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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中描述的这四只雄性幼崽，于1994年春天出生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贾斯珀国家公园东部。它们的家族在当地被称为佩蒂特湖狼群。当时，我在美国的最南部，作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季节性自然学家，在得克萨斯州西部的大本德国家公园工作，那里是美国本土四十八州中最偏远的一个国家公园。我开车前往格兰德河附近一个废弃的大萧条时期的牧场，在那里带领公园游客参观当地的历史，同时试图想办法摆脱生活中的一个重大挫折。
前一天，我接到了黄石国家公园助理首席自然学家汤姆·坦克斯利的电话。原本我们约好，那年春天我去黄石国家公园工作，担任公园的狼群解说员，专门就将狼群再引入公园的可能性进行演讲。我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官方狼群解说员。但汤姆打电话告诉我，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这个职位不得不取消。他很抱歉，但也没办法。
我继续开车穿过沙漠地带，试着想出一个能保留这个职位的计划。我积极支持将狼群再次引入黄石国家公园，而且我觉得，自己以前在阿拉斯加州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时与狼打交道的经验，应该对这个提议有正面作用。除此之外，我有一种直觉，必须去那里。一扇门关上了，我得找到另一条路通过。
灵光一闪，我径直赶回家，给汤姆打了个电话。我说了一个提议：如果这个职位由私人出资呢？沉默片刻后，汤姆说他去确认一下。第二天他打来电话说，似乎没有任何法规禁止私人出资，所以我的想法可能行得通。他给了我一个估算，四个月的职位需要多少钱，再就是把钱打到黄石国家公园协会管理的账户上的截止时间，黄石国家公园协会是为公园处理捐款的非营利性组织。
跟汤姆道过谢并结束通话后，现实问题来了：怎么才能筹到那么多钱？按照我当时的收入水平，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幸运的是，我即将开启一次巡回演讲，宣传我的新书《狼的社会》，会在加州的几个大型团体中演讲。这个时间点很理想。
事实证明，我非常不擅长解释这一情况。我很难清楚地说明为什么需要给黄石国家公园的狼群解说员这个职位提供资金。第一个演讲是在南加州的一个社区，我喃喃低语了几句人们如何支持黄石国家公园再引入狼群的提案。如果有人想提供资助，可以在我演讲结束后跟我说。但没人找我。然后我开车北上旧金山，去加州科学院演讲。离汤姆给我的最后时间只有几天了。加州科学院的这次演讲是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的计划一定要成功，否则只能放弃去黄石国家公园的念头了。
当天有四百五十人来到了现场。我做了个稍微有条理些的解释，向观众讲解了黄石狼的故事，以及人们可以如何资助。活动结束后，一群人围着我，有几个人问起资助这个职位的事。一小部分人做了小额认捐。我很感激他们的捐款，但心里算了下，知道离我需要达到的目标还差得远。
一对年轻夫妇静静地站在那里听我说话。在我感觉他们要离开的时候，那位先生走上前，把他的名片递给了我，说他们愿意帮忙。他让我看看名片背面。我看了，他认捐了12.5美元。我感谢了他，并说当我达到目标时，会告诉他的。然后其他人又围住我问起了狼的问题。这对夫妇走后，我又看了看名片背面，发现之前看错了，认捐的金额不是12.5美元，而是1250美元。加上之前的捐款，现在的总额已经接近汤姆所需要的数字了。
那一刻我知道，黄石国家公园的工作触手可及了。我从簇拥的人群中脱身，跑去找那对夫妇，他们还在附近。带着一丝尴尬，我问名片背面的数字我看对了没有。那位先生，加里，谦虚地告诉我，是对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崔西。我们聊起了狼和黄石国家公园，我感谢他们的慷慨解囊。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汤姆，告诉他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资助这项工作了。我们确定了一个开始的日期，并计划了如何来安排这个新的职位。
我收拾好行李，在5月的第一周离开了大本德国家公园，开车北上，前往黄石国家公园。这将是一次约1500英里的旅行，我计划在三天之内完成。当我穿越数百英里的得克萨斯州西部荒芜的乡村，向新墨西哥州进发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生命中发生的事是怎么把我带向这个新任务的。
我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在附近的乡村小镇比勒里卡度过了我的头十年。我们住在康科德路一所翻新的校舍里。对面是一个农场，周围的土地上全是树林、池塘、小溪和田野。那就是一片荒野，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个完美的地方。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在那里度过了田园诗般的童年。
那是20世纪50年代，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我们就是“放养的”孩子。上学期间的暑假或周末，我可以去任何地方，要么独自一人，要么和附近的其他朋友一起。有时候我在当地的一个池塘里钓鱼，有时候只是在树林里散步，有时候是在镇上一望无际的小路上骑自行车。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户外。随着在户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对野生动物越来越着迷。我被房子背后小溪里的小鱼吸引住了，偶尔会抓一些放在一个小水族箱里养着。我发现乌龟更有趣，又花了很多心思和试验，想办法捕捉它们。检查完每只乌龟后，我再把它们放生。
最近，我听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
说：“所有的孩子都是科学家。”这触发了我的一个童年回忆。街对面的农场有两条狗，名字叫雷克斯和夏皮。像所有农场的狗一样，它们也是放养的，从来不拴，为所欲为。我注意到，大多数早晨夏皮会走进树林里，很晚才回来，和我经常做的差不多。我想知道它在外面做什么。所以有一天早上，当我看到它出发的时候，就跟着它，看它在树林和田野里游荡，搜寻各种气味的踪迹。它在探索这个村子，像我一直在做的一样。我们志同道合。那一天就是我几十年后在阿拉斯加州和黄石国家公园研究狼的一个缩影。
从马萨诸塞大学的林业学专业毕业后，我在阿拉斯加州的麦金利山国家公园找到了一份工作，被派驻到离公园公路66英里的艾尔森游客中心。麦金利山后来被改名为德纳里山，麦金利山是最早印第安人对它的称呼，公园的名字随之也改了，不过当我到达那里时，它们都还叫麦金利。艾尔森游客中心建在一个北极苔原
上，位置优越，可以从绝佳的视野看到高达20320英尺
的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游客中心内有关于登山、地质、野生动物和苔原植被的展示，但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个视野。我的职责包括规划苔原上的自然步道、带领为期半天的徒步旅行，以及在奇妙湖露营地做晚上的篝火讲座。那个营地能看见麦金利山的近景，是整个国家公园中最壮观的视角之一。
来麦金利山的游客总会被公园里大量的灰熊迷住，我也是。第一年夏天，我看到每一头熊，都会观察它，直到它走出我的视野。公园里的其他动物也让我着迷：驯鹿、驼鹿、多尔羊，还有大量在苔原上筑巢的候鸟。但从我到阿拉斯加州的第一天起，我的目标就是要看到一匹狼。当时在麦金利山，很难看到它们。
有一天，在艾尔森游客中心，我听人说看到两匹狼在跟踪一头母驼鹿和它的两只幼崽。于是，我下班后就开车出去，发现了那头驼鹿和它的两只幼崽。然后我在附近的柳树林中，又发现了两匹灰狼，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野狼。它们在灌木丛中来回走动，试图在驼鹿和幼崽之间穿行。后来这两匹狼放弃了小鹿，离开了我的视线，我也就回到了艾尔森游客中心，为看到这两匹狼而兴高采烈。
第二年夏天，我又回到了阿拉斯加州，如此反复总共有十五个夏天。1975年，阿拉斯加州议会提请联邦政府正式将公园的名字改为“德纳里”，虽然这一改名直到1980年才得以实现，但当时在阿拉斯加州，“德纳里”已经被普遍使用了，下文我也将用这个名字。
狼渐渐多了起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观察和了解它们。我读了阿道夫·穆里1944年的开创性著作《麦金利山的狼》，最终找到了一个高处的观察点，我可以在那里观察到远处东福克狼群的狼窝所在地，也就是穆里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研究过的狼群。我认识了狼群的母头狼和它的配偶，一匹跛脚的公头狼。我看到狼群中的头狼夫妇和下属的成年狼在狼窝所在地照顾幼崽。我还看到它们猎杀驯鹿，对峙过于接近狼窝的灰熊。我曾目睹幼崽们偷偷地接近睡觉中的父亲，像攻击猎物一样扑向它。父亲却好脾气地甩开它们，走开，继续打盹。
在那些年，我基本上像一个农民工似的。那十五个夏天，我都在德纳里，冬天的时候，我就在加州的死亡谷和约书亚树等沙漠国家公园工作。1991年，我转到冰川国家公园，在那里度过了三个夏天。第三年，我在公园的波尔布里奇区工作，那里是观察狼的黄金区域。狼在蒙大拿州和其他西部各州早已被杀光，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几只狼从阿尔伯塔省越过边界，在冰川国家公园西北部定居，这是美国西部第一次有狼群重新定居。由于森林茂密，这些狼很难被发现，但那年夏天我看到了不少，还看到过狼一家在草地上玩耍。
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写一本关于狼的书。我在德纳里和冰川国家公园积累了很多狼的观察记录，我读过所有关于狼的书，也读过大部分关于狼的科学论文。我知道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狼可能会被再次引入黄石国家公园。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被划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时，狼还是本土动物，但早期的公园管理员和当时全国几乎所有人一样，觉得狼不是好东西。1926年，他们杀死了公园里的最后几匹狼。
为了写那本书，我去了几次黄石国家公园，采访了公园管理处的生物学家和管理人员，他们正在计划再引入狼的可能性。这些人包括黄石国家公园资源中心主任约翰·瓦利和诺姆·毕晓普，后者是长期在公园附近社区做公众宣传的黄石国家公园的解说员。从那之后，我与许多主张再引入狼的人进行了交谈，比如野生动物保护者协会的汉克·菲舍尔和狼保护基金会的雷尼·阿斯金斯。我还去了蒙大拿州的海伦娜市，采访了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
的生物学家埃德·班斯，他是北落基山脉狼群恢复的协调人。在那儿，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再引入狼的论证会，并表示赞成。
等我的书《狼的社会》1993年秋天出版的时候，我已经对黄石国家公园再引入狼的计划很熟悉了。此外，我在阿拉斯加州和蒙大拿州与野狼相处了十六年。这一切都促使我在1994年春天前往黄石国家公园，开始我作为公园的狼群解说员的工作。
等我5月初到达黄石国家公园的时候，我去见了下汤姆·坦克斯利，一起过了一遍他为这个新岗位所做的工作计划表。我将住在塔楼路口的政府拖车活动屋里，并在两百万英亩
的公园里展开工作。我已经制作了一个关于狼的幻灯片以及将它们带回黄石国家公园的可能性。我每周都会在麦迪逊和桥湾露营地进行这项工作，偶尔还会选择猛犸温泉区和钓鱼桥露营地。这项工作将持续到9月初旅游季结束。
我还会在几个公园的游客中心举办日间讲座。在这些工作中，我会播放我的朋友鲍勃·兰斯迪拍摄的德纳里狼群的录像，那是我在那儿工作时他拍下来的。鲍勃后来为国家地理电视频道和PBS
的《自然》节目拍摄了大量野生动物纪录片，包括许多关于黄石国家公园狼的纪录片。那年夏天的计划是，我在显示器上放映鲍勃拍摄的片段，在旁边描述狼的行为，然后说一下把狼再引入黄石国家公园的提议。
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做公园管理处所说的“巡回解说”，包括去人群聚集最多的地方，与尽可能多的人进行非正式的交谈。只有一小部分公园的游客会去参加管理员安排好的项目，所以我需要去接触其他大多数不参加我们任何讲座的人。我就像一个街头布道者，一个不是仅仅在教堂里布道的牧师。
那个夏天我借来了一块狼皮，想方设法去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以便给他们讲再引入狼的故事。我还记得第一次我是把车停在了塔楼瀑布的停车场。我戴上公园管理员的帽子，检查了自己的制服，拿出狼皮，开始向人群走去时，立刻有几十名游客围上来问我关于这块狼皮的事。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开始了演讲，我解释说狼其实是黄石国家公园的本土动物，但已经被早期的管理员杀死了，后来公园管理处意识到我们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现在希望通过从加拿大引进，将狼再度引入公园。我和一群人聊完，再转向下一群人。这样一小时内我就可以把信息传递给大约三百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参加公园里的任何正式项目。为了增加工作的多样性，我会带着狼皮走进礼品店，在过道里溜达。就像在停车场一样，人们纷纷围过来看我带的是什么。然后，我做完这个简短的演讲，再换到下一个过道。
仲夏时节，我们得到消息说，将狼再引入公园的提案已经得到克林顿总统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的批准。从那时起，我调整了我的演讲内容，说我们将在这个冬天把狼带回来。到这个季节结束时，我估计已经向25000多名公园游客介绍了狼和将狼再引入黄石国家公园的计划。
那年夏天，我完成了我第二本跟狼有关的书《抗狼战争：美国的灭狼运动》。这是一本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的历史文献集，它追溯了美国反狼偏见的起源，以及我们国家决心杀死所有狼的原因，甚至包括国家公园里的狼。这本书还收录了一些早期的作品，它们已经开始用更积极的角度来描绘狼的形象了，比如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的《灰狼罗伯，科伦坡之王》。这本书以目前把狼带回落基山脉北部和西南部的计划结束。我还委托狼生物学家和狼的拥护者为这本书写了一些新的文章，自己也写了几篇关于狼的恢复和黄石国家公园计划的新文章。这本书于1995年春天出版。
我作为狼群解说员的工作9月就结束了，那会儿正好是每年公园访客减少的时候。那年秋天，我应邀去爱尔兰和英国巡回演讲。离开公园，我在贝尔法斯特、伦敦和其他几个城市宣讲了狼和黄石国家公园的再引入计划，其中有一次演讲还是面向皇家动物学会。我也多次接受了BBC
电台的采访。狼的再引入计划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个秋天，我经常怀念在黄石国家公园度过的夏天。我想起亨利·戴维·梭罗曾发表过的一篇评论，他长大的地方距离我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只有几英里。出生于1817年的他，走过新英格兰的森林时已经看不到狼了。在1856年的一篇日记中，他对他所在地区的狼和其他本土动物的灭绝表示悲伤。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被驯服和阉割的国家。梭罗谈道，自然界的声音和音符已经不在他的树林里了，并为他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土地上而感到悲哀。他还说：“我聆听着一场缺失了许多音符的音乐会。”在这些缺失的声音中，最突出的就是狼的嗥叫。1994年的黄石国家公园与梭罗的故乡马萨诸塞州处于同一状态。公园里有一种不自然的寂静，一种不会被狼的叫声干扰的寂静。但这份寂静即将被打破，狼群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