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时至令和
时代，回顾此前的日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便先于其他国家经历了泡沫经济崩溃、通货紧缩、少子老龄化等诸多艰难时刻，始终在摸索中前行。
泡沫经济的出现和崩溃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撼动过整个金融系统。在发达国家中，类似的危机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物价水平下滑也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而率先实行零利率政策的国家也是日本。
作为一个“难题先行国”，日本一直是在摸索中勇闯难关、寻找对策的。其体现之一便是，在经济学理论无法充分满足现实需要的情形下，负责经济分析的学者、负责政策立法的决策者为了解决难题只能不断试错。
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提到的问题大都源于现实的经济动向，因此该理论与它的发展中心地——美国的经济态势密切相关。
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一直处于所谓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时期，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丧失了忧患意识。在这种背景下，美、日两国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大相径庭。
因此，作为“难题先行国”的日本仅靠照搬以美国经济为研究核心的宏观经济学是解决不了自身问题的。即便是广泛收集不同经济学领域的见解，日本也必须要建构基于自身问题的分析框架，这一点即便在未来应该也适用。
重读《宏观经济学与日本经济》
执笔本书的机缘之一，是计划出版1984年由黑坂佳央、浜田宏一共同执笔的《宏观经济学和日本经济》一书的新版本。该著作通过分析当时日本经济的宏观数据，将宏观经济学的现代基准浅显易懂地传达给读者，旨在加深民众对日本经济宏观理论的理解。
说到当时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除中谷严的《宏观经济学入门》
外，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参照美国数据编写的美国教材的译本。本书作者之一鹤光太郎当年作为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新晋人员，至今对彼时如饥似渴地阅读该书的情形记忆犹新。
《宏观经济学和日本经济》虽阐明了深受美国经济态势及政策影响的宏观经济学与日本的经济现状并不吻合的问题，但也有将二者强行捆绑的明显意图。如书中所述：执一面将欧美经验抽象化的镜子来观照日本经济时，便可知晓二者有何不同，在了然日本经济特征的同时，也洞悉了镜子本身就存在问题。
该著作还介绍了正村公宏的观点，指出纯学术式的经济学已经沦为“脱离现实、被过度粉饰的理论集装箱”，而学者们追求的是“将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现状作为一个整体来展望的、可信赖的认知体系”，例如主张“即便不是纯理论，但也应该是基于坚实的理论体系之上的完整脉络”等。针对这一情形，书中总结道：倘若众多经济学学者都站在个人的理想视角展望整个日本经济的话，那日本经济将何去何从呢？看来的确是到了迎接所有挑战的时刻了。
同时，该著作也对研究路径进行了如下陈述。
“将日本经济的相关数据如实地、简单明了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使用数据统计图及二变数图示等，力求一目了然地来探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态势。”
当然，这里并非否定新型精密的统计方法，书中阐明，必须要在充分理解统计方法的原理后进行翔实的说明。据此，再调动我们既有的全部备用工具，物尽其用，方能深刻理解日本的经济现象。
本书的立场和脉络
本书作者的立场、文章脉络与前述的黑坂佳央、浜田宏一及正村公宏的主张有诸多相通、重合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从宏观角度长期、开放式地展望、鸟瞰整个日本经济的状况。
●最大限度地活用目前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实证分析方法，同时也慎重考虑前沿宏观经济学是否适用于低迷的日本经济。
●尽量提供简单易懂的图表，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读懂日本经济的关键点及痛点，力求提供可视化方案。
笔者三人均曾在日本经济企划厅、内阁府任职，都曾执笔《经济白皮书》《经济财政白皮书》。最近的《经济财政白皮书》在分析方法上日益优良。近年来，在经济学实证分析法中，微观数据的时序排序和截面排序分析法已成为主流，得到了广泛应用。书中提到引用最前沿的论文等，可见学术水平较之以往也显著提高。毋庸置疑，笔者也是高度认同这些的。
但笔者也深深感到，政府《经济财政白皮书》追求的应该是反复斟酌、彻底理解实时更新的前沿经济学理论，将其应用于日本经济，并且用简单的图表来讲清日本经济的本质吧。
鹤光太郎在日本经济企划厅任职时，曾听前辈讲过这样的逸闻：有人在两张摹写纸上分别画好图表，然后将其重叠在一起，透过摹写纸边看边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
如何确定特定因果关系已经是当前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常识了。在此影响下，有些人或许会觉得“做那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呀”，因此弃之不管。其实应该虚心看待数据，根据数据重新展开严谨的实际调查。请务必记住这种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
《经济财政白皮书》除结构性主题外，主要是分析过去一年日本的经济动向。这种模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如果该研究路径的适用期已长达三四十年，那我们也应该有意识地思考日本经济到底呈现了怎样的发展态势。而且，回望三四十年的变化，也应该明白这种发展态势到底是具有国际普遍性的还是日本独有的。为此，本书会以国际视角进行积极地探讨。
在本书中，应该如何看待前沿的宏观经济学呢？为了探讨此点，本书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依次简单介绍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兴盛期、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学派对其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初期理性预期学派的登场、20世纪8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学派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派的对立、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新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结合。
凯恩斯经济学派
凯恩斯的理论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很难简单概括。但普遍认为其与宏观经济学相关的核心理念是对价格调整机能的怀疑。
换言之，凯恩斯强调：现实经济并不是瓦尔拉斯均衡的状态（价格能够迅速得到调整，市场能够保持常态均衡），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具有向下僵固性的特征，即便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工资也很难调整，同时非充分就业的情况还会持续下去。
言外之意就是为实现充分就业，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积极应对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的观点作为后来基于希克斯的理论建立的IS-LM模型
（以及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的一部分被广泛接受，成为20世纪60年代宏观经济学界的共识。
货币主义学派
但是，上述共识在20世纪70年代无论在实证还是理论上都出现了破绽。在实证方面，很难解释这一时期因通货膨胀加剧引起的失业增多现象，这是菲利普斯曲线的破绽。
在理论上，弗里德曼强调：自然失业率（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失业率）是由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原因决定的，即便在政府干预下有所缓解，但国民的通胀预期一旦发生变化并且保持长期的高涨状态，失业率是不会下降的。
在政策方面，他提出既要重视短期内的货币供应量对生产的影响，也要清楚该影响往往是延迟而多变的，所以提倡保证货币供应量长期稳定的政策。以弗里德曼为主导的货币主义学派和力主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凯恩斯学派针锋相对。
理性预期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构建了一个明确考虑国内经济预期的理论，以理论的应用部分理性预期和市场均衡这两点为前提条件，得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结论：“预期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
换言之，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会导致预期型通货膨胀，短期内根本不会影响到现实的生产水平。这和凯恩斯经济学更是势不两立。
而且，卢卡斯断定：考虑到经济主体对政府策略的期待变化，消费、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对未来经济动向的预判，未必和其他经济变量有结构性的关系，因此在决策时不应该使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
因为他们的结论可谓极端，所以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引发了不少直接与“理性预期”命题相关的讨论。但实际上，假定每个经济主体行为合理、市场均衡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如将理性预期学派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更恰如其分。“理性预期”这一假定后来被所有学派采纳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命题除采纳了上述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观点外，还加入了微观理论基础。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凯恩斯经济学在解释价格的黏性、刚性时，并未追溯到每个经济主体，也没能进行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分析。当然，货币主义学派同样也被指出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学派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性预期学派开始向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学派发展。
所谓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指技术革新等实物冲击作为人们合理行为的结果从而改变了劳动供给、消费状况，经济周期就是因可利用的生产技术的变革而带来的自然、高效的经济发展变化。
这一理论和理性预期学派一样，认为经济周期可以用“实物冲击”来解释，这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没有忽视价格、工资是具有伸缩性的，因此假定市场均衡这一前提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一理论包括家庭、企业等不同经济主体的预期、具有历时性
的科学合理的行为，构建的是一般均衡模型。大家应该注意到这一理论是后面要讲的DSGE模型的基础。
新凯恩斯经济学派
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称作新凯恩斯学派的学者考虑到用市场均衡模型难以解释短期的经济波动，同时为了解决前述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指出的工资和价格的黏性、刚性缺少微观理论基础的问题，主张构建能够通过微观经济主体的客观行为说明工资和价格黏性、刚性问题的模型，主张非自然失业的客观性及金融政策的有效性。
以下是新凯恩斯经济学派关于工资和价格黏性、刚性的微观理论基础的几个观点。
具体来说，第一点是，企业要调整价格就必定涉及一项费用，即调配成本。假设为总需求外部性的情况，即其他公司的价格变动影响到自己公司的利益，那么众所周知，即使调配成本很低也会发生价格的黏性反应。
第二点是，调整价格有时间差异（交错调整价格）。如果各个企业的价格调整时间有差异，那么从整个经济形势来看，价格的调整时间是延迟的，这也有可能增强价格的黏性。
第三点，调控失灵。如前所述，假设为总需求外部性的情况，假定只有两家企业，那么大家考虑一下是否会出现商品贬值的情况？
如果两家企业同时下调价格，那么可以规避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达到双赢。但是，如果只有一家企业下调价格的话，就不能规避经济不景气状况，下调价格的企业会比没有做出改变的企业承受更多损失，这相当于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如果两家企业不同时下调价格，那么这一行为就达到了纳什均衡，两家企业都无法摆脱经济不景气状况。
第四点，效率工资假说。这是指在劳动力市场，如果供大于求，为保证市场均衡发展，应该降低工资。但是为什么并没有出现工资下调的情况，失业状况依旧没有明显改观呢？效率工资假说就是来解释这一现象的。
企业通过支付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工资，可以防止职员离职（职员可以得到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工资，离职的话工资可能会变低），也可以聘请高水平人才，以此激励职员更加努力。
以上大多是局部均衡的特殊模型，但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为工资和价格的黏性、刚性奠定了多样的微观理论基础，可以说是为后面将要介绍的DSGE模型的整合夯实了基础。
新古典综合学派——DSGE模型主流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经济学派，被宏观经济学家慢慢整合为新的理论。
这次整合的新理论叫作“新古典综合学派”，模仿的是以前萨缪尔森将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进行整合后的“新古典学派”的叫法。这次理论整合，简而言之就是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两大学派中“博采众长”的成果。
从新古典经济学派汲取了多种模型化工具来说明家庭、企业是如何决定未来走向的。从新凯恩斯经济学派中吸收了价格刚性理论来说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该学派理论整合的核心观点是，用动态的一般均衡范式来洞察整个市场经济，允许它因价格刚性及市场的不完全性暂时偏离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
换言之，可以构建包括历时最优化、理性预期、市场的不完全性、价格调整成本四大特征的模型。
很多时候，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简单称为DSGE模型。现在，如果提起宏观经济学，也常常说到DSGE模型，它甚至成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所信奉的“铁律”。虽然并非没有过“无DSGE模型，便无宏观经济学”的浪潮，不过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界限确实越来越模糊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DSGE模型面临的困境
如此说来，宏观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是随着理论上的不断整合，两学派之间的对立日渐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对DSGE模型的批判之声会烟消云散。市场的不完全性势必导致有这一模型无法左右的个例出现。
最惨痛的批判之声是当时的DSGE模型没能预判、分析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为攻克这一难题，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而且，还有学者指出：它虽说是一般均衡模型，但以一个家庭、一家企业为代表来解释动态的最优化问题，这本身就忽略了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由此，将经济主体的多样性考虑在内的模型研究也多了起来。
DSGE模型与本书立场的关系
DSGE模型是汲取了大量的宏观经济学成果后逐渐完善起来的，它无疑是将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真理”来看待的。那么在本书当中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发展成果呢？笔者并不认同如果不使用DSGE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宏观经济学就取得不了今日的成就这一观念。
DSGE模型本质上是在意识到了经济主体多样性的同时，将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都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深入分析，研究每个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将它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思考其动向。
如此一来，就可以在宏观和微观的视角下自如切换，考虑每个经济个体的行为及成因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汲取了前沿理论知识的宏观经济分析的精华。
正如前文已阐明的那样，本书会最大限度地灵活运用目前掌握的经济学理论、实证分析方法，同时也会慎重使用前沿宏观经济学分析茫然、低迷的日本经济。
在前言的最后，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构成。如前所述，作品的立场之一是以宏观的视角开放式地俯瞰、展望整个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向。因此，第1章主要介绍日本经济的发展状况，第2章介绍各经济主体的储蓄/投资均衡问题、第3章聚焦于经济周期现象，从整体上把握战后日本经济的宏观特征与变化。
第4章、第5章分析几个已经日渐明朗的难题，包括经济与劳动供需关系的脱节，经济、劳动供需与工资、物价关系的脱节，探明经济与设备投资关系的弱化现象。
在第6章中，分析了家庭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及由此带来的新难题，探究年轻人、老年人等不同人群在不同情况下储蓄率的不同倾向。
根据第6章的分析结果，将日本经济的宏观性特征总结为“低增长、低温经济的自我实现”。第7章中指出平成时代
的财政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上述难题，甚至有可能陷入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机能不全的困境中。第8章提出应从提升经济增长力和探讨低温经济的功与过两方面着手，以便摆脱“低增长、低温经济的自我实现”这一桎梏。
第8章中，虽坦言提出全面性建议确实超出了笔者的职责及能力，恐会以偏概全，但最后还是想在政策提案方面略言一二。正视经济现状是决策的基本，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日本自然就很清楚应该制定什么政策，至少清楚哪些政策是毫无价值的。
如今，基于证据的政策立案已经成为流行语，并被广泛使用。而且经济学家、经济学学者与决策过程密切相关，这也是事实。但实际上也有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仅凭个人意志制定的政策畅通无阻的情况。本书力求通过对日本经济难题的严谨分析，追本溯源找到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