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集外集拾遗·自题小像》
日本留学
甲午海战大败,自称天朝的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军事实力不如日本的事实。
庚子赔款之后,清廷朝野上下把目光投向日本。
大清国的学子们,亦清醒地认识到,学习日本将是寻求国家富强的最佳捷径。相对于留学欧美,留日不仅路途短手续少,更因为低成本见效快,吸引了一批批学子前往。
扎堆赴日留学,成了当时一股热火朝天的风气。
1902年1月27日,周树人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获得了矿务铁路学堂毕业执照。之后,他还幸运地得到了两江总督派赴官费留日的资格。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留学的事,官僚也许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
(《朝花夕拾·琐记》)
多年前,父亲盼着他们兄弟几人,可以出国留学。如今,他以自己的实力,赢得了这次难得的出国留学机会。
于他,是欣喜的。
无论眼前族里人怎么不理解,说什么留日是一条歧路,但于他却是一条新生之路。
出国留学,除了兴奋,还需要做好适应环境的相应准备。
有一个前辈同学在,比我们早一年毕业,曾经游历过日本,应该知道些情形。跑去请教之后,他郑重地说:
“日本的袜是万不能穿的,要多带些中国袜。我看纸票也不好,你们带去的钱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银。”
(《朝花夕拾·琐记》)
就这样,3月24日,周树人带着本能的好奇和兴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弟弟和表妹,踏上了东去日本的“大贞丸”号航船。
吸烟
日本,这个难以言说的神秘岛国,成了周树人的人生第三站。
他,刚刚来到这个神秘岛国的首府东京时,心情还是难以平静的。一个陌生的国度,熟悉适应它成了当务之急。适应异国生活,就是培养独立意识的开始,也是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4月底,他成了东京市牛込区弘文学院的学生,被编入普通江南班,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过渡性学习。
这所弘文学院,是教育家嘉纳治五郎为中国留学生备考专门学校而设立的补习学校。
据说,这位嘉纳治五郎就是日本现代柔道的创始人。周树人很有可能还选修过这所学校的特殊课程——柔道。
幸好,他在矿务铁路学堂已经学过一些基础科学知识,这样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攻读日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养成了伴随一生的不良嗜好——吸烟。
基本上,他将零花钱都花在买烟上了,尽管买的都是最廉价的“樱花”牌香烟。
香烟于他,不仅是烟雾缭绕的快感,更是黑夜里享受孤独的慰藉。也许,吸烟可以提高专注力、刺激想象力。或许,对身处异国他乡的周树人而言,吸的不是烟,而是一种孤独寂寞。
彼时,只有作为精神食粮的书,才能使他感到欣喜;也只有阅读,才能让他内心感到一丝丝惬意。如他写的: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在这里,他依旧对西方的文化思想,保持着异常浓郁的兴趣。
在他的书籍世界里,有古希腊罗马神话、拜伦的诗歌、尼采的传记……
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有悲壮的英雄情怀、独立的人格、进取的超人意志……
挚友许寿裳·剪辫
最令他欣慰的是,在弘文学院,他认识了一个终生挚友——许寿裳。
许寿裳是杭州求是书院来的学生,被编到了江南班隔壁的浙江班。
也算是他国遇到了同乡,更是苦闷之时找到了精神知己。多少次感叹身边没有一个知心朋友的他,与许寿裳的相识正弥补了他心里的这个空缺。
平日里,他俩像亲兄弟一样,一起读感兴趣的书,一起讨论书里的观点;一起逛附近的公园,一起买心爱的糕点吃。
许寿裳的身上,展示着一种绅士风度,而周树人却是一种平民风范。然而,习性与性格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俩共同的志趣追求,他们成了挚友。那时,他特别羡慕许寿裳满头的短发。
辫子,在远离大清王朝时,俨然就成了一个滑稽的存在。
看着一些中国留学生将辫子盘成富士山一样,周树人的心底总是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别扭。而在这里,也聚集了一批没有拖着辫子的中国青年,这让他感到了一种未曾感受过的革命气息。
于是,他第一次做了具有革命性的行动——剪辫子。
剪掉作为奴隶标志的辫子,剪掉作为屈辱烙印的辫子,剪掉作为愚昧象征的辫子,这一剪,亦剪出了他的新生。
剪掉令他烦恼的辫子后,他兴高采烈地给自己拍了一张清新的短发照。
照片洗出来后,他还特意在照片的背面,题上了一首七言绝句《自题小像》,并送给挚友许寿裳,以做纪念。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国民性的改造
真羡慕周树人在异国他乡,能有一个志趣气味如此相投的亲密知己。
彼时,对周树人来说,再也没有人可以像许寿裳那样理解自己的心、明白自己的意了。
不满现状,自然是他们那一代青年最显著的心态。
然而,他们的不满,不是小肚鸡肠的骂爹埋怨,而是心系家国的大丈夫情怀。他们在一起除了探讨文学和哲学等问题之外,还经常探讨一些有关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办杂志、译小说》)
可以说,往后余生,周树人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始终孜孜不懈。他后来毅然决然地选择弃医从文,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三大问题。
其实,对于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梁启超算是学界的“泰斗”。
不可否认,周树人的国民性思想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进一步而言,他认识到日本的崛起正是与日本的国民性相关。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性格里的积极进取,恰恰是当时的中国国民所缺乏之精神。
中国的希望确实在于青年之崛起,然而,反观自己周围的大清朝留学生,却是一种不堪的状态。经常出入留学生会馆的,多是一些屁股扭一扭跳舞的货色。因此,他的国民性探索,回应了丑陋的现实,并深刻地反思了自己与周围的清朝留学生。
从此,国民性的批判,对这个世纪性难题,他用了一生去探索。
国民性的改造,这个全局性工程,则吸引着他用一生来构建。
《浙江潮》·写作
1903年5月,许寿裳接替《浙江潮》主编一职,于是,他开始向周树人诚挚地邀约稿件。
周树人也想借这次机会,尝试着挖掘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
两人,就此一拍即合。
同年6月,周树人第一次发表了自己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叙述了古希腊斯巴达三百勇士抗击波斯侵略军,坚守要隘,最后全部战死的悲壮故事:
激战告终,例行国葬,烈士之毅魄,化无量微尘分子,随军歌激越间,而磅礴戟刺于国民脑筋里。而国民乃大呼曰,“为国民死!为国民死!”
(《集外集·斯巴达之魂》)
这篇文章借斯巴达勇士的故事,讴歌了超越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更激励了国人保卫家国的决心。
10月,为了唤起国人奋发自强、除弊改良的思想,他特意撰写了一篇与世界科学接轨的科普文章《说钼》。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介绍居里夫人发现镭的过程,而是深入发掘居里夫人发现镭过程中关于创新和继承的辩证思想。同月,他更调动自己已有的科学知识,夜以继日地完成了《中国地质略论》一文:
“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游子在外,周树人的心永远在国内。
他始终惦念着自己的祖国,几时才能像日本一样步入正轨,走向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