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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问我哪个标的公司的前景大好，但这其实是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前景最糟糕的是哪家？
——约翰·邓普顿
邓普顿投资方法的精髓在于先计算出公司在未来正常收益能力之下的公允价值，如果当前的市场价格相对更低，就等到市场悲观情绪最重的时候买入。如果市场对公司的运营状况存在普遍的担忧，则可据此预测悲观情绪将在何时达到顶峰。这种迫在眉睫的担忧通常足以严重到引发一波投资者的抛售浪潮，因为在他们看来，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笔投资也会变为“死钱”，所以不如抛出后再买入一只前景更明朗的股票；而最糟的情况则是公司的发展出现进一步恶化。当这样的机会出现时，首先要确认公司是真的出现了问题，还是仅仅从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对劲。如果是真的出现了问题，那么接下来则要搞明白这个问题是否为暂时的、可纾解的、非结构性的，如果是结构性的，是否已对公司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最终，对于愿意透过当前的市场动荡继续向前看的投资者而言，这些都是潜在的赚钱良机。他们不会盲目乐观，而是会通过研究得到数据支持，从而判断当前的根本性问题是否会削弱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导致公司内在价值的减损。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全面、翔实的案例研究学习邓普顿卓越的选股能力，了解他怎样做到在市场悲观情绪最重的情况下严格按照自己的投资交易纪律买入股票。
邓普顿回忆说：“我最了不起的交易之一就是投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1] 邓普顿于1982年开始买进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股票（如图6-1所示），因为“一年前，他们的收益大约是10.5美元，股价仅为40美元，大概五年内每股收益就能达到20美元，而当前的市盈率只有2倍”。 [2]
图6-1 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股票走势图
1984年12月4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位于印度博帕尔（Bhopal）的农药厂发生泄漏事故，释放出的有毒气体（异氰酸甲酯）于前一日造成410人死亡、10000多人受伤。这家具有7年历史的工厂由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持股51%、印度政府持股49%，该工厂所贡献的收入占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总收入的2%。据报道，公司发言人表示所有损失都将由保险公司负担。在当年12月，公司股价从近50美元暴跌至每股33美元，跌幅超过30%。（请注意，该公司后来进行了1∶3的股票分拆。此处涉及的股票价格为分拆前的价格。）
邓普顿进一步加仓，他说：
还记得1985年（口误，应为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发生的那场可怕的事故吗？由于担心受害人家属提起的法律诉讼可能导致这家化学品公司倒闭，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从50美元跌至32.75美元。我们当时的仓位很高。但是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加了点儿仓，当价格进一步下跌时，我们又加了一点儿仓。 [3]
1984年12月6日，印度官员表示死亡人数至少为1 600，非官方数据则声称死亡人数据估计高达2000，事故还导致50000人出现胸痛、眼部不适、呕吐等症状。据医生估计，成千上万的人将遭受肺部损伤、失明、不育症等永久性疾病的困扰。在到达工厂后，印度内阁大臣瓦桑特·萨特（Vasant Sathe）将这场悲剧称为化工史上最严重的灾难。25年后，他还表示，当天在一夜之间，半个博帕尔都变成了毒气室。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发言人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表示：“我们公司不会倒闭。” [4]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再表示，该公司的赔偿损失将由保险公司负担，不过他拒绝透露赔偿金额或保险公司的具体信息。据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估算，保单将为该公司至少提供2亿美元的赔偿，但不确定该保险是否涵盖了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惩罚性赔偿。
第二天，即12月7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健康、安全和环境事务部门主管杰克逊·布朗宁（Jackson Browning）表示：“尽管博帕尔事故带来了极其惨痛的后果，但考虑到保险和其他的可用资源，这并不会对公司带来任何结构性的威胁，公司也没有寻求破产之意。”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和穆迪（Moody’s）也均表示正在调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债务评级，并可能做降级处理。
当天，《华尔街日报》的“街头闻讯”专栏（Heard on the Street）介绍了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情况。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将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股票全部清仓的理财师的话：“你不需要等到事态更加严重的时候。这可能是第二家曼菲尔公司（Manville，多年来一直因石棉相关的指控所困扰而最终破产的公司），谁会想再等下去呢？”这篇文章直指其他相对乐观的分析师，他们认为股价下跌是一种过度反应，判断依据是因为印度的生活水平较低，所以对受害者的赔偿也会相应缩减，这将把由实际赔偿带来的潜在损失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文章引用了添惠公司（Dean Witter）的化学分析师威廉·杨（William Young）的评论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保额高达2亿多美元，而实际索赔约为1亿美元，即使惩罚性赔偿最终定为2亿美元，在这部分不被保险覆盖的情况下，公司的每股收益也将仅下降1.5美元（当时的每股总收益为4.5美元）。”他补充说：“在理性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股票的价值超过其当前价格。”但是，他没有推荐买入该股票。
1984年12月1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巴斯兄弟家族（Bass brothers of Texas）以每股34～38.52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5.4%的股份，股息收益率超过8%。另外据报道，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一支技术团队也首次被允许进入事发工厂。
1985年1月1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沃伦·安德森（Warren Anderson）表示：“我们有能力继续经营下去。我们有经营所需的足够资产、银行授信额度和贷款。如果我们能妥善地管理公司……我想我们会没事的。”他还强调，他希望在六个月内解决索赔问题，事故原因将在三周后公开。
截至1985年9月30日，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最大股东为化学品和建筑产品制造商GAF公司，持有约340万股股票；第二大股东即为邓普顿。邓普顿解释说：
有人以为我太感情用事了！但是事实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认为保险将覆盖大部分博帕尔工厂的赔偿。其次，我们认为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还可以继续生产公众所需的产品。简而言之，我们认为博帕尔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迟早会减弱。公司要么会再次实现盈利，要么会将几个业绩突出的业务部门剥离给一些急切的买家。 [5]
1985年12月10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GAF公司以小博大，提出以每股近69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剩余90%的股份。GAF公司的年收入仅为7.31亿美元，只有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95亿美元年收入的7.7%。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拒绝了这一提议，并表示“将全力反击”。
邓普顿在1988年回忆说：“到1986年年底（口误，应为1985年年底），GAF公司提出以每股近69美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而我们刚好持有300万股！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买入暂时爆出坏消息的股票！” [6]
邓普顿指示巴哈马总部的同事继续持有该股票：“不要太过于着急抛售才是明智的做法。第一个报出的收购价很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中，他每天只查看一次或两次股价，然后静静地等待。 [7]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提出以每股20美元的现金和65美元的债券的价格回购35%的股票，总报价约为每股72美元，因为债券可以以低于每股65美元的价格交易。
1985年12月2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GAF公司将收购价格再次提高到每股74美元。在12月的最后几天，邓普顿失去了耐心，将股票全部清仓，大部分股票都在年底的最后一天抛出。 [8]
1986年1月3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称，GAF公司将出价提高至每股78美元，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则选择忍痛剥离最赚钱的消费品部门（Eveready电池和Glad塑料袋）、增加发债、将年度分红比例从每股3.4美元提高至每股4.4美元来进行反击，并改变其股权结构，按每股85美元的价格以现金和有价证券回购55%的股票。由此，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债务增加了一倍，达到54亿美元，其债务股本比随即攀升至14∶1。
邓普顿在1986年年初感叹道：“我们卖得太早了。” [9]
1986年1月9日，GAF公司放弃了以每股74美元对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敌意收购，并表示将保留其10%的股份。
1994年9月12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同意以90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在印度子公司中的50.9%股份出售给一家英国公司。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坚持认为是一名身份不明员工的蓄意破坏导致了化学气体泄漏，而他们愿意承担这份“道德责任”。此后，博帕尔工厂再未重新开放。
在持有股票时，投资者难免会看到一些让他们动摇信心的相关新闻。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博帕尔工厂发生的化学气体泄漏事故被称为全球最严重的工业灾难，导致3 800多人丧生，另造成550000多人受伤、终身残疾。
邓普顿对此做出了理性的提问：过去的类似事故都涉及了哪些责任？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将负担的潜在责任又有哪些？他判断，公司的财务赔偿责任将由保险公司承担，剩余不被保险覆盖的部分，公司也可以通过出售最赚钱的非主营业务部门来支付。虽然“先卖出再提问”是个简单的逻辑，但邓普顿通过理性的分析确立了自己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仓，如他所说，这一操作是“继续适应卖方”。结果这是他获利最多的操作之一。邓普顿最初对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的估值也是正确的，他认为相对于其未来的盈利能力，公司的股价被低估了。1989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最终的每股收益达到了近15美元。邓普顿最初以低于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7年后收入3倍的价格买入其股票。
1982年5月，业内第二大生产商加拿大铝业集团（Alcan Aluminum）取消了上调铝板材价格6%的决定。这是该公司唯一一款高需求量的产品（被饮料罐制造商广泛采购）。其他厂家也纷纷效仿。《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买家的话说：“它实在是越来越有竞争力了。” [10]
1982年6月18日，邓普顿在公共电视台上推荐买入加拿大铝业集团的股票：
我们在40年的投资顾问生涯中，通常只会在鲜为人知的新兴公司中找到低于估值的股票。但现在这是第一次发现像加拿大铝业集团这样的大公司也是一次投资良机。它的股价仅为16美元，而在下一个市场周期中可以轻松实现每股12美元的收益。
当邓普顿被问到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只股票被低估时，他回答说：“标准千差万别，但最重要的也许就是，相比你对长期收益的估计，它有多便宜？” [11]
几天后，加拿大铝业集团宣布将资本支出从先前计划的7亿美元削减至6亿美元，而该公司上年的资本支出为9.74亿美元。此外，该公司还冻结了小时工资的支付，并推迟了加薪。加拿大铝业集团的141名高层管理人员计划在下半年无薪工作两个星期。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分析师彼得·英格索尔（Peter Ingersoll）在《华尔街日报》上表示：“在我的经历中，这是铝业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时期，即使1974—1975年这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都比现在乐观。”由于成本较低，加拿大铝业集团当时的产能利用率为86.7%，而行业的平均值为76%。
10月下旬，加拿大铝业集团报告了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的首个季度运营亏损情况（1 500万美元）。首席执行官戴维·卡尔弗（David Culver）表示近期的前景并不乐观。
1983年1月，由于铝价疲软，加拿大铝业集团、美国铝业公司（Alcoa）和雷诺金属公司（Reynolds Metals）均公布了季度亏损，全部低于预期。但是，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克罗姆·乔治（Krome George）表示：“原铝的价格似乎一直坚挺，我们看到订单价格略有上升。假设这些趋势继续下去，我们预期在1983年可以实现缓慢、温和的复苏。” [12]
加拿大铝业集团于1983年6月表示，由于美国的发货量比1982年第四季度高出35%，公司预计将在1983年下半年恢复盈利，并预测在1984年的某个时间点上，最近上涨的铝需求将有所降温。
到1983年8月，北美四大铝制品生产商中，已有两家在近三年来首次提高了铝锭的价格。
1983年9月，铝产品的订购量比上年增加22%，扁轧铝产品的备货时间也增加了一倍以上，铝锭的交易价格为每磅
0.72美元，高于1982年12月的每磅0.46美元。
相比15个月前邓普顿在公共电视台上推荐加拿大铝业集团时，它的股价已经翻了一番。1983年9月，加拿大铝业集团宣布了发行700万股普通股的计划。
邓普顿以猎人心态不断寻找被低估的股票，他发现的这些机会来自各种类型的上市公司。他的思维模式由十大支柱组成，其中之一就在于保持灵活和开放的态度，这也是他取得长期成功的关键。他偏爱未被广泛认识到的新兴成长股，但正如我们在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和加拿大铝业集团两个案例中看到的那样，周期性行业的公司爆出不危及根本的坏消息时，他也同样乐于投资。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和加拿大铝业集团这两个案例都属于他最喜欢的公司价值被低估的类型：相对于公司未来的潜在收益而言，当前的市场价格偏低。1982年6月，邓普顿在电视节目上推荐买入加拿大铝业集团的股票时，他认为16美元的股价是被低估的，因为他预测公司在下一个市场周期可以获得每股12美元的收益。他的计算与实际相差无几，进入下一个周期性高峰期之后，加拿大铝业集团在1989年实现了每股10美元的盈利。1982年，邓普顿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了加拿大铝业集团（如图6-2所示），成本仅为7年后每股收益的1.6倍。由于这只股票的价格在他推荐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翻了一番，所以股价其实在收益恢复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体现收益的折现价值了。
图6-2 加拿大铝业集团的股票走势图
1981年1月28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允许石油产品由市场自由定价，不再实施价格管制。这刺激各大油田提高石油产量，其中包括阿拉斯加普拉德霍湾油田（Alaskan Prudhoe Bay Oil Field）。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导致油价飞涨，进而造成消费减少，加之节能趋势的发展、核能和天然气等替代能源的出现，以及非欧佩克（non-OPEC）产油国生产过剩等综合因素，导致《时代》杂志于1981年6月22日宣布：“世界暂时漂在过剩的石油中。”这些因素最终导致油价连续5年下滑，从1981年的每桶近40美元的价格跌至1986年的每桶11美元。
1981年5月，邓普顿表示他之所以购买埃克森公司（Exxon Corporation）的股票（如图6-3所示），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股票之一，而且目前的股价仅有清算价值的一半，市盈率仅为5倍”。 [13] 他再次强调了自己选股的基本标准：“最重要的就是估算出公司的长期收益，并在当下以最低的价格买入。” [14]
当时，埃克森公司的股息收益率为9%，收益为股息的2倍，市盈率仅为5倍。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股价下跌了17%。1982年5月，在高利率和能源需求疲软的双重打击下，耗资43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宣布将延期两年，它背后的出资方包括了埃克森公司、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Atlantic Richfield，）和俄亥俄州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埃克森公司还宣布，他们相信合成燃料的需求已经减弱，因此将终止与美国特斯克公司（Tosco）合作的油页岩项目。
1982年5月12日，《华尔街日报》的“街头闻讯”专栏刊登了对埃克森公司的专题报道，它指出，虽然埃克森公司是“少数几家利润超过通货膨胀的美国公司”，但排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其股票的5年总回报率仅为0.7%，扣税后则为负增长。所以，“大多数分析师并不推荐这只股票”。一个月后，埃克森公司决定大幅削减员工成本，公布了员工辞职或退休的激励措施。1982年6月，埃克森公司再次成为“街头闻讯”专栏的主角。据文章报道，公司的股息收益率达到了11%，是公司历史均值的两倍，也是道琼斯30种股票中最高的。
图6-3 埃克森公司的股票走势图
在接下来的5年中，埃克森公司的市盈率从5倍增至16倍，股价上涨了350%，收益在此期间持平。同期，股息率提高了33%，从而提高了总回报率。
价格低于估值的股票不仅存在于无人问津的成长型公司中，也存在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市场地位强大的高质量公司中，因为宏观经济的原因，这些公司时而会经历底层盈利动力不足的情况。传统观点认为，由于缺乏盈利动力或底层催化因素，此时并不应该买入这种股票。1981—1982年，埃克森公司面临裁员、管道建设项目停滞、合成燃料需求下降以及能源需求疲软的困境。但是，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稳定，而且尚佳的收益表现也足以支付股息。邓普顿公司的估值迟早会实现反弹，在耐心等待的过程中，他也获得了9%的股息收益率。尽管该公司的收益在此期间没有增长，但在市场供需关系的自然作用下，油价逐渐回升，因此也使投资者恢复了信心，公司的市盈率增长了两倍，收益也随之增长。
1990年10月，多元化经营的特种化学品公司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以下简称“孟山都”）宣布，由于与石油相关的原材料成本上升，其季度收益下降了41%，销售额比上年仅略有增长。孟山都是地毯尼龙和挡风玻璃塑料的大型供应商，其原料依赖石油衍生品。该公司还宣布将裁员300人、重组农产品业务，并计划出售动物饲料补充剂部门。到1990年10月，由于受波斯湾危机的影响，油价比上年上涨了84%，达到每桶35美元，并且在两年内继续上涨超过177%。孟山都的财务报表采用LIFO（“后进先出法”）会计准则核算成本与收入。在成本快速上涨的时期，这种计算方法将压低收益。
1990年11月5日，《商业周刊》（ Businessweek ）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道琼斯指数从高点回落近500点的时候，邓普顿在悲观情绪最高的行业中找到了最划算的买入机会（如图6-4所示），“邓普顿首选的是蓝筹股：孟山都。这是最他赚钱的操作之一。油价上涨引发市场大规模抛售该公司的股票，导致股价下跌。但邓普顿表示，长期投资者不必担心。如果油价保持高位，孟山都的石油产品最终也会涨价。当时公司的股价为42美元，低于62美元的高点，市盈率仅为8.4倍”。
图6-4 孟山都公司的股票走势图
孟山都确实率先通过向客户涨价来抵消成本上升。石油价格随后开始下跌，到20世纪末这段时间内一直在十几到二十几美元的低位徘徊。邓普顿买入之后，孟山都的股价在8个月内上涨至75美元，涨幅高达78%。
邓普顿在一只特种化学品行业的头部蓝筹股上看到了低价买入的机会。这家公司的产品丰富，例如首孚信（Saflex，应用于汽车和建筑夹层玻璃的中间膜）、家用地毯的尼龙纤维材料、Roundup除草剂等，不一而足。随着经济反弹和差异化产品所带来的议价能力，邓普顿发现，相对于其未来潜在的收益而言，这家公司只是暂时处于低迷的状态。随后油价出现下跌，加之孟山都使用的LIFO会计准则，低成本立刻转化为了高收益。邓普顿率先预期孟山都的收益能够恢复，随后其他投资者也迅速跟进。
1991年2月，邓普顿说：“我们的重仓股放在了那些不受市场欢迎的银行、保险和金融服务行业。由于频繁出现关于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负面报道，许多经营状况良好且管理保守稳健的金融机构也难逃股价下跌的厄运，这对它们而言显然并不合理。” [15]
由于商业房地产市场的长期恶化和银行贷款损失的激增，1991年2月美国的经济环境中充满了焦虑的情绪。垃圾债券
巨头德崇证券宣布破产，让纳税人总计5000亿美元的储蓄和贷款无处可寻。花旗银行（Citicorp）、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波士顿银行（Bank of Boston）和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等主要银行都采取了降低股息、增加资本的做法。
邓普顿表示他非常看好美林证券，当时该股的定价为每股21美元（按1∶2的比例进行了3次拆股之后，价格为2.63美元），如图6-5所示。他指出：“美林证券采用保守方式计算出的账面价值比其市场价值高44%。更有利的情况是，美林证券有许多资产未在资产负债表中列出。例如，它管理着100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其中的1.5%左右可以视为美林证券的资产。仅就这些基金而言，就是15亿美元，约合每股14美元。” [16]
图6-5 美林证券的股票走势图
邓普顿注意到，整个金融服务业都充斥着对银行不良贷款的恐惧。他抓住这一机会，看中了一家同样身处金融服务业的公司，虽然它的自身业务未受不良商业贷款的影响，但其股价也遭到了无辜牵连，应声下跌。
1990年年底，美林证券的每股实际账面价值为29.98美元（股票分拆前），比21美元的股价高出43%。即使资产减记使公允价值降低，被低估的价值还是为投资者提供了很大的缓冲空间。并且，美林证券贷款总额仅占总资产的2%、股东权益的50%。正如邓普顿所发现的，因为美林资产管理公司（Merrill Lynch Asset Management）旗下的共同基金业务的内在价值远远高于资产负债表上原始成本的账面价值，所以美林证券的账面价值被低估了。仅此一项业务就相当于当时股价的2/3。
1983年12月8日，邓普顿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上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八年内可能会从目前的812点攀升至3000点以上！他解释如下：
我们往前看八年。在这段时间内，由于通货膨胀，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会翻一番。如果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那么美国公司的销量也大约会翻一番。如果利润率相同，则利润增加一倍。那么，如果利润翻倍，股市将会冲到多高？例如，我们假设，市盈率不再是7倍了，而是14倍，这也是过去80年的平均值，所以，如果美国公司的收益从现在开始翻倍，然后市盈率也翻倍，那么股价可能是现在的4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就会涨到超过3000点。 [17]
邓普顿关于市场可能在短短八年内几乎翻两番的预测引得一些人皱眉，这些人质疑他的分析逻辑。然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91年12月23日达到3000点，恰好是在邓普顿看似荒谬的预测之后的八年零十五天。
邓普顿的冷静逻辑一时间大为盛行。在1983年12月之前的八年中，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0%，在随后的八年中，也维持在7%。他假设在接下来的八年中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翻一番，这意味着增长率达到9%。因此，实际情况比他的预测略低。而市盈率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从1981年到1982年经济衰退后的低迷状态下开始反弹。
1985年年底，美国股市的许多股票指数涨到了历史最高点，牛市已维持了39个月，这也是牛市的平均期限。当时，在邓普顿共同基金集团召开年度会议之前，邓普顿说，他相信下一个牛市“可能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大牛市”。 [18] 他列举了一些看涨因素，例如有大量现金可用于投资股票、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增加、由于收购和股票回购导致的美国股票供应减少，以及美国养老基金在10年内从13000亿美元扩大到30000亿到50000亿美元的潜力。他认为，在接下来的10年中，对标普500指数的投资10000美元，收益可升至40000美元以上，年复合收益率接近15%（如图6-6所示）。
图6-6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1] Berryessa and Kirzner， Global Investing ，137，© McGraw-Hill Education.
[2]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June 18，1982.
[3] Berryessa and Kirzner， Global Investing ，137-138，© McGraw-Hill Education.
[4] James H.Stewart and David R.Hilder，“Union Carbide Could Face Staggering Gas-Leak Damage Claims，Experts S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6，1984.
[5] Berryessa and Kirzner， Global Investing ，138，© McGraw-Hill Education.
[6] Berryessa and Kirzner， Global Investing ，138，© McGraw-Hill Education.
[7] George Anders，“Carbide’s Destiny Shaped by Hold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7，1986.
[8] George Anders，“Carbide’s Destiny Shaped by Hold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7，1986.
[9] George Anders，“Carbide’s Destiny Shaped by Hold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7，1986.
[10] George Anders，“Carbide’s Destiny Shaped by Hold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7，1986.
[11]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June 18，1982.
[12] By a Staff Reporter，“Alcoa，Reynolds and Alcan Post Quarterly Loss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1，1983.
[13]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May 22，1981.
[14]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May 22，1981.
[15] Junius Ellis，“Templeton：Buy Stocks in War，Buy Bonds If There’s Peace，” Money ，February 1991；179.
[16] Junius Ellis，“Templeton：Buy Stocks in War，Buy Bonds If There’s Peace，” Money ，February 1991；179.
[17] Wall Street Week with Louis Rukeyser ；December 8，1983.
[18] Pamela Sebastian，“The Next Bull Market May Be Strong One，Templeton Believ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1，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