有需要或遇到合适机会时，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和冰期（Ice Age）晚期的猎人都会捉些鱼和软体动物。1.5 万年前，生活在法国西南部韦泽尔河（Vézère River）河畔和其他地方的居民每逢春秋两季都会收获洄游
的鲑鱼，然后艺术家们把鱼的形象雕刻在驯鹿的鹿角和洞穴的墙上。
这些捕捞活动不需要任何“投资”，只要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方，每个人都可以满载而归。古人的捕鱼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虽没有惊人的技术创新，捕获的鱼类数目却相当可观。带木刺或鹿角尖的长矛不仅常用于陆地狩猎，还常被人们用来在浅水滩捕鱼，另外尖锐的鹿角、骨头、木钩和后来发明的鱼钩也是理想的捕鸟工具。令人惊讶的是，古往今来，尽管人们发明了专用的鱼钩和更大的渔网，但渔具的样式却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渔夫的观察力一直都是捕鱼最重要的主要因素之一。
1.5万年前，全球变暖，末次冰期结束。距今6 000年，海平面逐渐稳定，人类的捕捞活动变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不断上升的温度、冰原的退却和海平面的上升改变了北方的环境，人们迁徙到海边、河岸、湖滨和潟湖
附近。对于那些刚刚在富饶海岸线上安家的群体来说，捕捞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那里盛产浅水鱼和软体动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捕捞成为他们维持生计的核心手段。人类的生存状态首次发生了转变，很多族群开始在同一个地方永久居住或停留好几个月。
随着当地人口的不断增加，族群之间的领土界限变得越来越清晰，软体动物赖以生存的海床、河床及渔场数量锐减。为了争夺海洋资源，不同族群之间有时会发生暴力冲突，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丘马什人（Chumash）之间的争斗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新石器时代文化埃特伯勒的族群纷争。世界各地以软体动物、植物和富饶渔场产出为生的社群开始精细分工，重要的家族领袖成为权威个体并因为能与祖先或某种超自然世界保持特殊联系而受人崇敬。
这些统治者既不像法老那样被奉为神明，也有别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人领袖。他们的权力取决于个人魅力和经验，以及追随者的忠诚度，而忠诚是最变化无常的。以渔业为生的社群无法发展成为拥有城市和常规军队的文明社会。他们的领袖享有威望和财富，有钱购买充足的食物和具异国情调的首饰之类的高档物品，但这些领袖永远成不了国王，因为渔场资源太不稳定。在工业化之前，渔民一直处在人类文明的边缘。
人类的渔业发展史大部分与迁移有关。迁移不仅是推动渔业发展的力量，还促进渔业社区与其他共生群体之间的互动。渔业是推动船舶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而船舶技术又促进了贸易、移民和探险等行业的发展。4.5 万年前，人们在东南亚沿海捕鱼；3 万年前，人类的捕鱼活动延伸到了太平洋西南部的俾斯麦群岛（Bismarck Archipelago）；公元 1200年，独木舟出现在社会群岛（Society Islands）、复活节岛（Rapa Nui）和夏威夷群岛（Hawaii），人们开始靠专业的船舶驾驶技术和潟湖捕捞技术在太平洋岛屿上谋生。
日本北部绳文（Jomon）渔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量洄游的鲑鱼，这些鲑鱼冒险进入千岛群岛（Kuril Islands）波涛汹涌的海域，甚至游向亚洲东北端的堪察加半岛（Kamchatka）。这种鲑鱼与首批在阿拉斯加沿岸定居的美洲人所捕获的鲑鱼是同一品种。在大约 1.1 万年前的遥远北方，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仍由白令陆桥
（Bering Land Bridge）连接。捕鱼和猎杀海洋哺乳动物等活动不仅具有流动性，而且高度依赖时机，是陆桥上的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做出的举动之一。
自给性捕捞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一是为了给家庭和村庄提供足够食物，二是将大批量捕捞到的鱼作为商品出售。在古代，渔业丰收很常见，但捕捞到的鱼大部分在本地消费，只有小部分被卖到远近各地。正因如此，当多瑙河畔的鲟鱼进入浅水区产卵时，当地的渔民便大获丰收。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一个人只要控制住洄游的鲑鱼，就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在绳文地区可能也是如此。所有这些自给性农业都依赖于高效的食物保存手段，比如晾晒、盐渍和烟熏等数十万年来猎人们所使用的技术。
即使在有序的收获季节，本地的自给性捕捞在本质上还是有别于大规模捕捞，而后者曾为古埃及建造吉萨金字塔群（Pyramids of Giza）的工匠提供了充足的鱼干作为口粮。这种活动需要配备大量抄写员和胥吏，他们的职责就是记录那些全职渔民用大围网捕捞上来的鱼类数量。数千人将鱼去除内脏，清洗干净，切开摊平，然后晾晒成鱼干。对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些鱼干是劳动者最理想的粮食，因为它们重量轻、便于携带，而且可以存放较长时间。随着非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市场的出现，以及军人和水手对补充营养的需求日益提高，鱼干也顺理成章地变成日常食品，而渔场的规模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水产养殖业也不是人为发明的。随着人们对鱼类需求的激增，当地的鱼类遭到过度捕捞，人们只能有三种选择：一是用更长的渔线和其他器具捕更多的鱼，二是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多渔场，三是从捕捞转为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是蓄养大型鱼类的一种方式，对于想进行小规模捕鱼的渔民来说也是合理的选项。中国人早在公元前 3500 年就开始养殖黑龙江鲤（Amur Carp）。富有的罗马人则热衷于在奢华的宴会上向宾客炫耀他们培育的大鱼。中世纪的欧洲僧侣们喜欢在自己的住所养殖鱼类，部分原因是基督教教义要求虔诚的信徒必须增加不吃肉食的宗教节日。
曾几何时，在异教徒眼中，鱼是死亡的象征，但在天主教徒眼中，鱼却最能代表耶稣基督及其所遭受的十字架酷刑。两千年来，星期五一直都是天主教徒禁止吃肉的日子，虔诚的忏悔者在这天只吃谷物、蔬菜和鱼，到了 13 世纪，天主教徒在一年中有将近一半的日子里都不吃肉。信徒们对海鱼，尤其是鲱鱼和鳕鱼的无尽需求催生了相关国际贸易：来自挪威卑尔根（Bergen）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腌制鲱鱼和鳕鱼被卖到了欧洲各国；15 世纪，北海的渔民在冰岛南部海域捕捞鳕鱼；1497 年，约翰·卡伯特
（John Cabot）发现纽芬兰岛（Newfoundland）之后，北美大陆以外和近岸浅滩的鳕鱼渔场开始蓬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直到 18 世纪，人们捕捞鳕鱼的技术依旧处于中世纪水平。
19 世纪的新技术将捕捞变成一项工业化产业。由于产量下降，人们开始用长钓线和更大的流刺网捕鱼，对海床具有破坏性的海底拖网也首次出现。接着，蒸汽机、汽油发动机和柴油发动机相继问世，将拖网渔船带向了更深的水域，并引发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渔业危机。
渔业危机是全球范围内的海洋和气候环境灾害带来的后果之一，而海洋和气候问题真正决定了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我没有班门弄斧的资格，也不想贻笑大方，但我坚信，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类最后一种主要的野生食物。如果将来某一天鱼类不再扮演这种角色，那么人类悠久历史中的一段重要联系将被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