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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域外小说集·序》
《新生》
1906年7月底，周树人再次回到了东京，暂时忘却婚姻的烦闷，全身心地投入心爱的文学创作中。
1906年5月，周树人与文友顾琅合作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中国矿产志》。
其实，早在回国完婚之前，他就想创办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他心里明白：要搞文艺运动，必须拥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刊物，这样才能聚集一批有志之士，组建一支改造国民性的“写作者联盟”。
1907年夏，周树人得以开展疗治灵魂的文艺运动。
这次，有二弟周作人的加盟，也有了几个好友的倾情赞助，创办杂志的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杂志取名《新生》，不仅寓意新的生命诞生，更寓意民族灵魂获得新的生机。
然而，遗憾啊，正值《新生》杂志临近出版之际，一个个撰稿人却纷纷退出，赞助也落空了。就这样，《新生》还没有见到一丝曙光，就胎死于腹中。
他，是不想把《新生》办成鼓吹革命暴动的政治性阵地。
可是，能有几人理解他的心意呢？
他办杂志的初衷，只是想用文艺刊物净化国人的灵魂，可谁会理睬呢？
文论三篇
《新生》流产了，但并不意味着周树人的文学梦随之流产。
失败不会让他沮丧，反而让他清醒地反思自己的不足。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搜寻、阅读各国文学经典，孜孜不倦地练习各种文学体式的写作。
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此话一点不假。不久，一个逆转的时机便降临到他身边。
1907年12月，《河南》杂志总编刘师培前来跟他约稿。
正好，他可以把原先为《新生》撰写的文章发表在这里，顺便还可以获得每千字两元的稿酬。
同月，他以“令飞”为笔名，在《河南》杂志第一期刊发了《人之历史》。
《人之历史》，是一篇关于生物进化论的介绍性文章。他在此文中进一步介绍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及其一元论的生物重演律学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无疑揭开了他对人性进行深入探讨的序幕。
1908年2月至3月间，他又以“令飞”为笔名，在《河南》杂志第二期、第三期发表了《摩罗诗力说》。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坟·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是介绍西方文艺思潮的一篇专论。此文，不仅是一篇文艺运动的纲领，更是一篇人性解放的宣言。
1908年8月，他换笔名“迅行”，在《河南》杂志第七期发表了《文化偏至论》。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坟·文化偏至论》）
《文化偏至论》，是他论述人的解放的一篇专论，于此明确文艺运动的核心是“立人”思想，“接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综上，这几篇文言论文，可以理解为他改造国民性的总纲，同时也可以作为传播西方思想的先声。
对那时的他而言，《河南》杂志算是一个不错的文艺阵地了。
在这里，他与二弟作人、许寿裳一起构成文艺“三人团”。这个文艺“三人团”，作为战斗在文化第一线的同盟军，算是一次尝试性地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联合。
不得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横扫旧文化，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便是知识分子的大联合。
章太炎先生
在东京，他们不知搬了多少住处。
记忆深刻的住处，是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的“伍舍”，它是文学大师夏目漱石的旧居，也承载了他们一直不弃的文学梦。在夏目漱石故居里，他们零距离地体悟到了偶像的文学情怀。大师的偶像光芒，照耀着他们神圣的文学梦，指引着他们执着地追逐文学梦。
他们都还很年轻，文学绝对是个值得一辈子追逐的梦。
1908年，他们成为章太炎的私淑弟子。周树人，由此也实现了自己至关重要的由“理”转“文”的过程。太炎先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曾说，中国最要紧的有两件事：“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让周树人他们最没想到的是，太炎先生竟欣然答应了每周末在“民报社”为青年们讲章氏国学。
大家，终于可以聆听到大师的讲课了。
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
太炎先生每次讲解古籍，周树人总是静静地聆听，极少发言，用心记录。
有一次，章先生问：文学的定义是什么？
树人说：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能够启发人的思考，文学能够增进人的情感。
章先生说：这样的回答确实胜过前人，但仍有不当……
何其幸，他们。
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给他们讲完了《说文解字》和《尔雅义疏》，顺便还讲了《庄子》等古籍。
不得不说，像太炎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却在感情上丢不开中国的传统思想。
文学梦的幻灭
周树人的文学梦，除了拥有一个《新生》的阵地，还有一个借他人之心声发自己之启蒙思想的《域外小说集》。
1909年3月，他与二弟周作人再次亲密合作，选译了东欧和北欧一些弱小国家的小说，并辑成了《域外小说集》。
他们编译这个集子的初衷是：一、通过小说人物嘶喊的声音，来引起被侮辱、损害的国人的共鸣；二、通过对小说主旨的深入探索，想起到一点治疗国人精神衰颓的妙用。
然而，资金对周氏兄弟而言，一直是个不容忽视的难题。
所幸，得到了同乡好友蒋抑卮的慷慨资助，《域外小说集》没有被搁置幻灭。只是，销量实在难以言说。第一集印了1000册，半年只卖掉了21册；第二集印了500册，最终也只卖了20册。
第一集之所以多卖了一册，是因为许寿裳怕寄售处不按定价而额外需索，所以亲自买了一册。
经过这一验证，他们知道此书的厄运了。
不过，谢天谢地，还算有几十个读者赏脸，买了这套滞销书。然而，还有更为悲惨的，后来寄售处着了火，所有图书一同化成了灰烬。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謠聲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
（《域外小说集·序》）
晦涩难懂的文字，阻挡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者自然不买账。读者不买账，任何启蒙都只是一场自娱自乐。
读者没能理解他俩的本意，这次文艺运动的失败，只能算是一种“不合时宜”。
换言之，不是读者没有眼光，而是他们的思想有点超前。这超前思想，让他们的文艺运动失去了最基本的读者支持。
但是，不要丧气，开拓者的创业，总是伴随着或多或少的坎坷。
不要放弃，文学梦依然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