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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题辞》开头的这两句话，打成了一个结。若想给《野草》解码，先要解开它。
什么是“我”？这要看“我”是什么“我”。如果是佛法中的“我”，此身便是四大和合，如梦幻泡影，毕竟“无我”。如果是弗洛伊德的“我”，那就得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 ego），是本能的暴民和道德的宪兵的合一。如果是拉康的“我”，“我”就是关于“我”的叙事。在拉康看来，人的存在从本质上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叙事（narrative），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故事（story）。人只有在与他者的复杂联系中，通过话语不断地构建关于自己的各种记忆的连贯叙事，才能够形成自我。只有故事能给予人的生命以意义，也只有叙事使生命的重构成为可能。
拿莎剧为例。奥赛罗是怎么捕获苔丝德蒙娜的芳心的？通过讲故事，讲自己的故事。从童年开始讲起，他怎样历险，怎样遭难，遇见怎样的吃人生番，怎样头长在肩膀下面的妖怪，把个苔丝德蒙娜听得入了迷，出了神，着了道儿。“我讲完自己的故事，/她就用唉声叹气来向我酬谢。”“她谢我，还说我若有朋友爱上她，/只需教他怎样讲我的故事。”奥赛罗向苔丝德蒙娜的父亲承认这是他用过的唯一的妖术，这位父亲也承认：“这一番故事怕我的女儿听了/也会不由自己的。”T.S.艾略特说奥赛罗善于“自我戏剧化”，其实也就是“自我故事化”。宋江动辄撒钱，也必须撒钱，因为他江湖上的人设是“及时雨”。妙玉也只能收五年前梅花上的雪来煮水烹茶，否则便俗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其实怕不被称的不是名，名只是附着在故事上面的。君子只怕死后他的故事没人讲。难怪哈姆雷特临终要交代霍拉旭，叫他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多留一些时候，“讲我的故事”。
这样看来，不是人创造了故事，而是故事造就了人。一个个故事，形成了我们一生所走过的路的路标。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说：“的确，虚构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完成，而生活只有通过我们讲述的故事才能被理解，那么，借用苏格拉底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意义来说，一个经审视的生活，就是一个被讲述的生活。”
而在著名脑科学家奥里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一本诊所故事集中，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集中也最清晰的表述：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故事，一个内在的叙事——它的连续性，它的意义，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建构着和经历着一种“叙事”，而这种叙事就是我们，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叙事，不断地，无意识地被我们建构，通过我们的感知、感情、思想、行动，尤其是通过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口头叙述，在我们心里建构。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角度上看，我们彼此差别不大；而在历史学的意义上，作为叙事，我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
要成为自己，得拥有自己——拥有，要么重新拥有，我们的生命故事。我们必须回忆自己，回忆自己内心的戏剧，自己的叙事。一个人需要这样的叙事，持续的内在叙事，来维持他的身份，他的自我。
总之，人的存在本质上可以被描述为叙事，有意义的生命总是故事化的。叙事能够使生命形式具体化。理查德·卡尼（Richard Kearney）在《论故事》（On Stories）中说得最到位：“未被讲述的生活，等于白活。”
所以说，取消叙事，不讲故事，就等于废除了一个人的历史，就不存在一个人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的那个公式可以修正了：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说故我在”。
哪怕最卑微、最不幸的人，也需要讲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理解祥林嫂为何要不厌其烦地向人讲述自己的阿毛被狼吃了的悲惨故事了。“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可为什么大家都听熟了，听腻了，祥林嫂还要反复地讲？因为对于她，一个惴惴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或呆呆坐着像一个木偶的可怜人而言，她的故事是唯一的方式，能够证明她的存在，何况在讲述中能够缓释她的痛苦。理查德·卡尼说：“故事可用于缓解心灵的痛苦，正如能缓解肉体的痛苦。丧失，困惑，所爱的人不在了，这一切的痛苦都在呼唤着故事。”
而伊撒克·迪内森（Isak Dinesen）讲得更直截了当：“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放到一个故事里讲出来。”《走出非洲》的作者的这句话，真是深谙人类精神状况的见道之言，难怪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激赏。
不仅一个人要讲故事，一个民族也要讲故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告诉我们，历史叙述对于建构民族想象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对于建构一个民族和一个人同样适用。而只有叙事，才能够赋予一个人或一群人以确实可靠的身份形式。自我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身份问题，而身份是对自身的认知和描述。理查德·卡尼认为：“从一开始，人们就编造故事，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洞，缓解我们的恐惧，试图回答我们的存在中无法回答的重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可是现在，来了这样一位过客，他是这样回答的：
——你是怎么称呼的。
——称呼？——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楚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有听到过第二回。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
——那么，我可以问你到那里去么？
——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
这真是三问三不知。过客完全说不出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也就根本上勾销了自己的存在。这在《野草》里可不是孤例。《死后》也同样回答不上来这类问题：“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这是那里，我怎么到这里来，怎么死的，这些事我全不明白。总之，待我自己知道已经死掉的时候，就已经死在那里了。”而在《墓碣文》中，本来应该是略述死者世系、岁月、名字、爵里及生平事迹的墓志，也只残存有限的断烂文句。
总之，《野草》的话语是破碎的、残缺的，反映了叙述者叙事的无能：他讲不出自己的故事了。当一个人独处时，他还可以完全活在自我体认的真实之中。一旦面对外人，面对老翁和女孩，他需要讲述自己的故事，构建一个可以公开的自我时，他忽然痛感内心的空洞，失语了。这就是“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