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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姑是一个有野性的女子，这野性来自不脱农事的乡土，也来自“平时沿海的居民对他都有几分惧怕的自己的父亲”和六个兄弟的撑腰。这一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是一个嫁入夫家后真能低眉顺眼侍奉公婆、心甘情愿屈就丈夫的媳妇，毋宁说，她属于中国古来常见的“辣”且“泼”的一类女子。小说中有一些内容，读者不可呆看：
我是有冤无处诉；倒正要找七大人讲讲。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们就是专和我作对，一个个都像个“气杀钟馗”。那年的黄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鸡，那里是我没有关好吗？那是那只杀头癞皮狗偷吃糠拌饭，拱开了鸡橱门。那“小畜生”不分青红皂白，就夹脸一嘴巴……。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出自爱姑之口的这些话，岂能不假思索地承认为事实的陈述？至少有可能，她压根儿不曾意识到——或者选择性遗忘了——她泼辣的野性在家庭中所造成的种种龃龉。她的心理聚焦于黄鼠狼咬死大公鸡而被掌嘴一事，这成了爱姑作为受害者的明确无误的标志。但是，诚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清醒的读者也应该狡黠一点地面对文本。“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妇，究竟在何种情形下发生？是作为因还是果？读者从下面这两段对话中，会发现真相可能很复杂：
“他那里有好声好气呵，开口‘贱胎’，闭口‘娘杀’。自从结识了那婊子，连我的祖宗都入起来了。”
“那在家里是，简直闹得六畜不安。叫我爹是‘老畜生’，叫我是口口声声‘小畜生’，‘逃生子’。”
我想，如果说两人的行为互为因果，导致矛盾逐步激化而终于破裂，应该更接近事实。爱姑的丈夫和公公在整篇小说里始终都只是“小畜生”和“老畜生”的污名化的存在，而且，无论是曾经爱姑父亲率六兄弟打上门来的“拆灶”之辱，还是眼下“紧挨着门旁的墙壁”站着的“苍老”之态，都见出他们甚至处在弱势一方。爱姑把夫家“闹得六畜不安”，应属实情。她的一句反问恰好暴露了这实情：
“那个‘娘滥十十万人生’的叫你‘逃生子’？”
我们能相信爱姑没有骂丈夫是“逃生子”吗，既然她大庭广众之下都脱口而出这比“逃生子”更污秽的“娘滥十十万人生”的恶咒？爱姑后来“非常后悔”自己“太放肆，太粗卤”，恐怕真是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吧。她本来就是这么过分的。
可是爱姑仍然是可爱的，鲁迅也的确欣赏这样的野性女子。令人讶异的是，像爱姑这样刁蛮泼辣、在家庭中或社会上不让须眉的女性形象，在鲁迅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如《风波》里的七斤嫂、《奔月》里的嫦娥、《理水》里的禹太太等，为数远多于被侮辱、被损害的祥林嫂和单四嫂子。这些女子，全属于《红楼梦》里王熙凤一类的“辣货”——
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
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从前是绢光乌黑的辫子，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风波》）
“哼！”嫦娥将柳眉一扬，忽然站起来，风似的往外走，嘴里咕噜着，“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奔月》）
禹太太呆了一会，就把双眉一扬，一面回转身，一面嚷叫道：
“这杀千刀的！奔什么丧！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就奔你的丧！做官做官，做官有什么好处，仔细像你的老子，做到充军，还掉在池子里变大忘八！这没良心的杀千刀！……”（《理水》）
“这活死尸的囚徒”，“这没良心的杀千刀”，中国历史上，随时都听得到这样的河东狮吼。而“拄杖落地心茫然”也是丈夫们的正常反应。“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场人物，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很不雅观，便只得抬头，慢慢地说道……”，这算难得地敢于回嘴了。《肥皂》里的四铭，见太太“陷下的两颊已经鼓起，而且很变了颜色，三角形的眼里也发着可怕的光”，便赶紧改口说，“我也没有闹什么脾气……”。《幸福的家庭》里的主妇，“也是腰骨笔直，然而两手插腰，怒气冲冲的似乎豫备开始练体操”。男主人惹不起，只好抱着孩子躲起来。《奔月》里伟大的后羿，更是彻头彻尾地惧内，对太太嫦娥，是“硬着头皮”才敢回家见，“跟在后面”才敢低声说，赔尽了小心，终究也挽不回那颗奔逸的心。
这些女中“泼辣货”，来自鲁迅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切体认，和对古代历史的广泛了解。虽然，总体上两千年来中国的确是夫权制社会，但是，诚如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中所谓“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而且在特定的范围内，比如说家庭中，使盛衰易位。古代笑话中，怕老婆总是占一大宗，说明民间的男女关系，本不是“妇者服也”这么教条。帝族、贵族与士大夫惧内之事，也屡见于正史与稗官野史中，以至于胡适尝笑叹，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将来必能民主。谢肇淛《五杂俎》卷八云：“愚不肖之畏妇，怵于秉也。贤智之畏妇，溺于爱也。贫贱之畏妇，仰余沫以自给也。富贵之畏妇，惮勃谿而苟安也。丑妇之见畏，操家秉也。少妇之见畏，惑床笫也。有子而畏，势之所挟也。无子而畏，威之所劫也。”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形如此复杂，哪里是单一的视角、硬性的理论所能框定的呢？
不错，从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到1925年的《坚壁清野主义》和《寡妇主义》，鲁迅在大量的历史文化批判中，同情中国妇女的苦难命运，抨击禁锢女性思想的封建礼教，呼唤她们的觉醒和解放。鲁迅深刻的理性思考，成为五四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最具力量的启蒙话语。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鲁迅仍然有一些平情之论，表明了对婚姻与家庭问题与启蒙话语不无抵触的常识判断：“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娜拉走后怎样》）“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寡妇主义》）在男权统治下，男人也常被女人役使，女人也常有对丈夫的爱情，这种陈述，庶几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在《〈呐喊·自序〉片论》的最后，我说要真正理解鲁迅，就应该辨别出他的启蒙话语与宏大叙事之间的距离，了解他如何从人的意义的追寻与建构出发而最终回到了个体存在本身。事实上，在鲜活的现实与僵固的理论之间，他总是愿意接受现实的指引。1935年岁末，鲁迅有一篇《阿金》，写“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呼朋引伴，打架骂街，兼轧姘头，亦“简直闹得六畜不安”。这一下，轮到鲁迅“拄杖落地心茫然”了。他于是感叹说：“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这“信念”和“主张”就是：“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鲁迅颇有些郁闷地说：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其实，爱姑、七斤嫂、嫦娥、禹太太等小说人物，早已堵在了笔直的理论通道上，使鲁迅以一贯的信念和主张而发表的启蒙论述布满了可疑的裂缝。我们熟悉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指出巴尔扎克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因为“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
。卢卡契认为：“使巴尔扎克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是他描写现实时的至诚，即使这种现实正好违反他个人的见解、希望和心愿，他也是诚实不欺的……”
鲁迅亦然。爱姑这一形象系列，本来构成了对鲁迅“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忽然想到·七》）这一固定想象的消解，但是他至诚的艺术精神并不妨碍自己对现实的尊重与描写。鲁迅说：“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潜藏的意思是不是说，曾经，他是将祥林嫂算作中国女性的标本的；现在，祥林嫂或许不能算，阿金也不能算？说到底，标本只存在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中，它不能够化约无比丰富的历史与现实，也不能够抵达真正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