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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意义究竟从哪里来？个体生命的意义将如何获得，或者说，该如何赋予？
显然，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并不能自足、自明，一定要在某种文化体系中，由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家庭的，等等——予以认定。要给你的“活法”一个“说法”，首先就要解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以及此一目的与别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够在一个价值的序列与等级的体系中寻找到你的位置及去向，你就是不可理解的。总之，意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一个可以进行定位和估价的文明体系为你建构出来的。比如，在古代中国的儒家社会，个人可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中获得其存在的意义，体现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一系列价值。正如在中世纪基督教盛行的欧洲，个人可以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体现出自己的意义来。
但是，意义不能够交换。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很难理解对方存在的意义。这里既有古今之异，也有中西之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诗人瓦雷里（Paul Valéry）有一番话，典型地表明了这种意义的隔膜：
由于我们对中国人的认识困惑不解，所以不知道应将他们列在我们的文明体系的什么位置上，虽则我们可以明确界定埃及的、犹太的、希腊的和罗马的文化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我们既不能像他们看待我们一样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又不能把他们抬到与我们同样骄傲的地位，于是只好把他们列入另一领域，编入另一个历史顺序之中，即将他们划归到实际存在但不可理解却又与我们永远共同生存的一个类别中了。
一旦划归异类，则越发不可理解。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的成见，异类简直就是“非人的人”，而其历史，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非历史的历史”。比如，在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里，作者这样描写一群白人在刚果河之所见所感：
汽船吃力地沿着黑暗的、不可理解的狂暴的边缘缓慢行驶。史前的人在向我们诅咒，祈祷，或表示欢迎——谁说得清是什么？我们被阻断了对周身环境的理解；我们可疑地、偷偷地、形同魅影般滑过，就像正常人面对疯人院里的一场热情的爆发。我们理解不了，因为我们走得太远，我们记不得，因为我们正旅行在洪荒时代的一个夜晚，那已消失了的洪荒时代，消失得不留痕迹，没有记忆。
“史前的人”（prehistoric man），也就是还没有进入意义的建构的人。康拉德几乎在不经意间，就对非洲的历史进行了“非历史化”，同时对非洲人进行了“非人化”（de-hum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