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贝冢

数百年后，北海慢慢变成一个由地势低洼的岛屿组成的群岛，然后变成如今变化无常的浅水海域，灰暗的海水时不时卷起惊涛骇浪。海面下是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只流传于人们的口中。不过，这并不妨碍低地居民继续打鱼。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必定是在桦树皮或兽皮筏子制成的独木舟上度过的。随着海平面的升高，他们只能把家搬到地势较高的地方，或者沿着波罗的海急剧变化的海岸线定居，但他们的专业捕捞技能却世代沿袭了下来。

波罗的海盆地及盆地内的湖泊、沼泽和河流是在复杂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即冰川、隆起的地壳和急剧变化的海平面塑造了盆地的地貌。斯堪的纳维亚冰盖逐渐消退，其南部边缘出现了一个冰川湖，湖水因德国和波兰北部沿海低矮丘陵的阻挡而无法流入大海。冰层的重量减轻时，陆地也开始上升。陆地和海平面的交错上升把海洋变成了湖泊，然后又变成了半咸水湖。大约在公元前 5500 年，海水终于淹没了丹麦和瑞典之间的陆桥，形成了如今波罗的海的前身。气候变暖使海洋哺乳动物和水鸟更加多样化，海鱼和溯河鱼类在不断变化的水温和盐度中茁壮成长，贝壳类物种也是如此（图 4）。

早在公元前 10500 年，人们就开始居住在波罗的海的新环境中。公元前 8000 ～前 2000 年，人类可获取的海洋食物和陆地食物极其丰富，品种多样。人口稠密的聚居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海洋食物也成为人们钟爱的食谱。猎人们对海豹、水鸟、鱼类和软体动物的依赖度极高。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来，他们都在同一地点扎营捕猎，但是他们不一定生活得很好。波罗的海沿岸季节变化明显，一些鱼类和水鸟只在短时间内大量繁殖，尤其是春季和秋季；而在其他季节，沿海地区的人们只能依赖陆地猎物、近岸鱼类和贝类动物为食。贝类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四季常有，而且很容易大量采集，特别是在海水退潮后。在古代社会，尽管贝类动物只是日常饮食的一种补充，但它的来源稳定可靠。贝类动物在波罗的海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营地附近留下了巨大的贝壳堆。在一些地方，人们甚至在贝壳堆上面建房。

Iceland ：冰岛

Barents Sea ：巴伦支海

Lofoten Is. ：罗弗敦群岛

Norwegian Sea ：挪威海

Faeroe Is. ：法罗群岛

Shetland Is. ：设得兰群岛

North Sea ：北海

Skagerrak Strait ：斯卡格拉克海峡

Ertebolle ：埃特伯勒遗址

Ringkloster ：林克洛斯特遗址

Norsminde ：诺斯敏讷遗址

Norje Sonnansund ：诺耶·桑南桑德遗址

Grisby ：格里斯比遗址

Svaerdborg ：斯韦堡遗址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Kunda ：昆达遗址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

Irish Sea ：爱尔兰海

English Channel ：英吉利海峡

Rhine River ：莱茵河

Loire River ：卢瓦尔河

Teviec ：泰维耶克遗址

Hoedic ：奥埃迪克遗址

Komárum ：科马罗姆遗址

Danube River ：多瑙河

Orsova ：奥尔绍瓦遗址

Iron Gates ：铁门峡遗址

Adriatic Sea ：亚得里亚海

Bay of Biscay ：比斯开湾

Iberian Peninsula ：伊比利亚半岛

Sado ：萨铎遗址

Rio Muge ：穆日河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对于首次研究这些贝壳的考古学家来说，大大小小的贝壳堆定义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早期居民。丹麦动物学家、哥本哈根大学动物学教授亚帕图斯·斯滕斯特鲁普（Japetus Steenstrup）是第一个研究丹麦陆地上数百个史前贝壳堆的学者，并给它们起名“贝冢”，后来 19 世纪的考古挖掘者也沿用了他的命名。这位极具天赋的动物学家从古代留下来的贝冢中发现了古人采集贝壳习惯的变化，但在随后的 100 多年里，考古界并不认同他的结论。

斯滕斯特鲁普及其同事通过已经发展完善的种族优越进化论审视历史。但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从非西方社会的全新视角，科学地理解人类的多样性。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热衷于研究以采集贝类为生的类人猿，他引用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小猎犬号航行记》（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中对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印第安人的描述：“主要以贝类为生的当地居民不得不经常改变居住地，但从通常重达数吨的一堆堆古老贝壳中可以看出，他们偶尔也会返回同一个地方捕捞贝类动物。”在那个时代，人们从严格的线性角度看待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无论是火地岛印第安人还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早期觅食者，都没有得到学者的赞美之词。“从岩石上撬一只青贝下来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达尔文写道，“甚至都不用耍任何手段。要知道，耍手段是一种最低级的脑力活动。”在他眼里，火地岛那些吃贝类动物的印第安人的求生技能和动物差不多。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一直在研究日本、南非、美国西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沿岸、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的贝冢，更不用说秘鲁和火地岛了。1769 年，库克船长在新西兰发现了毛利人（Maori）的贝冢。北美洲东部的早期旅行者说他们见过印度人留下来的大型贝壳堆。早期考古学家几乎很少效仿斯滕斯特鲁普或卢伯克的做法。他们挖掘贝冢的手法非常粗鲁，而他们关于贝冢的记载通常也仅限于寥寥几张清单，上面记录了他们在探沟中发现的贝壳种类，有时候还描述了贝壳品种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关于贝壳堆的研究没有体现出古代狩猎方式的任何魅力，而早期学术文献都把采集贝类动物的先民刻板地描绘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原始人。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赞同英国著名史前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在 1952 年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以贝类作为主要食物的饮食方式通常与较低的文化水平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积极从事狩猎和海上捕捞的社区中，贝类动物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说句公道话，克拉克后来还是改变了想法。在他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中，他探讨了贝类动物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饮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遗憾的是，学术界关于现存贝类觅食者的人类学研究非常少，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贝类动物只是人类在饥荒时期采集以供生存的食物。这种看法实在太荒唐，因为以大量贝类为主食的饮食文化根本不是“原始”的标志，它有着巨大的优越性。贝类动物唾手可得，而且数量很多。最重要的是，在一年当中最缺乏食物的那几个月里，贝类动物对猎人和渔民来说是一种可靠的食物来源，他们可以从贝类中摄取丰富的蛋白质。

光是斯滕斯特鲁普发现的贝冢，就可以证明软体动物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日常饮食中的重要性。埃特伯勒遗址和位于丹麦其他遗址的大型贝冢即使没有上千年历史，也经过了数百年的长期和短期累积。当地居民常年采集贝类，尤其在其他食物资源短缺的季节，他们将鸟蛤、贻贝和牡蛎作为主食。举个例子：公元前 4500 ～前 3200 年，丹麦东部日德兰半岛（Jutland）东岸的诺斯敏讷居民住在一个入海口的深水河道附近，那里也有广袤的浅滩。他们以牡蛎为食，在早春时节尤其如此。牡蛎生长在低潮水位以下的浅滩，当地居民在采集牡蛎时必须站在刺骨的冷水中，把牡蛎从海底挖出来。即使海水退潮，牡蛎也在水下较深的地方，因此挖牡蛎可能是一项比较难的工作。换句话说，除非会潜水，否则人们在大多数时候是抓不到牡蛎的。每年 3 月的春分点和 9 月的秋分点是潮位变幅最大的时候，如今波罗的海的潮差已可以忽略不计，但有证据表明，在诺斯敏讷时期，潮位变幅比现在要大得多。 ojNw3ORuWCxqk3KDfPtgZM/Y/lV1VqU8lRfgyDyILi4iRH2TMtVFnV3xP7KRle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