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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喜将屈原赋与陶渊明诗合为一集，谓之屈陶合刻，用意颇深。盖陶之诗确足代表其人格，非建安以来“绮丽不足珍”之作风可比。通常论文学史者每喜单论个人，以为自某人之出，则其时代文风为之丕变，其实不然。个人特殊天才莫不由其历史背景所形成，历史之力量实远较个人为大。《荀子·天论》篇之所谓“势”是也。一势而出，必尽其势而后已。文自建安以来即已渐变，人恒以为东汉之文风至此而灭，实则仅是暂时之掩盖，至西晋东晋下逮盛唐之复古运动，其潜势力仍是东汉文风之余脉。故一作家转变文风之力量仅占百分之一，而历史之势力则占百分之九十九。故认识作家必先识其共相，然后乃识其别象。吾人兹论渊明之出现，当不能不推源乎陈留阮氏。
渊明之学源出阮氏其证有十：（1）任真自得。如尝出为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又尝求为彭泽令，每以葛巾漉酒。（2）慷慨有志。《拟古》九首中“少时壮且厉”一首及《咏荆轲》可为佐证。（3）至性。发于骨肉之间者，如《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与子俨等疏》可证。（4）好老庄。（5）耽酒。（6）嗜音，如蓄无弦琴之事。（7）遗世，如不慕荣利，忘怀得失。（8）简默，如闲静少言。（9）韬晦。（10）默识，如好读书，不求甚解。
其同于嗣宗者三：（1）儒学。（2）能诗。（3）易代之感。其不同于阮氏者二：（1）力耕自足。（2）隐居求志。
通常论陶常有二问题聚讼不绝，其一为思想究竟为儒家或道家，其二为思想是否前有所承。今而观之，其行为、思想实直承嵇阮一派，观上述十证可知，与何、王之名士作风迥然不相类。
自党锢之祸以后，建安以来文人不傍权门生活者盖寡，往往有因此而进退维谷者。渊明鉴于此点，乃躬耕自食，虽不得饱，亦自得其乐，绝不为人所蓄，其出处似效两汉之儒生耕读生活。然时代既非两汉，故又不能法乎先秦之隐君子若长沮、桀溺者流，此其思想接近道家之因由也。
渊明之文学受阮派影响甚深，如阮有《大人先生传》，陶亦作《五柳先生传》；阮有《戒子书》，陶亦有《与子俨等疏》；阮有《咏怀》八十二首，中多隐晦之章句，陶亦有《拟古》九首、《饮酒》二十首，风格与阮相同。又其《闲情赋》盖颇类乎阮瑀之《止欲赋》，当是早年之习作，故知其文学根源实直承阮氏一家之风格者。
关于渊明年谱亦为多年聚讼之问题。自宋以来迄于现代，陶之年谱凡七八种，以梁任公、古层冰二氏之作为较普遍。年谱之推前挪后，对于作品之解释颇有影响。梁萧统作《陶渊明传》称卒年六十三岁，颜延之《陶征士诔》亦尔，然陶诗各有干支，持与年谱相照颇不相合，故后人有妄改干支者。现代人之意见在缩短陶之卒年，古氏以为卒于五十七岁，梁氏则以为卒于五十四岁，其言似多不近情理者。吾人以为凡大家之作必有所寄托，非徒作空言，此不能不求之于身世也。其次，凡大家自其幼年之作以迄成熟，排比观之，则可见其进步之痕迹。吾人承认旧说六十三岁之说法，按旧说渊明当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365年），渊明《祭程氏妹文》称母卒时妹年九岁，陶年十二，而又《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有“弱冠逢世阻”句，年谱家每以为是陶家遭水灾之故，实则不然。今而考之，当其弱冠之龄正苻秦入寇之时，由太元四年（379年）到七年，襄阳为秦所据，次年而有淝水之战，渊明适年十九，故云“弱冠逢世阻”，当指苻秦屡次入寇言。又陶母为孟嘉第四女，孟为襄阳太守，家于湖北，并未移徙，由上句考之，渊明是否长于孟家或江西故乡，虽不可知，然其外祖家在襄阳，苻秦入寇对陶不无关系，因有《桃花源记》之作，称晋太原中之年号，良有以也。文中所谓秦或系统隐射苻秦。又桃源所在，一称在蜀西，一称在湖南，故有“南阳刘子骥”之句。刘为豫州人，往蜀西避乱，颇有可能，惟武陵一地名不可解，或谓是晚年所改作，其《咏荆轲》当亦作于此时。
史称渊明二十九岁以前未尝出仕，卅七岁始躬耕。但依其诗考之，为吏实在躬耕之后，此中遂有矛盾。如《癸卯岁始春怀古（故）田舍》及《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此癸卯年颇有问题。时渊明年已卅九岁，中有句云：“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
故“癸”当作“辛”，时为太元十六年辛卯，渊明年二十七岁，《怀古田舍》当是搬家之后作。今假定陶家在渊明廿七岁前当在九江或南昌城内，此故田舍原为旧庄，由此可证廿七岁以前渊明并未躬耕，又据《劝农》诗纯是庄主口吻，故可推定廿七岁到廿九岁间当为庄主之农也。廿九岁出为州祭酒，少日自解归，乃行躬耕，故其少年之田园诗与晚年之作实有不同，盖一为庄主，一为自耕农故也。如《怀古田舍》诗及《祭从弟敬远文》非廿七岁作，则余诗颇不可解，故“癸卯”当以“辛卯”为是。前此生活颇为丰富，远异乎晚境之贫困，《劝农》诗或作于此时。廿九岁起为州祭酒，此年代各方面考之均甚相合，三十岁为太元十九年（394年），有悼亡之变。自廿九至卅五岁间，事迹多不可考。自隆安三年己亥（399年），年卅五岁，孙恩陷会稽，威震江左，故刘牢之征之，渊明时在刘军中。四年，年卅六岁，始作镇军参军，而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饮酒》诗中所谓“在昔曾远游”句亦指此从征之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规林。旧谱家对参军至彭泽解归时代之踪迹不甚明了，今考之如下：在江陵死者为其父，《祭程氏妹文》称母死为一母亲，《阻风》诗之称母则为又一母亲，五年辛丑，年卅七岁，孙恩寇丹徒，下江大震，故推想陶之徙江陵即在此时，且时在初夏。但渊明尚在刘军中，其弟兄或有留江州守故宅者，惟程氏妹伴父移居外祖家。《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梁氏考证，以为此时陶挈晋主之令以谕桓玄者，颇难解通，诗中有云：“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吾人假定渊明在江陵有故居，而早年长于江州，及遭孙恩之乱，乃还江陵旧居，故诗云云，方为可解。此后二年而其父卒。自卅七岁以后，陶在江陵未动，则有数诗之地点发生问题：《饮酒》诗二十首当作于江陵闲居时，元兴二年癸卯（403年），年卅九岁，《饮酒》中有句云：“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按其总序考之，此诗当为一组，为零碎集成之作，与其杂诗不同。又《饮酒》二十首以前之诗，少有及酒者，可知其好酒，晚年甚于早岁。元兴三年，年四十岁，有《荣木》诗、《连雨独饮》诗。义熙元年乙巳（405年），四十一岁，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八月起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赋《归去来兮辞》。人传其去官，乃耻向督邮折腰之故，而按《归去来兮辞·序》考之，实为奔程氏妹丧而自求免职者也。然则归于何处，旧说乃认为归江州作，而按《归去来兮辞·序》推之，当以归江陵为是，盖意在奔丧故也。但在武昌亦未住多时。义熙二年春，年四十二，复返于九江（江州），如此则《还旧居》诗乃可讲通。句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今日始复来，恻怆多所悲。”“上京”或云九江小地名，或云“上荆”，其说不一。按“六载”，是指孙恩之乱时而言，则“上荆”当在江陵，如指“上京”在九江栗里附近，则此诗与《归园田居》为同时之作，不可解，当是于江陵治丧毕，还归乱后故里江州，时村落、相识皆有巨变，故写别久复来而深自感慨也。至四十四岁夏，遭火灾，乃别徙南村以居焉。
《归园田居》当是归于昔日与从弟敬远躬耕之地，句云：“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盖遭火灾而荒凉者也。至云“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则新宅当筑于春日可知。义熙五年己酉（409年），四十五岁，作《移居》二首，同年九月，有《己酉岁九月九日》诗。六年庚戌，岁九月中有《于西田获早稻》诗，据此犹可见其尚未躬耕。七年，有《祭从弟敬远文》，追忆旧日田园生活，乃在二十九岁之前者。又有《与殷晋安别》诗。八年，有《杂诗》十二首及《示周掾祖谢》（一作《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诗。又二年，渊明正五十岁，适慧远结白莲社于庐山，邀陶入社，未往。其《与子俨等疏》近人多以为渊明遗嘱，但吾人不必看得太板滞，立遗嘱后不必即死；而此疏作于五十以后，且多疾病，则可断言。义熙十二年（416年）有《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句云：“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自此推之，其躬耕年岁当在四十七八岁时，其躬耕技能亦不甚佳。十三年，五十三岁，有《赠羊长史》诗，是年东晋将刘裕攻入长安，羊长史乃为使去长安劳军者。渊明极为叹羡，盖以羸疾不能随羊北上以观中原之风也。萧统《陶渊明传》云“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指此。十四年，五十四岁，有《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述生活之困窘，极为可伤。又有《九日闲居》诗，述酒不可得，种菊自娱而已。十五年，五十五岁，王弘为江州刺史，欲见之，辞焉。后以庞参军之介绍，置酒庐山，渊明以疾不能行，其子及门生以篮舆送之往。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420年），年五十六，作《述酒》诗、《拟古》九首，多感慨之音，盖易代后之哀吟也。《述酒》诗为哀零陵王作，《拟古》九首，为答其友辈之作也。此后不复有作。至将死前作《自祭文》及挽歌诗三首，是为绝笔。自五十五岁迄于卒日仅二事可言：一为颜延之来访，一为檀道济来访，赠金不受，置于酒家，使供酒无使缺焉。就以上所论，吾人乃承认渊明卒于元嘉四年，享年六十有三之说法。
就其作品考之，早年之作，诗不甚炼，愈晚愈炼，此与其修养成正比，较通常所论，以为中年用功颇深，而晚归于平淡者不同。
再就诗人进步之历程而论渊明之造诣，则明人将屈陶合刻极有见地。工部亦有评陶诗之作，可代表唐人意见，诗人之异于常人者，以其不失其赤子之心。人当幼龄，其心莫不为赤子之天真，及其涉世既久，渐为物欲所牵，乃堕落随俗矣。诗人既存天真之气，故处世多所变故，结果遂至出世而逃避现实，或不能如此，则复入世，再碰壁而自绝，此屈原之境界也。渊明则进而处于出世入世之间，寻一地以自娱，自存其小国寡民思想，但较孔子之无入而不自得又不及矣。求之八代中，惟武侯可与媲美，故详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