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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赋予了每个人不同的才能。我相信，这个关于才能的寓言告诉我们，只要上帝允许，使用才能就是我们的义务。因此，只要上帝允许，我就打算一直工作，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帮助他人。
——约翰·邓普顿 [1]
孩童时代和年轻时期的经历塑造着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的个人价值观，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投资理念。邓普顿以严格的道德准则要求自己，坚持独立自主、勤俭节俭、积极思维、尽职尽责、谦卑仁慈，这些都来自他从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得到的滋养。秉持这些原则，他在美国大萧条时期，从田纳西州的温彻斯特小镇发迹，赢得了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
，考取了特许金融分析师
，并成为20世纪最受尊敬的投资者之一。他后来加入英国国籍，在巴哈马定居。为表彰他对慈善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1987年授予他爵士封号。他是全球投资的先驱者，一生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在早年为推进宗教事业成立了邓普顿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并通过基金会累计捐赠了数亿美元。
约翰·马克·邓普顿爵士（Sir John Marks Templeton）出生于1912年11月29日，是家中次子。父亲名叫哈维·邓普顿（Harvey Templeton），母亲是韦拉·邓普顿（Vella Templeton）。（请注意，笔者在本书中有时将约翰·邓普顿爵士称为约翰或邓普顿，仅仅是出于上下文连贯的目的，或是为了与其他投资大师的称谓保持一致。无论以何种方式称呼约翰·邓普顿爵士，都心怀最高的敬意。）自然地，父母对邓普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塑造了他的习惯，也带领他增长了见识。尽管父亲哈维·邓普顿从未上过大学，但在不懈的努力下，他也实现了律师梦。但在那个居民不足2000人的小镇上，做律师并不足以养家。所以，哈维·邓普顿不得不从事一系列其他的经营活动来贴补家用。他尝试过经营轧花机和棉花仓库、在纽约和新奥尔良的棉花交易所买卖棉花，此外，他还做过化肥零售、保险销售，也做过农场投机和地产租赁。透过哈维·邓普顿的律师事务所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位于小镇广场上的县法院大楼。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清楚地知道由于未能缴纳房地产税而被没收的农场在什么时间进行拍卖。如果有农场流拍，他就会报出极低的价格，适时买入。到20年代中期，他已经积累获得了6处地产，并在这些区域内建造了24栋住房用于出租。
邓普顿说，正是因为父亲处处留心机会，又充满了创业的雄心壮志，全家人才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他们是全县第二个拥有电话和汽车的家庭。邓普顿对债务深恶痛绝也源于儿时的经历。他亲眼见过不计其数的农民在拍卖中失去土地，因此他发誓永不借债。直到40岁时，他依然未给自己办理过信用卡或消费储值卡。邓普顿也深知，父亲之所以在拍卖场上频频告捷，是因为他只在没有其他竞标者的情况下适时交易，才能以远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下农场。
但哈维·邓普顿并非在所有事业上都一帆风顺。他曾经大笔买进棉花期货，有一天，他带着坏消息回来，告诉家人这笔钱打了水漂。当时，家里并没有足够多的积蓄。全家人曾在绝望的日子里创造了大量的“账面财富”，但这时又被迫重回绝望之境，这种坐过山车般的体验对邓普顿产生了巨大的打击，也让他对储蓄和勤俭的品德产生了深深的敬畏之情。
邓普顿的母亲韦拉·邓普顿在其他方面也同样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这在20世纪初的田纳西州温彻斯特并不常见。她在温彻斯特师范学院求学的七年多时间里，学习过数学、希腊语和拉丁语等课程。毕业后，韦拉·邓普顿经由她的兄长约翰·马克斯神父（John Marks，罗马天主教信徒和保禄派教士）的介绍，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占地100万英亩
（约4047平方千米）的牧场上找到了一份工作，给孩子们补习功课。在邓普顿小时候，她还一直独自从温彻斯特前往得克萨斯州，继续担任补习老师。她打理着自家那片两英亩（约8093平方米）的蔬菜园和花园，并在另一块三英亩（约12 141平方米）的土地上饲养鸡、牛、鸭、猪等家禽家畜，又种了果树和坚果树。母亲的行为让邓普顿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渴望，也深深地塑造了他积极进取的职业道德。
邓普顿之所以崇尚地理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也同样是受到母亲的影响。邓普顿12岁时，韦拉·邓普顿带着他和他的兄长小哈维·邓普顿（Harvey Jr.Templeton）去美国东北部旅行，度过了整整两个月的夏季时光。韦拉·邓普顿带领两个儿子一起计划旅途中的各项琐事。他们大约每天行进100英里
（约161千米），晚上住在露营地。在两个月的旅行中，他们参观了华盛顿、纽约和费城的所有博物馆。四年后，韦拉·邓普顿再次带着邓普顿、小哈维·邓普顿和他们的一个同学踏上了自驾游之旅。一行四人用两个月的时间从密西西比西部自驾到了太平洋沿岸，沿途游历了许多国家公园、纪念碑和历史遗迹。
韦拉·邓普顿不仅培养了邓普顿对文化多样性的渴望和对学习的热情，还赋予了邓普顿一条永恒的人生智慧——把赚到的钱用于施善，生命将得到更高的升华。韦拉·邓普顿是坎伯兰长老会（The Cumberland Presbyterian Church）
的活跃分子，她和妹妹莉拉·辛格尔顿（Leila Singleton）一起为坎伯兰长老会筹集资金，帮助支付兼职牧师的薪水。她在努力工作赚钱的同时还在继续筹集资金，为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甘成国（Gam Sing Quah）提供了一多半的费用。正是她的慷慨无私为邓普顿打开了慈善世界的大门，让他明白这是一项超越文化和地理界限的事业。
邓普顿后来回忆说：“她心中有爱，坚信祈祷的力量，持续为长老会供应着‘教你做’类型的书籍和杂志。” [2]
邓普顿11岁时在基督教合一教会
周刊杂志《合一周报》（
Weekly Unity
）上接触到了精神生活的概念。后来他说：“阅读这本杂志之后，我明白了精神生活远比金钱更重要。”
[3]
多年后，每次在公司年度会议开始之前，邓普顿都会先进行一轮祈祷，帮助股东平静心绪、厘清思路。后来，他还担任了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第一长老会（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ewood）长老，并成为美国圣经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董事会成员。韦拉·邓普顿并没有用母亲的威严约束或干预兄弟俩的成长，因为她信奉基督教合一教会的理念，认为神会以合适的方式指引儿子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邓普顿的记忆中，父亲哈维·邓普顿和母亲韦拉·邓普顿从来都没有体罚过自己和哥哥。对于儿子们提出的问题，父母俩也总是先给出一半的答案，然后让他们去图书馆查阅书籍，找到问题的完整答案。这种教育方式使邓普顿充满了自信和力量，满足了他无限的好奇心。父母俩唯一严格的家规就是坚决禁止把烟酒带回家——无论出于任何理由都不可以。
正是在哈维·邓普顿和韦拉·邓普顿如此具有建设性的宽容态度之下，邓普顿在年轻时就能自由地追逐自己的大胆想法。
邓普顿四岁那年，他在母亲的花园里自己播种，种出了一些豆子，然后他把豆子卖给当地的一家小商店，赚了一点儿钱。
邓普顿在一年级的第一次考试后，发现有其他同学比他的分数更高。他觉得这一定是因为自己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所以当时他就立志要考全班最高分。在第一学期结束时，他获得了全A（最优）的好成绩。看到邓普顿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父亲就跟他商定，每学期考到全A之后，就会送给他一包棉花；但如果邓普顿不能拿到全A的成绩单，他就必须给父亲一包棉花。在随后的11年中，邓普顿始终保持着全A的成绩，而父亲也就给了他22包棉花。
邓普顿上二年级那年8岁，他分别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和12月25日圣诞节前大约一个月的时候，从巴西新奇公司（Brazil Novelty Company）的邮购目录中订购了一批烟花，邮寄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在临近假期之时，他再以五倍于成本的价格把烟花卖给其他孩子。
在八年级那年，邓普顿和几个朋友一起在干草仓库里玩耍时发现了一辆破旧的福特汽车，他以10美元的价格从车主那里买了下来。随后，他遍寻整个县，发现了另一辆车况更差的福特汽车，也以10美元的价格买了下来，然后把这辆车拆分成多个零件。邓普顿和朋友们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多次去当地的福特汽车经销商那里阅读汽车手册，然后他们利用放学后和周末的空闲时间把第一辆汽车修理组装了一番，居然成功地让它跑起来了。而且这辆车一直用到了他们高中毕业。
读高中时，邓普顿得知如果想要考取耶鲁大学，必须修满四年的数学课程，而这成了他实现目标的重大阻力。他小时候从家长们的聊天中了解到这所顶级学府，在上高中之前就立下前往耶鲁大学深造的人生志向。但问题是，温彻斯特高中仅仅设置了三年的数学课程。于是，邓普顿找到高中校长弗雷德·奈特（Fred Knight），与校长协商制订了一个第四年的数学教学方案：邓普顿自己既当老师又当学生，还按照学校每个班至少要有8个人的规定，招募其他学生一起上课，期末考试由校长出题、判卷。最后，所有的学生都通过了考试。邓普顿也很早就了解到耶鲁大学还设置了一项特殊的入学考试，他在每年的高中年底都会分阶段参加这个考试。他拿到了几年前的考试真题，并在考试前一个月每天花4个小时仔细研究。终于，邓普顿在1930年如愿以偿进入耶鲁大学，之前所有的勤奋付出和精心准备都得到了回报。
在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邓普顿在田纳西州的乡间挨家挨户推销《好管家》（ Good Housekeeping ）杂志。他不喜欢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推销，因为这会给客户带来很大的压力。他坚持用自己的方法进行推销，终于在一番不懈努力之后挣到了大学的学费。邓普顿每完成一笔两美元的杂志订阅，就能赚取一美元的基础提成，而他在整个夏天共卖出了200多份杂志，又额外获得了200美元的奖金。邓普顿的性格让他每次做事情时都能全情投入，即便遇到困难时也愿意做出牺牲，一直坚持到最后达成自己的目标。
在耶鲁大学的第一年，邓普顿得知自己的GPA
已跻身全班前十。但这份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1931年的美国正值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父亲告诉邓普顿他根本负担不起邓普顿第二年的大学学费，哪怕一美元都拿不出来了。邓普顿把自己从小学到高中期间获得的22包棉花都还给了父亲，希望能帮助他渡过难关。邓普顿不断地祈祷，也积极寻求他人的建议。这时，叔叔沃森·邓普顿（Watson Templeton）提出，如果邓普顿保证在读大学期间为他打工，他就愿意借给邓普顿200美元，帮助他重返耶鲁大学。由于邓普顿学业表现出色，耶鲁大学也愿意为他提供部分奖学金和在校兼职的工作机会。邓普顿后来回忆说，父亲的这条坏消息其实是他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因为这教会了他踏实努力和勤俭节约的意义。他说：“表面上的悲惨境遇可能是上帝教育子民的方式。”
[4]
邓普顿在耶鲁大学年鉴《耶鲁旗帜和集锦》（
Yale Banner and Pot Pourri
）编辑部兼职，还负责销售《耶鲁记录》（
Yale Record
）
上的广告位，但这些收入依然无法支持他全部的学费和食宿开销。随后，邓普顿决定通过打扑克来挣钱，仅这一项收入就贡献了他大学学费的25%。邓普顿把打扑克看成一种风险计算活动，他从8岁起就玩一些小额赌注的扑克，积累了很多算牌的经验，让他能增加赢牌的概率。他严格管理赢来的钱，超过100美元时，就要求自己把这笔钱拿去交学费，从不乱花。邓普顿跟有钱人玩扑克，有钱人是在消遣，而他却是为了赢钱。他听到这些有钱人讨论投资的消息，并发现他们没有人投资美国之外的市场。他说：“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因此，在耶鲁大学读大二时，我决定成为一名全球投资顾问。”
[5]
邓普顿一直认为，最大的机会就在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他在获得耶鲁大学学位证书之前，就已经萌生了去美国之外搜寻投资机会的想法。
24岁生日时，邓普顿决定不再打扑克，而且他还坚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坚决不投资任何赌博行业的股票。这是因为赌博让人成瘾，一旦陷入其中，赌徒们将很难自拔，他对这点深恶痛绝。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邓普顿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 他几乎以全班最高分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学位，并担任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 fraternity）
耶鲁大学分会兄弟会分会的主席。
● 他投身于投资顾问事业，并拿出他在打扑克上赢得的300美元开立了自己的第一个经纪账户。
● 他获得了罗德奖学金，有机会去英国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攻读法律，并于1936年获得了法学硕士学位。邓普顿选择学习法律的初衷是了解投资咨询中涉及的各种税收和法律问题。凭借罗德奖学金这笔额外的资金，他得以到各地旅行，并且对探险和文化教育的渴求也得到了满足。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年，他和其他几位罗德学者一起在圣诞假期前往西班牙，又在复活节假期去了意大利。他总是会在旅行前做足攻略，并会选择铁路通票和廉价酒店来节省开支。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邓普顿和密友詹姆斯·因克塞特（James Inksetter）在7个月内踏遍了27个国家，仅仅花费了200英镑，而其中近一半的资金来自他打扑克赢得的收入。在这之前，邓普顿也是用打扑克赢得的收入支付了学校的各项费用。旅行中的每个细节他们都会事先计划好。在200多天里，每晚住宿的平均花费只有0.25美元。而且为了防止预算超支和现金被盗，他们还提前将资金分成5等份，分别寄到了5个不同的目的地。旅途中，他们曾在1936年奥运会期间去过德国，也游览了印度、中国和日本。那时，邓普顿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了解了很多有关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风俗的知识，并发现了大量的机会。这更加坚定了他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价值被低估公司的信念，而当时大家都普遍认为美国境内的股票是唯一值得投资的标的。
在结束为期7个月的旅行冒险之前，邓普顿挑选了一百家他认为值得他加入学习的投资咨询公司，并分别发出了求职信。邓普顿在来信中详细说明了他的教育背景和发展目标，并申请在既定的回国日期之后参加面试。在回国后，他收到了12个面试邀请，最终拿到了5家公司的录取通知。
纽约的一家股票经纪公司Fenner&Beane向邓普顿提供了两个职位。他选择了薪水较低的那个，加入了公司新成立的投资咨询部门［后来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的前身之一］，每月的工资只有150美元。在邓普顿看来，这个职位尽管薪水较低，但可以让他最全面地了解这家公司。那时，他还在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夜校学习。据邓普顿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在把证券分析变成一门科学这件事上，格雷厄姆的贡献是最大的。” [6] 邓普顿后来回忆说，1937年只有17个人认为自己是“证券分析师”。到了2016年，金融分析师的人数超过了296000。
邓普顿于1937年4月结婚，他的妻子朱迪丝·达德利·福克（Judith Dudley Folk）曾就读于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毕业后，她找到了一份广告文案工作，薪水与邓普顿相同。两人计划把家庭收入的50%用于储蓄，应对未来之需。
仅在三个月之后，邓普顿就离开了Fenner&Beane。在同是罗德学者的朋友乔治·麦基（George McGhee）的引荐下，他加入了一家位于达拉斯的地震仪勘探公司：国家地球物理公司（National Geophysical Company，NGC），与乔治·麦基成为同事，担任公司的财务主管。当邓普顿告知Fenner&Beane国家地球物理公司向他开出了350美元的月薪之后，他的领导们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非常支持邓普顿跳槽。在邓普顿心中，创办一家自己的投资咨询公司这一目标从未消失过。他的机会意识、在国家地球物理公司积累的资源以及与Fenner&Beane的良好关系都为他在日后实现梦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普顿加入国家地球物理公司的两年之后，也就是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打。邓普顿判断美国必然会向欧洲盟国提供援助。当时，人们的悲观情绪无处不在。由于市场普遍担心纳粹夺取欧洲政权所带来的影响，加之对美国再次陷入经济萧条的恐慌，股市在前一年下跌了近50%。但邓普顿认为，美国的参战将能拯救许多尚未从大萧条的影响中恢复的公司。他非常坚持自己的这个判断，甚至一反常规决定借债。他向自己之前的上司——Fenner&Beane的迪克·普莱特（Dick Platt）借来10000美元，用于购买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中挂牌的股票。他找出所有股价不超过1美元的股票，每只均买入100美元。关于借债，邓普顿厌恶的是为了购买个人消费品而借钱，因为它们会持续贬值；但为了生钱而借钱，他认为合情合理。这也是邓普顿唯一一次借钱，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因为任何原因而举债。
首先，邓普顿相信他有能力把这次借债投资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主要是因为：两年来，他一直在反复研究之前的战争年代。他对比了当年公司向政府供应战争补给、工业商品、食品和物流服务前后的股价变化，认为自己不太可能亏本。此外，他发现盈利增长和股价上涨最多的公司往往是效率最低、公众期望值也较低的公司。他还了解到，各国政府倾向于对发了战争财的公司课以超高的税率，这就相当于没收了它们的增量收入。相反，那些曾经亏损的公司反而能在这种超高税率的大环境中保住自己的收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投资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则优势相对较小。
其次，邓普顿选择以分散投资的方式进行风险管理。因为他知道，从概率的角度出发，不可能每家公司都能够实现兴旺发达。
最后，他个人的投资组合价值已经累计超过了30000美元，如果他的这一理论被市场证明是错误的，他也将有能力偿还债务。
他通过Fenner&Beane买进了这100多家公司的股票。后来，有37家宣布破产，仅有4家的投资血本无归。邓普顿在一年之内就还清了全部贷款。这些股票的平均持有时限为四年，后来他以40000美元的价格全部卖出，获得了初始投资额4倍的丰厚回报。
邓普顿并没有因为当时盛行的悲观主义情绪而陷入恐惧，而是凭借缜密的分析、透彻的研究寻找价值被低估的公司。这种机会主义的心态和认真研究的精神让他能一直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这笔钱到手之后，邓普顿认为实现梦想的机会已经成熟，他决定展开投资顾问的职业生涯，以他毕生的座右铭指导自己前进：“在别人沮丧的时候买进，在别人狂热的时候卖出，这需要最大的毅力，但最终也会给你带来最丰厚的回报。” [7]
邓普顿决定走上专业的投资之路，背后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认为自己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他在多年间形成了辨别某项投资相对优缺点的非凡能力，并且可以勇敢、果断地根据自己的信念采取行动。他通过亲自进行透彻全面的研究，找到了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他的这套方法我们将在下文深入分析。
第二个原因，邓普顿相信自己在投资领域能赚到的钱要多于其他任何行业。他仔细研读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的传记，并被洛克菲勒的观点深深吸引。他坚信通过精妙的投资和复利的力量可以创造大量财富，让依靠工资积累财富的方式相形见绌。有一位极具智慧的投资人同事曾经告诉我，投资行业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不同于其他任何行业，你只需要发现一家可以投资的好公司，并坚定不移地付诸行动，就可以拥有巨大的成功潜力。另外，邓普顿发现他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能够积累足够多的知识，如果哪天不得不改行，这也一定将让他受益匪浅。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能让他帮助人们实现财务独立。他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仆人，希望使用自己的天赋和掌握的技能，帮助那些不具备财务知识的人们。邓普顿坚持服务于大众，他对此颇感自豪。他曾表示：“我一直在努力让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开心快乐，包括所有的客户和员工……我从未被任何人起诉，也从未起诉过任何人。” [8]
在邓普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他身上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特质，例如友善、谦卑、积极的态度，严格的纪律性和一旦设置了目标就坚定不移的决心。正是这些特质塑造了他的投资方法和生活方式。他所秉持的四个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些观点成了他的投资方法的基石：设定目标、加倍努力、勤俭节约和永不借钱消费。
邓普顿善于制定目标。无论是用全A的成绩单来赚取大包棉花、考取耶鲁大学，还是为自己筹措学费，他都坚守着自己的信条：不仅要设定目标，还要实现目标。邓普顿也得出了一条永恒的智慧箴言：“只有通过不断地勤学苦练，我们才能有意识地改变自己、实现新的目标，才能熟练掌握某项技能。这意味着要严于自律、忍受痛苦，一直坚持到实现目标的那一刻。不要轻言放弃……要把重点放在你想去的地方，而不是你去过的地方。陷入过去的经验或错误会浪费很多宝贵的时间，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就要积极乐观地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9]
邓普顿很早就发现，收入平平的人与成功的富有人士所付出的努力几乎一样多。两者之间的鸿沟并非像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差之千里”，而仅仅是“差之毫厘”，前者只需要在工作上付出“多一盎司”即可。他将这一理念称为“多一盎司定律”（Doctrine of the Extra Ounce），并坚信它可以普遍适用于各种情景。这种工作方式贯穿了邓普顿的一生，特别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将自己的资金管理公司的研究部门搬至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家附近，方便他在晚上和周末到办公室“多工作一盎司”，这让他最终取得了与众不同的成功。他通常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都工作12个小时，而且经常在星期日的教堂礼拜之后继续回去工作。
邓普顿也是勤俭节约的大师。他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大萧条和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因此立志一定要自力更生。财务安全需要严格执行勤俭节约的纪律。正如前文所述，邓普顿和妻子在20世纪30年代刚结婚时，坚持把50%的收入用于储蓄。他们从未住过每月租金超过100美元的房子，邓普顿的目标是将房租限制在税后和储蓄后剩余收入的16%以下。他们曾作为唯一的竞标者参与了一次二手家具的拍卖会，所以只花25美元，就为自己的五居室公寓配齐了家具。邓普顿在20世纪40年代还指示他的秘书只能购买二手打字机——通常以低于零售价40%的价格购买——因为新打字机在购买后会立刻贬值30%～40%。他勤俭节约的目的是把金钱尽可能多地释放为可投资的资金，让钱生钱。
另外，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务安全，邓普顿从不借债消费。他决定永远都不会出于个人消费目的去借钱。在童年时期，邓普顿经常目睹有人因为毫无节制的挥霍消费而为债务所困。1944年，他以5000美元的低价在新泽西州购置了自己的第一处房产。这是一栋已有25年历史的房子，重置价值估计有25000美元。5年后，他以17000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并用所得差价在一个更好的社区购置了一套更大的房产，完全不需要抵押贷款。邓普顿后来建议人们将抵押贷款限制在年收入一半的金额之内。他给自己购买的前5辆汽车都只花了不到200美元。相比之下，在那个年代，他的同龄人往往愿意为爱车支付5倍到25倍的价钱。他乘飞机时也只坐经济舱，还经常搭乘地铁和公共汽车，省下打出租车的钱。邓普顿认为，拥有一个像堡垒一样坚不可摧的资产负债表，同时仅有极少——甚至完全没有——抵押贷款，这所能带来的益处远远胜过抵押贷款能带来的节税益处。
[1]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November 27，1992.
[2] William Proctor， The Templeton Touch （Doubleday & Company，Inc.，1983），17.
[3] Bloomberg Business News，“Templeton，83，Heavily Weighted in Religion，”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August 30，1996.
[4]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28.
[5] Charley Ellis，“Living Legends，” CFA Magazine ；inaugural issue 2003 January/ February；interview with John Templeton，20.
[6] “The Money Men，” Forbes ，July 1，1994；24.
[7] Lauren C.Templeton and Scott Phillips， Investing the Templeton Way （McGraw Hill，2008），Foreword by John M.Templeton，x.
[8] Proctor， Templeton Touch ，47.
[9] Sir John Templeton， Golden Nuggets ，（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1987），5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