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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呐喊·自序》
仙台学医
1904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了。
4月，周树人在弘文学院毕业了。
他从弘文学院毕业，意味着人生走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也意味着人生又面临再一次的选择。按照最初的留学规划，毕业后他便要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去念工学系之下的采矿冶金专业，这是当年“东洋公费留学生”最好的待遇。
世事难料，作为弱国的子民，怎么可能免费享受国际一流大学的特殊待遇呢？
日本毕竟是日本，不可能轻易为了一句国际允诺，就随意迁就外国留学生。满足日本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是摆在了首要位置。后来，在日语教师江口老师的一番说解下，他最终下定决心改学西医。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呐喊·自序》）
6月，24岁的周树人，正式免试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对中医治疗的失望，让他开始关注西医；对日本维新的了解，让他深信现代西医。不得不说，每当想起父亲的惨死，他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感。当年自己跑遍药店寻找药引子，实质只是充当了庸医的杀人助手。所以，他发誓要学好西医，一定了结这一笔对父亲的良心债。
凡事“以稀为贵”，他算是来到仙台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所以，他入学仙台医专，还成了仙台《河北新报》等当地报刊宣传报道的一个亮点。
不要以为日本人对待周树人的热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国际友好。殊不知，这些夸张报道，只是当地政府做的形象宣传而已。
日本同学·藤野先生
9月12日，仙台医专举行了开学典礼。
于周树人而言，紧张的学医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然而，渐渐地，孤独感袭击了他。
这样的孤独感，倒不是因为没有一个知心朋友，而是与日本同学之间存在的深深隔膜。
人与人之间有隔膜很正常，更何况还是不同国家的人。只是令人不解的是，日本人的热情与冷漠表现得如此莫名其妙。初到仙台时，他感到了空前的礼遇和热情，每一个细节的关照，几乎达到了极致；然而过后，却转化成一种极端冷漠。
这让他感到特别不适应，仿佛自己成了一个异类，极不自在。因此，他的心中总有一种“被放逐”的漂泊感。
仙台求学期间，就这样不知忍受了多少屈辱、挨了多少轻蔑。
庆幸，有一个叫藤野严九郎的先生对他格外关照。异国他乡，也多亏了藤野先生的关怀，温暖了他冰冷孤寂的心。
据几个留级学生说，藤野先生素日不太重视个人着装，只是对待教学特别认真。但凡真正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难免总有一点个性特色。藤野先生，就是这样的。
他不修边幅，黑黑瘦瘦的，留着八字胡，看起来像一个40岁的中年大叔，其实他比周树人只年长7岁，那时不过30岁而已。
藤野先生对中国的事情，特别感兴趣。他询问过周树人，关于中国女人裹脚的细节问题。另外，他对周树人的学业也很关注，不止一次给树人细评修改解剖学讲义。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后来，他才知藤野先生之所以如此关心自己，是因为藤野先生自小跟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因此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
他自然“爱屋及乌”，对周树人就多了几分亲切，几分关怀。
后来，藤野先生有专门的文章回忆周树人：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支那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支那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已。
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
不过，藤野先生对周树人的格外关怀，激起了一些日本同学的嫉妒心。
嫉妒心起，势必会制造不少恶作剧。
当时的日本举国上下，到处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一些蛮横的日本学生，就难免滋生一些事端，故意找他的碴。比如那次“泄题事件”。
藤野先生教学异常严苛，所以挂科学生多几乎成了仙台医专的一大特色。
那时，周树人的成绩也不理想，他确实很用心地学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成绩总是上不去。事实上，在藤野先生的印象里，他也一直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那一次考试，他的解剖学成绩是59.3分。可是，就这不及格的成绩，还被日本同学无端造谣说藤野先生偏袒他，给他泄了真题。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如此不可理喻的污蔑，他作为弱国的子民，身在异国他乡，有什么好的法子维护个人尊严呢？
这是彼时他想得最多的问题。
弃医从文·医治灵魂
第二个学年，专业科目里新开设了一门细菌学。
教授这门学科的是中川爱咲教授，每次讲完该讲的内容，他都会用幻灯机放映一段时事片子。
那天，与往日一样，他教授完课之后开始放映片子。
此次，放映的是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时事片子。日俄两国，都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然而沦为傀儡的清政府，对此却胆怯地一言不发。
在一个镜头里，周树人看到了久违的中国人，然而镜头下的他们正在麻木地观看自己的同胞被枪毙，他的心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呐喊·自序》）
那一刻，他环顾教室四周，却发现日本学生都在拍掌高呼“万岁”。这画面，如针刺般让他痛心不已。
那一刻，他看到人性中的善几乎趋近于零。
一个疯狂的群体，如此疯狂与麻木，失去了一个人该有的同情与怜悯。
他再一次翻开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这三个字，在他的心底不知思索了多久。
作为中国人，难道只能充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吗？
此时此刻，他不得不质疑自己学医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就是在那时，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
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呐喊·自序》）
就算学医有成，真能救得了中国人的灵魂吗？
痛定思痛，他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3月，周树人正式从仙台医专退学了。因为，他不仅想医治国人的躯体，更想医治国人的魂灵。
无路可走的困境中，他想到若要改变中国人的灵魂，要首推文艺。
如是，他选择了诉诸文艺，用文艺传达他的理念，以此医治国人的灵魂。
至此，他拿起了医治国人灵魂的笔。
正是这支笔，在未来的岁月里，开辟了不一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