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特伯勒人与鱼骨化石

波罗的海的新环境为多样化的人类社会提供了食物来源，这些社会极其依赖渔业资源和其他海洋资源。几千年来，波罗的海沿岸的渔业社会和觅食社会日益成熟，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考古学家以丹麦北部发现的埃特伯勒遗址（请参照第4 章图 4）为这种出现在公元前 4500年左右的文化取名为“埃特伯勒文化”。与经常迁徙和居住在更宽广地域的前人相比，埃特伯勒人更倾向于几代人住在同样的营地，只在每年的特定时间搬到外面的临时营地捕鱼或采集软体动物。当时的海洋环境比现在含盐量更高、更温暖、更有营养，潮差也比现在大，因此在大海退潮时，人们能进入更广阔的软体动物栖息带，而埃特伯勒人的营地就是在这段时期成型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营地周围布满成千上万的鱼骨头和软体动物贝壳。

通过研究埃特伯勒遗址 14 个定居点的 10 万多块鱼骨头，考古学家了解到沿海的埃特伯勒人以各种鱼类为食，其中大部分都是体型较小的鱼类，例如拟鲤、棘鱼和其他小型鱼类。当然，他们的食物中也有体型较大的鱼，比如体长 25 ～ 35 厘米的鳕鱼和体长很少超过 30 厘米的鲽鱼或比目鱼。几乎所有鱼骨都来自沿海鱼类。有些鱼一生都生活在靠近海岸的鳗草里，比如大头鱼；还有些鱼会在夏天到沿海繁殖，然后再游到浅水区捕猎其他鱼类，比如针嘴鱼。从遗址发掘出来的鱼骨判断，埃特伯勒人的捕捞活动几乎都发生在夏天那几个月里，因为只有在夏季，当地水域才会出现针嘴鱼和鲭鱼，而小鳕鱼才会离海岸不远。埃特伯勒遗址是一个巨大的考古样本，丰富多样的鱼骨化石表明当地渔民的捕捞范围并没有集中在少数鱼类，而是聚焦在夏天出现于附近海域的所有鱼类。

埃特伯勒人是如何捕捞到这么多种鱼的？考古学家对当地地形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埃特伯勒人几乎所有定居点都建造在适合设置大型固定鱼栅的地方，比如河口、小岛和海岬，那里水流湍急，海床相对陡峭。考古人员在好几个地点发现了古代诱捕篓和鱼梁 的残骸。在瑞典南部发现的一个埃特伯勒鱼笼中仍然保留着一条体长 45 厘米的鳕鱼的遗骸。这些鱼笼通常由榛子树做的木桩建成，有些鱼笼很大，而且是永久性的。渔民们还使用骨钩和带倒刺的多齿长矛，这种长矛通常被称作鱼叉（图5），但鱼钩和长矛捕获的鱼不可能像贝冢那样种类繁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鱼笼是近海渔场的主要捕鱼工具。然而，在瑞典南部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遍布礁石的海边，考古学家在格里斯比史前遗址发现了体型较大的鳕鱼骨头，这些鱼十有八九是用鱼钩和渔线钓上来的，因为当地地形不适合设置鱼笼（请参照第4 章图 4）。

捕鳗笼的形状通常像一个瓶子，但其中也有一些是圆锥形或球形的。如今，渔民们把木制罐状捕鳗笼单独或成群地放置在水底，有些人甚至在木筏下面安装柳条编成的捕鳗笼。许多丹麦渔民依旧使用袋状捕鳗网，这种网又叫“长袋网”，渔民用木框或在水底打桩来把网撑开。这种长袋网在eBay网站上有售，使用者可以把它们排成排，首尾相连，拼接成能够捕捉大量鳗鱼的捕网。

埃特伯勒遗址很少位于内陆，几乎全部位于湖泊附近，而且都有诸如梭子鱼和大鲈鱼等鱼类残骸，这些鱼喜欢长着大量植被的松软水底。在日德兰半岛的林克洛斯特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长长的榛木桩，这说明古人曾在那里用鱼梁捕鱼（请参照第4 章图 4）。该遗址还出土了许多大型梭子鱼鱼骨。当梭子鱼在温暖的夏日躺在浅水湖泊的底部时，是很容易被渔民捕获的。爱沙尼亚昆达遗址（请参照第4 章图 4）附近的一个古老湖泊出土了大量梭子鱼鱼骨，其中两条鱼是被带倒钩的尖锐物刺死的。在丹麦群岛的斯韦堡遗址（请参照第4 章图 4），考古人员同样发现了大量的梭子鱼鱼骨，这些鱼的鱼头被砍掉，鱼身被晒干。后世的渔民也用类似的方法处理大西洋鳕鱼。

直到工业革命时期，埃特伯勒人都在发明和改良捕鱼方法。在中世纪，这种捕鱼方式几乎没什么改变。1674 年，J.舍费尔（J. Scheffer）写了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拉普人（Lapp）的“捕鱼方式随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在夏天，他们通常用两艘船拉着拖网捕鱼，或者直接使用类似于三齿鱼叉但带有更多齿状物的长矛叉梭子鱼。梭子鱼在接近水面的地方晒太阳时，用长矛特别容易刺到它们。到了晚上，人们只要在船头烧起干木材，就可以将梭子鱼吸引过去，再用长矛捕捉”。

这种捕鱼方式捕捞的是内陆鱼类，而且极其依赖固定的大型鱼笼和鱼梁这种非常保守、风险也很低的工具，因此它显然不适用于深海捕鱼。近海和湖泊捕鱼活动大部分是在夏季进行的，那么，埃特伯勒人是如何度过其他季节（尤其是冬天）的呢？不难猜测，他们肯定是擅长陆地狩猎的专业猎人，并且在秋天收集了大量榛果。在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精心储藏的鱼干和坚果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

据我们所知，他们还收集了大量软体动物。埃特伯勒和其他遗址的巨型贝冢足以证明软体动物在当地人日常饮食中的重要性。显然，在好几百年甚至数千年时间里，长期或短期居住在那里的居民留下了一堆堆贝冢。当其他资源供不应求时，鸟蛤、贻贝和牡蛎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主食。

大约公元前 4000 年以后，埃特伯勒人口稳步增长，领土也变得更加狭窄。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他们穿越这片土地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使是像波罗的海西部那样富饶的沿海地区，渔场和贝类栖息带能够长期养活的人口数量也是有限的。相邻部落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复杂。根据这些部落积累的大量贝冢判断，许多部落要么在永久定居点度过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要么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习惯性地到相同的地点采集贝类，比如在春季前往丹麦东部的诺斯敏讷地区（请参照第4 章图 4）采集牡蛎。此外，永久定居点还强化了社区之间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

查尔斯·达尔文认为，早期波罗的海沿岸群体有可能是游牧社会。一个半世纪以后，考古界对于狩猎采集者生活方式的看法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差异。美国西北部印第安人部落和其他许多古老群体逐渐演变成非常复杂的社会，这些社会通常拥有强大的酋长和繁复的制度。尽管这种复杂社会无须大幅减少人员流动，但它的特征确实已经改变。埃特伯勒社会也是这样吗？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无论大小或存在时间的长短，群落都依赖随四季而变化的食物来源。在春秋两季，迁徙的水鸟是一种可靠的食物来源。人们会围捕成百上千只水鸟，将它们杀死后风干，留待冬季食用。鲱鱼、鲭鱼、鲑鱼和其他许多物种都有着自己的繁盛周期，有的持续几个星期，有的甚至长达数月。无论在埃特伯勒的哪一片土地上生活，人们都需要把握精确的捕捞时机，并且持续掌握近海鱼类的活动规律，而这些知识都是好几代人通过在岸上和船上的细致观察得来的。

狩猎区域在范围上的巨大差异也对人类的生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格兰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人们只要走 100 公里左右就可以穿越其东西两端。其他地区的两端距离可达 1 000 公里，但通过乘船或步行仍可应付这样的路程。决定一个部落活动范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地貌特征、当地的环境及食物来源，以及居住在该区域的人口数量。当然，人口会因为贸易活动、婚嫁或寻找渔场而四处流动。

人口流动是在所难免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会迁徙，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定期返回。他们对当地的地貌了如指掌，知道植被和云层会随着四季发生哪些细微的变化；他们熟悉潮汐的规律，知道哪个地方的水流湍急，更知道如果在突发的暴风中被困在水里时该前往何处避难；他们也了解当地的鱼类、动物和其他人群。另外，人口流动也非一成不变的常规活动，而是由个人、家庭、家族和整个部落经过深思熟虑后实施的整体战略。他们以身作则，把自己对当地复杂环境的认知传给下一代，或者通过口述、吟诵及围绕所谓的超自然事物举行宗教仪式等方式传习知识。祖先的能力和他们的精神力量是渔民们迁徙的最大动力。

公元前 9000 ～前 6000 年，即使粗略看一眼这个时期的欧洲社会，我们也能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多样性，因为欧洲在那时首次出现了农民。波罗的海地区的埃特伯勒人异常注重捕捞鱼类和软体动物，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北方地区，寒冷的气候往往会抑制农业的发展，而直到公元前 3000 年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的农业才进一步发展。在那之前，鱼类和软体动物才是那个地方最容易获得的食物来源。 B9aDTxRwQS5I+MVMxrnBPm5MXqOn+DaYidSmNP7HtQl4uiA3u6FPYJ8/aVKLMG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