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3年圣诞节前4天，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生活突然陷入失控的旋涡，他的事业、他的名誉甚至他的自我价值感都岌岌可危。他坐在疾驰的车里，一边盯着窗外，一边感叹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真令人难以置信！”汽车正奔向华盛顿特区的乔治敦，那里是他律师的寓所。几个小时后，奥本海默将不得不做出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是辞去政府顾问的职务，还是反击那些对他的指控。就在当天下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毫无预兆地交给他一封指控信。信中声明，重新审查奥本海默的个人背景和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后，他被认定为危及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信中还列出了34项指控，其中有些不可理喻，比如“据报告，1940年‘中国人民之友社’的资助者名单上出现过你的名字”，有些涉及政治，比如“从1949年秋开始，你一直强烈反对研发氢弹”。

说来也奇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就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似乎自己将大祸临头。就在几年前，他读到了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那还是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奥本海默是美国社会的偶像级人物，是同辈中最受尊敬和推崇的科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他甚至登上了《时代》杂志和《生活》杂志的封面。那时的奥本海默被这篇讲述执迷不悟与自负之苦的小说惊呆了，故事中的主人公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纠缠着，“他注定迟早会遇到某种罕见的、奇怪的，可能是令人惊骇的事情”。奥本海默知道无论将要发生什么，它都会将自己“吞没”。

二战后，美国反共浪潮日益汹涌，奥本海默越发感觉到一头“丛林猛兽”正在悄悄逼近。他被迫害共产主义人士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质询，他的寓所和办公室的电话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听，媒体在散布对他过去政治活动和政策建议的诽谤之词，这一切都让他感觉自己正在被围猎。20世纪30年代，他在伯克利参加过左翼活动，战后他又反对空军的大规模战略核武器计划，因为他认为这些计划无异于种族灭绝，上述行为激怒了众多华盛顿内部人士，他们位高权重，其中包括埃德加·胡佛和刘易斯·斯特劳斯。

那天晚上，在乔治敦赫伯特和安妮·马克斯的家里，奥本海默反复琢磨着自己该如何抉择。赫伯特是他的律师，也是他的密友。赫伯特的妻子安妮·马克斯曾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时的秘书。那天晚上，安妮发现奥本海默似乎处于一种“几近绝望的状态”。经过长时间讨论，奥本海默最终决定，无论背后有多少黑幕，面对这些指控，他都不会坐以待毙，这个决定部分是出于他坚定的信念，部分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于是，在赫伯特的指导下，他起草了一封致“尊敬的斯特劳斯”的信，奥本海默在信中指出斯特劳斯是在鼓动他辞职。“你向我提议了一个看似更可取的选择，那就是我主动提出中止与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合同，这样就可以避免面对那些指控……”奥本海默说他已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选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继续写道，“这种做法意味着我接受并认可了这一结论，也就是我不适合为政府效力，可到如今我已经干了快12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我真的这么不称职，我不可能为国家效力那么久，我也不会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更不可能一次次地代表我们的科学界和我们的国家发言。”

当晚讨论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几杯酒下肚后，他到楼上客房休息。几分钟后，安妮、赫伯特和陪奥本海默来华盛顿的妻子姬蒂听到了“可怕的撞击声”。他们冲到楼上，发现卧室空无一人，浴室门紧闭。安妮说：“浴室门根本打不开，奥本海默在里面也没任何反应。”

那时奥本海默已经瘫倒在浴室的地板上，他失去知觉的身体挡住了门。他们尝试用力推门，把他瘫软的身体费力地推到一旁。据安妮回忆，奥本海默醒过来时，“他肯定在嘟囔着什么”。他说自己吃了一片姬蒂的安眠药。医生在电话中叮嘱他们：“可别让他睡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医生才赶到，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扶着奥本海默踱来踱去，还哄着他喝了几口咖啡。

那头“丛林猛兽”已经朝奥本海默扑了上来，这场劫难之后，他失去了为政府效力的资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磨难日后反而让他声誉更隆，也让他对后世的影响越发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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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从默默无闻到闻名世界，奥本海默一生参与了20世纪诸多重大的斗争与胜利，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社会正义、二战和冷战。一路走来，他超群的智慧、他的父母、他在伦理文化学校的老师，以及他年轻时的经历都曾给他指引。他在物理专业领域的成长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他在德国学习量子物理学，他不仅热爱这门新兴科学，也成为它的传道者。20世纪30年代，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创立了美国最著名的量子物理学研究中心，那时美国国内经济大萧条的恶果及海外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深深触动了他，他和友人积极行动，一起投入争取经济和种族平等的斗争中，他的很多友人都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或共产党员。那些年也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可是10多年后，为了让奥本海默噤声，他所做的这些被人轻而易举地用作罪证。这提醒我们，我们信奉的民主原则极易出现偏差，必须小心翼翼地捍卫。

奥本海默在1954年遭受的痛苦和羞辱在麦卡锡时代并不罕见。但是作为一名被告，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二战时，在他的带领下，科学家们为自己的国家从自然手中夺取了令人惊叹的太阳之火。在这之后，他不仅睿智地申明了核弹的危害，也充满希望地提及了核能的潜在益处。再后来，几近绝望的他公开批评了军方提出的、战略研究者鼓吹的核战争计划：“如果一个文明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人类生活的核心，但它对所有人都可能遭屠戮的前景缄口不提，只允许讨论如何克敌制胜，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明？”

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关系恶化，奥本海默坚持不懈地质疑美国的核武计划，这让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极为不悦。1953年，共和党人重返白宫，刘易斯·斯特劳斯等支持大规模核报复的人登上了华府的权力宝座。斯特劳斯和他的盟友们决心让奥本海默闭嘴，他们担心此人会切实威胁到他们的政策。

在1954年的听证会上，奥本海默的反对者们对他的政治倾向和专业判断进行了抨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诋毁他的人品和价值观，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奥本海默个性的诸多方面：他野心勃勃又没有安全感，他才智超群又幼稚可笑，他果断坚决又惶恐不安，他坚忍淡泊又充满困惑。在这次听证会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听证委员会印制了一份密密麻麻的、逾千页的笔录，名为“关于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问题”，从中可以读到很多有关奥本海默个性的细节。但是，与此同时，这份听证会笔录也显示出奥本海默的对手未能真正刺探到他的内心，作为一个个性复杂的人，他早年间就打造了一副内心的铠甲。从20世纪初奥本海默在纽约上西区度过的童年时光到1967年他离开人世，本书追溯了奥本海默的一生，探究了这副铠甲背后谜一般的个性。这是一部深入内心的传记，无论在资料研究还是撰写过程中，作者都秉持一个观点，那些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言行和决策（在奥本海默身上甚至可能还影响到了他的科学事业）。

在本书长达25年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了成千上万份文献记录，它们来自国内外的档案资料和个人收藏。本书还参考了国会图书馆中奥本海默自己留存的大量文件，以及联邦调查局在超过25年的监视活动中积累的数千页记录。很少有公众人物受到过如此严密的监控。通过联邦调查局根据监听录音整理的文字，读者有机会“听到”奥本海默的谈话。然而，这些书面记录也只讲述了个人生活的部分真相，我们还采访了奥本海默的近百名密友、亲人和同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接受采访的许多人已经过世，但是他们讲述的故事让奥本海默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带领我们进入核时代，又步履维艰地寻找着消除核战争威胁的方法，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我们的努力还在继续。

奥本海默的故事还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身份和核文化息息相关。正如E.L.多克托罗所说的：“从1945年开始，我们就对核弹心心念念。起初它是我们的武器，后来成了我们的外交政策，而现在它影响着我们的经济。40年后，如此强大的力量怎会不变成我们身份的一部分？这个为对付敌人制造出的巨人成了我们的文化——核弹文化，它有自己的逻辑、信念和愿景。”奥本海默曾是释放核威胁的推手，但后来他致力于遏制核威胁，奋勇地将我们从核弹文化的歧途上引开。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一份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后被称为“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实际上它主要由奥本海默构思和撰写）。迄今为止，这仍是核能时代保持理性的杰出范式。

然而，美国国内外的冷战政治注定了该计划会失败，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包括美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兴核弹。随着冷战的结束，核毁灭的危险看似已经过去，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21世纪，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威胁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

在后“9·11”事件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温“原子弹之父”在核时代伊始对我们的警告，原子弹是一种造成无差别袭击的恐怖武器，在它肆无忌惮的攻击面前，美国自身也可能命悬一线。1946年，在参议院的一次闭门听证会上，有人问奥本海默：“三四个人是否就能将原子弹偷运到纽约并炸毁整座城市？”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当然可以，他们可以将纽约夷为平地。”一位大吃一惊的参议员追问：“你会用什么仪器来找出藏在一座城市里的原子弹呢？”奥本海默打趣道：“一把螺丝刀（撬开每一个货箱或行李箱）。”消除核武器是抵御核恐怖主义的唯一出路。

无人理会奥本海默的警告，最终他被噤声。奥本海默给予了我们原子之火，他就像那位叛逆的希腊神祇普罗米修斯——他从宙斯那里偷走了火并把它赐予人类。但后来，当奥本海默想避免它失控，想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危险和恐怖时，那些当权者像宙斯一样愤然而起，对他痛下狠手。正如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委员会中支持奥本海默的沃德·埃文斯所写的那样，吊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是“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