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过得很糟糕”

我状态不佳，现在我不敢去见你，因为我害怕可能会情绪失控。

——罗伯特·奥本海默

对奥本海默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有喜有忧。在智识层面，他收获颇丰；在社会经验上，他几无所获，这让他的内心紧张不安。按部就班的本科生生活为他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他又一次成为课堂上的超级明星。现在，失去了这把保护伞，他即将经历一系列近乎灾难的人生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从他到欧洲的那个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26年春。

1925年9月中旬，奥本海默登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船。他提前和弗朗西斯·弗格森约定了见面地点，就在英格兰西南部多塞特郡一个名为“斯沃尼奇”的小镇。弗格森整个夏天都和母亲在欧洲旅行，现在他特别希望身边能有一些哥们儿。在整整10天的时间里，他们沿着海岸的悬崖漫步，互相诉说着各自最新的冒险经历。虽然已经两年没见面，但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联系密切。

“当我在火车站见到他时，”弗格森后来写道，“他看起来更自信了，身材也越发结实挺拔……他与母亲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至于原因，后来我发现他在新墨西哥州时差点儿爱上了一个迷人的姑娘，那姑娘不是犹太人。”尽管如此，对于21岁的奥本海默，弗格森的感觉是：“他对男欢女爱之事仍未开窍。”弗格森并未袖手旁观，“他将自己本应三缄其口的云雨之欢和盘托出”。不过，事后回想起来，弗格森觉得自己有点儿口无遮拦。他写道：“我既残忍又愚蠢，居然和奥本海默事无巨细地讲述这些东西，结果按照琼（一位朋友）的说法，我犯下了一级精神强奸罪。”

那时，弗格森已经作为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在牛津大学待了整整两年。弗格森本来就比奥本海默成熟，如今从容自在、风度优雅的他更是让奥本海默折服。首先，弗格森有一个已交往3年的女友弗朗西丝·基利，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时就认识她。此外，弗格森放弃了生物学专业，转而追求自己最热爱的文学和诗歌，他展现的坚定的自信也深深地触动了奥本海默。弗格森已经跻身精英社交圈，他会去乡间别墅拜访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奥本海默发觉自己羡妒朋友的成熟老练。短暂相聚之后，他们一个去了牛津，一个去了剑桥，在分道扬镳的时候，他们约定圣诞假期再见。

奥本海默到达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时，正值物理学界激动人心的时刻。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尼尔斯·玻尔和维尔纳·海森伯等欧洲物理学家创立了一个被他们称为“量子物理学（或量子力学）”的理论。简而言之，量子物理学研究的是适用于分子和原子这种非常小的尺度上的粒子的运动规律。量子物理学理论很快就取代了经典物理学，被用来研究亚原子尺度的各种现象，比如围绕氢原子核的电子。

如果说欧洲物理学家正处于“激情岁月”，那么奥本海默和许多资深的美国物理学家仍对此浑然不觉。奥本海默回忆说：“我仍然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直到去了欧洲，我才开始学习量子力学。我到了欧洲才知道电子自旋。我相信，1925年春，美国还没人知道这些，反正至少我对此一无所知。”

奥本海默住进了一间环境压抑的公寓，他后来称其为“悲惨洞穴”。他一日三餐都在学院，白天待在汤姆逊那间地下实验室的角落里，主要工作是制备用于研究电子的铍箔。制作过程可谓费心劳力，先要将汽化的铍附着到火棉胶上，再费劲地除去这些火棉胶。在这项需要精心细致的工作面前，奥本海默显得笨手笨脚，不久他就开始逃避实验室的工作。他把时间花在了参加研讨会和阅读物理学期刊上。尽管他在实验室的工作属于“装装样子”，但这里为他提供了一个与卢瑟福、查德威克和塞西尔·弗兰克·鲍威尔等物理学家相遇的机会。几十年后，奥本海默回忆道：“我遇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布莱克特。”帕特里克·布莱克特不久就成了奥本海默的导师之一，他于194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布莱克特是一位身材高大、风度优雅的英国人，他毫不隐藏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点。3年前，他刚刚在剑桥大学取得物理学学位。

1925年11月，奥本海默在给弗格森的信中写道：“这里真是一片沃土，有很多诱人的宝藏。虽然我还没法尽情享用它们，但我有机会见到许多人，其中不乏优秀者。这里当然有一些很棒的物理学家——我指的是那些年纪轻轻的学者……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集会，包括三一学院的高等数学研讨会、一次秘密的和平主义者集会、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社团的聚会，还有几个相当乏味的科学俱乐部的活动。不过，我发现在这里如果一个人不搞科研就是一无是处……”但随后他不再故作镇定，坦白道：“我过得相当糟糕。实验室的工作非常无聊，我在这方面也毫无优势可言，以至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学到……那些讲座也令人生厌。”

奥本海默的情绪状态每况愈下，这让他在实验室里的日子更加难挨。有一天，奥本海默发觉自己盯着一块空白的黑板，手里拿着一支粉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重点是，重点是……重点是。”他在哈佛的朋友杰弗里斯·怀曼当时也在剑桥大学，他察觉到奥本海默心情很糟。一天，怀曼走进奥本海默的房间时发现他躺在地板上，一边呻吟，一边滚来滚去。在另一次讲述中，怀曼说奥本海默告诉他：“他在剑桥感到很痛苦，也很不开心，他有时会趴在地板上，滚来滚去，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还有一次，卢瑟福目睹奥本海默瘫倒在实验室的地板上。

还有一件事让奥本海默深受打击，那就是他的一些好友已经准备早早迈入家庭生活。他的哈佛室友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也在剑桥，他遇到了一个很快就要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奥本海默可以预见到，他与伯恩海姆的关系正在逐渐疏远。“我和伯恩海姆之间出了问题，”奥本海默对弗格森解释说，“两周前我们见过面，那一晚感觉太糟糕了，就在月光酒吧。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他，我想到他就感到脸红。还有他那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忏悔。”

奥本海默对他的朋友们要求甚高，有时甚至需索无度。伯恩海姆回忆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解脱……他激烈的情绪和强烈的需求总让我有点儿不舒服。”在奥本海默身边令伯恩海姆筋疲力尽。奥本海默固执地想要恢复这段友谊，最后伯恩海姆告诉他自己要结婚了，“我们不能再回到在哈佛时的那种友情了”。与其说奥本海默对此感到恼怒，不如说他茫然而不知所措，一位如此知心的朋友竟然决定脱离他的轨道。同样，简·迪迪斯海姆早婚的消息也让奥本海默颇为惊讶，她是他在伦理文化学校时的同学。奥本海默一直喜欢她，可是一个与自己同龄的女生竟然已经成婚（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还有了孩子，这让他大吃一惊。

到秋季学期结束时，弗格森认为奥本海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的父母也隐约觉得自己的儿子陷入了危机。弗格森说，奥本海默的抑郁症“因为他与母亲的冲突而越发严重”。埃拉和朱利叶斯现在执意要横渡大西洋去看望遇到麻烦的儿子。弗格森在日记中写道：“他需要她，又觉得应该阻止她来……因此，当他登上火车去南安普敦见她时，激烈的内心冲突终于爆发了。”

那年冬天以后，弗格森确实目睹过发生在奥本海默身上的一些离奇事件。但是很明显，对于火车上发生的事情，弗格森记录的许多细节只可能来自奥本海默。实际上，很有可能或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本海默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他那丰富的想象力扭曲了事实。在弗格森所著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欧洲游记》中，只标注了“2月26日”这个日期，根据上下文可以推测这部分内容就是在1926年2月写的。不过，直到奥本海默去世多年后，弗格森才公开了他朋友的这些秘密。

据弗格森的记述，火车上发生的事情表明奥本海默的情绪已经失控。“坐在三等车厢的他发现同车厢的一男一女在做爱（他们可能只是在接吻，也许还互相爱抚），尽管他努力埋头读热力学，但是无法集中精力。那个男人离开后，奥本海默吻了那个女人。她似乎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但他立刻懊悔不已，双膝跪地，两脚叉开，流着泪，请求她原谅。”然后，奥本海默匆忙收拾行李，逃离了这节车厢。“他越回想越痛苦，以至于在出站下楼梯时，看到那个女人走在前面，他突发奇想，把手提箱扔到了她的头上。幸运的是，他没砸中。”如果弗格森准确地复述了他听到的故事，那么奥本海默显然陷入了幻想。他确实想吻那个女人，但是他真的吻了她吗？还是无中生有？在车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奥本海默所说的出站时发生的事情肯定是子虚乌有，尽管如此，他依然要告诉弗格森确有此事。那时他深陷困境，越发失控，这个离奇的故事反映出他内心的痛苦。

带着烦躁不安的情绪，奥本海默赶到港口，按计划他将在那里迎接自己的父母。他最先看到的踏上跳板的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伊内兹·波拉克。伊内兹就读瓦萨学院期间，奥本海默曾与她通过信，他们假期在纽约时也偶尔会见面。在几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弗格森表示，他认为埃拉“故意带了一位奥本海默在纽约认识的女生到英国，她试图撮合他们，但没有成功”。

弗格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看到伊内兹站在跳板上，奥本海默的第一反应是想转身就跑。弗格森写道：“现在很难说究竟谁更恐慌，是伊内兹，还是奥本海默。”就伊内兹而言，她显然把奥本海默视为逃离纽约生活的出路，她在那里时已经对自己的母亲忍无可忍。埃拉之所以同意带她去英国，因为她认为伊内兹可能会转移奥本海默的注意力，让他从抑郁中解脱出来。但同时，根据弗格森的说法，埃拉认为伊内兹“完全配不上”她儿子，她一看到奥本海默真的对这个女孩产生了兴趣，就赶紧把他拉走了，她说“伊内兹旅途劳顿需要休息”。

不过，伊内兹还是陪同奥本海默一家来到了剑桥。奥本海默忙于他的物理学学业，但是下午，他开始带着伊内兹在城里漫步。根据弗格森的说法，奥本海默只是做做样子向她求爱。“他完美地维持着一段徒有其表的感情。她也很配合。”至少，这对情侣非正式地确立了关系，但是好景不长。一天晚上，他们走进伊内兹的房间，一起爬上了床。“他们躺在那里，直打冷战，什么都不敢做。伊内兹开始抽泣。然后，奥比也开始抽泣。”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他们听到奥本海默夫人的声音，她说：“伊内兹，给我开门，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知道罗伯特在里面。”最后埃拉怒气冲冲地跺着脚离开了，可怜兮兮的奥本海默走出了门，他彻底被羞辱了。

伊内兹当即动身去了意大利，她还带着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是奥本海默送给她的礼物。当然，这段关系的破裂只会加重奥本海默的抑郁。就在圣诞节假期前，他给赫伯特·史密斯写了一封非常感伤的信。他为自己之前的杳无音信道歉，并解释道：“我真的一直在忙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寻找我的事业方向……我之所以没有写信，是因为我没有信心和把握写出一封内容精彩的信。”提到弗格森时，他写道：“他变了很多。比如，他现在过得很开心……他认识牛津大学的每一个人，他与奥托琳·莫雷尔夫人一起喝茶，她简直就是文明社会的高级女祭司，她是T.S.艾略特和罗素的资助人……”

奥本海默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这让他的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心。他看上去对自己出奇地没信心，而且始终闷闷不乐。他的烦心事之一是他和自己的指导老师帕特里克·布莱克特不合。奥本海默喜欢布莱克特，并急切地寻求他的认可，但是作为一位惯于动手的实验物理学家，布莱克特不断要求奥本海默做更多他不擅长的实验室工作。布莱克特也许没有多想，但是这让本来就躁动不安的奥本海默感到无比焦虑。

1925年秋末，奥本海默干了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他简直像是在故意证明自己已经被痛苦压垮。当时，自卑和强烈的嫉妒吞噬了奥本海默，他用实验室的化学药品在一个苹果里“下了毒”，并把它放在了布莱克特的桌子上。杰弗里斯·怀曼后来说：“不管这个苹果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怎样，这都是一种充满嫉妒的行为。”所幸布莱克特没有吃那个苹果，但是学校的行政部门还是得知了此事。两个月后，奥本海默向弗格森坦白了这件事，弗格森说：“他差点儿毒死了那位实验室主管。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他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用了氰化物之类的东西。幸运的是这件事被他的导师发现了。当然，这在剑桥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如果所谓的“下毒”真能置人于死地，那么奥本海默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谋杀未遂。但根据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来判断，这似乎不太可能是事实。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奥本海默在苹果里放了一些只会让布莱克特身体不适的东西。但这仍是一起性质恶劣的事件——足以让他被学校开除。

奥本海默的父母当时仍在剑桥，剑桥大学相关部门马上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在朱利叶斯·奥本海默的拼命游说下，剑桥大学没有提出刑事指控。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奥本海默将被留校察看，同时他需要定期与伦敦哈利街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会面。正如奥本海默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导师赫伯特·史密斯所说：“他必须定期接受精神科医生的治疗，因为这是他在剑桥暂时留校的条件。”

奥本海默需要定期前往伦敦接受治疗，这些治疗经历给他留下的印象不佳。一位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师得出的诊断是“早发性痴呆”，这是一个现在已经过时的疾病命名，它指的是那些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症状。他的结论是奥本海默已经无可救药，“再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将弊大于利”。

有一天，弗格森去见奥本海默的时候，他刚看完精神科医生。“当时他看起来疯疯癫癫的……我看见他站在角落里等我，帽子歪戴在头上，看起来非常奇怪……他呆立在那儿，看起来像是要准备逃跑或者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这两位老友一起散步时走得飞快，奥本海默的步态很奇怪，双脚是严重的外八字。“我问他治疗进行得如何。他说那人太笨了，根本跟不上他的思路，而且他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倒可能是事实。”当时，弗格森还不知道“毒苹果”事件，所以他不清楚是什么促使奥本海默去看精神科。虽然他看得出奥本海默非常痛苦，但他相信自己的朋友“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也能弄清楚自己的问题所在并妥善处理”。

然而，危机并没有过去。圣诞节假期，奥本海默沿着康卡勒小镇附近的布列塔尼海岸散步，父母带他来这里度假。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多年后，奥本海默说他当时清楚地意识到：“我处在自杀的边缘。这种状态已经很久了。”

1926年新年刚过，弗格森又和奥本海默见面了，那时奥本海默的父母带他到了巴黎，他们将在那里度过6周的寒假里余下的时间。一次，他们一起在巴黎街头漫步的时候，奥本海默终于向他的朋友袒露心声，他交代了自己为什么要去伦敦看精神科医生。那时奥本海默认为剑桥校方甚至可能不会再接收他。“当时我的反应很错愕，”弗格森回忆说，“但是随后，听他谈起这些的时候，我觉得他差不多已经熬过去了，只是他和他父亲之间还有些问题。”奥本海默承认他的父母很担心他，他们一直在尽力帮他，但是“他们徒劳无功”。

奥本海默睡得很少，弗格森说，他“开始变得非常古怪”。一天早上，他把母亲锁在酒店的房间里，然后就离开了。埃拉大发雷霆。这次事件之后，埃拉坚持让他去看法国的精神分析师。几次治疗之后，这位医生宣布奥本海默是性挫折引起的“道德危机”。他开的处方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疗程的刺激性欲的药物”。多年后，弗格森提起当年时说：“他对男欢女爱之事仍无所适从。”

很快，奥本海默的情绪危机又一次急转直下。当时弗格森和奥本海默一起坐在巴黎酒店的房间里，弗格森感觉到他的朋友又处于“他那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中”。也许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弗格森给他看了自己女友弗朗西丝·基利写的诗，然后宣布他已经向基利求婚了，对方也接受了他的求婚。听到这个消息，奥本海默惊愕不已，他突然崩溃了。“就在我弯腰拾起一本书的时候，”弗格森回忆道，“他从背后跳到我身上，拿着捆箱子的皮带勒住我的脖子。有一阵儿我吓坏了。我们肯定闹出了点儿动静。然后我想法把他甩开了，他摔倒在地，哭了起来。”

奥本海默可能只是因为嫉妒朋友的恋情而生气。他已经因为女人失去了一个朋友——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在那种情况下，因同样的原因再失去一个朋友实在令人无法接受。弗格森自己也注意到“奥本海默经常对弗朗西丝·基利怒目而视，那样子实在有些夸张。他要是扮演恐怖情人简直易如反掌，对此我可是深有体会”。

尽管差点儿被勒死，弗格森还是选择继续支持他的朋友。事实上，他甚至可能还感到一点儿内疚。深知奥本海默弱点的赫伯特·史密斯在一封信中预先警告过弗格森：“顺便说一句，我想你在奥本海默面前表现自己的时候应该把握好分寸，不要太过张扬。你比他早到两年，还有你的社交能力，这些都可能会让他感到灰心丧气。我还记得那个叫什么乔治的人把你比下去的时候，你也气得想要扑上去来着。（信中这两句特意用斜体字强调。）奥本海默倒不至于这样，但是我担心他会没信心活下去了。”史密斯的信让人产生了一个怀疑，有志于写作的弗格森是否可能将自己的经历与“乔治”和奥本海默的行为混合在了一起。但奥本海默后来的道歉说明弗格森所说的是事实。

弗格森知道他的朋友有点儿“神经质”，但他相信奥本海默慢慢会好起来。“他明白我认为这只是一时的情绪失控……他好转得很快，所以我也没那么担心了……我很喜欢他这个人。”他们二人终生都保持着友谊。尽管如此，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弗格森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多加小心。他搬出了之前的酒店，当奥本海默坚持要他那年春天去剑桥看他时，他犹豫了。奥本海默无疑和弗格森一样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困惑。这件事发生几周后，他写信给弗格森说：“你不用写信，你要把去牛津当作朝圣，穿苦衣，持斋戒，冒风雪，常祈祷。我会一直怀着悔恨和感激，以及我对你所犯错误的羞愧，直到我能为你做些有益的事。我不理解你何以如此忍耐仁慈，但你一定要知道，我将铭记不忘。 经历了这些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奥本海默已经成为自己的精神分析师，他试着有意识地面对自己内心的脆弱。在1926年1月23日写给弗格森的信中，他认为自己内心的痛苦与“自命不凡有关……现在正是这个，再加上我连两根铜线都焊不到一起的现实，简直要彻底把我逼疯了”。他接着承认：“我状态不佳，现在我不敢去见你，因为我害怕可能会情绪失控。”

最终弗格森放下了自己的疑虑，他同意那年初春去剑桥。“他安排我住在他隔壁的房间，我还记得那时为了防止他半夜闯进来，我用一把椅子抵住了门。但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时奥本海默的情况似乎正在好转。当弗格森偶尔问及奥本海默的情况时，“他让弗格森别再为他担心，他已经没事儿了”。实际上，奥本海默正在看另一位剑桥的精神分析师，这是4个月内他见的第三位精神分析师了。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经读了很多精神分析类图书，他的朋友约翰·埃兹尔说，他“对此非常严肃”。跟那几位伦敦和巴黎的精神分析师相比，他认为新任的精神分析师M医生“更加聪明睿智”。

1926年的整个春天，奥本海默都在与这位精神分析师见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关系也破裂了。6月的一天，奥本海默到访约翰·埃兹尔的住所，他告诉埃兹尔：“M医生认为继续进行精神分析已经没有意义。”

后来，赫伯特·史密斯在纽约遇到了一位精神科医生朋友，他也知道此事，他称奥本海默“对那位剑桥的精神分析师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问题在于，你得找一个比被分析的人更厉害的精神科医生。可是，那里没有这样的人”。

1926年3月中旬，奥本海默离开剑桥短暂休假。他的三位朋友杰弗里斯·怀曼、弗雷德里克·伯恩海姆和约翰·埃兹尔说服他一起去科西嘉岛。他们用了10天骑自行车环岛，他们有时睡在小镇的旅馆里，有时在野外露营。岛上陡峭的山脉和树木稀疏的台地很可能会让奥本海默想起新墨西哥州的粗犷之美。伯恩海姆回忆说：“那里的景色非常壮丽，但是我们与当地人的沟通简直是场灾难，倒是当地的跳蚤们每晚都能被我们喂饱。”偶尔袭来的阴郁情绪让奥本海默无法招架，他时不时会提到自己心情抑郁。最近几个月，他阅读了大量法国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当他们徒步穿越群山时，他很喜欢和埃兹尔争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孰优孰劣。一天晚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把这几个年轻人淋得浑身湿透，他们躲进了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当他们把湿衣服挂在火边，蜷缩在毯子里时，埃兹尔还在坚称：“托尔斯泰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奥本海默说：“不，不，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胜一筹，他触及了人类的灵魂和痛苦。”

后来话题转到他们各自的未来上，奥本海默说：“我最钦佩的是那种几乎无所不能却依然面露悲情的人。”如果说此时奥本海默正因思考如何生活而心事重重，他的同伴们却深深地感觉到在岛上远足时奥本海默渐渐卸下了自己内心的重负。显然，他很喜欢这里激动人心的风景，以及法国的美食和美酒，他在给弟弟弗兰克的信中写道：“这里太棒了，从葡萄酒到冰川，从龙虾到双桅帆船，应有尽有。”

怀曼认为，在科西嘉岛，奥本海默“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内心危机”。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一天，”怀曼在几十年后回忆道，“我们都快要离开科西嘉岛了，当时我们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我们三个人——埃兹尔、奥本海默和我——一起吃晚饭。”侍者走近奥本海默，告诉他下一班去法国本土的船何时出发。埃兹尔和怀曼很惊讶，他们问奥本海默为什么要提前赶回去。“我不想说，”奥本海默回答，“但是我必须走。”那天晚上，又多喝了几杯之后，他才松了口说：“好吧，或许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为什么非得回去。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在布莱克特的桌子上放了一个毒苹果，我得回去看看怎么样了。”埃兹尔和怀曼都惊呆了。“我不知道，”怀曼回忆说，“那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奥本海默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他提到了自己被诊断患有早发性痴呆。“毒苹果”事件实际上发生在前一年秋天，可是怀曼和埃兹尔对此并不知情，他们还以为那年春天去科西嘉岛之前，奥本海默出于“嫉妒”对布莱克特做了些什么。显然，肯定发生了什么，但是就像埃兹尔后来说的那样：“奥比说起这件事时带有一种真实感，而怀曼和我都觉得这一定是他的某种幻觉。”

几十年来，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让“毒苹果”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然而，在1979年接受马丁·舍温的采访时，弗格森明确表示，此事发生在1925年深秋，而不是1926年春，他说：“这一切都发生在奥比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就在伦敦见到了他，那时他正要去看精神科医生。”当舍温问他是否真的相信“毒苹果”一事时，弗格森回答说：“是的，我相信，我完全相信。后来奥比的父亲不得不为他谋杀未遂的罪名费尽心思地游说剑桥校方。”1976年，艾丽斯·金博尔·史密斯采访他时，弗格森提到了“奥本海默试图毒害身边人的事……他在巴黎的时候或者是不久之后，他就告诉了我。我一直以为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也无从判断，毕竟他当时做了很多疯狂的事”。在史密斯看来，弗格森无疑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正如她在采访后写下的那样：“他不会假装记得他忘记的事情。”

奥本海默漫长的青春期终于到了尾声。在科西嘉短暂逗留期间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他顿悟了人生。不管发生了什么，奥本海默都一直对此讳莫如深，并让它成了一个精心编织的谜团。也许那是一段短暂的爱情，但可能性不大。多年后，在回答作家纽尔·法尔·戴维斯的提问时，奥本海默说：“对于接下来在科西嘉岛发生的一切，那位精神科医生算是一个前奏。你问我是会对你和盘托出，还是得你自己去掘地三尺。可是没几个人知道内情，再说他们也会守口如瓶。你掘地三尺也没有用。你只需要了解一件事，那不只是一段风流韵事，或者说那根本不是什么风流韵事，那是爱。”这次遭遇对奥本海默来说具有某种神秘的、超凡的意义：“从此以后，我认为唯一的分离就是地理上的距离，但对我来说，这又不是真正的分离。”他告诉戴维斯，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其中许多持久的影响，现在对我越发重要，我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就越是如此”。

那么在科西嘉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发生。奥本海默故意用一个谜来回答戴维斯关于科西嘉岛的问题，因为这肯定会让他的传记作者希望落空。他含糊其词地称之为“爱”，而不是一件“单纯”的韵事。显然，做出这种区分对他很重要。但是在岛上时他一直与朋友为伴，根本没什么机会发生艳遇。不过他确实在此期间读了一本书，这似乎让他有了对人生的顿悟。

这本书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充满神秘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内容与奥本海默那不安的灵魂产生了共鸣。他后来对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朋友哈康·希瓦利埃说，在科西嘉岛徒步旅行时，晚上打着手电筒读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体验之一。这让他从抑郁中走了出来。普鲁斯特的作品是一部经典的自省小说，它给奥本海默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印象。在首次读到普鲁斯特作品的10多年后，奥本海默仍能背出第一卷中一段讨论残忍的内容，这让希瓦利埃大为震惊：

如果她能从别人身上，也从自己身上，看到那种对自身所造成的苦难的无动于衷，这种无动于衷，无论如何改头换面，都是一种可怕的、永恒的残忍。若能如此，她也许就不会认为邪恶是如此罕见、如此不同寻常、如此遥远，以至于可以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

毫无疑问，当时身在科西嘉岛的年轻的奥本海默用心记住了这些话，因为他也看到了自己的那种无动于衷——他对自己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漠不关心。这是痛苦的洞察。虽然我们只能猜测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但是，也许看到自己那些阴暗和充满罪疚感的念头见诸纸面，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奥本海默的心理负担。他知道了不是只有他一人如此，知道了这就是人类的现实处境，这一定很令人欣慰。他没有必要再鄙视自己，他可以去爱。可能还有一点会让奥本海默感到安心，他可以告慰自己，是一本书帮他从抑郁的黑洞中挣脱出来，而不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尤其令人感到宽慰。

奥本海默带着一种更轻松、更宽容的生活态度回到了剑桥。他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善良和宽容了。我现在可以理解别人了……”1926年6月，他已经决定不再去见剑桥的那位精神病学家。那年春天，他离开了自己在剑桥一直居住的那个“悲惨洞穴”，搬到了一个“不那么悲惨”的住处，这也让他感到精神振奋。这个新住处位于康河沿岸的一座古香古色的村庄里，这座村庄在剑桥以南1英里处，正好处于剑桥与格兰奇斯特中间。

他仍然鄙视实验室的工作，而且显然他也不是一位称职的实验物理学家，现在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要转而投身抽象的理论物理学。即使在他漫长的冬季抑郁中，他仍尽可能地多读些书，他意识到整个理论物理学领域正在酝酿着什么大事。有一天，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一个研讨会上，奥本海默看到中子的发现者詹姆斯·查德威克打开了一本《物理评论》，他翻到了罗伯特·安德鲁·密立根发表的一篇新论文，然后打趣道：“又是一阵咯咯叫，什么时候才真下蛋呢？”

1926年年初，在读了年轻的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的一篇论文后，奥本海默意识到，一种研究电子行为的全新思路正在涌现。大约在同一时间，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发表了一个关于原子结构的激进的新理论。薛定谔提出，对于电子的行为，更准确的描述是它们原子核周围涌动的波。和海森伯一样，他精心描绘了这种不确定的原子结构的数学模型，并称之为“量子力学”。在阅读了这两篇论文后，奥本海默怀疑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和海森伯的矩阵力学之间有某种联系。事实上，它们是同一个理论的两个版本。这次真的是一枚鸡蛋，而不是又一阵鸡叫。

量子力学现在成了卡皮查俱乐部的热门话题。卡皮查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物理学讨论小组，以其创始人、年轻的苏联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的名字命名。“虽然只是略知一二，”奥本海默回忆道，“但我已经非常感兴趣了。”那年春天，他还遇到了另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保罗·狄拉克，狄拉克将于当年5月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时的狄拉克已经在量子力学领域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奥本海默轻描淡写地说，狄拉克的工作“不容易理解，他也不关心能否被理解。我认为他很了不起”。但他对狄拉克的第一印象可能不怎么样，奥本海默曾告诉杰弗里斯·怀曼，“我认为狄拉克成不了什么大器”。狄拉克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年轻人，他出了名地一门心思搞科研。几年后的一天，当奥本海默赠书给狄拉克时，狄拉克礼貌地拒绝了，他说：“读书会干扰思考。”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奥本海默遇到了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他曾在哈佛大学听过玻尔的讲座。在奥本海默眼中，玻尔简直就是完美的偶像。玻尔比奥本海默大19岁，他和奥本海默一样出生在一个上流社会家庭，被书籍、音乐和知识环绕。玻尔的父亲是一位生理学教授，母亲来自一个犹太银行世家。玻尔于191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两年后，他在量子力学的早期发展中实现了关键性的理论突破，他提出了电子在原子核周围不同轨道上运动时角动量变化的“量子跃迁”假设。1922年，他因这个原子结构的理论模型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尔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温和、幽默风趣，而且他广受爱戴。他说话时总是态度谦逊，轻声细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20年春给玻尔的信中写道：“在生活中，很少有人能像你一样，你一出现就让我如此快乐。”玻尔的风度让爱因斯坦着迷，因为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就像一个仍在摸索的人，而不是一个自认为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奥本海默开始称玻尔为“上帝”。

“那时我已经把什么铍和箔片抛在脑后，决心努力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那时我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段时期非同寻常，伟大的事情正蓄势待发。”那年春天，奥本海默的精神状况正在好转，他得以保持稳定的工作状态，他当时正在撰写的这篇论文后来成为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是一项关于“碰撞”或者叫“连续光谱”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让他颇费脑筋。有一天，奥本海默走进欧内斯特·卢瑟福的办公室，他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的玻尔。坐在书桌后面的卢瑟福起身把他的学生介绍给玻尔，这位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随即礼貌地问道：“进展如何？”奥本海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遇到困难了。”玻尔问：“是数学上的难题，还是物理学的？”当奥本海默回答“我不知道”的时候，玻尔说了一句：“那可太糟糕了。”

玻尔对那次与奥本海默的相遇记忆犹新，当时奥本海默看起来出奇地年轻。在他离开房间后，卢瑟福转头对玻尔说，他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

多年后，奥本海默又回想起玻尔当年的提问——“是数学上的难题，还是物理学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我认为它对我很有帮助，我看到自己过多地流于问题表面，而没能后退一步，看清楚它们与物理学到底有什么关系。”后来他意识到，一些物理学家几乎只依靠数学语言来描述自然界的现实，对他们来说，任何口头描述“都会有损于清晰准确，它们只能作为教学方法。我认为狄拉克就是这样，他的发现最初都不是用语言叙述，而是用代数表达”。相比之下，他意识到对于像玻尔这样的物理学家，他们“看待数学的方式就像狄拉克看待文字一样，那只是一种让别人能够理解自己的方式……所以，科学家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在剑桥大学，我只是在单纯地学习，但所学有限”。从个人气质和天赋来说，奥本海默和玻尔一样属于惯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物理学家。

那年春末，剑桥大学组织来自美国的物理系学生对莱顿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访。奥本海默也一同前往，并见到了一些德国物理学家。“那真是太棒了，”他回忆道，“那时我才意识到，英国的那些风俗让我冬季的心情更加糟糕。”回到剑桥后，他遇到了另一位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他是哥廷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玻恩对奥本海默很感兴趣，部分原因是这位22岁的美国年轻人正在努力解决的理论问题正是海森伯和薛定谔在最近的论文中提出的问题。“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奥本海默非常有天赋。”玻恩说。那年春末，奥本海默接受了玻恩的邀请，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

对奥本海默来说，在剑桥的那一年可谓多灾多难。他险些因为“毒苹果”事件被开除。他人生中第一次无法在智力上获得优越感。与此同时，他最好的朋友目睹了他反复的情绪崩溃。但是他已经走过那个抑郁的冬天，并准备好探索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当我到剑桥的时候，”奥本海默说，“我面对的是一个无人知晓答案的问题，而我也不愿意面对它。当我离开剑桥的时候，我仍然不知如何更好地面对它，但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任务，这就是那一年间发生的变化。”

奥本海默后来回忆道：“我在各个方面对自己抱有很大的疑虑，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会选择理论物理……我觉得自己完全摆脱了实验室工作的负担。我那时并不称职，不仅没帮上别人的忙，也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乐趣，而现在有些事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一试身手。” VPo1Gr8Oy9c+qEPo3viCY7hspLtwImv4IFq+npv53MPRTvZ3BTOe8IBHfDSRAH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