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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邓普顿的思维模式

我们永远不会问自己“该买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或者“该买美国公司还是日本公司”,我们只是每天都在搜寻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在哪里能买到价格低于真实价值的公司?”

——约翰·邓普顿 [1]

邓普顿投资法的核心是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最可能被严重低估的公司。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仿佛人人都懂,但却道出了一个真相:我们越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寻找无偏投资价值 ,就越有可能获得数倍增长的机会。

如今,很多专业投资者都受到所在机构的约束,投资范围非常局限,比如只能根据标的公司的规模(大盘、中盘、小盘),特定行业(软件业、零售业),领域(耐用消费品、公用事业),投资风格(价值型、成长型、平衡型)或地理位置(美国、中国)等条件进行选择。许多控制着大型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资产配置的中介机构,都认为自己有能力挑选出最优秀的基金经理来匹配基金的风格,但这种工作机制却限制了专业投资者的视野,其结果可能是建造了一艘投资经理的“诺亚方舟” ,只能获得非常平庸的整体表现。这是因为虽然某种适合当下的投资风格也许会表现不俗,但如果另一种投资风格因为选定价格高估的股票而表现不佳,那么收益就会被抵消。而个人投资者不受这些约束,因此颇具优势。

邓普顿在寻找投资标的的过程中抱有机会主义的心态。他的原则非常简单——在其他人卖出的领域寻找价格被严重低估的公司,然后买入。他说:“寻找一个好的投资标的无非就是寻找一家被低估的公司。”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邓普顿的思维模式中包含十大支柱,它们组成了他的投资观念体系。

以猎人心态不断寻找被低估的公司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第一个支柱是养成猎人般的心态,不断寻找被低估的公司。邓普顿说:“如果别人买什么你也买什么,那你的收益就会跟他们一样。如果你想获得比他人更高的收益,唯一的方法就是买入别人不买的东西。” [2]

邓普顿建议大家在悲观情绪最重时买入,在乐观情绪最高时卖出——这已经成为他的代表性主张:

人们总是问我哪家公司的前景大好,但这其实是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前景最糟糕的公司是哪家?你需要做的是在价格低于实际价值的时候买入,越低越好。价格走低的原因只有一个:其他人正在抛出。不可能有其他原因。所以,想要发现被低估的价值,就必须去公众最恐惧和悲观的地方寻找。每个人都感到害怕,而自己也有一点儿害怕的时候,就是买入的时机。 [3]

他警告投资者不要过度沉迷于数学公式的计算,也不要过于深入地研究每家公司的细节,尤其是那些热门股票,“渔夫不会在过度捕捞的鱼冰洞中打鱼,投资者也应如此”。邓普顿还认为,投资者应该能简洁明了地讲清楚自己心仪公司的优缺点。如果只能用长篇大论才能解释清楚,那么就意味着投资者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才能明白投资的逻辑。

邓普顿爵士说:“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投资者)都希望用自己的钱买入相对于长期价值而言价格最低的那些公司。把钱投入已经下跌的市场,买入价格相对于价值而言最低的东西。”

以下几个案例都能充分证明这是一种明智的投资方法。邓普顿爵士曾经投资过韩国股票、航空股,还做空过科技股。

韩国股票基金

1997年年底,邓普顿爵士在85岁之时投资了多只韩国股票基金,马修斯韩国基金(Matthews Korea Fund)就是其中之一。之前在1996年,它的价格下跌了32%,1997年又下跌了65%,是1997年全美表现最差的共同基金之一。该基金惨败的原因一是基金长期的过度扩张,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连锁反应式的卖出。1997年7月泰铢贬值后,危机蔓延至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触发了这波抛售。

邓普顿爵士非常看重韩国高达30%的储蓄率,因为这有利于项目投资,同时他也很看好韩国接近双位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强劲的出口态势。像日本一样,韩国也曾一度严格限制外国投资。但在1992年,韩国放松了投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韩国市场的市盈率从原来的20倍降低到10倍。此外,邓普顿爵士也十分看好基金经理保罗·马修斯(Paul Matthews),认为他与自己的投资策略非常接近。这只韩国基金共持有2 500万美元的资产,其中超过25%来自邓普顿爵士。在邓普顿爵士看来,对比泰国、马来西亚等其他遭受重创的亚洲国家,相对于股票收益而言,韩国股票的价格更便宜。马修斯韩国基金在1998年飙升了96%,在1999年又上涨了108%,成为当时表现最好的共同基金。

投资航空股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袭击发生后,美国和其他国家立即进入最高警戒状态,防止后续潜在的袭击。随后三天,美国国内的民航系统几乎完全停运,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为防止恐慌性抛售,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在9月11日至9月17日关闭了证券交易服务。当时许多人发誓再也不坐飞机,但是邓普顿爵士却嗅到了机会,决定利用这一“悲观情绪最重”的时机。他找出了8家市盈率已经很低的航空公司,并下好了预约买单,待市场重新开放之后,任何一家公司只要下跌50%或更多时,就执行买入。他推断,政府不会眼看着航空公司在袭击事件后倒闭。他买了三家公司的股票:美国航空母公司AMR、美国航空集团(US Airways Group)和美国大陆航空(Continental Airline)。在2001年11月12日接受《福布斯》杂志( Forbes )采访时,邓普顿爵士表示,他很可能会继续持有这三只股票,直到“它们周围的阴霾消散,重新吸引投资者的目光”。虽然这三只股票在危机过后继续下跌,股价屡创新低,但六个月之后,AMR上涨了61%,美国大陆航空上涨了74%,美国航空集团上涨了24%。

做空科技股

2000年3月,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以超过5000亿美元的市值排名全球第一,估值高达公司销售额的29倍。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市盈率超过了150倍,即使是更加保守的标普500指数,市盈率也高达30倍,而从长期来看,标普5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也仅为15倍。许多科技公司使用“市值”这类新时代里流行的指标来进行估值,以成功“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而不再采用收益或现金流量这类过时的指标。此时,市场上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邓普顿爵士又嗅到了机会,决定利用这一“乐观情绪最高”的时机。2000年1月,他与经纪人一起,在公司高管限售股解禁日的11天前卖空了84只科技股。这一解禁日通常设定在首次公开募股(IPO)后的6个月之后。他重点关注股价相比IPO价格至少上涨3倍的科技公司,因为这类公司的内部人士很可能会在高位卖出套现。他每笔平均投入了220万美元。他说:“这是我88年来唯一一次看到科技股的市盈率达到100倍,或者没有收益但市值却达到销售额的20倍。这简直太疯狂了,我也利用了市场上这一短暂的疯狂。” [4] 他有将近一半的空头是一直等到股价下跌至高点的95%之后才开始回补。其他的几只股票都是在市值跌至先前收益的30倍时进行回补。邓普顿爵士将纳斯达克的泡沫称为“千载难逢的机会”。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2000年3月10日达到了5 408点的峰值,到2002年年底时暴跌79%,至1 139点。邓普顿爵士靠做空赚到了9000万美元。

价值评估

仅在市场价格低于公司的内在价值时,投资才是笔好买卖。我们将在本书第六章中深入分析邓普顿爵士的具体投资案例。我们在现阶段仅需明白,尽管确定公司的“内在价值”至关重要,但给公司估值的过程却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循。公司的价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资产的价值、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人口因素,以及公司产品或服务在未来的正常化收益能力等。

邓普顿爵士还会评估公司管理层的稳定性和工作能力,以及公司所面临的竞争威胁。他相信,有关任何公司的最可靠信息通常来自他们的竞争对手,而不是这家公司本身。他的投资方法中包含着详尽的研究和合理的判断,对不同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所需要的深入程度和研究内容也有所差异。对矿业公司,他会看矿石贫化率;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他会看现金流;而对零售行业的公司,他会看人口分布状况。传统的财务指标(例如较低的市盈率、价格与重置价值之比、市净率),邓普顿通常只会在一些利好的情况下进行评估,例如公司大举收购、大量回购股票,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外国投资者和保险公司)投资大量现金等。

多元化投资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第二个支柱是多元化投资。邓普顿观察到,包括他本人在内,几乎没有哪位投资者正确判断的概率能超过2/3。为了确保在剩下的至少1/3的时间里少犯错误,他建议个人投资者进行多元化投资,要在投资组合中配置至少10只覆盖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股票。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出现熊市,所造成的未实现损失可能被另一个国家的牛市上涨所抵消。

邓普顿相信,凡是资产必有风险。他说,人们可能认为持有现金是安全的,但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因为所有国家的现金购买力都在持续下降。他认为广泛多元化才是最安全的方法——持有覆盖十几个国家的30多只股票。他还认为:“从长远来看,能够创造收益的公司是保值能力最强的资产,其表现要优于现金、黄金、收藏品等任何其他资产。” [5]

海外投资时仅选择支持自由经济的地方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第三个支柱是将海外投资集中在那些鼓励个人自由、允许企业自由经营、没有过度政府管制的地方。他会绕开以指挥控制结构为主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制定规则。举例来看,中国香港地区因为实行企业自由经营,从而完成了贫穷到繁荣的转变,但印度的加尔各答仍然深陷贫困之中。邓普顿解释说:

……关键就在于自由经济和政府管控之间的区别。加尔各答政府几乎对所有事务都进行监管,因此社会进步缓慢。而中国香港地区政府机构则选择大胆放手,社会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蓬勃发展的企业。40年来,中国香港地区的生活水平翻了10倍以上,而加尔各答的生活水平却丝毫没有改善。 [6]

邓普顿也会绕开被主权机构没收资产的海外公司,以及受到价格管制的美国公司。

保持开放的心态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第四大支柱是保持灵活性,并且避免只投资“舒适”股票(近年来表现良好的股票)的僵化心态。这种投资法虽然广受欢迎,但只是在通过“后视镜”看以前的市场,并没有通过“挡风玻璃”向前看,去寻找股票价格更具吸引力的机会。邓普顿建议:“那些让你在过去两三年里赚到大钱的公司,现在肯定已经不划算了。因此,你不应该留恋过去让你赚到钱的东西,而是应该去寻找那些过去表现不好的公司,并考虑立即买进。” [7]

找到过去表现最差的股票可能会让你发现低价买入的机会,这种低价也许只是因为标的公司暂时受到了不公正的估值,并非由结构性的问题导致。在投资中人云亦云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但是被跟风买入的股票也是因为最近表现得出色才能成为热点,而这些股票显然不可能成为当下进行低价买入的机会。邓普顿并不是为了与众不同才主张逆势投资,而是始终强调要在投资前进行透彻的研究。邓普顿严格的投资纪律和坚持不懈的研究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承认,没人可以永远正确,而成功往往需要积累两到五年的时间。

邓普顿还提醒说,不要只盯住一个细分市场领域,例如只买中国股票、小盘股或生物技术股票。当被问到是否能总结出长期投资中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时,邓普顿回答说:“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我的意思是,要愿意采用任何方法、任何技术来进行恰当的投资,并愿意在世界任何地方去探寻任何类型的投资标的。” [8]

1991年,邓普顿以1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DAIS集团公司,它的前身是德崇证券公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量化研究部门,专注于使用计算机模型进行一揽子股票交易。他们投资时不参考企业的基本价值,其中有些定量投资方法确实奏效。邓普顿说:“我们一直都认为,只要某种新方法具有可行性,我们就应该开发。”邓普顿并没有放弃他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被低估公司的策略,这次收购是他对自己超前眼光的一次押注,他认为其他的资金管理机构,尤其是大型养老基金,将更多地依赖计算机辅助进行定量研究。

耐心等待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第五个支柱是长远的投资视角,这是对耐心的考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投资思路。邓普顿强调,耐心是成功投资的关键因素,尤其适用于在“悲观情绪最重时”买入的方法。邓普顿在投资时没有给自己限定持有股票的期限,但事后看来,他发现自己的平均持有期限大约是五年。“我们从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持有它们(股票)五年,但是你会发现,在公司不受欢迎时和在经济萧条中买进的股票,价格是不会突然上涨的。你必须要有耐心。” [9]

曾为职业冰球名人堂成员和史上最著名的冰球得分王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也曾向冰球运动员建议:“要滑到冰球将达到的位置,而不是滑到它曾经经过的位置。”同样,邓普顿最近的几次大赚特赚,也都是由于看好公司的长期价值,超越了普通人关注短期收益的传统做法。邓普顿解释说:“……我们尝试扩展自己的视野,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自己的耐心。因此,我们就会试着买入其他人还没有琢磨过的东西。然后我们静静等待,直到股票的短期收益开始变好,吸引其他人竞相买入之时,股票价格自然会被推高。” [10]

有人曾问过邓普顿,投资者需要什么素质才能像他一样发现高价值股票?邓普顿回答:“只需要耐心等待。如果你买入的股票本来想在三个月后卖掉,那么很可能你必须持有一年,甚至五年之久。但从长远来看,大部分股票的价格都会涨到它们真正的价值水平。” [11]

在1987年股市崩盘后,邓普顿对投资者的建议是:

耐心等待,做一个长线投资者。要做好财务上和心理上的准备,有耐心穿越一系列牛市和熊市。因为从长远来看,买入普通股都将能获得巨大的回报。下一个牛市将把股票价格带到远高于当下这个牛市的位置,因为整个国家都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应该在未来10年内就会翻一番。我们认为,40年后美国的GNP将达到现在的64倍。这必将使产品和服务的销量激增,企业的利润也会反映在股票价格上。 [12]

邓普顿建议他的客户要合理地看待熊市:“我们知道,每12年都至少会出现两次熊市。” [13] 他建议客户不要过度举债,不然很可能不得不在错误的时间卖出资产,他还建议客户千万不能被熊市吓倒。

把自己的公司出售给富兰克林资源公司的一年之后,邓普顿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到他给投资者的最佳建议。他回答说:“不要试图猜透市场,也不要经常换手……投资需要耐心。如果你能做到多元化投资,并长期持有管理良好、业绩平稳的公司的股票,就能收获回报。” [14]

透彻研究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第六大支柱是透彻研究每个投资机会。如今,只需几秒的时间,按几个键就能完成证券交易。虽然买入股票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没有太大难度,但邓普顿认为,做出买入某只股票的决定依然并非易事,他只有在无数小时的资料阅读和调查研究,确定已经掌握足够的信息之后,才会做出决定。正如做其他工作一样,没有什么捷径可以替代踏实的工作,只有经过准备、观察和深入分析才能建立扎实的基础。邓普顿爵士每周工作七天,星期日在礼拜之后依然会回到公司办公。邓普顿建议:

要通过刻苦学习和仔细观察为自己打基础——观察他人、广泛阅读和实践练习都是必要的方法,这将使你成为真正的专家——如果你不愿意打牢这个基础,那就很可能沦落为毕生都充满挫败感、沮丧感和自卑感的人。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心甘情愿地工作,甘心花时间,甘心集中注意力来为自己打牢这个基础,踏踏实实垒好每一砖每一瓦。然后,你的生命之墙将屹立不倒,保护着你,支持着你,陪你走完人生的旅途。 [15]

投资海外市场的障碍重重,涉及不同的会计和报告标准、预扣税制度、外汇风险、政治风险和外国投资者限制等。对于这些,都要以开放、好奇和机会主义的心态做出客观的评估,不能为了图方便直接一概而论。

到底什么才是透彻的、纪律严明的研究?邓普顿是最早使用定量分析的证券分析师之一,他采用量化的方法来对比分析不同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他很喜欢用公司市场份额的增长率、资本回报率和利润率等定量的标准来衡量公司管理的优劣,然后,他还会估算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将两者相结合,得出公司的估值。他说:

定量分析是我毕生的事业。我们会向客户展示定量分析结果,向他们解释投资的优势,逐渐积累了自己的客户群。这是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其他投资顾问公司都在使用定性分析法。事实证明,我们的定量分析法不但能吸引到客户,也能创造优异的投资回报。 [16]

邓普顿参考的书籍、报纸、杂志丰富多样,其中包括《价值线》( Value Line )、《标准普尔股票报告》( Standard & Poor’s Stock Reports )、《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以及与他有业务往来的100多家经纪公司发表的研究报告。他说:“《价值线》是我最喜欢的刊物之一,因为它是刊登相关数据和事实信息最多的刊物。而且,他们对信息内容的排版和呈现方式也非常方便我对公司进行比较。”在看《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时,邓普顿通常只会浏览其中四五篇值得认真关注的报道,避免在不太重要的文章上花费时间。

邓普顿还经常去拜访公司的高管层,他在职业生涯的初期阶段尤其看重这一点。交谈时,他对高管为公司制订的长期战略计划更感兴趣,而非之前取得的成绩。他在拜访时最喜欢问的问题是:“如果要您买入股票,但不能买自己的公司,那么您将选择哪家竞争对手?或者哪家供应商、哪个客户?为什么?”事后来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无价之宝。这让他能快速了解到各个公司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再通过向其他高管提出类似的问题来进行验证。行业的竞争态势因此变得清晰明了,邓普顿也能更加确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投资决定。

向朋友请教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第七个支柱是建立同事和朋友的人脉关系网。真诚友好的性格为邓普顿带来了数百位亲近的朋友,他们都会互相直呼其名,不需要使用敬语。邓普顿如果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需要了解某个行业的信息,他会毫不犹豫地向朋友们请教求助。

有效的思考和行动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第八大支柱是对思想的掌控。邓普顿解释说:“如果你的全部脑容量都被你认为好的、有效的思想所填满,那你就没有容纳其他思想的空间了。你需要把嫉妒、仇恨、贪婪、以自我为中心、批评、复仇等全都抛到脑后,还有那些对你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毫无用处的想法,也要统统丢掉。” [17] 邓普顿选择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他不看电视、不看电影,也不会花时间读小说,因为他认为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优先处理。

他严格守时,会把手表调早10~15分钟,还会提前到达会议室。他之所以强调准时,一来是出于对别人时间安排的尊重和礼貌,二来也能提高自己的效率。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些阅读资料,充分利用所谓的“无聊时间”,比如等待他人的时候,或是搭乘飞机、地铁的时候。

有一次,在录制电视节目《每周华尔街》时,弗兰克·卡皮耶洛(Frank Cappiello)曾经问邓普顿,新入行的年轻人如果要取得成功,应该具备哪些素质?他的回答是:“弗兰克·卡皮耶洛,他们只需要勤奋地工作,不要过度思考,具备常识、勤俭节约、坚持祈祷,就足够了。” [18]

积极思考并保持乐观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第九大支柱是积极思考、保持乐观的心态并期待取得成功。邓普顿并非事事成功,他承认自己所创办的十几家公司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他没有把这些当作失败,反而认为是学习的机会。他说:“我确实相信积极思考能起到很大作用——不仅能帮助精神成长、发展人际关系,而且对收入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大有裨益。” [19] 他总是寻找人们身上的闪光点,而不是只看到不足之处。每次在路易斯·鲁基瑟主持的《每周华尔街》电视节目做客时,邓普顿都满怀乐观和感恩之情。这与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悲观主义和担忧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22.6%,导致股市崩盘,历史上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一”。几天之后,邓普顿就在与路易斯·鲁基瑟录制《每周华尔街》时向人们传达了不必惊慌的种种理由。路易斯·鲁基瑟问邓普顿:“您这种(乐观的)态度没有一点点改变吗?”邓普顿回应说:

没有,路易斯·鲁基瑟。我们没人真正能明白未来前景会多好,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科学界中一半的发现都是发生在最近50年中,医学领域一半的发现发生在最近20年中,现在持有股票的人数是40年前的10倍。养老基金和个人退休账户的数量都在飞速增长,而可供购买的股票数量则在相对减少,因此从长远来看,股票价格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得多。在过去40年中,不论你在任何时间投资普通股,5年之内都能赚到钱。我们现在正处在熊市中,但熊市可能已经要结束了。 [20]

熊市在1987年12月月初再次探底,但在大跌之后一年,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3%。邓普顿敏锐地嗅到 1987年的熊市与1929年的崩盘不同,他认为这次不会普遍波及各行各业。这主要是因为1987年已经存在失业保险、银行存款担保、经纪人账户保险和社会保障等体系,能够为经济大环境起到缓冲作用。

几乎在每一次采访中,他都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乐观态度。他的态度从未改变过,他也总能给出自己的理由: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相信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将超过历史上的任何20年。因为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和平、繁荣、快速增长的时期。

我想要大胆预言,我相信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将在25年内翻一番,这是非常惊人的速度。还有很多好消息是大家不知道的,例如,美国大学生的人数是100年前的10倍。现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是60年前的10倍。……在1800年,有85%的人必须从事农业生产才能保证足够的食物供应,而现在,美国的农业人口只有3%多一点儿,我们担心的问题是粮食过剩而不是粮食短缺。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21]

1998年,笔者很荣幸有机会在一次晚宴上见到了邓普顿爵士。当晚,他被独立研究所(Independent Institute)授予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在推动商业繁荣发展、自由市场创业创新、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为全球做出的杰出贡献。那一晚,全场都折服于他真诚乐观的精神和谦卑的态度:

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正生活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几乎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你们都可以看到自由竞争带来的巨大好处……过去,这个地球上的知识数量用了1000年的时间才翻了一番;但是,现在一些专家认为以后每3年就会翻一番,还有人预言会更快。好的,那我们就假设知识数量每3年会翻一番——我预计它翻倍的速度会更快——但不如就先按3年来看吧,只用很简单的算术常识,你就会发现只需要短短30年的时间,这个世界的知识数量就会是今天的1000倍。而到了60年后,你们所拥有的知识数量将是现在的100万倍。

当然,今晚你们对我的溢美之词都让我非常感动,但这也让我感到无比渺小。我配不上你们这些赞美的辞藻,它们应该属于你们。今天在场的各位,你们是各行各业伟大的领袖和创新者,正是你们给世界带来了福祉。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远胜于我的贡献,我认为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相信你们都是人类的恩人,你们都在实践着上帝的旨意……最后我想说,我的朋友们,我爱你们,爱你们每一个人。我用自己的全部爱着你们,毫不保留,毫无差别。我竭尽全力去爱每一个人,我想你们也和我一样。如果你也如此,那么其他的事情都会顺利到来,成功、幸福、财富等都会降临——如果你能真正地做到尽力去爱每一个人,毫无保留,毫无差别。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非常期待如今已经85岁的自己可以继续健康长寿,让我有机会在未来参加你们的庆功宴会,向推动自由和宗教发展的你们致敬。

做好精神上的准备

邓普顿投资思维模式的第十个支柱是做好精神上的准备,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三个阶段的精神准备组成,它们分别是祷告、隐退和慷慨奉献。

祷告

第一个精神准备:祷告。邓普顿将祷告视为帮助自己成为成功投资者的最重要因素,因为祷告能帮他理清思绪,让他拥有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深刻洞察力。 [22] 每当需要做一个特别困难的决定时,邓普顿在收集了全部所需信息之后,便会在睡前祈祷。第二天早上,他的脑海中往往就已经拥有了一个自己之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绝妙答案。他说:

我们所有的会议,包括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都以祷告开始。如果在会前祷告,那么会议将更加富有成效,做出的决定也更有可能帮助到每位相关人士,会议中的争论也会减少。或者,正如我常说的那样,“祷告有助于让思路更清晰”。在选择投资标的公司时,思路清晰就是头等大事。 [23]

隐退

第二个精神准备:隐退。隐退原则也呼应着邓普顿爵士在邓普顿成长基金上取得的辉煌成就。1951年,邓普顿一家在百慕大度假时遭遇摩托车事故,妻子朱迪丝·福克不幸遇难,留下了邓普顿和三个孩子。1958年12月,邓普顿与邻居艾琳·雷诺兹·巴特勒(Irene Reynolds Butler)结婚,她也有两个自己的孩子。20世纪60年代时,邓普顿逐渐意识到自己“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只是帮助人们打理个人财富,但其实帮助他们在精神上成长似乎更加重要”。

1968年,他和艾琳·巴特勒选择搬去巴哈马定居,因为那里优美的环境能让他们更好地思考。那种悠然自得的日子把华尔街过度恐慌和浓烈的情绪隔绝在外,更有利于他们学习和工作。虽然纽约为邓普顿的早期职业生涯带来了丰富的投资信息和大量的客户,但他认为现在是时候离开华尔街繁忙、高压的环境了。前往巴哈马寻求一份安宁,可以让他拥有更加清晰的思路和更多的创造力。他说:

我发现这里(海滩的树荫下)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相比在办公室或在家中,这里可以让我更加集中精力工作。我每天最多会花一个小时在海滩上思考和工作……我在不旅行时几乎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工作,而一年中我大约有150天都是不旅行的。在沙滩和海洋的陪伴下工作,似乎有助于我站在全球的角度进行思考。 [24]

邓普顿爵士后来补充说,定期从日常的纷扰中隐退还有一个好处:“当我们把家搬到1000英里 (约1 609千米)之外时,就更显得随心所欲,不用被时代潮流推着向前走。” [25] 他每周花30个小时管理自己的家庭投资和邓普顿成长基金,而另外30个小时则会奉献给宗教和慈善工作。在巴哈马的家里,他可以花更多时间挖掘价值,找到被低估的公司。这里少了许多纷扰,不需要将大把时间花在行政管理和客户会议上,从而让邓普顿有更多时间进行证券分析。

他在新普罗维登斯主岛(New Providence)上拥有自己的来佛礁俱乐部(Lyford Cay Club),建造了一座富有南部种植园风格的房子。他还加入了英国国籍,以便为自己新家园的所在国做出更多贡献。来佛礁俱乐部有大约1000名会员,都是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成功实业家。这使邓普顿在轻松的氛围中打造出一个高价值的人际关系网,让他能了解到第一手信息。

本书的第二章中提过,在邓普顿爵士移居巴哈马后,邓普顿基金的业绩实现了显著的提升。“事后看来,我认为成功的原因有两个。”邓普顿解释说:

其一,如果希望获得比其他人更好的投资收益,那就不能买其他人也在买的东西。如果想要做出骄人的成绩,那么就必须独辟蹊径,不做其他证券分析师都在做的事情。其二,当你身处在一个1000英里(约1 609千米)之外的国度里,就更容易做到买入别人抛出的公司股票,卖出别人买进的。因此,事实证明,独立性是我们实现长期业绩增长的宝贵特质。 [26]

邓普顿认为,从事证券分析师这一职业可与担任政府部长、律师和医生相媲美,他说:

如果为他人服务是你生活的动力,那么幸福和财富很可能会降临到你身上。证券分析师这份工作能为投资者带来更高的安全感、自由度、灵活性,也有助于他们实现独立自主。众所周知,富人善于投资成长型公司,而穷人的观念太过保守,只会把钱存到银行。

慷慨奉献

邓普顿思维模式的精神支柱的第三个精神准备是慷慨地奉献自己的时间、才华和财富。早年间,他将20%的收入捐给了慈善机构,在晚年间甚至捐出了更多。他最为出名的善举就是以自己的名字创立邓普顿基金会宗教进步奖(Templeton Foundation Program of Prizes for Progress in Religion)。成立之初,他所设的现金奖励额度高于诺贝尔和平奖或任何其他奖项,因为在他看来,信仰上的任何进步都比其他所有领域的进步更重要。他相信,鼓励他人使用科学方法回答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能使自己的财富发挥更大的作用。截至2013年,这一奖项的金额已高达1 100000英镑,仅次于基础物理学奖基金会(Fundamental Physics Prize Foundation)的奖金额度。1973年,该奖项宣布了首位获奖人——加尔各答的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以此表彰“她在帮助加尔各答无家可归和被忽视的孩子方面做出了非凡的努力”。而直到6年之后,诺贝尔和平奖才认可了她的重要贡献。

邓普顿夫妇为了强调他们的感激之情,会选择在感恩节向获奖者寄送贺卡,而不是在圣诞节。邓普顿将自己的投资理念和巨大成功归功于自己的信仰:“如果人们能认识到当下特有的繁荣和幸福生活,并心怀感恩,将拥有更加幸福的生活和更多的财富……如果你把生活中的所有悲剧都看得太重,就会错失很多机会。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世界,就能发现什么样的世界。” [27]

邓普顿经常提醒投资者不要对每天的日常琐事感到忧心忡忡,而应该感谢时代的发展,他在1984年金融分析师联合会(Financial Analyst Federation)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如果你不能做到每天都心怀感恩,不能对自己受到的无限庇佑感恩戴德,那么你就还没有看到大局。” [28] 65年前,我们并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失业保险,没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资本利得税,没有航空邮件,没有航空公司,没有抗生素,没有尼龙,没有冷冻食品,没有电视,没有晶体管,没有激光,没有传真,没有复印机,也没有核能,等等。如果邓普顿今天依然在世,他也将感恩电子邮件、互联网、谷歌搜索、生物技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移动电话的发明。

邓普顿爵士对投资的热情不减,对精神信仰也同样一往情深:

相比于投资,我们对精神世界的理解更为永恒。但实际上,我所热爱的这两个事业是相互关联的:财务自由与宗教信仰,两者相辅相成。我观察商业世界已有50多年了:那些成功的人,都希望能为客户提供帮助;那些奸诈之人,全都失败了。实现财务成功的方法就是要心怀感恩。 [29]

然而邓普顿爵士又说,确实有例外情况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都令人咋舌,而这是媒体的问题。他说:

(不法行为的)消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扩散得更为迅速和广泛。华尔街的1000件事情里有999件都是正直诚实的行为,但它们不会成为新闻。陷入困境的人数比例并不比20年前或50年前高,只是现在人们听到得更多罢了。就在20年前,广播或电视上还不会报道华尔街的新闻。 [30]

邓普顿爵士认为,商学院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伦理道德。邓普顿坚持认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他就要一直发挥自己的才能,毫无退休之意,他说:

我无意退休,路易斯·鲁基瑟。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上帝赋予的才能,也许内容和数量不尽相同,但总有一些特定的才能。因此,我认为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他肯定希望我们能充分利用这些才能。所以,我打算继续帮助人们进行投资。 [31]

他补充说:“因此,只要上帝允许,我就打算一直工作,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帮助他人。” [32]

总而言之,邓普顿的思维模式中包含的十大支柱共同构建了他的投资观念体系。了解邓普顿自己如何看待这十大投资方法支柱,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内容上有一定重复。1992年1月,邓普顿为《世界观察》( World Monitor )杂志撰写文章时,给出了取得长期投资成功的16条原则。其中一些内容已在其他地方重复出现过了,但这是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清单,值得我们再次回顾。

(1)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实际总回报(扣除税费、通货膨胀、交易佣金和交易费用等因素)。

(2)要投资,不要频繁操作或投机。如果你像对待赌场一样对待市场,佣金就会吞噬你的利润。做动量投资——买进近期的牛股,抛出近期的烂股——不要去管估值和风险。

(3)对投资类型保持灵活和开放的态度,例如蓝筹股、周期股、公司债券、可转股、美国国库券和现金。

(4)在低价时买入。概念简单,但难以执行。“在低价时买入”并不一定意味着买入低价股票或最近出现价格下跌的股票,它指在对公司5年内的收益和现金流做出估算之后,发现股价相对于公司内在的价值而言处于较低水平。这并不是一种逆势操作,只不过往往出现在市场悲观情绪最重之时。这一操作方法的关键是估值。

(5)在优质股票中寻找被低估的公司,例如销量或技术最强的公司、有业绩证明的管理良好的公司、低成本生产厂商、资本雄厚的企业或消费领域的知名品牌。优质股票,特别是那些经常性业务可预期的公司股票,通常具有持久力,进而使投资者更有信心预测其长期收益能力和内在价值。

(6)买入价值,而不是市场趋势或经济前景。要为客户争取最大的权益,就要投资价值型股票。不要受指数权重、竞争对手的常见持仓、同业压力或对宏观经济的普遍担忧的影响。

(7)多元化投资——按不同的公司、行业、风险和国家进行。邓普顿说:“唯一不需要进行多元化投资的人是那些100%能做出正确决定的投资者。”要进行多元化投资,但不应盲目,要仅买入具有吸引力的股票。

(8)投资前充分调查研究。投资前要做好尽职调查,或聘请专家协助。这个工作虽然艰巨,但无可替代。

(9)积极跟踪你投资的公司。在瞬息万变的股市里,不可以买入股票之后就放置不管。股票价格可能会变得过高,公司的竞争优势也可能会逐渐消失,这时就要卖出股票。

(10)不要惊慌。当股票价格涨到很高的时候,或者当你发现了另一只更具吸引力的股票时,这才是卖出的时机;否则请不要卖出,尤其是在市场急剧下跌之后。

(11)从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学习。找出问题出在哪里,总结如何避免再次发生相同的错误。

(12)信仰有助于投资,投资前要祷告。只有想清楚了,才会少犯错误。一个有信仰的人,思维会更加清晰和敏锐,犯错的机会因而减少。要冷静和意志坚定,才能够做到不受市场环境所影响。他说:“我们祈祷今日做出的决定是明智的,我们对不同股票的观点也是明智的。”

(13)认识到跑赢市场并非易事。要胜过市场,不单要胜过一般投资者,还要胜过专业的基金经理,要比大户更聪明,这才是最大的挑战。

(14)在投资上取得成功是一个不断寻求新问题答案的过程。因为经济、政治环境和投资领域时刻都在变化着。一时兴盛的股票或行业最终都将褪去浮华,不要自满于已有的成功。

(15)切勿仅凭感觉投资,或是只听取分析师的建议或提示。投资的信念要建立在调查研究之上,从而才能根据事实推理出正确的结论。

(16)不要因为媒体上的悲观情绪而感到害怕或被误导。邓普顿爵士始终看好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内的社会进步,认为市场的发展动力、独创性和资源都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他说:

我们现在可以自由交流传播,所以如果你想在传播方面取得成功,就必须迎合人类对可怕事物有猎奇心理的弱点。现在的传播渠道比我开始从事投资顾问时要多得多。当时没有电视,世界上还没有关于投资的电视节目。现在,我们正被媒体传播充斥着。结果是,我们周围处处充满坏消息,而这些坏消息正在使处于极大繁荣之中的人们感到沮丧。但我们本应高度乐观,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获得了更多的庇佑,我在阅读报纸时尤其能感受到这一点。报纸会用悲观的词语来解读几乎每一件事,例如50年前发生在亚洲的灾难、谋杀案等,以前都从未听说过,可是现在它们就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上。这会打击人们的士气。不过,我相信,它们会逐渐消失。我相信,我们能消化的坏消息的数量是有限的。当我们习惯被坏消息围绕的时候,就能逐渐学会忽略它们的存在。 [33]

[1]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97.

[2]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64.

[3] Lawrence Minard,“The Principle of Maximum Pessimism,” Forbes ,January 16,1995;68.

[4] Stepane Fitch,“Sir Real,” Forbes ,May 28,2001;136.

[5] Outstanding Investor Digest ,February 14,1992.

[6]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72.

[7]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79.

[8] Berryessa and Kirzner, Global Investing ,123,© McGraw-Hill Education.

[9]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November 16,1990.

[10]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81.

[11]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December 8,1978.

[12]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October 23,1987.

[13] Outstanding Investor Digest ,February 14,1992.

[14] “Sir John Templeton…on investing in a World in Radical Change,” Bottom Line/Personal Franklin /Templeton Distributors,September 15,1993.

[15]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98.

[16]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85.

[17]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91.

[18]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August 14,1987.

[19]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94.

[20]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October 23,1987.

[21]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April 8,1994.

[22]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111.

[23]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110.

[24]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114.

[25] Sam Zuckerman,“Templeton Sees Opportunities in Global Chao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October 2,1998.

[26]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110.

[27] Dean Rothart,“Pioneer in World-Wide Investing Still Believes Emerging Markets Offer Best Opportunit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5,1985.

[28] Charles Ellis with James Vertin, Classics:An Investor’s Anthology (1989) 745-747.

[29] Adam Levy,“When John Templeton Speaks,Investors Listen,” Bloomberg ,June 16,1993.

[30] Tim W.Ferguson,“Long View Sees Global Gain,No Surge in Wall Street Graf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4,1991.

[31]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March 30,1990.

[32]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November 27,1992.

[33] Outstanding Investor Digest ,February 14,1992,excerpted from the Templeton Funds annual meeting. jXB35CTPDuWSCA4WW8R253TJg4qIsbqdzdn+i7njtu2o/WS2rfyFnEEOBA57SP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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