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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中有一重要事实，即后人所注重之某时代之某作家，往往在当时不一定为人所重视，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数岩石遗存江中，偶为好事者所发现，传闻于世，遂为多人所注意。南朝文士如陶潜，在当时并不为人注意，江文通虽有拟作，亦复粗率不堪；钟氏《诗品》竟置陶诗于中品，可知其在当世人眼中之地位。唐代人心目中之陶诗价值，读老杜之《遣兴》绝句可知，亦不甚以渊明为意。至东坡出，特标榜之，而渊明之诗地位始著。其次，文人对举，多后世人所造，在当时未必如此。惟此处对举数人，则系按当时人之眼光列排者。
此处将颜、谢并举，乃齐梁人一般之看法。《宋书·谢灵运传》论：“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东晋之文学内容简单极矣，士大夫偏好老庄，笔下征引，无非道家之言，再变而仅书个人感情而已，以致平淡乏刺激性。至灵运而一大变：第一，引书极博，经史子书无不汇于笔端；其次，能造新意境，故称曰“兴会标举”。颜之体裁明密，亦对东晋文体散漫而言。颜起而矫正之。《诗品·序》云：“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钟氏尝分建安以来之文坛风气为三段：建安以子建为主，余子辅之；西晋以士衡为主，余子为辅；以下即颜、谢焉。《南史·颜氏传》亦与谢并称，故今二人对举。
晋太元十年乙酉（385年）生，宋元嘉十年癸酉（433年）卒，年四十九。就身世言，颜、谢相反，颜为寒士出身，谢为世家子弟。谢为人极端狂妄，其诗中见个性者极少，而时人对其品行竟放下不谈，是为风气之大变，事详《宋书》卷六十七、《南史》卷十九本传。时人对谢评论有数条可见《诗品·上品·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富为累。”吾人今论谢诗有数点可言：（1）建安时代，子建独创风格，努力将个人学问、修养、胸怀放入诗中，此谢与子建相似处；惟子建诗多少带有乐府味，故流荡可诵，而灵运以去乐府远，故声调近涩，此其异点。（2）自西晋以来，文人之诗多写得四平八稳，如士衡之诗是，故称灵运近于景阳，此灵运大努力处，良非偶然，惟以离乐府日远，无轨可循，安章颇不易，不得已而直起直接，故谢诗往往有不宛转处。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此论谢文之言，影响自唐以后，谢文渐不为世所重，佚散遂多。大谢读书多，意思足，乃有一泻汪洋之势。人无其才学，徒力效之，故仅得糟粕焉耳，简文之言最为允当。《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南齐书·高祖本纪》载《遗诸子书》谓“康乐疏宕，不便首尾”，此谢之大病，然亦律诗完成之伏胎。
晋太元九年甲申（384年）生，宋孝建三年丙申（456年）卒，年七十三。《宋书》卷七十三、《南史》卷三十四本传。
《南史》本传：“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之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是时议者以延之、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
两晋之间，门阀大盛，平民出身之文士实甚少。东晋之末，平民文士始渐萌芽，至梁而大盛。颜、谢对称，颜乃代表平民，谢则代表贵族。颜少孤贫，三十而不能娶，至刘宋始为人荐为光禄大夫。盖当时平民之知名，非特殊学力不能到也；而士大夫子弟，仗门阀之势，稍有本领便足名家，鲍照之于谢朓犹是耳。鲍明远评二家得失，以谢诗尚自然，时有清新之作，颜则以书卷工夫为佳，故对惠休最为贱视。
《诗品·中品·宋光禄大夫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诗品·序》曰：“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有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
今以文学史眼光评骘二家：以影响言之，颜不如谢，其势至中唐不绝。凡文学须经长久培养乃臻上品，西晋以来，乐府衰谢，文人自五言诗中独抒己见，而有寻章摘句之作，潘、陆之成功在此。至东晋尚玄谈，诗中理胜乎辞，至其末，人多病其枯燥，力求典雅，乃上溯西晋，而有颜、谢之出。颜除多用古典外无多创格，谢则文质并用。故自六朝人风云月露眼光评之，以为推陈出新，颜固逊谢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