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情况 开场

无论在铁道边值班的铁道工怎样颠三倒四地猜测解释，无论火车站站长多少次越来越确信无疑地冲到站台上翘首张望，这列由蒂萨河畔出发驶向喀尔巴阡山脚下，并将冻成了冰坨的匈牙利南部大平原连接在一起的客运列车始终没有到来（“唉，这是怎么搞的，难道这趟列车蒸发掉了……？”铁道工带着一脸的嘲讽、无可奈何地挥挥手说）。由于这列总共只有两辆、只会在所谓“特殊情况”下才投入运行的由质量很差的硬座车厢和一个老掉牙了的、毛病繁多的424型蒸汽车头拼组而成的救援列车比原本对它就缺少约束力的列车时刻表上所规定的出发时间迟发了一个半小时，因而让当地人不得不揣着尽可能保持的冷静与惴惴不安的期盼接受这列由西边驶来的客车晚点的现实，耐心等待它行驶完最后的五十公里路程，最终能抵达目的地。事实上，对于这列客车的晚点，谁都没有真的感觉到惊诧。想来跟其他任何方面一样，铁路运输自然也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某种无可遏制、令人疯狂的混乱不断打乱人们原本相信的秩序，破坏了正常的条件反射，使未来变得诡秘莫测，过去变得无法记起，日常生活也变得杂乱无序，最终人们只好默默地认命。这时候不管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哪怕所有的房门都不再打开，地里麦子朝土里生长，因为就毁灭性的伤害而言，只有其表征可能被察觉，但是其根本原因总是隐秘难测，无法捕捉，所以人们别无办法，只能紧紧抓住一切所能抓住的可能，就像此时此刻旅客们站在村头小火车站所做的这样，他们全都抱着一个“能够占据一个自己有权占据，但是总体数量有限的座位”的愿望，一哄而上地抢着去拉那些已被冻得很难拉开了的车厢铁门。刚刚结束了一年一度的冬季探亲、早已归心似箭的弗劳姆夫人也未能例外地投入了这场毫无意义的“座位争夺战”（因为她后来发现，车厢里没有一个人站着，每个人都能找到座位）。当她用力拨开挡在她前面的其他乘客，使尽从她瘦小骨架里爆发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气力向前挤去，终于成功地抢到了一个面朝行驶方向的靠窗的座位后，过了很长时间，她都难以将自己拼命抢座所激发出的愤怒与在厌恶和焦虑之间跌宕起伏的情绪区分开来。想来她购买的是头等车厢的火车票，但是她却不得不忍受这股混合了蒜肠、劣质帕林卡酒 和廉价烟草味的呛鼻臭气，她不得不在这些大呼小叫、打嗝放屁的“乡巴佬们”充满威胁的包围中进行这段危险的旅行，她不得不正视这一残酷的问题：她是否能够熬到家？她的几位姐姐都居住在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而且她们的年龄都不允许她们出门旅行，假如她中断了这些年已经变得常规化了的初冬探访，姐姐们肯定永远都不会原谅她的，因此，仅仅为了她们，弗劳姆夫人也必须咬牙坚持，不能够放弃这一危险的旅行，尽管她跟所有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她周围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她本不该让自己冒任何的风险。然而一个人要想对将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明智的判断，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只要空气稳定恒常的组成部分突然发生了某种重要的，但却令人无法察觉的变化，那个完美运转、没人能够命名的自然法则（就如人们通常所说，是它让世界运转，决定万物生息）会在片刻之间受到影响，突然丧失掉自身的力量。也正因如此，这种共同的预感得到了印证，它要比任何由于确凿的危险所唤起的痛苦意识更让人感到难以承受，他们预感到：马上将会发生什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恰恰是这个“任何事情”，让法则显得比任何个体的不幸都更令人感到惶惑不安，并且越来越多地剥夺了人们冷静判断的可能性。在刚过去的几个月里，人们之所以对于所有那些变得愈加频发、愈加可怕的非常事件逐步丧失了判断能力，不仅是由于在那么多的新闻、消息、谣传和体验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互的关联（比方说，十一月初就降下的早得出奇的第一场霜冻，许多莫名其妙发生的家庭悲剧，接二连三的铁路交通事故，还有从遥远首都传来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关于许多文物遭到破坏和少年犯罪团伙日益猖獗的传闻，人们在这些事件之间很难找到任何能够让人理解的相互关联），还因为这些新闻事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特殊意义，而这所有的一切看上去更像是在预示一场人们谈论愈来愈多的“即将到来的灾难”。弗劳姆夫人还听说，有些人已经开始大谈特谈动物身上表现出的各种异常行为。那些有可能预示将会发生什么的反常现象，那些让人难以看清的混乱现象对不少人来说是不祥的预警，然而对于她，对于弗劳姆夫人来讲，这一切来得正是时候，要知道，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一旦听到这类消息，肯定吓得连家门都不敢跨出；刚才这列火车差一点就在什么地方消失，“嗖，就这样凭空消失”，她在心里继续暗想，如果它真的消失，蒸发，“也便无所谓会发生什么了”。事实上，她在出门之前心里已经有所准备，知道回程肯定不会像去的时候那么轻松，即使头等车厢也未必能再为她提供多少安全的保障。想来这是在“可怕的穷乡僻壤”，她心里不安地思忖，一个人心里必须有所准备，再糟糕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因此，她仿佛变成了一个隐形人，腰板笔直，像小姑娘似的夹紧双腿，带着一副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蔑视一切的目光端坐在一片仍在为抢座继续吵嚷，但已经开始逐渐安静下来的嘈杂中，并且警惕地紧张注视着那一张张投映在车窗玻璃上的、模糊成一片的可怕面孔，心绪在焦虑与渴望之间起伏，一会儿为等在前方的不祥路途忧心忡忡，一会儿记起自己离开家时房间里那令人思念的温暖：她记起那些跟马达伊夫人和努斯贝茨克夫人一同度过的惬意的午后，记起星期天她们在帕普索尔密林中怡然地散步，她怀念家中从那些精致的家具、柔软的地毯、精心培植的花卉和可爱的小饰品里散发出的宁静、安全的秩序感，并且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她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小岛屿。对于像她这样宁静、平和的孤独女士来说，只有那些午后和星期天的记忆才是鲜活的，是她一个人的隐身处和唯一的避难所。她惶惑不解地、带着些许嫉妒的鄙夷打量着周围这些人，这些吵吵嚷嚷的旅客。他们显然都是来自当地落后农场和贫瘠乡村的粗鲁农民，他们显然能够很快地适应车厢内无序的环境：似乎并没有发生任何不妥的事情。在她的四周，用来包裹干粮的油纸发出沙沙声，葡萄酒瓶的软木塞被砰的一下拔出，啤酒的瓶盖掉到油腻的地板上，无论前后左右，在她看来到处都是“对美感的亵渎”，她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对那些家伙来说“再正常不过”的吧唧嘴声，坐在她的对面，车厢另一侧的四个嗓门最大的男人已打起了扑克牌，只有她始终身体僵硬、一言不发地坐在人声嘈杂的汹涌浪潮里，固执地将脸扭向车窗。她穿着裘皮大衣，屁股下摊开一张报纸，神色怅然、带着倔强的警惕将那只女式皮包紧紧地贴放在小肚子上。她居然没有意识到在车厢外，火车头前的车灯已经打开，将两道红光投进寒冷的黑暗，并犹疑不决地在冬夜里启程。虽然在车厢内回荡着的一片满意、欢呼的人声中，弗劳姆夫人自己也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但是她并没有加入到别人的行列。经过在刺骨寒风中漫长的等待，现在终于发生了什么，然而这种因如释重负而引发的喧哗并没有能够持续太久，因为，仿佛有谁撤回了出发的命令，列车笨拙地抽搐了几下，然后在距离已经安静下来了的乡村小站也就一百米的地方重又停了下来。作为回应，车厢内由此引发的不满的骚动很快转变成一阵令人费解的、报复性的哈哈爆笑。当人们感觉到这列客车可能会就此留在这里，他们不得不意识到，他们的旅程——很可能由于这辆在列车时刻表之外被安排运行的特别列车越来越多的技术故障——将无法实现，所有人都感到深深的沮丧，并且试图迫使自己坠入这片放纵的狂笑和麻木不仁之中，以消解他们内心真实的恐惧。作为困惑不解的愤怒的证明，人们表现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只有借助于嘲弄、讥讽的力量，他们才能对这周而复始的绝望提出责问。有的时候他们出于本能，用喋喋不休的“公告”方式（“我也想回家跟老婆一起上床睡觉……！”）自发地激励自己敏感的灵魂。随着一阵接一阵暴风雨般的愚蠢笑声渐渐平静下来，弗劳姆夫人的紧张情绪也稍有缓解，当她偶然听到一句非常逗人的笑话时——当然，这一阵阵刺耳的爆笑声让她感到无处藏身——她也忍不住在嘴角上露出一丝羞怯的微笑。她小心谨慎、不动声色、悄然冒险地朝周遭投出一两下闪电似的眼神，当然，并没有投向身边的乘客，而是投向坐在较远处的那些人。现在，在这扭曲了的、爆炸般的快乐氛围里——想来，即便那些捶胸顿足的汉子们和张大嘴巴放肆爆笑的妇人们在她看来仍旧十分可怕，但是隔着一段较远的距离，车厢内的其他旅客看上去已不再像坐在她跟前的人那么危险了——她努力缓解头脑中焦虑的想象，并且试图说服自己：即便置身于这群粗鄙可怕的乌合之众的包围下，她认为的那种潜在威胁也未必会真正地存在，或许只是出于自己对不祥凶兆的过度敏感和在这冰冷的陌生感中感受到的过分孤立，既然这不会对她造成直接伤害，那么她最终还是可以拖着这副紧张、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的家。尽管对这种幸运结局所抱的希望并没有任何确凿的依据，弗劳姆夫人还是没能抵抗住这种虚假希望的诱惑：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分钟，列车仍未等到允许重新启程的信号，继续停在寂静的旷野上，她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不管怎样，我们总归已经前进了几步”。现在，由于紧张刺耳的刹车声和无可奈何的等待而萌生出的烦躁不安也略有缓解，肯定在列车启动时就打开了的暖气已经把整个车厢烤得很暖和，她终于可以脱下身上那件裘皮大衣了，这样一来，她就用不着担心列车到站之后，自己会在外面的寒风中受凉了。她调整了一下背后裘皮大衣的皱褶，将人造毛皮围巾搭在腿上，然后两手相攥，将因填充了棉花而显得圆鼓的女式皮包抱在怀里，依旧保持着笔直的坐姿，重又扭头眺望窗外。就在这时，她突然透过脏灰的车窗玻璃注意到坐在她对面的那个“出奇地沉默”、正在喝味道刺鼻的帕林卡酒、满脸胡茬的男人和他那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可怕眼睛（此刻，她只穿着一件女式衬衫和一件合身的西服上装）；准确地说，那双眼睛（“充满渴望地！！”）盯在她那对或许过于惹眼的结实乳房上。“我猜到了！”她触电般地迅速扭过头来，虽然她感觉自己的体内注入了一股滚烫的热流，但她还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察觉到。她一动不动地坐了好几分钟，像“睁眼瞎”一样盯着窗外的黑暗，然后徒劳地试图回想起刚才偶然瞥见的那个男人的外表（但是她只能记得那张满是胡茬的脸、那件“脏得有点可怕”的呢子大衣和那副令人反感、不加掩饰的狡黠眼神，那副眼神令她感到深深的震惊……），她十分缓慢地——她相信自己能够无须冒险地这样做——将视线悄悄在车窗玻璃上挪动，但是马上又缩了回去，因为那人不仅“在那里”继续干这个“无礼的勾当”，而且他们俩的视线碰到了一起。她的肩膀、脖子和后脖颈也由于她脑袋保持的僵硬姿势而感到酸痛，但是在这之后，她更不可能去看别的地方，因为她感觉到：无论她将自己的脸转向哪里，除了窗外这片狭小的黑暗，她都会“立即坠入”那副直勾勾的、统治着车厢每个角落的可怕目光编织的罗网里。“他已经盯着我看了多久？”弗劳姆夫人暗吃一惊，很有可能从她刚一上车开始，这个男人肮脏的目光就一直“盯在她的身上”，尤其是当两个人的视线在玻璃的反光中碰到一起的那个触电般的刹那，似乎更加令人感到胆战心惊。这两只眼睛泄露了某种隐伏在“潮湿情欲”深处的、令人作呕的放纵，“甚至！”她想到这里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在那双眼里似乎燃烧着某种赤裸裸的蔑视。”即便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老妇人，但她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早已过了能够吸引男人注意力的年龄——话说回来，她觉得他这么做非常粗俗——因此，她不禁对这个男人感到厌恶（想来一个会对老女人产生任何欲望的家伙，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想到这里她心里一紧：说不定这个浑身酒气的恶棍只是想要挖苦她，嘲弄她，侮辱她，然后奸笑着“像扔一块抹布似的”把她丢到一边。这时，火车剧烈地摇晃了几下，然后逐渐加速，车轮开始铿锵作响地在铁轨上疯狂地滚动。突然间，一股早已遗忘了的、令人困惑且蛀蚀内心的羞耻感淹没了她，她沉甸甸的乳房在这副始终死盯着她的、无耻而暴虐的目光下开始感到隐隐的灼痛、刺痒。而她的两条胳膊——她至少应该用它们挡住自己的胸脯——也不能顺从她的意志：仿佛被人用绳子捆绑住了，无法抵御这卑鄙的侮辱。她感到自己越发的无助，越发的赤裸，她不得不无奈地意识到，她越是想隐藏自己女性的丰满，结果变得越加赤裸，更无遮挡。那几个打牌的家伙又以粗暴的争吵结束了新的一局，在这充满敌意的、连续不断的喧闹声中——说老实话，这种喧嚣也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她被绑缚的意志——她终于成功地克服了这种不幸的迷乱，至少没有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她绝望地想要赶快结束自己的痛苦。出于本能的羞耻，她不由自主地抵抗。弗劳姆夫人小心翼翼地用低头、弓背、垂肩等一系列动作试图将自己的乳房隐藏起来。但是就在这时，大概由于这种反常的姿势，她背后乳罩的扣突然松开了。糟糕！她紧张不安地抬起头来，实际上她已不再感到意外，她看见那两只眼睛始终死死地盯着自己，那个男人的眼睛！那家伙似乎确切地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可笑的倒霉事，这时候他像同谋似的冲她偷偷眨了一下眼睛。弗劳姆夫人清楚地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这起几乎可以“致命的”意外事故让她感到万分尴尬，她只能重又一动不动地僵坐在那里，坐在列车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前行驶的、没有规律的颠簸声与轰隆声中。她不得不满脸灼烫羞红地忍受那双既幸灾乐祸、又带着蔑视的自信的眼睛，此刻它们正紧紧盯在那副因乳罩的松开而获得解放了的，并因列车的颠簸而上下弹跳的乳房上。她没有勇气再抬头去看，但她可以肯定：现在已不仅是那个男人，车厢里所有“可恶的乡巴佬”都在盯着她尴尬的扭动，她甚至清楚地看到那一张张扭曲、贪婪、淫笑的脸正在慢慢地将自己团团围住。只要列车员——那是一位少年模样、一脸粉刺的年轻人——还没从后面的车厢来到这节车厢，这场侮辱人的折磨或许永远都不会结束。“请出示车票！”一个处在变声期的粗哑嗓音终于将弗劳姆夫人从令人蒙羞的陷阱里解救了出来。她迅速从皮包里掏出火车票，两臂交叉地抱在胸前。火车再次停了下来，不过这次停在了它该停的地方。这时候——为了不必去看那些现在真的显出惊慌无措的面孔——她就着昏暗的光线机械地念了一遍立在车站房顶的村庄名字。她真想大声地吼叫以释放体内积蓄的焦虑，她熟悉这个地名，想来她在动身之前就已经将沿途的站名背得滚瓜烂熟。她清楚地知道，从这里到州府只剩下几分钟的路程。（“他会下车！他必须下车！”她在心里暗想。）她将在这一站摆脱掉这个无耻的？者。她浑身紧张、全神贯注地等待那个因不断有人用挖苦的语调反复询问列车晚点的原因而以极慢的速度朝这边走近的列车员，她已经想好，只要列车员来到自己跟前，她就立刻开口求助。然而这张已被四周这些可怕的乘客吓得不知所措的“娃娃脸”跟她想象中那副能够向她提供官方保护的面孔大相径庭，因此当列车员真的来到她身边时，她只是惶惑不安地问了一句：“厕所在哪儿？”“还能在哪儿？！”年轻人紧张地反问道，并在车票上打了孔，“原来在哪儿，现在还在哪儿。前边有，后边也有。”“哦，当然！”弗劳姆夫人打了一个自我圆场的抱歉手势，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手里紧攥着自己的女式皮包，随着正在启动中的列车的颠簸，她的身子左摇右晃地迅速顺着两侧座位之间的过道向后面走去。当她突然想起她将自己的裘皮大衣忘在了车窗旁的挂衣钩上时，她已经走出了车厢，进到又脏又臭的厕所里，她喘着粗气背靠在反锁了的门上。她知道：她必须尽快采取行动，至少也要花一分钟时间。她放弃了立即跑回去取那件价格不菲的裘皮大衣的念头，定了定心神：由于列车持续的颠簸，她摇摇晃晃地脱下西装外套，并迅速地脱掉衬衣，然后将外套、衬衣和皮包一起夹在胳肢窝下，将粉红色乳罩的背带飞快地拽到肩膀上。她用因紧张慌乱而颤抖的手将乳罩翻过来贴到胸脯上，然后看了一眼，扣帕并没有断（“感谢上帝！”），她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她迅速戴好乳罩，手忙脚乱、动作笨拙地开始穿衣服。就在这时，她听到背后的门外有人在叩门，叩门的动作虽然很轻，但听起来还是非常清晰。在这叩门声中带着某种显而易知的亲密感，尤其在刚刚经历了之前发生的那一幕后，这无疑让她感到惊恐，但是随后她安慰自己说，这显然只是自己紧张的想象在暗中作怪，为有人催她而感到恼火；她继续做完刚才停顿下来的动作，并朝肮脏的镜子里瞥了一眼。就在她伸手去开门锁准备出去的刹那，叩门声再次急切地响起，随后响起一个声音：“是我。”她打了一个冷战，迅速将手缩回，此刻她大吃一惊，猜到这个人可能是谁，顿时感到一种比被人逼到墙角还要强烈的绝望的疑惑，因为透过男人低沉、嘶哑的嗓音，与其说让她感觉到粗暴、猥亵的攻击性，不如说是某种厌烦不安的催促，催促她——弗劳姆夫人，赶快打开这扇该死的门。之后有那么一会儿，两个人全都没再发出响动，似乎都在等待对方的解释；当追猎者丧失了耐心，开始烦躁地击打门柄并愤怒地冲她吼道：“嘿！你还愣着干吗？！你挑逗完了，就当没事了吗？！”这时候弗劳姆夫人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成了一场何等卑劣误会的牺牲品。她惊恐万状地盯着这扇门。似乎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苦涩无奈地摇摇头，紧张得喉咙发紧，感觉掉入了一个“地狱般戏谑的陷阱”，攻击总是来自人们最无防范的方向。这个不公正的指责和赤裸裸的猥亵实在让她感到阵阵作呕，她慢慢意识到，不管这件事是多么地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事实上，她自始至终都在抵抗，然而这个满脸胡茬的男人从一开始就误解了她，以为她在故意挑逗他，认为她在一步步地引诱他上钩，在他眼里，这个“不要脸的荡妇”先是脱下大衣……发生尴尬的意外……而后故意地大声问“厕所在哪儿”：这一切显然是她故意而为，清楚地表明了她的愿望。简而言之，她通过一系列拙劣的发情手段向他发出了“罪恶的邀请”，此刻，她不仅要直面自身的荣誉和纯洁的品德遭到他人无耻的攻击，还要忍受这个散发着帕林卡酒的臭气、浑身肮脏、令人作呕的粗鄙男人像对待“站街女郎”那样地用侮辱性的口吻对她讲话。她感到一股遭到冒犯的愤怒，这显然要比无力自卫还要更令她痛苦，另外，她再也无法忍受被困于陷阱，于是把心一横，用因激动而升高的音调隔着门冲他尖声喝道：“你给我滚！不然我就喊救命啦！”听到这话，男人沉默了片刻，开始用拳头用力地砸门，而后用冷酷、鄙夷的腔调咬牙切齿地说：“你故意戏弄我是不是？你这个老婊子！别指望我会为你砸烂厕所，把你溺死在马桶里。”这声音让弗劳姆夫人听了毛骨悚然。州府郊区的城镇灯火断断续续地投进车窗，列车已经剧烈摇晃着开始减速，她不得不抓紧拉手以防跌倒。她听到逐渐远去的脚步声，随后是从过道开向车厢的车门猛烈的撞击声，她由此判定，这个男人带着跟他刚才对她发起攻击时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鄙夷放过了她，她终于情绪决堤，浑身颤抖地哭泣起来。尽管实际上只是片刻，但她感觉像是经历了永恒，她在孤独的凄凉中抽搐。忽然间，在一道耀眼的光亮中她从高处俯视到自己，透过在茫茫黑夜中颠簸行驶的列车车窗，她向外看到一张小小的面孔，那是她自己的面孔：她茫然、沮丧、悲凉地注视着自己。因为透过刚才那些肮脏、丑陋、愤恨的话语她可以清楚地断定，她不必担心会再次受到伤害，然而那人的逃离给她带来的焦虑跟攻击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同，想来对此也没有任何的解释，既然她在此之前所采取的所有行动和所抱的意图都适得其反，那么现在自己的突然获救，到底应该归功于什么呢？她实在无法让自己相信，是她绝望、失控、带着哭腔的吼叫声吓跑了自己的追求者，因为她始终觉得自己是男人冷漠欲望的不幸猎物，而且对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言，她是一个无辜的、毫无戒备之心的受害者。除了绝对的冰冷之外，这时她脑子里闪出一个这样的念头：或许并不存在任何的真正防卫。仿佛那个满脸胡茬的男人真的凌辱了她，弗劳姆夫人痛苦不堪，她带着“自己应知尽知”的第六感在密不通风、充满尿臊味的厕所里随着车身的颠簸剧烈摇晃，感觉自己必须寻求某种保护，以抵抗周遭世界无休无止、无影无形、无处不在、令人焦虑的可怕威胁。然而此刻她能感觉到的只有一种痛楚的苦涩：因为当她意识到自己最终没能成为一个沉默的幸存者，而是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时，她认为这是天大的不公。要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一辈子都在渴望和平，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然而与此同时，她也不得不看到这一点，现在再说这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她既没有地方可以去投诉，也不能向任何人提出抗议，更不可能希望那股已然失控了的神秘力量能够得到遏制。在听闻了那么多的八卦和那么多可怕的谣言之后，现在又被迫亲历了这么一件“一切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特殊事件，尽管她意识到，假如她真有可能意识到的话，在她身上发生的这一场危机已经结束，然而“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这类危机的世界上”，这种疯狂的崩溃仍在无情地继续。她听到外面准备下车的乘客的躁动不安，列车也明显开始减速；一个突然袭来的念头让弗劳姆夫人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她担心地想起自己的裘皮大衣还丟在车厢座椅上，她迅速拉开门上的插销，跨了出去，挤进你推我搡的人流之中（那些乘客也不愿被人挤回去，不愿白白花费气力，因此他们抱着跟上车抢座时相同的决心朝着列车门口冲），然后跌跌撞撞地穿过箱子和塑料袋的密林，终于回到她的座位。裘皮大衣还在那里，但是第一眼看去，没有看到她的那条人造毛皮围巾，她顿时紧张起来，回想是不是刚才把它戴到了厕所里？她开始疯狂地翻找。这时候她忽然注意到，刚才那个攻击者已经不见了踪影：显然他是已经下了火车，她平静地暗想。就在这一刻，列车停了下来，但只有短短的一分钟，车厢里因那批下车的人而变得松快，通风，但是转眼之间就被一群新拥上车的、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沉默人流淹没了。她不难想象，由于这堆黑压压的人群，自己有充分的理由为剩下来的二十公里旅程担心，她必须明白：要想彻底摆脱这些光头的男人，那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她穿上裘皮大衣，终于从被磨得光秃发亮的座椅下掏出毛皮围巾，并且搭在脖子上后，动身朝车厢门走去。出于安全考虑，她准备去另一节车厢继续余下的旅程。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她一眼看到了那件熟悉的呢子大衣（“仿佛是故意为我留在那里的……”），就搭在较远处一张座椅的背上。她愣了一下，迟疑了片刻，然后迅速向前走，走出车厢后门，来到另外一节车厢里，然后果断地穿过这里沉默而拥挤的人群，在这节车厢的中央找到一个顺着列车行进方向的座位，惴惴不安地坐下来。她的眼睛盯着车厢门看了好长时间，做好随时从座位上跳起来的准备，尽管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害怕的到底是谁，此刻危险到底可能从哪个方向袭来。过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火车始终在站台上磨蹭），她试图聚集起剩余的气力，继续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可怕冒险，希望不会发生太意外的事情。她突然感到无限疲惫，带衬里的皮靴仿佛在烧灼她娇嫩的脚，她感到肩膀酸痛得像是“被人卸掉”，可她还是不能让自己稍微松弛下来，只能慢慢转动酸痛的脖颈，俯身打开她的化妆匣，用几个机械性的动作迅速整理了一下脸上因哭泣而变花了的妆容。她自言自语地反复念叨：“好了，一切都已结束，现在你用不着再害怕任何事情。”她试图说服自己：一个人不仅要自信，而且还要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做好应对的准备，否则不可能踏踏实实地靠在椅背上。因为，就跟前一节车厢里的情况一样，在这一节车厢内坐着的也是一些在她看来“面色不善的家伙”，似乎跟坐在前一节车厢内的那些令她感到异常惊恐的乘客是“同一伙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里，在她周围至少还留有三个空座没有人坐，她希望这三个座位能够一直空下去，对她来说这多少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保护。有那么一段时间，她感觉到自己的愿望有可能实现，大概整整有一分钟之久（与此同时，火车头已经两次鸣笛），并没有新的旅客上车，但是之后突然赶来了最后一批旅客，他们喧闹嘈杂，气喘吁吁。这时候有一个身材肥胖、头裹方巾的农妇出现在车厢门口，她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包袱，胳膊上挎着一只篮子，手里还拎着几个塞满东西的塑料袋，她忽左忽右地转着脑袋环顾了一下（“就像一只母鸡……”——她一眼看见了弗劳姆夫人），脚步坚定地朝她这边走来，嘴里抱怨着放下行李，不由分说地立即占据了那三个空座。农妇不仅用这一大堆的包裹遮挡住了自己，也将弗劳姆夫人与那些令她鄙夷的旅客们分隔开来。她，弗劳姆夫人，当然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她忍住了油然而生的怨气，并且试图安慰自己，这样也好，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运，虽然她没能成功地守住“自家庭院”，但至少没被那帮沉默的家伙们占据。然而她通过自我安慰获得的安宁未能维持太久，因为这个不讨人喜欢的旅伴解开了头巾（想来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自己静静地待着，不被人打搅），毫不犹豫地大声冲她抱怨了一句：“他们至少应该烧暖气。嗨，你说是吧？”听到这副蟾蜍般尖厉的嗓音，看到邻座这个戴头巾的妇人异常刻薄、充满恶意的眼睛，弗劳姆夫人立刻决定，如果她开始碎嘴唠叨，并且没完没了，自己最好不要搭理她，于是她将脸转了过去，朝车窗外眺望，佯装没听到对方的话。但是，这个农妇继续用轻蔑的语调诅咒这个该死的车厢，丝毫没有理会弗劳姆夫人的反应。“我跟您聊聊天，没关系吧？我该怎么称呼您呢？两个人一起聊聊天，时间能够过得更快，您说对吧？您坐到哪站？我要坐到终点，去我儿子家。”弗劳姆夫人转过头，用很不情愿的表情瞅了农妇一眼，很快意识到，假如她继续无视对方的存在，情况迟早会变得更加令人尴尬，于是她表示同意地点了下头。“哦，因为……”看到对方作出了回应，农妇像是获得了鼓励，语调变得更加轻快，“因为我的小孙子要过生日。复活节的时候，我也是在那里过的，小家伙非常可爱。‘你来了，奶奶？’我的小孙子总是这样叫我，‘奶奶’。现在我就是去看他。”弗劳姆夫人勉强露出一丝微笑，但她马上就感到后悔，因为农妇的嘴从此再也不会合上，滔滔不绝，如开闸泄洪。“然而，可爱的小家伙并不知道，对我这样年龄的老太婆来说，生活变得多么困难！……整个一天都要站着，用这两条静脉曲张的病腿站在农贸市场上，从早站到晚，整个人都疲惫不堪。因为，您知道，我卖自己种的一些蔬菜，我家里有一个小菜园，光靠那点可怜的退休金，一个人不可能活下去。我实在搞不懂，别的那些人怎么能够开着锃光瓦亮的奔驰汽车并且拥有那么多的财产！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实情，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些人靠的是偷盗、诈骗，所以才能暴富！对于这个堕落的世界，上帝已经无话可说！还有这恶劣的天气，您听天气预报了吗？这样下去，鬼知道会怎么样？收音机里说，气温大概要到十七度，我说的是零下！可是现在刚到十一月底。您说，以后的天气会变成什么样？跟您实话实说吧。我们要一直挨冻直到明年开春！我不会说错！因为没有煤了。可我不明白，在山里有那么多的矿工都在做什么？难道都是些懒汉吗？唉，您看，反正结果我们要挨冻。”在这疾风骤雨般的抱怨声中，弗劳姆夫人已经感到头脑发涨，嗡嗡作响，但是不管怎样，她都必须咬着牙忍住，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打断对方，更不可能迫使对方闭嘴。不过后来她意识到，农妇根本就没期待她的关注，她只需要偶然点一下头，那就够了。弗劳姆夫人越来越长久地望着车窗外向后缓慢移动的灯光，稍微归整一下自己纷乱的思绪。想来这时列车已经驶出了州府，尽管她极力想在自己的意识里抹掉那件被忘在那里的呢子大衣，但是无济于事。她两眼紧盯着前方，与车厢内大喊大叫的人群相比，那件呢子大衣更令她感到焦躁不安。“他是被赶下车的吗？”她暗自猜测，“他喝醉了吗？还是故意……？”她决心不再让这些猜测继续折磨自己，宁愿冒些风险，无论多大的风险，她也要弄清那件呢子大衣是否还在那里。于是她不再理睬这个农妇，起身离座，从站在过道中央的人群中穿过，来到两节车厢的衔接处。那里颠簸得很厉害，她格外谨慎地透过一道细细的门缝朝先前那节车厢内窥视。她有种预感，自己必须弄清楚那个一脸胡茬的男人突然失踪的真相，以免落入圈套。果真令她震惊的是，那个男人重又坐在拥挤的车厢里，就在他留下大衣的那个位置，此刻他正在仰着脑袋往自己的嘴里灌帕林卡酒。弗劳姆夫人为了避免这个男人或其他什么人在沉默不语的旅客中注意到她（因为此刻，即使上帝都不会替她洗刷掉这一个事实，现在是她自己主动去找麻烦的），她屏息静气地退回到后面的车厢内。这时候她吃惊地看到，就在她离开的短短时间内，她的座位被一个头戴毛皮帽的汉子不知羞耻地占据了，因此车厢里偏偏是她，唯一的女士，不得不蜷缩到车厢的角落。另外，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太蠢，竟为这样一个念头惩罚了自己：她仅仅几分钟没看见他，他就脱掉了呢子大衣。莫非他去了前边的厕所或下车到车站小卖铺（当然，“他没穿大衣？！”）又买了一瓶臭味呛鼻的帕林卡酒？现在，不管那人刚才去哪儿了都已经无所谓了，真正让她担心的是，那个男人会不会继续在列车上试图骚扰她？车厢内这些喧闹的旅客，只要不找她的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想来对这些家伙来说，单是这件裘皮大衣和蟒蛇皮图案的女士皮包就足以令他们惦记的了！”）。如果她刚才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而这群家伙将车厢的过道挤得水泄不通，令人难以穿行，这本来对她来说意味着某种保护；然而现在由于她自己的错误，使自身陷入了如此的困境，从现在开始，她很可能不得不面对该诅咒的结果（“莫非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无法寻踪的宿命？”），作为囚徒，她再也逃不出那家伙的手掌。这是除了让她感到无能为力之外最令她绝望的事情，因为迫在眉睫的直接威胁眼下已经过去，她重又发现，自己心里感受到的最大威胁并不是他想要强奸她（然而，“这句话听起来是多么的恐怖，实在难以说出口……！”），而是这个人看上去“既不认上帝，也不认人”，而且他什么都不怕，甚至不怕地狱之火，只要有机会，他有能力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任何事情！”）。在她眼前再一次浮现出那双冰冷的眼睛和那副毛发很重、线条粗犷的面孔，再一次看到那人亲热而阴险的眨眼，听到他不带感情色彩的嘲讽嗓音：“是我！”她可以肯定，自己在列车上遇到的不仅是一个淫荡的恶棍，还是一个试图逃避某种令人难解的困境、已经做好了毁灭准备的愤怒之人，他必须摧毁拦挡在他道路上的所有秩序、和平、未来等令他无法忍受的一切，除此之外他别无所能。“不过，”那个女商贩的嘶哑声音突然撞击她的耳膜，妇人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现在她又瞄准了刚坐到自己对面的新旅伴，“您的面色很不好，不知您自己知不知道？我自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您看。我不仅老了，还有人到这种年纪不可避免的那些问题。还有牙齿，您看，”农妇一边说着一边张大了嘴巴，并将上身探向那个头戴毛皮帽的汉子，咧开嘴给他看自己残缺不全的牙齿，“我的牙都被时间吃掉了。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允许任何人捣鼓我的嘴！不管牙医怎么想要说服我，让他见鬼去吧！我就这样瘪着嘴直到躺进坟墓，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想让那些无赖在我的身上发横财，每个人都想赚我们的钱！因为，您看，”农妇说着，从一只广告袋里掏出一个塑料的玩具士兵给对方看，“就这么一个跟垃圾一样没用的小玩意，您知道花了我多少钱？不管您信还是不信，我为它破费了三十一福林！就这么一个一文不值的小破烂！看看上面都有些什么！一把枪和一枚红五星。他们居然有脸敢要我三十一福林！可是，”她又将玩具塞回到塑料袋里，“今天的小孩子就喜欢这种东西。我这样的老太婆又能怎么办？那就买吧！即使咬着牙根，但还是得买。唉，您说怎么办？”弗劳姆夫人厌恶地扭过头，迅速将目光投向车窗。就在这时，她突然听到噗通一声闷响，她迅速扭过脸循声望去，大惊失色地死死盯着那里，再不敢挪开视线。她不知道这攻击是否出自男人的拳头，即便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她也无法一下子弄清；就在她极其迅速、不由自主扭头的瞬间，她只看到那个农妇突然向后栽去，脑袋垂到一边，身体在一大堆行李的支撑下靠在了那里，坐在她对面的那个头戴毛皮帽的汉子（“那个占了她座位的无赖……”）正将前倾的身体向后收去，面无表情地慢慢靠回到座椅背上。在正常情况下，即使一个缺少教养的鲁莽家伙左扑右拍地打苍蝇，肯定也会有人从这个或那个角落里发出不满的抱怨，然而此刻，面对如此的暴力，车厢里竟没有发生丝毫的骚动，没有一个人发出任何的声响，旅客们只是或坐或站地待在原地，表情淡漠，一动不动。“我也在沉默地赞许？莫非这又是我的幻想？”弗劳姆夫人怔怔地盯着前方，但立即排除了幻想的可能，因为根据她听到的和看到的情景判断，只存在一种可能：那个汉子一拳打倒了这个可怜的老妇，不可能有别的解释。那家伙听够了妇人的唠叨，忍无可忍，一言不发地一拳击在她的脸上。想到这里，弗劳姆夫人的心脏咚咚狂跳，她可以断定，不可能发生别的情况；与此同时，她感到毛骨悚然地僵立在这里，出于恐惧，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老妇人不省人事地躺在那里，鲜血从额头上流下来，头戴毛皮帽的汉子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车厢里其他的人也都纹丝不动。天哪，我这是在什么鬼地方？亲爱的上帝，请你告诉我，我这是在怎样的一群人渣中间？这种无助感几乎使她瘫痪，她只是呆呆地看着车窗和在肮脏的窗玻璃上映出的镜像。过了漫长的好几分钟后，被迫停下来等待的列车重又启动。许多相互叠加的混乱画面使弗劳姆夫人感到精疲力竭，脑袋嗡嗡作响，两眼盯着车厢外流动的黑夜和空旷的田野，即便在圆月的月光里，也很难将大地与低沉、致密的夜空区分开。无论田野，还是天空，都不会向我透露任何的秘密……这时候她才意识到，马上就要到家了。列车沿着通向城里的国家公路行驶，穿过一个又一个根本就没有放下横杆的铁道路口。她走到车厢之间的衔接处，站在车门前，借着手掌的阴影倾身望了一眼当地农业合作社低矮阴森的仓库和高耸入云的笨重水塔。从她的童年时代开始，国家公路上的这些铁道路口以及躺在闷热水汽中的这排长长、低矮的扁平建筑总是率先提醒她：她终于安全地回家了。每逢这种时候，她总能找到特别的理由让自己感到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一次又一次非同寻常的历险之旅终于结束；她定时去外地探望亲戚，一年两次去州府看她特别喜爱的歌剧演出，她至今都能记起每次跟家人分手后搭乘火车来到小城时激动的心跳，当时她就有这样的感觉，这座洋溢着友好与温馨的城市是她自己家园的天然壁垒，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大概在近两三个月以来，尤其是现在，当她深感羞辱地意识到：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和那件脏兮兮的呢子大衣突然充斥了整个世界，旧时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空荡街道的冰冷迷宫，就连一扇扇车窗也像坐在其后的乘客们一样盲目地瞪大眼睛盯着前方，只有相互撕咬的野狗的叫声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寂。她看着逐渐靠近的城市灯光，这时候列车已经驶过工业区对外开放的停车场，沿着白杨树夹道、只在黑暗中若隐若现的公路继续向前行进。她揪心地眺望那些被远处街灯照亮的房屋，努力在微弱的光线里寻找自己居住的那栋四层公寓楼。她感到揪心，没错，因为她刚一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回到家里，并且感觉到那种渴望已久的如释重负感后，心里就立刻充满了担忧，因为她清楚地知道：现在火车已经晚点了将近两个小时，因此她无法指望能够赶上自己通常搭乘的那趟末班车，她不得不从车站（“而且孤身一人……”）步行回家——更不要说，她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先要想好怎么才能够从列车上下去。一块块窗户下的小菜园和一栋栋挂着铁锁的小木屋在车窗前快速掠过，而后是从夜色中突然显现的、横跨在冰河之上的运河大桥和隐在桥后面的老磨坊；然而弗劳姆夫人并没有因此感到释然，而是从中看到了某种新的近似于受难的痛苦折磨，她感到头脑马上就要炸裂，同时她与自由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她背后，随时可能会有什么人向她发起猝不及防的莫名袭击。她紧张得冒出一身冷汗，绝望地看着锯木厂堆成长长一排的松树原木，随后是摇摇欲坠的铁匠小屋、沉睡在废弃铁轨上的老掉牙的蒸汽机车，以及从维修车间带铁栏的玻璃窗内滤出的微弱光线。在她身后始终没有任何的动静，她始终站在两节车厢间的过道上，紧握住冰冷的车门把手，但是她难以作出决定：假如门开得太早，她可能会被人推搡出去；但如果开得太迟，“那个毫无人性的杀人犯”有可能会追上她。火车开始在一列长得不见首尾、一动不动停在站台上的货车旁边逐渐减速，声音刺耳地刹住车。车门开了，她几乎是纵身跳下车去，看到枕木间锋利的砾石，听到自己身后的脚步，她很快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车站前的小广场上。事实上，并没有人攻击她，但是，似乎与她焦虑重重的抵达相呼应，周围的街灯突然熄灭，之后她很快意识到，全城的灯全都熄灭了。她没有左顾右盼，只顾盯着自己的脚前，担心会一不小心在黑暗中绊倒，迅速朝公共汽车站走去，希望最后一班车还在等待晚点的列车，如果真是那样，她还可以搭上这趟末班车。但是令人沮丧的是，站台上一辆汽车都没有，所以她想搭末班车的指望彻底破灭，因为根据悬在火车站门旁的时刻表，最后一班公交车在她搭乘的列车进站前不久刚刚开走——更何况，整张时刻表上画了两条粗粗的斜线……她想赶在其他旅客前面离开的努力付诸东流，因为就在她查看时刻表时，火车站前的小广场上陆续已被毛皮帽、农夫帽和带护耳等各种棉帽挤满了，就在她积攒气力准备步行回家的那一刻，一个可怕的疑问突然闪现在她的脑际：这些人来这里做什么？有那么一刻，她以为自己已经忘掉了那个无耻的男人以及与那人相关的可怕记忆，但是她很快就在眼前的人群中看见了那个身穿呢子外套的家伙，那人就站在她的左边，在街道对面；他好像正在四下环顾，似乎在寻找什么人，随后转身拐过街角，在她的视线中消失。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那个人站得离她较远（更不要说夜色昏黑，以至于她都难以将恐怖的想象与现实的场景区分开来），她无法肯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他，但仅仅这种可能性就足以使她胆战心惊。她迅速穿过漫无目标地站在那里、神色各异的稠密人群，几乎一溜小跑地沿着宽阔的温克海姆·贝拉男爵大道朝着家的方向，朝市中心走去。说老实话，她并没有真的感到惊愕，因为尽管这一切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今天整个的旅程不都是那样的令人难以置信？！），她在火车上时就预感到了什么，当她绝望地重又看见那人时，她就听到了命运在她的耳边低语，那个满脸胡茬的男人——在强暴未遂之后——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她。然而现在，她不仅害怕会有黑帮从身后攻击她，而且还担心他（“如果那个人真是他的话……如果这不只是出于她的想象……”）会随时随地，会从某个门洞里突然闪出，站到她跟前。想到这里，她的脚步开始踌躇，仿佛身陷危境，不知道应该后退，还是应该向前拔腿奔逃。她已经将那个四方形的站前广场远远甩在了身后，并且穿过了通向儿童医院的绿枝街的十字路口，然而在这条野栗子树成荫的笔直街道上，居然见不到一个活物。按理说在这条街上，她本来应该能遇到一两个熟人，然而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外，她只能听到自己吱吱呀呀的轻柔脚步声和刮到脸上的呼呼风声，别的什么都听不到，再有就是从远方传来的某种陌生机器平静而持久的喘息，会让人联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听到过的那种老式电锯声。尽管面对周遭危机隐伏的巨大挑战，她并没有丧失反抗的决心，但是在路灯全部熄灭了的，令人感到压抑、紧张的寂静里，她感觉自己越来越像是一个随时可能遭受野兽攻击的猎物，因为无论她将目光投向哪里，无论她怎么借着微弱的光线试图寻找自己居住的那栋公寓楼，但举目四望，看上去更像是一座遭到围困的城市，似乎继续反抗的努力都已徒劳无功，居民们甚至已经放弃了任何可以生存下去的希望。她在心里暗自期望，只要再走过前面几条街和小广场，就可以躲藏到自己房间厚厚的墙壁后，就肯定不会遭受严重的伤害。她跨上一条人行道，地上冻结了许多垃圾，那边有一扇写有“矫形康复用品商店”字样的展示橱窗，曾几何时，那是当地很受顾客欢迎的制鞋合作社的产品门市部。在过下一个路口前，弗劳姆夫人习惯性地先朝艾尔代伊·山多尔街的黑暗深处望了一眼（在她出门探亲时就意识到，由于汽油短缺，街上并没有什么车辆行驶），沿街是法院和监狱大院又高又长、墙头装有铁丝网的森严高墙，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法院街”。在街道里面，在黑暗深处，她瞥见一团人影正静悄悄地站在自流井周围，突然间，她感觉那些家伙正在无声的寂静中殴打什么人。于是，她惊恐万状地加快脚步，几乎跑了起来，并且一边跑一边不时地扭头朝身后张望，直到她将法院（监狱）的阴森建筑远远甩到身后，断定身后并没有人尾随，这才如释重负地放慢了脚步。既没有人朝她这边转身，更没有人跟在她的身后，除了现在能够听得越来越清楚的、传自远处的喘息般的噪音，没有任何东西搅乱这座死亡城市的墓地般的死寂。然而在这种令人惊悸的喑哑中——既听不到一丝呻吟，也听不到扇耳光的声响，事实上，围站在自流井周围的那些施暴的罪犯并没有破坏黑暗的寂静，她不安地猜想：假若他们不是在犯罪，那又会这么静悄悄地做什么呢？——她还是察觉到有某种异样，一路上没有人与她迎面走来。若在平时的这个时辰里，即便人行道因修路而被路障拦挡，她也早该遇到一两个行人了，即便别处不会，这里总该会，在温克海姆·贝拉男爵大道靠近市中心的这个地段通常会有居民出没。在不祥预感的驱使下，她身不由己地加快了脚步继续往前走。慢慢地，她感觉自己仿佛走在噩梦里，而后她意识到此时此刻自己越来越接近那个噪音的源头，那喘息般的声音可以听得相当清楚。透过一排野栗子树树干栅栏般的缝隙，她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庞然大物，她惊恐万状、确信无疑地断定，它正朝着自己的方向迎面驶来！看到第一眼时，她不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而且感到难以置信。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在宽阔的街道中央，有一个魔鬼般的巨怪正在冬季的夜晚孤独地行进，如果可以将这种缓慢、不祥的移动称作“行进”的话。这辆魔鬼般的巨大彩车以压路机一样的缓慢几近挣扎地、一厘米一厘米地向前移动，朝着市中心的方向：它仿佛并非是在路面上行驶，并非顶着迎面刮来的狂风向前滚动，而是深陷在某种致密、黏稠、阻力极大的泥沼中拼命地爬行。这辆庞然大物用波浪造型的生铁皮严密包裹，四面封闭，让人联想到大型货车，车身上写满了鲜艳的黄字（中间莫名其妙地画了一条深色的鲸鱼），这使车身看上去显得更大更长。她难以置信地默默惊叹，这要比过去穿城而过的土耳其大货车还要巨大！一辆像是制造于大洪水之前、冒着浓烟、满是油污、拖拉机模样的破旧车辆正疲惫不堪地用力地拖着一艘造型古怪、散发着一股令人不可思议的腐臭鱼腥味的巨大方舟！当她走到那辆巨车跟前，好奇心终于战胜了恐惧，她放慢脚步，近距离地仔细看了一眼写在车身上的那串字迹笨拙、丑陋的奇怪字母，还是不能理解那些字的意思（“……也许是斯拉夫语……或土耳其语？……”），她不明白那些字到底想说明什么？这个庞然大物来到他们这座一片死寂、狂风大作、冰冻霜打的城市中心到底想做什么？另外，它到底是怎么开到这里的？想来以它这样蜗牛般的缓慢速度，即便是从隔壁的村镇里开过来，路上也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尽管不会有其他的可能），不可能是用火车运到这里来的。她重又加快步伐，就在她刚刚从这辆大得可怕的巡展彩车旁走过的刹那，她扭头透过拖拉机驾驶室的窗玻璃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脸胡须、神情淡漠的大汉，那人穿着一件背心，嘴角叼着一根香烟。当那人注意到走在人行道上的弗劳姆夫人时，脸上露出一副讥讽的表情，将右手从方向盘上慢慢抬起，似乎在向窗外盯着他看的妇人打招呼。这一切全都异乎寻常（那个大汉就像一位获得加冕的国王威严地端坐在方向盘后，身上只穿着一件背心，似乎驾驶室里暖气开得太大，温度太高）。弗劳姆夫人一边加快脚步匆匆走过，越走越远，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那辆巨车看上去更像一头富于异国情调的庞然巨兽，它能一眼看穿前方出现的所有一切，不管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只要从它身边经过，就会变得不复从前，它以无可阻挡的缓慢速度向前碾压，从毫不知情的居民家的窗口前驶过。从这一刻起，弗劳姆夫人真的感觉自己坠入了一场可怕的噩梦，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无法从中苏醒过来；然而她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现实，而且非常真实。现在她惊愕地意识到，自己成了一桩令人血流凝固、不寒而栗的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这辆魔幻般的、令人无法解释的巨型彩车，发生在艾尔代伊·山多尔街上的暴力事件，像被谁定时熄灭的城市街灯，聚集在火车站前的那群安静、冷漠的乌合之众，除了这些之外，尤其还有那个身穿肮脏的呢子大衣、用坚定而冰冷的目光盯着她看的可怕家伙），这不仅是令她感到不祥的、无法摆脱的想象力的产物，而且在这些事件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毋庸置疑的相互暗联，并且有着它们确定无疑的最终目的。而且与此同时，她必须积聚起巨大的气力，才能迫使自己不去相信这些奇思怪想，她始终希望对这群乌合之众和这辆巨型彩车的出现，对这场疯狂不羁的暴力或莫名其妙的街道停电能够找到某种合情合理的清楚解释，因为在这般令人费解的情况下，她没办法完全接受所有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她试图安慰自己，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结：即便对于全城的街灯突然熄灭一时搞不清确切的原因，但那辆令人惊骇的巨大彩车来这里的目的和车上所运载的东西，并不可能长久地保持秘密。此刻，她从当地著名的公众人物——艾斯泰尔·久尔吉先生的家门前走过，并且将从围绕木结构老剧院而建的小公园内隐约传出的喧闹声抛在身后，来到了福音派小教堂门前。就在这时，她的目光无意中落到了街边的一根广告柱上；她立即停下脚步，凑到跟前，然后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感觉像是搞错了什么，一遍又一遍地默读上面的文字。那些字看上去像是出自偏远地区的流浪汉之手，其实她只要读一遍就足够了，这张海报相当大，几乎覆盖了别的所有广告，在纸的边缘还流淌着糨糊。毫无疑问，这显然是不久前刚贴上去的。

她自己认为，假如她最终能够清晰地看到这场巨大混乱的冰山一角，她便能够较为容易地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应该如何应对，这样（当然：“上帝保佑，我们必须如此……！”）便能在“彻底崩溃”的危急关头保护自己。现在她站在这里，站在这张海报前，这少得可怜的一丁点信息只会进一步加剧她的紧张焦虑，因为到目前为止令她感到困惑的是，自己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被迫扮演了目击者兼受害者的角色，而能够获得的解释却如此之少，缺少任何逻辑，而此刻获得的“这一丁点信息”（“世界上最大的巨鲸以及大自然其他的神奇奥秘！”）突然又显得太多太多，使得她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莫非有某种坚实的但让人难以理解的原因在起作用？这是什么意思：马戏表演？在这里？！这种时候？！当人们都不清楚在明天到来之前，脚下的大地是否会塌陷，怎么会放这辆噩梦般的巨大彩车拖着一条腥臭的死鱼开进城里？当这座城市本来就已经危机四伏，在这样混乱的时刻，现在谁还会有心思娱乐呢？这是一个多么白痴的玩笑？一个多么荒谬、残忍的主意啊？！……或许可能……它的意思恰恰是，现在已经……反正什么全都无所谓了？有人想要……“在末日前醉生梦死”？！她迅速离开了广告柱，穿过街道。街对面耸立着一排两层楼的房子，有几扇窗户里透出微弱的光线。她紧紧攥住女式皮包，身体在风中稍稍向前倾斜。她走到最后一个单元门口，最后迅速地环视了一周，随后打开门，并且锁上身后的楼门。栏杆冰冷。棕榈树是楼里唯一备受呵护的东西，那是她最喜爱的一抹色彩。在她出门之前就清楚地知道，这棵树已经无可救药了——现在，它在楼道拐角处已经冻死。周围是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她终于到家了。在门上，在门锁上方的缝隙里，有一张插着的字条在等着她。她只扫了一眼，就恼火地撇了一下嘴角，然后走进屋内，用钥匙锁上了两道门锁，并迅速挂上了安全链。她靠在门上，闭上眼睛。“我可爱的上帝，我终于到家了。”这套公寓，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她用许多年精心的工作换来的、享之无愧的果实。五年前，她那位感情融洽的第二任丈夫突然（因为中风）不幸去世，她不得不强忍悲痛将他埋葬，不久之后，她与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儿子的共同生活也难以持续，男孩也“总是出逃，到处鬼混，就像他父亲那样令人痛苦得不可救药”。这孩子显然继承了父亲堕落倾向的沉重负荷，最后终于从家里搬出，搬进了一间出租房。然而弗劳姆夫人发现，自己不仅能够接受这一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生活变化，甚至心里还感到稍许的轻松，因为无论这种丧失感多么令她沮丧（毕竟她失去了两任丈夫和一个在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的儿子，之后变得孤身一人），但是她清楚地看到：现在她已经五十八岁，在此之前她始终都是“别人的傻瓜仆人”，一直为别人活着，现在已经不会再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她为自己生活了。当时，那套宽敞的别墅房对她来说实在显得太大，于是她换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可爱的”小公寓（楼门口带通话器！），并且获得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差价。由于弗劳姆夫人两次丧夫，而她唯一的儿子又选择了一种“流浪汉的生活方式”，所以她的熟人都对她深表同情并格外尊重她，直到那时，她才能怀着快乐的兴奋开始享受生活，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拥有自己财产的深深快乐（想来她过去除了少量的衣物之外，只拥有床单被褥）。她为地板购买了柔软的波斯地毯，为窗户安装上薄薄的纱帘和“有愉悦效果”的遮光窗帘，之后她处理掉那些既笨重又不实用的旧家具，房间里换成新式“组合家具”；按照城里非常流行的《家居文化》杂志的精妙建议，她对厨房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整套公寓都重新粉刷，换掉了老式的煤气供暖系统，并将浴室也翻修一新。她又变得不知疲倦，精力充沛，正像邻居维拉格夫人用赞赏的口吻所说的那样，但是，只有在她下班之后，在她可以动手美化自己的“小巢”时，她才开始真正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她总有消耗不尽的灵感，她的想象力无边无际，每天她都在商店里徜徉，为自己的门厅装上了一面铁艺镜框的更衣镜，为厨房添了一件相当实用的葱头切片器，有一次，她从一家店里买了一把很别致的衣物刷回家，在刷子的手柄上镶嵌着一张市中心的全景图，可以供她随时欣赏。然而，尽管儿子从家里搬走的痛苦记忆已经过去了两年——要知道他是流着眼泪离开的，她狠不下心来赶他出门，当时有种很糟糕的感觉让她（“连续几天！”）无法摆脱，尽管在这两年里她疯狂购物，以至于公寓里几乎找不到一块可以让人立足的空地，但是她仍旧总是觉得，在她的生活里因为缺少了什么而让她感到迷失。她终于为自己收藏在玻璃展橱中的一套陶瓷雕塑购买到了最后一件，但是她很快意识到，这并不能完全填补她生活里的空白；她绞尽脑汁，观察四周，甚至会向女邻居请教。后来，有一天下午（当她坐在舒适的扶手椅里琢磨最新版的《伊尔玛编织图案》时），她的视线无意中停留在那个摆在天鹅、弹吉他的吉卜赛女郎和哭泣的少年旁边，怀着幸福与憧憬仰卧在地上的陶瓷女孩身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到底缺少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花卉。虽然她有两株垂榕和一株病恹恹的芦笋（那还是她从原来的家里带过来的），但它们远远不能满足她突然复苏了的母亲本能，用她的话讲是“母性之歌”。再者说，在她的熟人们当中，有许多人像她一样“喜爱美”，于是她很快搞到了许多美丽的花秧、球根或幼芽。她对养花变得如此痴迷，以至于不出几年，她就在几位花迷好友——比如普罗沃兹尼克医生、马达伊夫人，当然还有马霍夫人——的熏陶下，不仅在窗台上精心种植了许多矮丛榈、蔓绿绒和虎尾兰，而且还特意在罗马尼亚一座城市的锁匠店里订制了花架，先订了一个，后来一下订了三个，因为她已经实在没有地方摆放那么多的苏丹凤仙花、镜面草和数不清的仙人掌，终于她感觉到自己的小公寓已经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家”。这所有的一切——她柔软的地毯、令人愉悦的窗帘、舒适的家具、铁艺镜框的更衣镜、葱头切片器、衣服刷、各种名贵花草，以及这整个的宁静、安全和幸福的感觉——真能让她彻底地满足吗？！她感到自己筋疲力尽。捏在左手里的字条从手指间滑落，掉到地板上。她睁开眼睛，盯着厨房门上方墙上的挂表，看着跳动的秒针从一个刻度跳到下一个刻度。尽管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可能再有任何危险会威胁到她，但她仍然不能在自己的周围感觉到她极其需要的安全感：她的思绪相互驱赶，乱成一团，一会儿这个显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会儿那个似乎更有意义。随后——她脱掉外套和皮靴后，揉了揉自己浮肿的脚，然后穿上舒适、暖和的棉拖鞋——她先从屋内的窗口探出头朝温克海姆·贝拉男爵大道张望（“街上空空荡荡，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只有马戏团的巡展彩车……还有这令人难以忍受的喘息声……”），随后她依次打开橱柜，检查了一下所有的东西是否还在，最后开始仔细地洗手。但还没有洗完她就停了下来，觉得最好还是再检查一遍家门上的门锁，怕万一有一把忘记了锁上。这时候她稍稍平静了一些，将掉在地板上的字条捡起，开始阅读，然后把字条扔进厨房内的垃圾桶里（上面写了四遍“我来找过你，妈妈”，其中前三遍下面还画了横线），随后她回到客厅，打开暖气。为了克服所有的焦虑，她逐一检查了每一株植物，断定没发现任何问题，心里安慰自己说，自己感觉到的不安也肯定很快会平息下来。她在出远门之前，特意托付她可爱的女邻居，请她每天帮助屋内小心地通风，并代她细心照料那些心爱的花草。现在看来，女邻居没让她失望：花盆里的土是湿的，她的女友虽然人很单纯，心直口快，但本质上很善良，而且尽心尽责，甚至每隔几天，还会小心翼翼地擦掉丛榈叶上的灰尘。“真是朋友无价，我亲爱的茹兹！”她颇为动情地感叹道。现在，在她眼前浮现出那位丰满的妇人永远忙碌的身影，她一屁股坐进一张青苹果颜色的沙发里，再一次检查公寓这些完好无损的物品。简而言之，一切看上去都“秩序井然”，地板，天花板，花卉图案的墙壁，她被无可置疑的安全感包围着。与这一切相比，之前受到的所有惊吓似乎只是一场噩梦，都是紧张的神经和病态的想象导致的扭曲幻觉。是的，那很可能只是幻觉而已，因为多年以来，她每年秋季都会制作果酱，春季会进行大扫除，在细小的烦恼和快乐之间每天下午做钩编，充满激情地种花养草。她早已习惯了在保持一定距离和良好心境的情况下观察外界疯狂的漩涡，那漩涡激荡在内心世界之外，充满了云雾迷蒙的不确定性和变幻无形的氤氲水汽，现在——当她可以重又平心静气地坐在那扇上了锁的房门为她提供的、总是安全得无可指摘的避风港里，仿佛她将整个世界锁在了门外——她的那段令人揪心的旅行已经逐渐失去了真实性，仿佛被罩上了一层半透明的面纱，她只是隐隐约约地能看到那些曾坐在自己周围大声喧哗的旅客们，看到那个身穿呢子大衣、目光呆滞的男人和那个向后栽倒、耷拉下脑袋的女商贩，还有那群在黑暗中无声地围着一个不幸者拳打脚踢的陌生人影。她只能模糊不清地看到那辆怪异的马戏团拖车、在变黄了的时刻表上画的那个粗粗的叉子，甚至在它们中间隐约看到了自己，此刻她正在忽左忽右地跌撞徘徊，仿佛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失魂落魄地拼命往家赶。她周围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在过去几个小时里被迫忍受的痛苦则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真实，然而那些可怕的画面仍在她的脑海里飞速地、令人难以忍受地交替闪现，比如车厢里尿臊味刺鼻的厕所、铁轨间肮脏的砾石，还有从驾驶室里冲她打招呼的那张面孔……在这里，在自己的家具和花草之间，不可被伤害的感觉在她的意识里逐渐增强，她不再担心会遇到攻击，之前始终绷紧的神经和折磨人的痛苦逐渐解除，然而日常性的基本焦虑并未减轻，在没能找到特效药之前，会一直充满她的整个生命，就像稀粥灌满肠胃一样。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不堪，所以决定立即上床睡觉。她只用了几分钟就冲了一个澡，洗好了内裤，在厚厚的睡裙外还套了一件保暖的睡袍，然后走进储藏间，虽然坐下来吃一顿“正经的晚餐”已经不太可能，但是在睡觉之前怎么也得吃两口什么。储藏间位于公寓中央的过道上，尤其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所储藏的食物量更显得多得惊人：除了烩青椒外，高处还悬挂着成串的火腿、香肠和熏腌肉，在下面较矮的木架上整整齐齐摆放着成袋的白糖、面粉、盐和大米；储藏间两边的架子上有咖啡豆、罂粟籽、核桃、调料、土豆和葱头，这简直是一座食物的堡垒。这也证明了她的远见和能力，已做好应对一切的充足储备——就像在外面的房间，她精心培植了一片长满整套公寓的、赏心悦目的美丽森林——在正中的墙上也安装了木架，以军人的队列精心摆放着自制的水果罐头、泡酸菜、果酱、番茄酱和蜂蜜泡核桃。每年夏天一到，她就开始用大瓶小瓶储藏各种东西，俨然像在打造一支军队。此刻，她跟以往一样，有点不知所措地将目光落在那些闪闪发光的玻璃瓶上，犹豫了片刻，最后取了一瓶朗姆酒煮樱桃回到房间。在重新坐回到苹果绿色的沙发里之前她先打开了电视，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对外界的好奇。她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把酸痛的两只脚搭在一只矮凳上。现在她感到惬意和温暖，淋浴使得她精神焕发，看到电视里又在播放她最喜爱的歌剧，她感觉到或许还是存在希望，过去的和平和曾经的宁静能够重回她的家中。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早已将她甩开了很远很远，已经变得遥不可及，用她那个痴迷于星际的儿子的口头禅说，“光要比视线投射得更远”。她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所有那些躲在静谧小巢里的人——包括她自己在内——都会从自身尊严和谨慎的小小绿洲上继续对外面发生的事情感到惊恐和战栗，直到那满脸胡茬、群情激奋的野蛮群体在本能的趋势下占领了那里：只是她从未反抗过这个世界，却会接受那些让人难以理解的法则，为一点小小的快乐而心怀感激，她有充足的理由让自己相信，命运不会向她发起毁灭性的打击。她——弗劳姆夫人将得以幸存，她这座小小的生存岛屿也会存留下来，她不会容忍那种事发生，她试图寻找准确的词句，她除了安宁与和平，别无他求，不仅为自己祈求，还为其他所有的人。电视里播放的是抒情轻歌剧（《玛丽采女伯爵》 ！——她心里再一次充满了愉悦），感人的情节和迷人的旋律立即充满了房间，仿佛吹进轻柔的春风。就当她的心情随着“甜美旋律的波浪”轻轻摇曳，火车上那些粗俗不堪的旅客面孔又突然浮现在她的眼前，不过现在让她感到的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蔑视；准确地讲，这正是在旅途的开始，当她在肮脏的车厢里看到他们第一眼时内心的感受。那群乌合之众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聚在一起大吵大闹的和吧唧着嘴吃东西的”，另一类是“一声不响干坏事的”。她这样认为，现在她终于能够居高临下地鄙视他们了，终于能超越于痛苦之上——仿佛涌流的音乐现在淹没了世界所有的恐怖，超越了那些令她感到压抑的体验。想来，或许正是这种想法使她变得勇敢，她看着电视，嘴里又咬裂了一枚甜香的樱桃。现在，在黑暗里，在深夜中，那些可怕的乌合之众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暂时占据了农庄和酒馆，但仅是“暂时”而已，因为他们的狂怒很快就会变成不耐烦，那时候他们会离开这里，从哪里来就回到哪儿去：因为那里才是他们该待的地方。那里，弗劳姆夫人心里暗想，在我们公正、和平的世界之外，让他们离我们远远地，永远离开，绝不能再回来！然而在那之前，在正义的审判尚未到来之前，她继续在心里自言自语，地狱会不断地释放邪恶，但她会对此视而不见，因为她跟这种混乱、这种毁灭和这些该被关进监狱的卑鄙者的非人道统治没有丝毫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她下定决心：估计那些家伙已经占领了城里的大街小巷，但是她绝不会迈出房门半步，她不想卷入任何的事情，对于外面的事情她会不闻不问，直到所有可耻的勾当全部结束，直到天空重又变得光明，直到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原谅，日常的生活重又恢复清醒的理智。她一边怀着这样的幻想和信念，一边看着塔希洛伯爵和玛丽采女伯爵终于克服重重阻碍彼此相爱，此刻她泪眼蒙眬地沉浸在风扫残云般幸福的大结局中。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她吃惊地用手捂住自己的胸口（“他找到了我！他在跟踪我！……”），而后一脸怒火地（“这怎么可能！绝不可能！”）瞅了一眼墙上的挂表，起身朝房门走去。不可能是女友，也不会是邻居，如果说过去人们不会在晚上七点钟后互相串门是出于良好的教养，那么现在则是因为缺乏胆量，大家不敢那么晚贸然上街。之后，她又排除了那个身穿呢子大衣的噩梦般人物的可能性，她基本上可以断定来人是谁。自从她儿子搬进了哈莱尔家的出租房后，不幸的是，这孩子不出三天就会在夜里出现一次，而且通常是在醉酒的状态，已经成了习惯。有时候他会满嘴酒气、胡言乱语地跟她谈论几个小时恒星和行星，有时则——尤其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眼泪汪汪地攥着一束被他总爱游思妄想的母亲坚信是他偷来的鲜花试图“补偿自己因叛逆而带给她的那许多痛苦”。尽管她已经告诉过他一次，但以后她还会告诉他一千次：他既然已经离开了家，就不要总来打搅她，她想过宁静的生活，不愿意再见到他，他不该再进她的门。她说的都是真心话，她确实不想再见到他，想来她已经跟他一起痛苦熬过了二十七个春秋，每分每秒，每日每夜，她都为自己养了一个这样的儿子而感到羞惭和脸红。出于自己善解人意的同情心，她竭尽自己可能付出的所有努力，但最终还是沮丧地承认，自己的孩子上不了正路，终归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所以她没必要为儿子的行为而承受痛苦。她跟自己的第一任丈夫老瓦卢什卡一起就已经忍受了很多痛苦，男人完全被酗酒毁掉，儿子带给她的惩罚也早已超出她的承受力，她一次又一次地跟所有人抱怨。人们都这样劝告她，事实上她自己也经常这样去做，“只要她那个疯疯癫癫的儿子不戒除那些坏毛病，她就应该坚决地拒绝他再进家门”，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她克制不住自己的母爱之心”，她不得不承认，这并不是理想的解决方案。她再怎么下决心也无济于事，除非她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和心理承受力才可能拒绝儿子的来访。小瓦卢什卡每隔三天就上门一次，而且脸上带着越来越坚定的“决不退缩”的自信表情，同时他继续游手好闲地在社会上鬼混。男孩疲惫不堪地绝望挣扎，出于自己简单的认知，他都不明白母亲到底想要他怎样，在最近这段时间里，母亲总是想赶他走，每次都是这样。现在，门铃响了无数遍之后，弗劳姆夫人才拿起了听筒，然而从对讲机里传来的并不是儿子磕磕巴巴地恳求（“哦……我，是我……妈妈……”），而是一个亲热、低沉的女人声音。“谁？”弗劳姆夫人吃惊地再次追问，并迅速将听筒从耳旁移开。“是我，亲爱的皮莉！我是艾斯泰尔夫人！”“艾斯泰尔夫人？！是你在下边？！这么晚？！”她倒吸了口气，显得有些烦乱，下意识地整理身上的睡袍。弗劳姆夫人对这个女人始终“敬而远之”，事实上据她所知，全城人对艾斯泰尔夫人的态度大都如此，因此弗劳姆夫人跟她没有任何交往。当然，她们难免会在街上碰到，每年寒暄上一两句，说说天气，这是回避不了的，但是登门造访，这实在出人意料。艾斯泰尔夫人“过去的丑闻、不道德的作风和目前混乱的家庭状况”，这些都是她的女友们常年爱聊的话题，而她那副目中无人、恬不知耻的做派，缺少教养、粗俗鲁莽的举止，以及“跟她那副水桶身材很不协调的鲜艳扎眼、没有品位的穿着打扮”，都让那些良好的家庭感到被冒犯；另外，有时她为了达到自己的企图，会虚情假意地讨好他人，这种“变色龙的可耻行径”也引起人们普遍的反感。更不要说在几个月前，她狡猾利用了人们近来由于混乱和焦虑的氛围而放松了警惕的空子，在她身为警察局长的情人支持下，自行出任了妇女委员会主任，由此更显得颐指气使。对她那张狂傲慢的样子和幸灾乐祸的德行，邻家的妇人们经常聚在一起议论说，“在她那副得意的脸上总带着令人作呕的、故作妩媚的微笑”，她会以“礼节性拜访”的无稽借口贸然登门，闯进那些她过去从来没有机会进门的家庭。不难猜出，艾斯泰尔夫人现在的不请自来，肯定也是这一类恶作剧，因此弗劳姆夫人在下楼去开楼门之前，心里已经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无礼的女人（“毫无疑问，这头奶牛根本就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按别人家的门铃！”）。她已经想好了措辞，准备一开门就泼到对方的脸上。

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因为艾斯泰尔夫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跟谁打交道，所以她没有丝毫的退却，她很清楚——正像她那个警察局长情人每天在她耳边私语的那样——自己“光从体重和身材上讲，在其他人看来，就是一个巨人……更不要说别的了……”，因此，她轻而易举地以自己天生的优势和她那副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平息了弗劳姆夫人顽固的抵抗：夹杂着嗓音低沉的几声“我亲爱的”，她用男人般铿锵的语调向女主人解释说，毫无疑问，她当然知道现在已是晚上几点，但鉴于这是一桩“不容拖延的私事”，她必须立即跟她谈一谈。随后，趁着弗劳姆夫人因惊愕导致的片刻迟疑（艾斯泰尔夫人对此早有预料），她果断地和女主人一起挤进了楼门，一阵风似的冲上楼梯，并习惯性地稍稍歪了一下头（“绝不能给她一点反应的时间……”），径直走进敞开的房门，进到前厅。为了转移对方对她贸然登门的紧迫性的注意力，她用淡漠的语调夸奖这套公寓“位置极佳”，前厅的地毯“图案精美”，以及女主人“让人嫉妒的优雅品位”。在将外套挂在衣钩上时，她迅速扫了一眼屋内的陈设，说她越发感到自己“粗俗平庸”。当然，很难说这种“转移注意力”的做法是否真的表达出她本来的真正意图，想来她可以有多种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就这件事的紧迫性而言，她必须在今天跟小瓦卢什卡的母亲一起待上一刻钟，假如明天见到他们，便能告诉他们自己看到的一切）。然而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选择唾手可得的解决方案（要知道，此刻她已经坐到一张令人反感的沙发里，“现在全国各地都能感受到朝气蓬勃的复兴渴望，其中包括对日益壮大的市妇女委员会的热切期望”，她终于说起了开场白……），尽管她事先有所预料，但真的坐在这里，“这个暖气烧得过热的腐朽小巢”里令人纸醉金迷的舒适、闲逸和美艳的生活气息还是强烈地击中了她，勾起了她胸中旺盛的妒火。她极力掩饰住内心的怒气，强迫自己要更加仔细地检查女主人军械库中的所有武器。弗劳姆夫人跟在她的身后，愤怒和困惑使她憋闷得喘不过气来，她满脸涨红地陪着不速之客在公寓里细细地转了一遍。艾斯泰尔夫人仔细审视每一个被东西堆得密不透风的犄角旮旯，她不停地赞许（因为，“正如俗话所说，现在还没到摊牌的时候”），用她醇厚的女中音对紧随其后的女主人说，“是的，毫无疑问：女人赋予没有生命的物品以意义；是的，女人，只有女人才能散发出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魅力’……”。她始终强忍住内心的——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诱惑，真想伸出大手抓起这些令人作呕的东西并将它们像拧小鸡的脖子似的咔吧咔吧地折断，捏碎。什么梳妆匣、天鹅造型的烟灰缸、人造绒的波斯图案地毯、薄薄的纱帘，还有玻璃橱里摆放的几部言情小说，这燥热、黏稠、窒闷的小窝纤毫毕现地暴露出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放纵地追逐“舒适的享乐和无耻的欲望”。她看到并记下了这里的一切，什么都逃不过她犀利的眼睛，她聚集起自己的全部精力，带着自我折磨的苦涩快感呼吸公寓内被香气污染了的空气。确切地说，这股臭味让她联想到“让人恶心的婴儿室”。对她来讲，即使距离很远，她也能够嗅到每户居民家里难闻的气味，这让她情不自禁地生出“想要展开严肃大批判”的欲望；妇女委员会选举之后，每当她完成一次次非正式的家访回来，她都忍不住会带着愤怒的讥讽向警察局长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不管是单纯的讥讽，还是真正的厌恶，她的这个情人都可以肯定：艾斯泰尔夫人的心灵肯定又承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严峻考验，因为从那之后，“她终于获得了坚定的意志”。作为对她几十年勤勉工作的奖励，她从当地的男声合唱团里脱颖而出，获得了领唱的头衔（她只有通过进行曲、劳动歌曲和春天颂歌等所谓的“独家保留曲目”才能减轻这一职位带给她的一些羞辱感），担任市妇女委员会主任，成了这个组织头号的铁腕人物。每天她都要造访这一类公寓（“这是工时！”），只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证实：她此前的猜测，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正如她清楚看到的那样，在这里，在这座城中，藏匿着许多这样暖气烧得过热、闷得令人窒息的舒适小巢，还有那些加糖过多的煮水果、暖和蓬松的鸭绒被、边缘带穗的丝绒地毯和套着防护罩的沙发。每当她置身于这种腐朽的氛围，胸中都会升起一股强烈的悲愤与冲动，正是这些自以为是当地社会精英的人，这些瞧不起纯朴健康的民众、整日穿着棉拖鞋沉溺于轻歌剧的家伙们将所有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都淹没到致命的沼泽里；她清楚地知道，正是由于这些寄生虫的存在，这场由妇委会主任亲自策划并发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卫生运动”才会在历经数月的努力之后不幸受挫，难以顺利开展。说老实话，她对此早有预料，因此她丝毫没有感到惊诧，她一跨进这套充斥着自我享乐情调的公寓，就从每件精心养护的家具和摆设上感受到对社会原则的冷漠拒绝；透过弗劳姆夫人磕磕巴巴的几句回答（她说：“在十二月举行卫生竞赛？最好还是再过一段时间，比方说，在春季大扫除期间……”），艾斯泰尔夫人一眼看穿了对方内心的抵抗。她清楚地知道，这些寄生虫们病态的无能和怯懦的回避都是无稽之谈，尽管对他们来讲合情合理，想来他们担心发生任何的变革。在他们眼中，变革就意味着全面衰落，在民众不可战胜的支持新事物的热情里，他们看到的是无可救药的混乱的危险迹象与破坏力量。当然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因为这种力量不仅不会保护他们已经腐朽堕落、无可复活了的生活方式，而且会将它碾成齑粉，无情地埋葬。也正是这种力量，会用“共同行动的巨大热情”取代他们自私生活的无聊与乏味。不能否认的是，回顾过去那段时间里发生的那些非同寻常、违反规定的诸多事件，除了她的知己——警察局长和一两个有自己主见的人之外，她在城里相当地孤立，但是即便如此，她不仅丝毫没有陷入惶惑，甚至都不觉得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因为她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她耳旁低语，“用不了多久，事实会证明这将是她一个人的胜利”。当然问题是，这场胜利的本质该是什么？她很难用一句（或两句）话简单作出回答，但是她的信念是如此坚定，无论遇到多少反抗，面对多少“棉拖鞋们的精致小巢”，她都绝对不会退缩，不会被吓到。她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她清楚地知道：她真正的敌人——正因如此，这场为了公益而战的斗争变成了为她自己而战的私人斗争——是艾斯泰尔·久尔吉本人。她将丈夫视为一个怪人，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事实上他只是病态的懒惰，艾斯泰尔先生，这位既让人忌惮、又受人尊敬的她名义上的丈夫与她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参加过社会活动的记录”，他作为享誉全城的公众人物已在床上躺了好几年，每周至少一次（“据说是这样！”）会窥视窗外……他能成为真正的敌人吗？他远不止这些，对艾斯泰尔夫人来说，他既是“令人绝望的、不可逾越的地狱的高墙”，同时也是她唯一的机会，只要她不愿在城里具有影响力的名流圈中最终放弃自己受人尊敬的地位。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圈套，一个完美无缺、毫无希望的陷阱，她既不能从中逃脱，也不能把它毁掉。因为跟过去一样，艾斯泰尔始终都是她成败的关键，是她实现自己远大计划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正是这个人，在多年之前，以他所谓的“脊椎痛”为由辞掉了当地音乐学校校长的职位并且正式退休，并以某种极其愤世嫉俗的态度简单明了地告诉她，“以后他不再需要她做家务”，第二天，她就不得不用自己的积蓄在集市广场旁租下一套公寓。还是这个人，出于报复——如果不是报复，还会因为什么？——他还辞掉了本来就很少一起登台演出的市立交响乐团指挥的职位，据说，后来她从别人嘴里听说，原因是他，艾斯泰尔，现在只对音乐感兴趣，只对音乐，不愿再在其他事情上花费时间，他只想搞音乐。然而，假如有谁能够告诉世界真相的话，那么只有她——艾斯泰尔夫人，她丈夫只会在故意调得跑音的钢琴上敲出极其难听刺耳、完全跑调的音符，当然，那也只有在他那因懒惰而变虚弱的身体能够从柔软的枕头和毯子堆里爬出来乱敲乱弹的情况下。每当她回想起一切，想起自己熬过的那些无穷无尽的屈辱岁月，她很想抛开这所有的一切，抄起一把斧头，将她那令人无法忍受的丈夫在他自己的床上剁成肉块。只是她非常清楚，她无论如何都不能那么做，她必须承认，假如没有艾斯泰尔，她不可能在这座城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管她作出什么样的打算，她都会不断地与艾斯泰尔抗衡。她这样解释他们的分居，说她丈夫的创作需要安静、孤独的环境，她被迫维持婚姻的状态，强迫自己打消离婚的强烈念头；甚至，她还不得不在艾斯泰尔先生的得意门徒和崇拜者，那个无可救药的疯子、弗劳姆夫人在第一次婚姻里生下的儿子瓦卢什卡·亚诺什的帮助下——既要瞒着丈夫，同时还要让全城人亲眼看到——她亲手为丈夫洗脏衣服，包括“肮脏的内裤”。这种形势看上去无疑很严峻，但是艾斯泰尔夫人并没有气馁。尽管她并不知道，在个人复仇和“为公益而战”之间哪个应该更优先。在报答艾斯泰尔（“为这所有的一切！”）和最终巩固自己不稳定的“地位”之间，哪个更加重要，但有一件事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种忍辱负重的状况不可能永远地持续下去，终会有一天，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她一旦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应得的高位，她便可以结束与这个无耻混蛋的屈辱关系，这家伙不仅嘲讽她，并且“故意”使她的生活陷入困境。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事情将会这样发生，因为（因为现在不仅仅是，“肯定会这样，因为必须这样”）妇女委员会主任的职位不仅意味着“自由并负责地行使权力”的可能性，还表明她越来越不依赖于他。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信号，更不要说，自从她意识到如何能够赢得那些生性固执的市民们的支持后，妇委会立即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与此同时，她又跟艾斯泰尔重新建立了联系，从那之后，她本来就不缺乏的自信心一下子变得更加坚定了，她完全相信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她奔向自己的目标……因为她的这个计划看起来无可挑剔，是一个人们常说的那种“天才计划”，而且简单至极，只是有一个通常情况下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唯一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很困难的；当然，在动员掀起城市卫生运动的初期，她就清醒地看到，只有让艾斯泰尔出来“发挥作用”，才可能突破人们对运动的冷漠和抵抗。只要能够说服他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来，只要能够把他推到运动组织者的前沿，那么就可以使“干净的庭院整洁的家”这句空洞口号和陷入可悲失败的宣传工作满血复活，立即赢得广泛的支持，为运动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是接下来的问题：怎么才能拖他下水？这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她冥思苦想了好几个星期，甚至，不夸张地说：她花了足足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先后放弃了从简单说服到暴力强迫等无数种不切实际的主意。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最后一刻，突然想出了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案：要想让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她需要得到两个人帮助，一个是“热心肠的瓦卢什卡”，另一个是众所周知与他关系疏远，但也正因如此让她喜欢得热情有加的弗劳姆夫人。就从她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起，她感到内心充满了彻底的宁静，相信再不会有任何人和任何事能够阻挡住她；甚至，此刻她手里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坐在这个身材瘦小（“……但总是一只小山雀！”）的女主人像海绵一样松软的地毯和擦得锃光瓦亮的家具之间，甚至饶有兴味地仔细观察——伴随香烟灰的每一次掉落——弗劳姆夫人脸上“掩抑不住的隐隐怒火”，而后啧啧夸奖地品尝了留在桌上罐头瓶内的糖水樱桃。她高兴地看到女主人流露出的愤怒和无助（“她怕我！”艾斯泰尔夫人得意地暗想），这种得意慢慢冲淡了她先前的愤慨，于是环顾了一下摆满植物的房间，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原野或到处长满青草的花园内。她转过头来，再次用那副哞叫般的低沉嗓音赞许道：“哦，是的。城市人永恒的愿望，就是将大自然带进自己的居室。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亲爱的皮莉！”现在她说这话并没有别的意思，仅是出于由衷的欣赏。但是弗劳姆夫人并没有回应，只是被迫地稍稍点了下头，这足以让艾斯泰尔夫人捕捉到对方无声的暗示，她最好尽快转入正式的话题。当然，尽管她还不能确定弗劳姆夫人是否会同意在这件事中扮演角色——不过，当她刚才作为不速之客强行闯入这套公寓时，就猜到对方最终会“同意”，想来弗劳姆夫人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她，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摆设”——但是她愿不愿意，或反不反对，其实意义已经不大。但即便如此，艾斯泰尔夫人还是仔仔细细地向她讲述了自己的处境（要她知道：“亲爱的，请你相信我，并不是我想要艾斯泰尔出马，而是我们的城市需要他，但是你也知道，要想说服像这样一位——众所周知——整日沉浸于创作中的人会有多么的困难，只有你那可爱的、热心肠的儿子才能够做到……”）。她用尽可能友好的语调向她讲述，但眼睛锐利地直视着她，对方闪电般迅速的回绝无疑让她吃了一惊并感觉到难堪，因为她能够清楚地看出，瓦卢什卡和弗劳姆夫人之间的所有关系“几年前就已经彻底断绝了”，对于她，对于弗劳姆夫人来说，不愿再对瓦卢什卡的行为担负任何的“家长职责”，作为母亲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儿子“不仅不是什么热心肠，而且忘恩负义，是个没用的废物”，这里边的痛楚和苦涩是他人难以想象的，在她果断回绝的那个“不”字里，浓缩进了她无助的哀怨和压抑的愤怒，似乎想以此回击艾斯泰尔夫人几分钟前对她的冒犯羞辱，因为她瘦小羸弱，艾斯泰尔夫人则高大壮硕。尽管她想否认这一点，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她的儿子是“哈哥迈耶尔学校的住宿生”，在当地被视为“村子里的白痴”，现在他最大的本事也不过是“跑腿”，在市邮政局当送报员。这些刺痛人心的坏消息她本来只该向女友们倾吐，可现在偏偏要讲给一个无礼闯入的陌生人听。当然，即使没有女主人的供述，艾斯泰尔夫人也有足够的证据猜到这一点，弗劳姆夫人“这个小矮人”，在自己面前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她甚至为弗劳姆夫人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分钟里不得不忍受自己的“虚假微笑”和“伪善目光”而感到洋洋自得。这时她略带轻蔑地从苹果绿色的沙发里突然跳起来，并且从牙缝里冷冷地说，现在她得走了，随后穿过浓密的丛林，肩膀不小心蹭掉了一幅挂在前厅墙上的缂织小壁毯。她将手中还未抽完的香烟在一只从没使用过的陶瓷烟灰缸里用力捻灭，一言不发地穿上那件尺码巨大、人造毛皮的黑色大衣。虽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都能够处事不惊地冷静分析，不会为任何事感到惊讶，但一旦遇到有人胆敢向她说“不”，就像刚才弗劳姆夫人所做的那样，必然会惹得她立即怒火中烧，毒从心生，但一时间惶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一个“不”字。她满胸怒气，怨愤将她吞噬，她眼睛里冒火，紧咬住嘴唇，梗着脖子，目光严肃地盯着天花板，咔啪一声，用力按上大衣的最后一枚金属扣。与此同时，弗劳姆夫人则一边不安地搓着手，一边焦虑地唠叨，“今天晚上……我感到这样不安……我从我的姐姐家回来……整座城好像都变了样，让人差点认不出来……你有没有听说发生了什么？街上的灯怎么突然全都不亮了？……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听到这话，艾斯泰尔夫人冲着战战兢兢的女主人几乎吼叫起来：“令人不安的原因会有很多。我们将迎来一个更蓬勃、更开放的年代。新时代正在向我们大踏步地走来，我亲爱的皮莉。”这句话显然话中有话，特别是她，艾斯泰尔夫人，在说最后这句话时还暗带威胁地扬起了食指，弗劳姆夫人顿时变得脸色煞白。但是这一切并不足以让妇委会主任感到满意，尽管她不无得意地看到，并且知道，直到她走下最后一层台阶，关上身后的楼门，直到她离开这栋楼的最后一刻，“这只小巧的球胸鸽”仍巴望离去的客人能够突然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嗓音跟她说一句什么，说一句能够让她安心的回答，但是出于报复之心，她没有这么做。她无法原谅弗劳姆夫人给她的自尊心留下的伤害，这个“不”字，就像一枚射进树里的毒箭，会在那里抖动很长时间，对她来说，这是羞耻。她不得不承认，这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刺痛（准确无误地正中目标，但看上去并没留下太大的伤口，只是一个小小的挫败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毒性也慢慢加剧，让她感到剜心的剧痛。假如弗劳姆夫人能够像她期望的那样热心地点头表示同意，那么她只不过是一个被操纵的玩偶，不会介入事件的深层，只须在表面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仅此足矣，但是不行（“但是不行！”），由于她的拒绝，她原本无足轻重的身份陡然发生了改变，现在已无耻地提升到“对手”的级别。或者说，这个“小矮人”以她无足轻重的身份准确击中艾斯泰尔夫人盛气凌人的要害，将她拖到了跟自己一样绝望无助的境地，以此报复她突然造访时辐射出的优越感；对于艾斯泰尔夫人身上的这股优越感，弗劳姆夫人既不能容忍，也无力战胜。当然，这种受伤的痛楚并不会长久地持续下去，艾斯泰尔夫人事后声称，自己很容易就忘掉了“这件事”；对于这件令她不悦的事情，她本来不应该这么快忘掉，事实上她还是忘掉了。事后——当她回到家里——她向自己的知己——警察局长讲述了这件事，不过她故意跳过了许多细节，只是提到，她刚一跨出弗劳姆夫人家那令人窒息的楼道，“那股神奇的、令人屏息静气的清新空气”就顿时使她感到神清气爽，这对她的判断力起到了“十分有益的影响”，当她走到纳达班肉铺时，已经重新恢复成原来的自己：果断镇定，坚不可摧，充满自信。肯定是零下十六度的霜冻天气对她疲惫的神经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艾斯泰尔夫人的确属于“春天生病，夏天崩溃”的那类人。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温暖会使他们无精打采，炎热则会把他们烤得萎蔫，天上火焰般的太阳更是恐怖的根源，会导致痛苦的偏头疼，热血冲顶，头昏脑涨。换句话说，那类人的自然媒介是寒冷，所以并不喜欢烧很暖的火炉，一旦霜降开始，寒风凛冽，他们反而感到满血复活，因为只有冬季才能将他们的视线洗刷清楚，使他们无法自控的激情冷静降温，能够让他们重新理清在夏季汗水中变得涣散的思绪。因此，艾斯泰尔夫人迎着寒风走在温克海姆·贝拉男爵大道上，对大多数柔弱者来说可怕的霜冻，反而会疗治艾斯泰尔夫人体内的伤病，让她重新感觉到自身的凌人气势，让弗劳姆夫人那句令人羞恼的回答变得无足轻重。想来她有充分的资本凌驾于他人之上，有足够光明的未来让她憧憬。因此，当凛冽的寒风令人神清气爽地吹透身上的每个骨节，她感到身后被一股巨大的动力推动着，越来越自由地走在笔直的人行道上，仿佛变成了一只轻盈的小鸟。她得意地判定：毁灭、分裂和瓦解的过程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始了，并会按照自身的严酷规则进行下去。范围一天比一天缩小，“这件事”在这个日渐狭窄的范围内显得愈发活跃，充满活力。在她的眼里，这些房屋本身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破败，岌岌可危，它们的命运已经完结，因为建筑与居民之间的纽带已经被剪断：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脱，腐烂的窗框已经与墙壁分离，街道两边有越来越多的屋脊露出塌陷的迹象，房梁和举架都摇摇欲坠，不管是石头的、骨头的，还是泥土的，都逐渐丧失了内在的牢固性。垃圾堆在人行道和马路上，因为没有人愿意将它们运走，没有清洁公司愿意接这份工作，因此垃圾堆满了全城的街道，越来越多的野猫围着垃圾堆打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繁衍。每天夜里街道都被野猫占据，它们谁都不怕，即使艾斯泰尔夫人迈着沉重的脚步大踏步前行，它们也只在最后一刻才懒洋洋地闪到一旁，成群地闪开，给她让路。她看到这一切，看到商店橱窗里已经放下几个星期了的生锈的百叶窗，看到瞎了眼的街灯下垂的灯臂，注意到因油箱空空而丢弃在街上的小轿车和公共汽车……一阵突然袭来的甜蜜瘙痒感电流般地传遍她的脊柱，因为对她来说，这缓慢而注定的毁灭早已不再意味着虚幻的终结，而是预示着这个指日可待、行将瓦解的世界将让位给她，并非意味着终止，而是意味着开始，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原材料，这种新秩序“建立在替代病态谎言的无情真理之上”，没有任何东西会比“身体健康和带着强烈行动欲望的力与美”更加重要。未来的主人，已经睁开了她不知疲倦的眼睛将整座城市一览无余，坚信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横扫一切、充满希望的新时代”的大门口，对此作出印证的不仅是日常性的崩溃迹象，还有许多每天都能感受到的无从解释、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发生的怪事。毫无疑问，这些怪事暗示了无可避免的重生与更新，假如“人类全部的战争欲望”也不足以推动这一进程的话，那么上天神秘而强大的意志将会迫使它们发生。前天，耸立在城里贡德奇花园尽头的巨大水塔开始在密密麻麻的小房子上空危险地摇晃，持续了长达几分钟之久。水塔的顶部设有一个天文学观测站，身为观测站负责人的那位中学数学-物理教师突然中断了已经孤独地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观测工作，失魂落魄地冲了下来，气喘吁吁地告诉了人们一个完全“令人不解”的消息。昨天，耸立在老城中央广场上的天主教教堂已经停摆了几十年的旧钟表居然发出了令人震惊的声音（当时艾斯泰尔夫人听到后也像触电了一般！）。四个生锈了的钟表里有三个早被卸下了指针，但它们突然同时运转起来，随后低沉而响亮的嘀嗒声开始慢慢加速，越来越快地显示时间的流逝。难怪当她走到科姆洛旅馆和七首领巷之间的拐角处，一眼瞥见那棵本来总是耸立在那儿的巨大杨树时，心里并没有感到意外，想来夜幕刚一降临，她就预感到今天还会发生新的“不祥的预兆”。这个将近二十米高的巨人已经在那里守望了上百年，时刻让人记起不远处的科罗什河曾多次暴发过的大洪水。它不仅是成群麻雀的避难所，也是能让当地几代人眺望并欣赏的神奇景观，然而此刻，它毫无生气地倒在了科姆洛旅馆朝向七首领巷的正墙上，由于虬曲、致密的粗大树枝钩在了楼顶房檐的排水槽上，所以才没有砸到狭窄的小巷；既不是树干被狂风折断成两半，也不是因为它再难忍受蛀虫和酸雨的常年侵蚀，而是生生将人行道和街道坚硬的水泥路面豁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从骨头般坚硬的土地里连根拔起。她当然早就预料到了，腐朽的世界终将崩溃，看哪，改天换地的时刻现在终于来到了！因此在艾斯泰尔夫人看来，这棵连根拔起的老树具有特殊的意义。她看着眼前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白杨树像巨大的幽灵挡在道路中央，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并且自言自语道：“当然，这我早就料到了。”她嘴角上挂着这丝神秘的微笑继续往前走，仿佛她知道“意外的事情”，即所谓的“预兆”，远远还没有结束。她果真没有猜错。艾斯泰尔夫人只仅仅往前走了几步，用猎人的目光继续寻找新的异象，在帕尔特街的路口处，她看到许多人默默无声地站在那里，三五成群。在这样的时辰？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要知道，在这样一座缺少公共照明的黑暗城市里，夜晚出门都是一种勇敢的举动。这些到底是什么人？这么晚了，他们聚在这里做什么？她实在想象不出来，但是说老实话，她也并没有费力地努力猜想，因为，就跟水塔、教堂的钟表或连根拔起的白杨树给她的启示一样，她从这个反常的场景里立即读出了从坠落到崛起、从腐朽到复活的又一个征兆。然而当她走到温克海姆·贝拉男爵大道的尽头，走到科舒特巷内光秃秃的老刺槐之间，又看到许多人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时一股滚烫的热流突然涌遍她的全身，因为在她的脑子里，曾经并不确定能成真的幻想突然变得确定，在经过漫长的、几个月之久（“是几年！几年之久！”）的艰难而执着的希望之后，这决定性的一刻（“也许！……”）真的已经到来，行动的时刻已经宣告了准备阶段的结束，并且“一个预言得以实现”。从她所站在的广场这一侧看，在集市空旷、冰冷的草地上三三两两地站了大约有五六十个男人：他们都穿着高筒靴或马丁靴，戴着护耳的棉帽或油乎乎的毡帽，有几个人手里夹着香烟，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晃动。即使这样，在黑暗中仍不难断定，这些家伙全都是外乡人。在这样寒冷刺骨的夜晚，五六十个外乡人聚集在这里，其本身令人愕然的程度就远远超过了吃惊。然而，这个几乎静止不动的人群表现出的巨大沉默，在艾斯泰尔夫人看来更为特别，也更具诱惑。她站在温克海姆·贝拉男爵大道的路口盯着他们，仿佛瞅见了前来宣布最后审判的天使们。她必须斜穿广场，也就是说她不得不从他们中间穿过，因为她的家就开向集市广场另一端的国防军巷内。这样走路程最近，然而她感到本能的紧张，其中还掺杂了一点点——只是一点点！——恐惧。她尽量绕开那东一群西一伙的沉默人群，屏住呼吸，像一个影子迅速飞到了广场的另一端。她终于走到国防军巷的路口，感觉已经筋疲力尽。她在拐角处又转身朝广场那边望了一眼，这才发现那辆大得出人意料的马戏团拖车。关于马戏团演出虽然已经做了好几天的广告，但是并没有说明具体到来的日期。尽管她心里不愿意承认，但确实感到深深的失落，因为此刻她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这些家伙并不是什么“新时代的便衣天使”，很可能只是一些“破衣烂衫、倒卖马戏票的票贩子”，他们只是出于贪婪，甘愿在寒夜里站一个通宵，只为明天早上能在开始售票的第一时间抢购到原价的演出票，然后高价转手赚上一笔。这种苦涩的失望之所以更加令她痛苦，是因为她不仅突然从刚才热病般的幻想中清醒了过来，而且由她亲自找到并且邀请这家声名狼藉的马戏团前来城里演出的那股真实的、令她自豪的快乐感觉现在也随之烟消云散：一个星期前，当她在警察局长的大力支持下顶住市管理委员会那些胆小成员们的拼命反对，成功通过了她的提案时，她将之视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上的第一个重要战果。反对者提出的理由是，根据来自附近村子和农庄的消息和无法证实的传言，只要这家奇怪的马戏团一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发生骚乱，曾经发生过一两次结局可悲的意外事件，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他们进到这座城市。是的，这是她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很多人说，她关于“每个人都有满足好奇天性的权利”的那段讲话完全可以印到报纸上），但是即便如此，她还是无法享受胜利的果实，其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个马戏团，现在已经为时太晚，她不得不承认，她以荒唐可笑的方式误解了那些站在广场上的游荡者的真实身份。对她而言，这种荒唐可笑胜过了巨大的马戏团拖车的诱惑力和神秘感，因而她都没有走过去看一眼这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带有异邦情调的巡展彩车以满足自己“好奇的天性”，而且嘴角上流露出一丝轻蔑，转身背向“那条腐臭的鲸鱼和那群粗鄙的游民”，迈着咚咚的步伐沿着狭窄的人行道朝她的住处走去。当然，她的怒气——就跟刚才因弗劳姆夫人而生出的怒气一样——正像人们通常所说，“烟比火苗大”，当她走到国防军巷的尽头并用力撞上身后破旧的院门时，已经成功地克服了那股失落的情绪，因为她只须让自己想一想明天。从明天开始，她将不再是一个被迫忍受者，而将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从明天开始，她便能立即轻松地吸一口气，开始再次感觉到自我，决定放弃任何为时过早的白日梦想，“因为她渴望胜利并且坚韧执着”。她的房东是一位经销葡萄酒的老妇人，住在这栋摇摇欲坠的农家老屋的前面，她则住在后面的房间，虽然可以进行一些修缮，但再怎么修也不可能令她满意：因为房间的天花板相当低矮，让她高大的身材感觉难以直起腰来，这样无疑使她在房间里的活动多少有些受限。关闭不严的小窗户和潮湿发霉的墙壁都需要修缮，但艾斯泰尔夫人是“清教徒式简单生活”的信徒，所以根本不在意这类无关紧要的琐事，因为在她看来，只要住处不漏雨，屋里能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盏灯和一只洗脸盆就已足够，足以满足一个人居住的各方面需求。与她的信念相符，除了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一个单开门的衣柜、一只放在木凳上的脸盆、一只水罐和一盏枝形吊灯之外，只有一张油漆脱落的桌子和一把没有了靠背的木椅供她用餐并堆放越来越多的、她不得不带回家处理的官方文件材料。她既不能忍受地毯和镜子，也不能忍受窗帘。屋里再有就是一只为她在家练习歌唱准备的折叠式谱架，门后的墙上装了一个带有三只挂钩的铁衣架，万一家里有客人来，可以让客人挂外套。当然，自从她结识了警察局长，家里就再没有接待过客人，不过警察局长每晚都会过来。从这个佩戴背带、皮带，腰挂左轮手枪，脚蹬锃亮皮靴的男人第一次登门开始，她不仅将他视为知心的密友，一个能让孤独妇人在生活中依傍的男人，而且还视为自己最可信赖的亲密盟友，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诉说心中埋藏的烦恼，在脆弱的时刻，她可以向他倾吐心声。与此同时，在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上——在基本都能相互理解的同时——也并非晴空万里，没有一丝阴云，因为警察局长一方面会突然变得情绪暴躁，另一方面还有沉默不语的忧郁倾向。很遗憾，“他的家庭悲剧”（他失去了妻子，家里留下两个得不到母爱的小儿子）使他沦为了酒精的奴隶。有时在不断的追问下，男人也会坦率地承认，他精神上的苦闷只有在艾斯泰尔夫人的女性温柔中才能找到真正的慰藉，但是他始终无法挣脱酒精的奴役。的确，直到今天，直到现在，艾斯泰尔夫人都在担心警察局长此刻还泡在城郊的某家小酒馆里借酒消愁，按理说他本该在她回来之前来到这里。过了一会儿，她刚一听到门外传来的脚步声，就立即起身离开餐桌，伸手去拿食醋和装苏打气子弹的纸盒，因为她知道，她已经实践过多次，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个民间流传的妙方——所谓的“鹅汽水”——才是唯一有效的解酒方法，不仅能解当日的醺醉，还能解次日的宿醉；这东西喝起来虽然令人作呕，但确实管用。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站在门口的并不是警察局长，而是小瓦卢什卡的房东——石匠哈莱尔先生。或许是由于他脸上的麻子，当地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名叫“秃鹰”。准确地说，哈莱尔并不是站在门口，而是躺倒在门口，但妇人马上就明白过来，这是因为对方的两条腿已经无法继续支撑他失衡的身体，刚宣布罢工；哈莱尔无助地挥舞双手，试图抓住门把手。“你在这里做什么？”妇人恼火地冲他咆哮，但是哈莱尔没有动弹。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此刻他缩成一团，将软弱无力的双腿蜷在身下躺在门槛上，恰好跟开向院子的房门尺寸相当，身上散发着劣质白兰地的难闻酒气。这可怕的臭味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充满了整个庭院，并爬进了房屋的每道缝隙，甚至把房东老太太也从床上熏醒，将窗帘掀起一角朝庭院里张望，心里不解地揣摩：“为什么这个好端端的男人不喝葡萄酒呢？”但是就在这时，哈莱尔似乎改变了主意，或清醒了过来，敏捷地从门槛上跳了起来，以至于让艾斯泰尔夫人吃了一惊，认为这整个就是一场恶作剧。然而，她很快知道，这并不是玩笑，因为哈莱尔的一只手里攥着一瓶帕林卡酒，另一只手突然递过一小束鲜花。石匠摇晃着身体，用一副斗鸡眼盯着她，并磕磕巴巴地想向她表白：希望艾斯泰尔夫人能够像过去一样地拥抱他（因为他认为：“您，尊贵的夫人，只有您才能抚慰我伤透了的心……！”）。听到这话，艾斯泰尔夫人感觉受到了极大的愚弄，因为这句话并没能在她心里唤起丝毫的共鸣，连一个火星也没有。她二话不说地抓住男人的两个肩膀，举到空中，无情地扔到了院门外。沉重的外套就像是一只麻袋，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落到不远的地上（在这期间，房东老太太始终不解地摇头，盯着窗外）。哈莱尔虽然并不十分清楚，与他之前遭受到的那些挫折相比，这新的一次的坠落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但他还是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受欢迎，于是爬起来逃走了。艾斯泰尔夫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转动插在门锁中的钥匙，锁上房门，随后打开放在床旁的袖珍收音机，试图以此消除胸中的怒火。屋子里响起欢快的旋律，跟往常一样，只要一听到“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她的焦躁情绪就会很快得到缓解，重又变得心平气和。同时她还为自己感到骄傲，想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经常被这类——算不上忠诚的——家伙搅乱夜晚的宁静，每当某个旧相识不请自来，她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愤怒，比如今晚的哈莱尔（她跟哈莱尔一起曾经亲昵过几日，“曾经，当然是曾经！”，但不是现在），“他完全不考虑她新获得的社会地位”。她现在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她很清楚，艾斯泰尔夫人的对手们时刻都在等待“这样的时机”。她需要宁静，需要平和，因为她知道，明天将决定这整场运动的命运，她必须好好休息。也正因如此，当她确定无疑地听到院子里响起警察局长熟悉的脚步声时，她的第一个愿望是：他最好跟他的背带、皮带、靴子和左轮手枪等所有家什马上掉头回家，回到他自己的家里去！但是当她打开房门，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个比自己矮两头、估计又喝得烂醉的瘦小男人，立即又萌生出截然不同的愿望，因为男人既没有摇摇晃晃，也没有立即开始冲她吼叫，他站在那里，如同一只“准备出击的豹子”，带着一副好斗的神态。艾斯泰尔夫人立即明白：现在用不着苏打气子弹，而是要付出无私的热情，她的情人、朋友和盟友——今晚对她的希望远远超过了平常——是作为饥饿的战士来到这里的，对此她感到无法抗拒。她不能否认，在她身上从来就不缺乏男子汉的果决，她清楚地知道“这个男人的价值”，是他穿着皮靴努力让妇人达到她平时难以达到的性高潮，同时她还清楚地知道，这种机会对她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的谦逊姿态本身就意味着对她晋升的承诺。因此她一句话也没说，没有要求他做出任何解释，更没有赶他走，而是毫不犹豫地在男人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迫切、越来越渴望的眼神的火焰映照下，用缓慢的动作脱掉衣服，将内衣丢在地板上，然后套上那件柔软透明、橘黄色的宝贝睡衣——这是警察局长的软肋，他一见到这件睡衣就变得难以自持——仿佛顺从指令一般，带着羞涩的微笑四仰八叉地躺在了床上。这时候，“她的情人、朋友和盟友”也已经卸下身上的装备，关上电灯，穿着皮靴——他会习惯性地大喊一声：“警报！”——向她扑去。艾斯泰尔夫人没有失望，警察局长在几分钟之内就将她今晚所有混乱的记忆都清除得干干净净。在野性的交媾之后，他们喘着粗气仰面倒在床上，当她以士兵的坦率向已经慢慢清醒过来的男人报告了自己的满足感后，稍作精简地向他讲述了在弗劳姆夫人家里发生的事情，还有在集市广场上遇到的那群“乌合之众”，之后她感到那样的自信和镇定，浑身洋溢着甜蜜的平和。她确信明天等着她的不仅是必然的胜利，而且永远不会有人能够从她手中夺走自己通过奋斗终于得来的胜利果实。她用毛巾擦了擦自己的身子，喝了一杯水，然后躺回到乱糟糟的床上，心不在焉地听警察局长东一句西一句地讲述自己遇到的事情，只是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此刻没有什么会比她自身“自信的镇定”和“甜蜜的平和”更重要了，此刻，这些幸福的信息从她身体的每个骨节里快乐地涌流出来，向上传递。无论是那个“肥胖的马戏团团长”，还是什么“按规定应申请的官方许可”，现在都不会再惹她心烦，这些关她什么屁事？在警察局长看来，这个世界驰名的艺术团体的团长虽然身上有一股鱼腥味，但是“一位从头到脚都很文雅的绅士”，他手里拿着一瓶“没有开盖的塞金牌啤酒”，作为一个遵纪守法者，主动建议警方派几名警察前往现场维持秩序（他为此已经递交了书面申请），好让为时三天的演出能顺利进行。想来现在她才真正感觉到，一旦“身体开始说话”，其他的一切都会丧失意义，还有什么能比大腿、乳房和大腿更别无他求，只渴望得到睡眠的安抚更甜蜜更醉人的呢？她跟他感到那样的满足，如果坦白地直说，她今天已不再需要他了，于是，她像一位母亲安慰一个“孤儿”那样地对警察局长说了几句暖心的话，放这个已在多次“警报”后感到筋疲力尽了的局长先生从羽绒被暖和的被窝里爬出去，动身回家。她看着他穿过门厅，消失在冰冷的寒夜里，即使她不是充满了爱意——想来她对这类文学性的浪漫蠢话从来都感到由衷的抵触——但也油然生出了某种自豪感。随后她脱下诱人的宝贝睡衣，换成暖和的法兰绒睡衣，重又爬到床上，终于能够踏实地“坠入梦乡”。她用胳膊肘抚平身下皱巴巴的床单，用脚将羽绒被拖回到身上，然后先向左、后向右地翻了两下身，找到一个最舒适的卧姿，并将胳膊温暖地压在脸上，闭上了眼睛。她本来就是睡觉很死的人，所以几分钟后就困意袭来，两条腿突然抽搐了一下，眼球在薄薄的眼皮底下飘浮与羽绒被不时的升起和沉降都精确地表明，她已经不再能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她正逐渐远离明天将被重新激活，然而此刻正在迅速消失的强大权势，正是这种权势在她清醒的时辰里不容辩驳地悄声告诉她：在这些贫寒、冰冷的物品中间，她是主宰，它们的命运都取决于她。洗脸盆和那个没有用上的苏打气子弹消失了，衣柜、挂衣钩和丢在角落、沾满污渍的毛巾也不见了，就连地板、墙壁和天花板对她来说也不复存在。想来她自己也变得没有什么特别，跟其他人一样，只不过是数以千万计睡眠者中的一个，只是每天夜里都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存在的忧郁之门”的一具肉身而已，而这扇门她只能够通过一次，而且一旦跨进，就有去无回。她挠了挠脖子，但是她已经意识不到这个动作了：她的脸忽然露出一副扭曲的古怪表情，但已不再是做给任何人看；就像一个在啼哭之后很难立即平静下来的小孩子，仍不停地啜泣，但已经不表示任何的情绪，因为这仅是呼吸而已，只是在寻找正常的节律。她的肌肉放松，下巴像濒死之人那样慢慢地垂下，等到警察局长在严酷的霜夜里回到家中，并和衣上床躺到自己已经熟睡了的两个儿子旁边时，她已经沉陷到梦境中的黏稠物质里……在房间浓密的黑暗中，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静止不动：搪瓷洗脸盆中的脏水无一丝涟漪，在墙上铁衣架的三只挂钩上挂着的她的毛衣、雨披和一件臃肿的棉外套，看上去如同挂在屠宰场铁钩上的几扇猪排，沉重的钥匙串一动不动地插在房门的锁眼内，因为艾斯泰尔夫人刚回家时的激烈情绪已经彻底平息。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在等待这一个时刻，似乎这绝对的静止和彻底的安宁发出了信号，在这巨大的寂静中，有三只小老鼠壮起胆子从艾斯泰尔夫人的床底下爬出来。第一只先小心翼翼地露出头来，没过一会儿，另外两只也跟着爬出来。它们抬起小脑袋做好跳跃的准备，转眼之间已经一跃而起。随后它们继续悄无声息向前行进。迫于胆怯的天性，它们每走一步都会停下一会儿，谨慎巡查房间内的每个犄角旮旯。它们俨如一支占领军的三位勇敢的侦察员，在突袭发动之前，在敌军的阵地上秘密侦察，看各个方向都有什么情况，哪个方向更危险，哪个方向比较安全。它们就这样沿着墙根一路侦察，查看腐朽地板上翘起的边角和宽大的裂缝，仿佛是在测绘地图，精确丈量床底下自己栖身的秘穴与屋门、桌子、椅子、稍微歪斜的木凳以及窗台间的准确距离。之后它们眨眼之间掉头跑回到摆放在屋角的大床底下，一路上没碰到任何东西，依次消失在通往墙外院落的秘穴洞口。总共还不到一分钟，它们突然决定撤退的理由就得到了证实，因为刚才它们的直觉准确无误地警告它们，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对它们来说那只是一个难以准确预测的事，但是出于本能的预感，它们还是选择了闪电般的逃离。艾斯泰尔夫人只是在它们逃回洞穴之后好一会儿才动弹了一下，搅动了一下此前绝对的静谧；当她从睡眠的海洋深处游到海面，并在接近苏醒的意识层面上稍稍漂浮了几分钟时，三只小老鼠已经安安全全地伏在了屋外的墙角下。艾斯泰尔夫人用力蹬掉了羽绒被，伸展四肢，似乎慢慢准备起床，当然，她不可能起床，经过又一阵沉重的叹息，再次沉潜到她刚刚从那里浮上来的深深海底。她的身体——可能仅仅因为现在没有盖任何东西——似乎变得比平时更加巨大，跟这张床铺和这个房间相比显得实在太大，就像在一家小博物馆里展出的一只巨型恐龙，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被弄到那里去的，因为显而易见，门和窗户都太小了，不可能从那里搬进来。她仰卧在床上，两条腿分开，圆鼓鼓的肚子——颇像中年男人典型的啤酒肚——时而像充气的皮球迅速膨胀，时而塌陷如泄了气一般，她的睡衣皱巴巴地堆在腰间，现在已经不再保暖，在她的肚子和粗壮的大腿上受凉的地方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然而只是皮肤感觉到这种温度的变化，沉睡者很长时间并没受到影响。房间内重新恢复宁静，不再有噪音，也没有其他危险的迹象。三只小老鼠再次冒险潜入房间，这一次它们自在得感觉像是在自己的洞中，但与此同时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随时做好逃离的准备，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沿着它们在地板上已经侦察好的逃生路径迅速撤退。它们飞跑的动作是如此之快，如此安静，它们的灵魂几乎没越过现实存在的敏感边界，似乎一刻都没有从它们朦胧不清、难以捕捉的影子般存在中挣脱出来。它们始终都在宽阔与危险的疆界上谋求平衡，以防自己被人发现：在房间的昏暗里有几个更暗的斑点，既不是疲劳的眼睛产生的幻觉，也不是一两只无形的夜鸟投下的影子，而是三只极其谨慎、努力觅食的小动物。它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睡眠者安静了下来，所以它们才敢重新进屋。当它们确定现在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立即蹿上厨房的餐桌，啃咬被碎屑包围的那半只面包。它们从面包皮开始，并将尖尖的小鼻子钻进面包瓤内啃得越来越有滋有味，尽管它们的动作非常快，但却没有丝毫的急躁，它们从三个方向拉扯面包。当面包啃得差不多了，它们又跳到了方凳上。当然，噗通的声响又吓坏了它们，三只小老鼠再次扬起头来，判断是否需要立即逃走。然而从床的方向并未传来任何响动，只有艾斯泰尔夫人沉缓的呼吸声，于是它们迟疑了片刻，然后滑落到地板上，想要钻到木凳底下。不过它们意识到，最好还是逃跑，虽然凳子下面浓密的黑暗能够给它们提供较安全的保护，但是溜到床下再从那里继续逃到户外，那会更不为人所知，也更少有风险。这时候本能准确无误地告诉它们，现在它们必须放弃那块已被啃得面目全非了的面包果断地撤离。不管怎样，夜晚已快结束，屋外一只公鸡扯开了嘶哑的嗓门高声啼鸣，一条愤怒的狗也凶悍地狂吠，在成千上万的安然沉睡的人中间——感觉到黎明到来——艾斯泰尔夫人也进入到最后一个梦境。当她——仿佛被某幅可怕的景象吓得毛骨悚然——惶惑不安地一个激灵惊醒，脑袋在枕头上左右用力猛甩了几下，然后瞪着惊恐的眼睛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时，老鼠们已经在无数次争吵之后最终来到隔壁邻居家摇摇欲坠的窝棚内，在冻得硬邦邦的玉米棒中间吱吱叫着钻来挤去。妇人粗声喘息着挣扎般地呼吸，在光线朦胧的房间里忽左忽右地看了几眼，这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她刚丢在身后的所有一切都已不复存在，随后她揉了揉热辣的眼珠，搓了搓起了鸡皮疙瘩的四肢，把滑落的羽绒被抻过来盖在身上，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重又躺好。但是重新睡着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可怕的噩梦已经从她的大脑里消失，而想起来的都是今天等待她完成的重要任务，一股令人愉悦的兴奋涌遍她的全身，连再打一个小盹也不可能了。她感到自己精神焕发，再在床上稍微坐一分钟，就可以立即起身行动，因为她始终坚信，一旦决定就要马上行动，于是她毫不犹豫地钻出被窝，身子稍微有些打晃地站到冰冷的地板上，然后穿上那件臃肿的棉外套，拎起空水壶，去到院子里打洗脸水。她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仰头瞅了一眼头顶阴云密布的浅灰色苍穹，脑子里生出一个疑问：难道真有——难道可能会有——比这更雄性更冷酷更令人激动的冬日清晨吗？此刻所有的懦弱都隐藏起来，“适于生存的生命勇敢地登场”。如果说她喜欢什么，那她喜欢的正是这霜冻的土地，这凛冽的空气，以及头顶上牢不可破的坚实，天空就像一堵墙反射回那些迷幻的目光，以防它们搅乱那遥远得虚假的深邃天空。冷风吹进棉外套飘摇的衣襟啄咬她的皮肤，两只赤裸的脚板踩在破旧、冰冷的木拖鞋里感觉像被烧伤，但即便如此她丝毫不想加快脚步。她忽然想到井水，一个令人担心的念头立刻冲掉了床铺留在她身上的残余热量。果真，事实令她失望万分——其实她已经预感到了，这使她黎明的痛苦达到了峰值——失望得愤怒，失望得无以复加：由于天气太冷，井水已经流不出来了！尽管昨天她用烂布和报纸将水管厚厚包裹了一层，但还是抵抗不住如此的严寒。于是她不得不撇掉洗脸盆里昨夜脏水表面的那层肥皂沫，好好洗漱是不可能了，她只能撩水洗了一把脸，并湿润了一下小小的乳房，然后她以军人的风格用毛巾干擦了一下多毛的下体，别无办法，因为水实在太脏，不可能“蹲在水盆上方像往常那样清洗阴部”。她心里自然感到不快，因为她不得不放弃冰凉的享受，这件小事将会影响自己整天的情绪（“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所以当她用毛巾干擦完身体后，眼前浮现出艾斯泰尔惊愕的表情，因为几小时后他将俯身去看那只打开的皮箱，她已经预感到男人那副痛苦难堪的表情。“这股味道”将伴随她整整一天，她心里暗想，并机械性地开始在房间里忙碌起来。这时候屋外的天光逐渐大亮，她穿好衣裳，扫完地，整理好床铺，并发现了昨晚的犯罪证据（不过她并不在意，对此早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喜欢上这种大胆放肆的小小叛逆），她在被耗子啃过的面包上撒了一些“特效鼠药”，如果它们胆敢再回到这个房间，那就让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吃一个痛快！现在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收拾整理的了，该归整的都已经归整好了，于是嘴角带着自得的笑容，郑重其事地从衣柜顶上取下破旧的皮箱，随后打开箱盖，跪在地板上。她将目光投向衣柜里整齐堆放的一摞摞衬衫、毛巾、内衣和长筒丝袜，几分钟后，所有的东西都被转移到了箱子里。啪嗒一声，她扣上生锈了的箱锁，拉上棉外套的拉链，然后终于拎起这只很轻的皮箱准备动身。经过长久的准备和克制，现在终于可以行动了！要知道，这才是她渴望已久的时刻，这一令人激动的事实对此给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解释，她为什么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行动力量。因为毫无疑问：正像她后来也承认的那样，所有这些精心的策划、仔细的筹算和异常周密的权衡都是多余的，因为只需要在他熟悉的皮箱里放进洗干净的裤衩、袜子、背心和衬衫，此外不需要任何会让他感到惊喜之物，无须“向受害者告知他所拥有的权益”，如果这一天意味着某种改变的话，那也仅仅是由此前进行的秘密战争——“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与艾斯泰尔进行的战争——开始转向正面进攻。但在此时此地，她沿着国防军巷狭窄的、已经结冰的人行道小心行走，出于漫长而沉默的行动渴望，让她感觉到仿佛脚踏虚幻的空气，任何形式的谨慎都不足以让人平静。就这样，她感觉像是游向集市广场，心里寻找着最恰当的字眼，绞尽脑汁地措辞编句，一到那里，就必须让瓦卢什卡·亚诺什立即缴械投降，丧失抵抗之力。她心里并没有丝毫的担心，相信绝不会发生意外，她自信得已经不能再自信了。但是即便如此，她身体内的每一根神经的每一点兴奋都集中在将要发生的对话上，以至于当她走到科舒特广场并瞥见那些一夜之间已经变得很多的“肮脏的票贩子”时，与其说感到巨大的震惊，不如说是愤怒，因为对她来说这些人已经意味着威胁，要想从他们中间穿过，很难避免与他们短兵相接。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她绝不能为绕道而浪费时间！她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从人群中间穿过。这些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在她看来，这些人阻挡了她，使她失去魔法），不仅占据了整个广场，还占据了周边的街道路口，她时而像拎着一件武器般地拎着皮箱，时而不得不将皮箱举过头顶，穿过人群朝大桥路走去。不时有人从不同的方向冲她投来狡黠的目光，或在背后向她伸出一只只粗鲁的手，但是她必须忍受。绝大多数都不是本地人，艾斯泰尔夫人暗想，他们显然都是听到鲸鱼的消息赶到这里的外地农夫。但在几个本地人的脸上也流露出某种令人不安的古怪神色，这几个人住在城郊，她大概在周末拥挤的集市上见到过他们。只用远远望去，她就可以从这密集的人群里判定，马戏团还没有丝毫迹象会很快开始他们必定精彩的独特表演，因为从那些人的眼光里她看出了冷漠的焦躁。她不再理会那些向她投来的猥亵目光，甚至有那么一刻——既然昨晚没有机会，那她现在可以允许自己——她为此感觉到自豪，因为这些家伙并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她，假如没有她，假如没有她的果敢决策和出色运作，那么现在“既不会有马戏，也不会有鲸鱼，更不会有任何的演出”。一分钟，仅仅是该死的一分钟，因为她很快就把人群甩在了身后，终于可以沿着老房子夹道的大桥路朝阿波尔·维尔莫什广场方向走去，她必须提醒自己，现在她必须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她愈加愤怒地紧攥着吱呀作响的皮箱提手，迈开更大的步伐以战斗的姿态走在人行道的地砖上。很快她又设法重新找回了刚才被打断的思路，并成功地迷失在将对瓦卢什卡讲的那些词语迷宫里。就在这时，她遇到两位很可能是赶去集市广场执勤的警察，他们满怀敬意地跟她打招呼。但是她忘记了应该礼貌地回应，当她意识到之后，友善地冲着他们的背影招手，但那两位警察已经走远。在大桥路和阿波尔·维尔莫什广场的街角上，她已经没有时间再考虑任何事情，所谓的“思考过程”已经令人欣慰地抵达了最后的终点，从现在开始，每个词语和每个通向终点的转折都无条件地置于她的掌控之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会感到惊诧：她在脑海里已成千上万次地播放过这一场景，清楚地知道对方会说什么，因为她像了解自己一样地了解对方，因此她可以加重措辞的语气。此刻，艾斯泰尔夫人站在这栋令人感到窒息的房屋前，她已经对那些最能有效地表达自己愿望的句子完成了最后一次润色，她不只是能够预测到将要发生什么，而且还能够清楚地判定即将发生的事情所能带来的有利结果。她只须回想一下那副可怜的身材——塌瘪的肚子，弯曲的脊背，鹅一样的细脖子，上面那双“温暖的眼睛”，只须想起那副永远摇晃不停的步态，他总是斜挎着那只笨重的邮递员背包沿着墙根蹒跚而行，不时会停下，耷拉下脑袋，似乎走不出一米就要环视一圈，看看周围除了自己还有没有其他行人，因此现在毫无疑问，瓦卢什卡·亚诺什会按照她的意愿去做她想让他做的事情。“如果他不听话，”艾斯泰尔夫人边想边露出冷漠的微笑，并将皮箱换到另一只手里，“那我就捏碎他干瘪的睾丸！这个可怜虫，废物，我知道怎么收拾这种家伙。”她站在哈莱尔家那栋屋顶像帐篷一样陡峭的房子前，扫了一眼嵌在围墙上水泥里的玻璃片，推开院门时故意弄出较大的动静，好足以引起哈莱尔的注意。哈莱尔也正用他锐利的“鹰眼”透过一扇窗户向外窥伺，一眼看见了进到院子里的她：现在艾斯泰尔夫人没有时间闲聊，“她会不由分说地将长在前方路上的野草踩到脚下”。似乎为了向人强调这点，妇人故意甩动手提箱，强调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尽管这让哈莱尔造成了误解，以为妇人是来找自己的。当她正准备右转，准备绕过正房去到后院昔日的那间洗衣房，因为瓦卢什卡现在寄宿在那里，但是哈莱尔突然从门里冲出，站到她的跟前，扬起脸来用无声、绝望、恳求的目光望着她。艾斯泰尔夫人看出，这个昨夜曾在她的门前撒酒疯的男人正默然期待能从她的嘴里得到一句原谅的话，但是她并没有表示宽恕，只是轻蔑地打量了他一眼，然后一言不发地用手提箱轻轻把他推到一旁，就像拨开一根伸到她眼前的小树枝，然后继续往前走，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哈莱尔当即被羞耻心和自罪感击垮了，因为他还记得昨晚的事，所以窘得不知所措。在妇人看来，没有必要否认这一事实：此刻对她来说，他跟弗劳姆夫人和那棵连根拔起的白杨树一样毫无价值，无论是马戏团，还是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包括她跟警察局长一起度过的——确实很甜蜜的——时光记忆，此刻对她来说都不具任何意义。因此，当哈莱尔带着苦涩而固执的幻想从相反的方向绕开房子，带着一副因“羞耻心和自罪感”而涨红的面孔再次无声地迎面站在通向瓦卢什卡小屋的甬道上时，艾斯泰尔夫人只冷冷地丢给他一句“没有原谅！”，随后继续往前走，因为此刻她热病般的脑子里只看到两个场景：一个是艾斯泰尔将会俯身去看打开的皮箱，并且明白，他无法逃离这个陷阱；另一个则是小瓦卢什卡，毫无疑问，现在他也跟往常一样和衣躺在那个肮脏、昏暗的洞穴中的床上，在弥漫着呛鼻的尼古丁烟味的房间里盯着天花板做白日梦，他的眼睛是那么明亮，仿佛无法理解此刻望着他的为什么不是一个璀璨的星球，却只是一个布满裂纹、棚顶下垂的天花板。的确，她在短短叩了两下门后猛地推开那扇破旧的木门，屋里她看到的画面就跟她之前想象的一模一样：在下垂的天花板下，在弥漫着尼古丁味的房间里她看到一张床——只是既不见那双闪亮的眼睛……当然，也不见那片闪亮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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