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词发源于唐，兴盛于宋，经历数辈宋代词人百馀年的发展，北宋一代之词逐渐成为继花间、南唐之后，又一个重要的词体写作范式。

南渡之初的词家，即已通过选本的方式总结留存东京乐章，曾慥的《乐府雅词》、鲖阳居士的《复雅歌词》便是其间代表。而就在苏轼及其门下学士执词坛牛耳的元祐时代，词体写作的新变即已悄然孕育于声名未显的周邦彦笔下，到了徽宗在位期间，周邦彦与大晟府词人的创作逐渐蔚然大宗，开启了词之南宋一体的序幕，与北宋主流迥然有别。实际上曾慥《乐府雅词》的选篇便已经透露出新时代来临的消息，而南宋中后期的词家，更在词选中开辟出专属南宋词的空间，凸显着南宋词于数量与体式两个方面相对于北宋的独立性。如赵闻礼编选的《阳春白雪》八卷，便主选南宋词，北宋词则极少入选，且以周邦彦为多。黄昇的《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更是首部专选南宋一代之词的词选，书成后他复再甄选唐五代北宋词，成《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显示出时人已经持有明确的词分南北宋的意识。

若说最具代表性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南宋人编选的南宋词选，还得推属宋末词人周密在宋亡后编选的《绝妙好词》七卷。尽管《绝妙好词》的选词数量不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与《阳春白雪》的一半，但书成以来始终获得压倒别家的赞誉。张炎在《词源》卷下即云：“近代词人用功者多，如《阳春白雪集》，如《绝妙词选》，亦自可观，但所取不精一，岂若周草窗所选《绝妙好词》之为精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不仅称许其“去取谨严，犹在曾慥《乐府雅词》、黄昇《花庵词选》之上”，还予以“于词选中最为善本”的至高评价。直至今日，若欲概览南宋一代之词的大致发展线索，了解南宋词的基本体式特征，知晓最为雅正典范的南宋词作，周密的这部《绝妙好词》依旧是毋庸置疑的首选。

一

周密（1232—约1298），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山东伧父、蘋洲等。其先祖世居济南，为山东望族。曾祖周秘仕至御史中丞，靖康之难时扈从高宗南渡，卜居吴兴，遂改籍湖州。其父周晋，字明叔，号啸斋，历官富春令、福建转运司干官、监衢州、汀州知州等，娶参知政事章良能之女。周密少时随侍父亲仕宦闽浙多地，结识了诸多当世名流，获得了丰富的艺文熏陶与博雅知识积累，并受到了中兴名将杨沂中曾孙杨伯嵓的赏识，得娶其女，于父祖富藏图书及外祖章良能多传朝野秘辛的家学渊源之外，又添得南宋军功贵戚群体富贵萧闲的知识结构。正因如此，尽管周密本人科名不显，以祖父恩荫入仕，宦途亦仅历任建康府都钱库、监和剂药局、丰储仓监察、婺州义乌令等低职，但却能够跻身南宋后期两浙文化圈的核心，频繁出入杭州、湖州两地的诗社雅集，在诗酒唱酬与艺文琢磨间奠定了他主导两浙文坛的地位。其间的人际往来与文学活动，在今传周密于宋亡前亲自编订的诗集《草窗韵语》与词集《蘋洲渔笛谱》中有着鲜活的记载与呈现。

宋亡之后，年过不惑的周密义不仕元，依妻族杨氏子弟寓居杭州。杨沂中后裔杨大受昆弟捐杭州癸辛街瞰碧园之馀地，供周密营建别第以居。周密遂于此筑屋造园，依父亲吴兴故居之旧名命藏书之所为志雅堂，又别名一室为浩然斋，贮藏了大量书画古物。他又着手撰写记载故国往事与平生见闻的笔记，据说相关著述多达数十种，流传至今者则有《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武林旧事》《浩然斋雅谈》《志雅堂杂钞》《云烟过眼录》《澄怀录》等。这些笔记材料丰富、雅俗兼济，足补正史之阙，意味着过上遗民生活的周密在宋亡后承担起了整理留存故国文献之责。不仅如此，周密还在宋亡后多次组织故国之思浓郁的文学聚会，继续主盟两浙文坛。他也积极利用这个身份，像留存记录故国文献与往事那样，不断从事着存留南宋文人、作品与文学宗尚于后世的工作，《绝妙好词》的编选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绝妙好词》所选词人凡一百三十二家，大体依时代先后编次，以张孝祥起首，止于仇远。原本录词三百九十一阕，今传本散佚六阕，残词一阕，惜未能原璧流传。卷六选入张炎《甘州·饯草窗西归》一阕，词中有句云“短梦恍然今昔，故国十年心”，据此可知《绝妙好词》的成书时间至少距宋亡过了十年。此时的周密已是江南士林公认的遗老领袖与文坛盟主，故而《绝妙好词》深受后人称赞的“去取谨严”“典雅精粹”等长处，其实是周密秉持自我词学宗尚与审美趣味，进行针对性选择的结果。

还是与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相较，黄氏所选的七百六十阕词风格多样，慷慨豪迈与妍雅蕴藉者兼收之，与其在自序中表达的“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袪，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等观点基本吻合。这说明南宋词虽与北宋词相较可独立成为一体，但其内部依旧有着多样面貌。就是赵闻礼的《阳春白雪》，虽八卷正集主要选录妍雅深厚、含蓄蕴藉之词，但犹附录外集一卷，以存激昂慷慨、大气磅礴之作，亦可印证南宋词坛至少有着豪婉并峙的格局。

然而周密却完全无视这一词坛情状，《绝妙好词》的编选严守清丽典雅之格，世俗淫艳与慷慨激昂之词一律弃去，最典型者莫过于辛弃疾虽入选其间，但只录《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瑞鹤仙》（雁霜寒透幕）、《祝英台近》（宝钗分）三阕温柔婉转之作，非是世人熟知的龙腾虎掷之篇。而入选词作数量较多的词人，如吴文英（16阕）、姜夔（13阕）、李莱老（13阕）、李彭老（12阕）、施岳（10阕）、卢祖皋（10阕）、史达祖（10阕）、王沂孙（10阕）、高观国（9阕）、陈允平（9阕）等，均专长于清婉雅丽之词，所选篇目也以这些词人最负盛名的清丽典雅之名篇为主，如卢祖皋的《宴清都》（春讯飞琼管）、《贺新凉》（挽住风前柳），姜夔的《暗香》（旧时月色）、《疏影》（苔枝缀玉）、《齐天乐》（庾郎新自吟愁赋）、《点绛唇》（燕雁无心），史达祖的《双双燕》（过春社了）、《绮罗香》（做冷欺花），高观国的《金人捧露盘》（梦湘云），吴文英的《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高阳台》（宫粉雕痕）、《采桑子慢》（桐敲露井）、《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等。这些词作不仅足以代表诸家高超的填词水准，同时也都是论及南宋雅丽词风时的常用范例。

周密完全集中于清丽典雅、深婉蕴藉之一端的选词标准，也是其留存故国文献心态下的产物。不同于史料笔记需要尽可能多地搜辑秘辛，补史之阙，故国文艺的留存则更多地需要考虑到雅正元素，以求把最优秀的、最能代表故国文教之正的风格体式凸显出来，并流传下去。这对于直面外族入主华夏的南宋遗民来说，显然更为重要。

既然周密在宋亡前是上流文化圈的常客，又在宋亡后成为江南士林的领袖，那么他自然会把见证并参与的临安风华视作故国文学最为典范雅正的代表，从而促成《绝妙好词》谨严精粹的编选特色。实际上通过《绝妙好词》，不仅能够遍览南宋词清雅一派的典范文本，还可以看到南宋以此为宗尚的历代词人群像。尽管选词数量不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的一半，但《绝妙好词》的入选词人数量却远多于黄昇所选的八十九家。这并不意味着黄昇漏选了许多南宋词名家，而是缘于周密选取了太多声名寂寞的清雅同道。

周密将张孝祥、范成大、洪迈、陆游、韩元吉、辛弃疾、真德秀、岳珂等南宋重要士大夫词人集中置于《绝妙好词》卷一的前半部分，而在其后的篇幅中除了零星出现的刘克庄、吴潜、蔡松年、赵以夫等词人具有较高政治地位外，其他入选的词人皆宦迹不显。他们之中有徐照、张良臣、张辑、许棐等落落江湖的才士，有张镃、杨缵、张枢这样的富家贵戚子弟，还有赵汝茪、赵希迈、赵崇磻、赵汝迕等宗室成员。他们虽然看似身份差别较大，但皆与周密本人有着相当多的共通之处：除了同样宦途不显外，他们还都主要活动于两浙江南地区，文学写作以清丽典雅见长，经常出入西湖之畔的各种诗社雅集，其人其诗大多被选入南宋后期由书坊编刻的重要诗歌总集《江湖集》之中，故而皆属于南宋中后期的重要文人群体——两浙江湖文人群体。

因此《绝妙好词》完全可以视作周密对于自我群体的一次集中展示，既勾勒了本群体的词学发展轨迹与代际传承，展示其词学宗尚与代表作品，更将本群体推升至可概南宋一代之词的高度，还为诸多江湖师友提供了流传生命痕迹的宝贵机会。这在上文罗列的入选词作数量较多的词人名单中即已有所体现，姜夔、史达祖、卢祖皋、高观国是活动于光宗、宁宗朝的周密前辈词人，吴文英是比周密年长近二十岁的忘年之交，李莱老、李彭老、施岳、王沂孙、陈允平则是周密的同龄挚友，隐然构成了三代传承的格局。李莱老、李彭老、施岳三人作品若非周密此选，很难再有其他流传后世的机会，此番遭际也同样适用于《绝妙好词》所选的大部分词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云：“宋人词集，今多不传，并作者姓名亦不尽见于世，灵玑碎玉，皆赖此以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绝妙好词》无疑是周密为江湖师友做出的最大贡献。

除了承平岁月的典丽风流之词，成书于宋亡十年后的《绝妙好词》也被周密有意识地用来抒发深重的黍离悲愁。《绝妙好词》卷六与卷七选录的词人全部亲历亡国，多与周密交往甚笃，有李彭老、李莱老、王易简、王沂孙等年少承平时的好友，还有张炎、仇远等较其晚一辈的少年郎，甚至还包括了周密本人。对于选入这两卷中的同人，周密无一例外地选录的是他们亡国之后的词作，特别是自选的二十一阕词皆不见于宋亡前夕手定的词集《蘋洲渔笛谱》，足以证实这番选择倾向的存在。这两卷词作展现了南宋遗民于总体悲凉的词情下的多样抒怀方式，如李彭老《法曲献仙音·官圃赋梅，继草窗韵》《探芳讯·湖上春游，继草窗韵》、张炎《甘州·饯草窗西归》、王沂孙《法曲献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韵》等，是遗民词人旧地重游、重行雅事时的互舐伤痛；李彭老《高阳台·落梅》、周密《水龙吟·白莲》、王沂孙《庆宫春·水仙》等，是常见于南宋遗民笔下的以咏物寄寓亡国哀痛之词；应灋孙《霓裳中序第一》（愁云翠万叠）、王易简《酹江月》（暗帘吹雨）、周密《探芳信·西泠春感》、王沂孙《醉蓬莱·归故山》、仇远《八犯玉交枝·招宝山观月上》等，是独抒自我沉郁的悲情；张桂《菩萨蛮》（东风忽骤无人见）、董嗣杲《湘月》（莲幽竹邃）、周密《效颦十解》、赵与仁《好事近》（春色醉荼蘼）等，则是将家国哀思包裹在词体传统的男女艳情之中，开启了以男女离合之情抒家国兴亡之恨的先河。

不仅如此，周密还选录了一些感伤靖康之难、凭吊北宋中原的词作，如韩元吉《好事近》（凝碧旧池头）与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这两阕名篇便赫然在列，为南宋遗民惯用的借东京梦华抒临安新恨又新添了一重表现范式。至于那些既非南宋遗民又没有表达过中原遗恨的词人，周密也屡屡选录一些感慨历史沧桑的怀古咏史之词，如李泳的《定风波》（点点行人趁落晖）、吴潜的《满江红·金陵乌衣园》、赵希迈的《八声甘州·竹西怀古》等词即是如此。从而一部《绝妙好词》，其实前后贯穿着本之遗民的零落哀愁，使其并不一昧拘泥于轻倩软媚之间，故而清人宋翔凤会说：“南宋词人系情旧京，凡言归路、言家山、言故国、皆恨中原隔绝。此周公谨氏《绝妙好词》所由选也。”不过中原隔绝毕竟只是遮掩海上厓山的幌子，周密通过连绵的幽情以及两卷亡国后的词作，既记录了南宋遗民在入元之后相互勉力扶持的生活样态，还留存下专属他们这一代人独有的心灵历史，不啻为一种“词史”意识的萌芽。

二

由于周密的编选完全基于两浙江湖词人的立场，是以《绝妙好词》其实只是南宋词坛的部分呈现，而两浙江湖词人及其清雅典丽的词作是否可以成为南宋一代之词的代表，也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不过在后世的论述里，周密立足门户的一家之见逐渐被接受认可，以至于成为今日研习南宋词的基本共识。

最先发表与《绝妙好词》相同词学思想论述的就是周密的两浙江湖词友，时间上也同样在宋亡之后，只是较晚于《绝妙好词》，代表者莫过于张炎的《词源》与沈义父的《乐府指迷》。《词源》中不仅存在上引对于《绝妙好词》的赞许，还可见到许多与《绝妙好词》选词旨趣相通的论述。如“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等语，即是主动留存南宋一代正声雅音的意识，以及相同的将自我两浙江湖群体之宗尚视作正音雅词的代表。又如论咏物词云：“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论节序词云：“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耳”，“（妙词）不独措辞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完全可以直接移作鉴赏《绝妙好词》所选咏物、节序词的总纲。再如张炎批评辛弃疾、刘过之词为“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馀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但又肯定辛弃疾《祝英台近》（宝钗分）一阕云：“景中带情，而存骚雅。”与周密不选辛、刘二人更为传唱的豪放词篇而选入《祝英台近》（宝钗分）的操作完全一致。是以两浙江湖词人在宋亡之后互为声势，为本群体提供了具备词论、选本、创作、宗主、典范的完整词学体系。

随着南宋遗民相继逝去，两浙江湖一派的词学声音逐渐岑寂，无论是元代后期词坛宗尚的苏辛格调，还是在明人推崇《花间集》《草堂诗馀》下产生的俗艳风气，都完全悖于典丽雅正的标准，周密、张炎等人的词学论著也就鲜为人知。其实周密的《绝妙好词》在张炎撰写《词源》的时候便已罕见，张炎在赞其精粹的同时也相当遗憾地提到：“惜此板不存，恐墨本亦有好事者藏之。”可见张炎本人并没有存藏《绝妙好词》，而且也知道是选刻板已毁，只能期待其能获得抄本流传的机会。明代并没有新出的《绝妙好词》刊本或抄本，收藏情况也乏善可陈，只有王道明的《笠泽堂书目》、董其昌的《玄赏斋书目》明确著录了周密的《绝妙好词》。他者如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赵定宇书目》与《脉望馆书目》，虽也著录了《绝妙好词》一册，但皆未署编者名姓，亦有可能是流传较广的《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然而无论王道明、董其昌还是赵氏父子，皆是两浙江南人氏，故而《绝妙好词》于元明两代虽受冷落，但还是在南宋两浙江湖词人的活动空间中获得不绝如线的流传，这也为兴发于该地的词坛新变奠定了文献基础。

明清之际，江南词坛针对明词尚俗尚艳的问题逐渐兴起了词体复雅的思潮，其间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重新发现并继承身为乡先贤的南宋两浙江湖词人群体的词学遗产，对此贡献最大者莫过于浙西词派的开山宗师朱彝尊。朱彝尊不仅直接高举效法姜夔、张炎的大旗，做出“南宋词极其工极其变”的论断，还积极从事相关文献的发掘、整理与刊行。在他与浙西词友的共同努力下，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王沂孙等重要词人的词集被重新校订刊刻，《词源》《乐府指迷》等词学论著以及《乐府补题》等宋末元初的词选也重获流传。朱彝尊还与汪森一起编选了以南宋两浙江湖词人作品为主要选目的大型词选《词综》，可谓整体复原了周密、张炎等人在宋亡之后的全部词学工作。浙西词派在清初所做的诸多工作及其持续长久的影响力，正是南宋两浙江湖词人得以成为南宋词之典范代表的最重要环节。只是朱彝尊在编选《词综》的时候虽知晓周密的《绝妙好词》，但却未曾一见，这对于还原宋元之际两浙江湖词学体系的追求来说，终究是存在较大缺憾的。朱彝尊的这番遗憾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他很快就获睹了此书。《绝妙好词》在清初尚存抄本，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即有著录，只不过卷数被记为八卷，与今传本七卷不同。虞山钱曾另藏有抄本七卷一种，乃钱谦益绛云楼旧物，只是题署为“弁阳老人辑”，使得钱曾并不敢轻断编者。未几钱氏族婿柯煜借得是本，与叔父柯崇朴共同校勘订正，确认即是周密所编选，并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镂板刊行，使得《绝妙好词》终于重获流传。朱彝尊即亲见柯氏刻本，并欣然题跋于后，为自家的词学理论补足了最后的缺环。

柯氏刻本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绝妙好词》的流传，在浙西词派盛极一时的康熙、雍正年间，有着极高的阅读需求，故而相继出现了几种以柯氏刻本为基础的翻刻甚至盗印本。浙西词人也越来越关注周密所选的诸多生平未晓的词人，逐渐着手词人生平与词作本事的考订。

雍正初，仪征项絪在翻阅柯刻本《绝妙好词》的时候发现集中词人名下没有出处里第的条目，这与钱曾在题跋中所记的旧抄本“经前辈细看批阅，下各朱标其出处里第”不符。项絪认为这是柯煜在刊刻时删落抄本上的朱批所致，遂搜讨旧书，为集中词人逐一撰写小传，除了字号、里第与大致生平，项絪还抄录他者与入选词人交往酬唱的诗词，这些内容有的直接置于小传中，有的则随意附于该词人名下的词作之末。雍正三年（1725），项絪的工作大致完成，遂重新开雕《绝妙好词》，成现存最早的一种笺疏本《绝妙好词》。项絪的笺疏校刊工作获得了当时诸多江南著名文士的参与，如符曾、陆锺辉、赵昱、陈撰、徐逢吉、厉鹗等。特别是时年三十馀岁的浙西词派中期领袖厉鹗，即在襄助项絪笺疏《绝妙好词》期间深受启发，遂产生全面检讨宋代诗人与诗作的宏愿，于项刻本问世之年开始《宋诗纪事》以及《诗馀纪事》的编撰工作。厉鹗亦借此广搜文献的契机，也顺带留意抄录与《绝妙好词》相关的材料，为日后重新笺疏《绝妙好词》做好准备。

乾隆十三年（1748），厉鹗煌煌一百卷的《宋诗纪事》已于前年完成，尚未开始重笺《绝妙好词》的工作，因谒选县令北上入京。当厉鹗途经天津之时，寓居于查为仁的水西庄，发现雅好倚声的查为仁正从事《绝妙好词》的笺疏，且已完成大半，“不独诸人里居出处十得八九，而词中之本事，词外之佚事，以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攟拾无遗”。厉鹗虽兴望洋之叹，但也主动出示己得，助查为仁成此雅事。查为仁与厉鹗的工作直到次年夏方告完成，厉鹗甚至为此放弃了入京谒选一事。遗憾的是，书成未久，查为仁即与世长辞，幸其子查善长与查善和于乾隆十五年春将是稿刊行于宛平查氏澹宜书屋，题名《绝妙好词笺》。

查、厉二人所撰的《绝妙好词笺》重在词人生平与词作本事考证，并不揭示词中的语典故实。词人小传在项絪所撰小传及《宋诗纪事》诗人小传的基础上增删修改，虽直接沿袭项絪者并不鲜见，但大多更为准确简洁，被后世宋词选本、总集的词人小传广泛承继。集中诸词凡有本事可考者，皆抄录相关记载于本词之后，同时于每家最后一阕词末附载词人轶事、散见各种文献中的该词人其他词作的本事以及集外之词，所引材料翔实驳杂，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所笺多泛滥旁涉，不尽切于本词，未免有嗜博之弊。然宋词多不标题，读者每不详其事。如陆淞之《瑞鹤仙》、韩元吉之《水龙吟》、辛弃疾之《祝英台近》、尹焕之《唐多令》、杨恢之《二郎神》，非参以他书，得其源委，有不解为何语者。其疏通证明之功，亦有不可泯者矣。”也正缘此，兼携厉鹗词坛声望之势，《绝妙好词笺》问世后即广为流传，屡获重刊，迅速成为《绝妙好词》的通行之本。

至于《绝妙好词》白文原本与项絪刻本则均不复重刻，流传渐稀，世人多不知晓，世人言《绝妙好词》，多实指《绝妙好词笺》。盖笺本既可见南宋雅词之正宗，又得览清代词集笺疏之学的传统及通例，自有其两得之便。故今日若欲研习欣赏《绝妙好词》，亦当取《绝妙好词笺》为本。

三

钱曾所藏旧抄本《绝妙好词》今已不知所踪，幸康熙二十四年（1685）柯煜小幔亭刊本今犹存藏数种，依稀可以想见抄本之貌。康熙三十七年，高士奇于清吟堂重刊《绝妙好词》，据其自序云曾与柯崇朴、柯煜叔侄共同校雠。然事实并非如此，柯氏叔侄的校雠团队里实无高士奇，高氏实际上是获得柯氏小幔亭的藏版，旋将卷首柯煜序文末的“时康熙乙丑”数字挖去，并将卷首的“小幔亭重订”剜改为“清吟堂重订”，再加刻自己新撰序文一道后重新印行。

康熙年间还有小瓶庐刊本一种行世，是本版式与柯氏小幔亭本、高氏清吟堂本完全相同，当是同一副版片的再次重印本。

是以无论清吟堂本还是小瓶庐本，版本意义均远不如雍正三年（1725）项絪群玉书堂刻本。项絪刻本今亦传有数种，拥有着仪征项氏所刻书一贯的精美质量。

除了上述四种版本之外，今日犹存一种清初抄本《绝妙好词》，乃毛晋汲古阁抄本。是本并非从钱曾藏本抄出，而是另有来源，故文字与小幔亭刊本、《绝妙好词笺》多见相异且略有胜处，颇具校勘价值。汲古阁抄本原件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年间朱祖谋曾据之过录副本，并予以校勘，后归平湖葛渭君收藏，今之下落则未详。

《绝妙好词笺》的乾隆十五年（1750）查氏澹宜书屋原刊本今亦存世，其后版本如《四库全书》本、彭祐芳抄本、1933年大众书局铅印本均从澹宜书屋本出。道光年间，仁和余集在翻阅周密笔记时发现其间散见不少未被《绝妙好词》选录的南宋人词作，遂撮录成编，凡三十五阕，并仿效查为仁、厉鹗体例，从宋元说部之书中搜辑本事轶闻，附于词后，题曰《绝妙好词续钞》。

其后同乡徐楙以余集所补犹有未尽，复从周密所撰笔记中辑得南宋人词十三阕与诸多论词条目，成《绝妙好词续钞补录》一卷。道光八年（1828），徐楙于杭州爱日轩据澹宜书屋本重刊《绝妙好词笺》，并将余集所撰续钞与自己的补录同载于附录。爱日轩本刻成后，迅速获得比查氏原刊本更为广泛的流传，成为《绝妙好词笺》的通行之本，其后同治十一年（1872）章寿康式训堂刊本、光绪间坊刻本、宣统年间多种石印本、世界书局排印本等均据爱日轩本重刊。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爱日轩本影印出版，更加扩大了该本的流传度。

《绝妙好词》现代点校整理本的数量较为丰富，绝大多数即据爱日轩本《绝妙好词笺》点校整理，有的还附以今译今注今评等内容。惟张丽娟点校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与葛渭君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与主流不同，二者皆为《绝妙好词》的原本点校本，张丽娟以柯煜小幔亭刻本为底本，葛渭君则据自藏朱祖谋校抄本点校。

此番重新整理，取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查氏澹宜书屋刻本《绝妙好词笺》为底本，校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毛晋汲古阁抄本（简称毛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柯煜小幔亭刻本（简称柯刻本）、南京图书馆藏项絪群玉书堂刻本（简称项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上海图书馆藏徐楙爱日轩刻本（简称徐刻本）。对繁体、异体和旧字形一般遵丛书体例改为现行规范简化字，有特殊含义的酌情予以保留，如蘋洲之蘋等；通假字则悉尊原貌，如通“暮”之“莫”，不予改动。为方便一般爱好者了解厉鹗、查为仁笺疏的渊源，本次整理尽力完整地呈现项絪笺疏，相关内容均冠以〔项笺〕，以示区别。项笺词人题名及小传因多为厉、查所采，本次整理使用*标示，附于页下以避重复；其它笺疏为厉、查所采者，亦在页下校记中说明；与厉、查不同的笺疏插入相应词作之下。底本不误校本显误者不出校，两可的异文尽量存录，以便读者鉴赏文学文本的优劣。原书目录只列词人姓名，现重新编目，一一罗列词牌及首句。附录一据徐刻本录《续钞》《补录》，与虞集序文、序楙跋语；附录二汇编各本题跋、纪事及《四库全书总目·绝妙好词笺提要》，以便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