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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昂的诗古今独步，几乎众口一词，无人否认，这道理值得研究。
子昂的诗可分为三类：
（一）《感遇》三十八首及其同类的诗；
（二）“酬晖上人”诸作；
（三）近体诗。
史称子昂诗“变雅正”，究嫌笼统。“酬晖上人”诸作无一首不佳，甚为可怪。当时写古体诗的名手有魏徵、薛稷、贺朝、薛奇童、包融等，可见当时写古体诗是一般风气，并非子昂一人特出。他重要的贡献在写了像《感遇》这一类的诗，虽然在前有王绩，在后有张九龄，但所写都不及他，即使是太白也难和他相比。我曾说过，中国的伟大诗人可举三位做代表：一是庄子，一是阮籍，一是陈子昂。因为他们的诗都含有深邃的哲理。子昂的好友卢藏用曾有诗句赞他说“陈生富清理”，给他集子作序时也曾说：“至于感激顿挫，微显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都指出了这一特点。他的《感遇》诗第六首说：
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沉冥？
世人拘目见，酣酒笑丹经。
……
他认为“玄感”是直觉，无形象可见，而世人妄加讥笑，这才可笑，所以他的《感遇》诗的重心，就在这个“玄感”。那首有名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更是显著的例子。在人生万象中，谁都有感慨，子昂的感慨独高人一层，原因是他人的感慨都是由个人出发而联想到时空大无穷极，而子昂能忘记小我，所见为纯粹的真理，但又不是纯客观的。像寒山子、王梵志之流变成危言耸听的预言家，唱的是幸灾乐祸的讽刺调子。寒山子唱的是：
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
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
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
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王梵志也唱着：
世无百岁人，强作千年调。
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这种态度多么冷酷！他们的作品是对人生彻悟以后的境界，是纯客观的表现；至于太白则已经是全部解脱，更显出超然世外的旁观态度；只有陈子昂的诗取得中和，既有关切的凝思，又能做严肃的正视。
关于时间的境界，子昂近于庄子；空间的境界，从他的“邹子何寥廓，漫说九瀛垂”两句诗推测，当近于邹衍。孔子对时间的观念，见于《论语》所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叹。对空间的观念则从《孟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记载可以见出。子昂融合了先秦诸子这些有关时空的境界，遂产生寂寞之感，在他诗里屡次提到“孤寂”的情绪，非常动人。看来他的诗里除了宇宙意识之外，还具有社会意识，因而饱含着悲天悯人的深意。这一特点，在《感遇》诗中表现不少，像第二十二首的“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第二十五首的“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第三十八首的“溟海皆震荡，孤凤其如何”。原来诗人心中，他的悲愁寂寞是来自整个世界，这种意识和感慨是多么伟大呵！所以说，“孤独”该是诗人最高的特性，这种孤独境界有时是自来的，如《感遇》诗第二十首所写的“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
有时诗人又故意去找孤独境界，如他另一首诗所写的：“松竹生虚白，阶庭横古今。”诗人在这里似乎又感到孤独的乐趣，因而每当孤独的时候，也竟是最宜于作诗的良好机会。他的《度荆门望楚》诗中“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两句仍然由孤独境界产生，不过把孤独之意放在言外罢了，表现了一种孤怀情境；这孤怀，也是由玄感而来。可见子昂是把庄子、邹衍的时空境界诗化了，遂自成一家的风格。卢照邻的《赠李荣道士》“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想象亦高。李长吉的《梦天》：“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前两句写的是时间感慨，而后两句写的又是空间，境界虽高，缺点是太画面，久之将变成幻想的游戏。反之，阮嗣宗的诗又太不够画面，惟有子昂得乎其中，能具有玄感，并能把由玄感所生的孤怀化成诗句，因此能跟庄子、阮籍成为三座并立的诗坛高峰。但在高空待得太久，岂不产生“高处不胜寒”之感？所以比较来说，太白是高而不宽，杜甫是宽而不高，惟有子昂兼有两家之长，因此能成就一个既有寥廓宇宙意识，又有人生情调的大诗人。因为站得高，所以悲天；因为看得远，所以悯人。拿这个眼光去读子昂的《感遇》诗，一定能领略其中三昧。总之，子昂的诗，是超乎形象之美，通过精神之变，深与人生契合，境界所以高绝。
要问陈子昂诗的境界与风格是怎样产生的，就得向中国历史和他本人的家世去找原因，进行分析。
自从孔子在河边说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两句哲言以后，中国后代诗歌在感慨时序方面便有了发展的基础。上面讲过，中国诗在感兴和玄感的水准上，以庄子、阮籍、陈子昂三人最高，但他们都是其来有自，并非凭空出现。子昂比起庄子、阮籍来是诗趣胜于哲理，这是历史背景不同的缘故。《世说新语》记述桓温在琅琊对早年所种柳树发抒感慨，曾说过“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话，便成了唐初诗人感叹节物改换诗境的共同来源；而子昂独从“玄感”下笔，摆脱陈套，所以独高，这正是历史背景作成他的。何以到他手里会有这个转变呢？从性格和生活态度来看，子昂和太白极近，用先秦学派思想来衡量他，可说是属于纵横家兼道家，太白平生景仰的不是那位战国的鲁仲连吗？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
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古风》）
因而他常想能用超人的力量为人排难解纷，进而至于求仙超世，既重功名，又尚清远。子昂和太白同出生在西蜀，受了当地风气的影响，所以形成与众不同的诗风。
子昂家庭是梓州射洪的豪族，他的四世祖兄弟二人在那儿开辟土地，兴创了家业，地位有点像后来的土司，原不是朝廷任命，到梁武帝时才“改土归流”，拜为太守，这就是他的家世。他后来自撰族谱，跟东汉的陈寔相接，不一定可靠。由此可见子昂是长于夷族的汉裔，他父亲曾为乡里判讼，所以他本人也带有几分山区穷乡的土气。他到长安去见武后，最初颇受轻视，武后用“柔野”这个词儿讥笑他，交谈后发现他的长处，才授了官职。他在家乡，十八岁还未读书，天天跟一批赌徒混着，有一次闯进乡校，受到刺激，便回家闭门发愤，之后就入京参加考试。相传他初到长安，为了制造自我表现的机会，故意在闹市用高价购买胡琴引人注意，并约集众人到客舍看他表演，到时候却突然把胡琴击碎，把自己才学抱负表述一番，然后拿所作分赠观众，从此声名大噪。故事虽不一定可信，但由他过去的性格推测，也不是毫无可能，这正是纵横家的本色。武后虽然一度赏识过他，终于不能重用，大概是因为他直言敢谏的这个倔强性格。赵儋在《陈公旌德碑》中说他：“封章屡抗，矢陈刑辟。匪君伊顺，惟鳞是逆。”便是明证。从他存诗的材料考查，他曾两次从军，一次是讨突厥，另一次是从武攸宜讨契丹，后一次曾见史书。子昂在出征中见武连败，便上书自请将一万人出击，不许，再度申请，话说得比较戆直，攸宜生气把他降为掌记室，由是深感抑郁，写下了有名的《登幽州台歌》。次年即退职还乡，父死不久，他也被人诬陷，冤死狱中。
从他自请将兵这件事，可见出他早年的赌徒性格，喜欢冒险，是十足的纵横家面目。在诗中，他也常表现功成身退的幻想，这和太白是一致的。有一次住在洛阳，客店主人轻慢了他，他愤而作诗表现自己的怀抱，曾以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自许。《感遇》诗第十一首也提到“吾爱鬼谷子”的话，其中有：
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
……
浮荣不足贵，导养晦时文。
舒可弥宇宙，卷之不盈分。
这样几句，充分表现出他那种纵横家的事业雄心和隐者功成身退的避世幻想。他又在《赠赵六贞固》第二首的诗中写道：
道心固微密，神用无留连。
舒可弥宇宙，揽之不盈拳。
最后两句连同前作两次用到，可见这是他自抒胸臆的得意之笔，由此显出子昂性格之一般。还有他在《赠别冀侍御崔司议》诗序中写过“嗟乎！子昂岂敢负古人哉”的话，个性之强，不难想见，土气也表现得十足了。又如：
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
（《赠严仓曹乞推命录》）
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
（《卧病家园》）
雨雪颜容改，纵横才位孤。
（《答韩使同在边》）
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
（《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
这些诗句，更是作为纵横家坦率的自我表白。
说到道家气质，可说是他的家风。子昂在他父亲的墓志铭——《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中，曾提到六世祖方庆得墨子五行秘书、白虎七变法，遂隐于郡武东山。卢藏用《陈氏别传》说他父亲“饵地骨，炼云膏四十余年”，他自己在《观荆玉篇》序文中也谈到“予家世好服食，昔常饵之”。所以他在随乔知之北征突厥，见张掖河有仙人杖，以为是益寿珍品，喜而食之，并向人宣传吹嘘。有懂得药物知识的告诉他，说这只是一种普通植物，并非什么仙药灵丹，使他大为扫兴，遂写《观荆玉篇》作为解嘲。可见他的好道实受家风影响。他的家庭的确是一个充满道教气味的家庭，便是读书环境也同样影响着他。陈子昂的家乡射洪在涪江边岸，诗人杜甫曾去探访过，作有《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一诗，前四句云：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
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
此处本一道观，是梁武帝为陈勋修建的，观后有空屋，即子昂读书处。杜甫来游时，那间屋已破坏，因作诗相吊，故末四句云：
陈公读书堂，石柱灰青苔。
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后来鲜于叔明（赐姓李）来做东川节度使，在观后立碑，那便是上面提到的《陈公旌德碑》。由此可知子昂的家庭和读书环境，都使他终生笼罩着道家思想，在生活作风和诗境方面显得那么光怪陆离。
太白身世的前半跟子昂无异，陈寅恪先生曾做考证，说他具有胡人血统，所以生命力强，富于想象，既想成大事业，又想做神仙。但太白的毛病在极端浪漫，为了发泄他的生命力，有时往往不择手段，以致晚年发生从璘的附逆事件，想成为乱世英雄，而做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反动错事。他的诗固然写得好，而社会却受了他的大害。
前人对陈子昂的评论，主要有两说：一是宋祁《新唐书·陈子昂传》的考语：“荐圭璧于房闼，以脂泽污漫之。”一是王渔洋（士禛）《香祖笔记》说：“子昂五言诗，力变齐、梁，不须言。其表、序、碑、记等作，沿袭颓波，无可观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颂表》一篇，《大周受命颂》四章……其辞谄诞不经……此与扬雄《剧秦美新》无异，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子昂真无忌惮之小人哉！诗虽美，吾不欲观之矣。”但在他的《古诗选》的凡例中，仍做了公正评价云：“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这两家评论都重在论其人，因人而轻其诗。《四库提要》甚至评他“譬诸荡姬佚女，以色艺冠一世，而不可以礼法绳之者也”。只有后来陈沆作《诗比兴笺》，用独到眼光评解名家的诗，论到陈子昂《感遇》诗时，才特别写文替他辩解，极有见识。文云：
诚知仕吕、仕周，不同新室、安、史，则随例进贺之表，应制颂美之什，诸公亦岂能无？特一则功业掩文章，偶乏流传之什。一则文章掩忠义，翻遗玷颣（lèi）之端。然石淙山侍宴之诗，狄、姚与二张诸武并列；张燕公铭檄之作，孝明与天册金轮间称。此则今日尚存，亦不闻薰莸同器，燕、许殊科也。仲尼见楚越之君，亦必称之为王。惟《春秋》乃可书子，彼宋、狄诸公，当日语言文字，其敢直斥武士彟乎？今既不能议诸公之仕周，乃犹谓仕周而不当从其称谓，其亦舍本而齐末，许浴而禁裸已。
且夫同仕而异品，同迹而异心者，一辨诸忠佞之从违，二辨诸进退之廉躁。历考武后一朝，惟子昂谏疏屡见：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极陈酷吏之害；武后欲黩兵，而子昂极陈丧败之祸；武后欲歼灭唐宗，而子昂请抚慰宗室。甚至初仕而争山陵之西葬，冒死而讼宗人之冤狱。皆言所难言，如枘入凿。是以杜甫《过陈拾遗故宅》诗云：“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其为党附不党附，可不言决矣。武后以官爵笼天下士，或片言取卿相，或四时历青紫。至于文学材艺，更所牢笼。沈、宋、杜、薛、阎、苏、二李，或参控鹤奉宸之职，或预三教珠英之修。其后神龙之初，并坐二张之党，子昂曾有一于此乎？释褐十载，不过拾遗；自托多病，不乐居职。笺牍则辄遭报罢，参军则累忤诸武。未及壮年，遽乞归养。父丧庐墓，哀动路人，至以侍从之臣，竟死县令之手。故杜甫诗又云：“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其躁进不躁进，又可不言决矣。
陈沆这一辩解真算是为陈子昂雪了诬，可谓千古卓见。
子昂早年是赌徒，又奉道教，两者其实是合一的，因为道教所持颇有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不过拿他和太白比较，子昂还算稳重，这是由于一部分儒家思想使他的生活态度有所限制，所以在他的诗里，我们还可见到他某些悲伤沉痛的地方。拿哭来作比喻，太白之哭像婴儿，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人生痛苦；子昂倒是像成年人的哭声，他诚然是有所激而发的，也就容易感人。
唐人作诗大半是为了社交应酬，常常是集体聚会赋诗，写完抄录在一起，前面必写一篇序文加以说明。有时这序文写得比诗还好，因为他们作诗有点像后代的行酒令，动机纯粹是游戏，所以佳作有限；而序文却没有形式的限制，可以自由发挥，便容易比诗写得精彩。韩愈最擅长作赠序一类文章，这就是他的历史背景。陈子昂是韩文的先驱者，也长于写这类序文，他常在散文中发抒悲凉感慨，这是他性格中的一种表现，和太白作风又有所不同。
从现在看到的龙门刻石，说明佛教在唐代也很盛行。陈子昂一部分消极诗篇可反映出这方面的思潮，似乎跟他本人多病有关系；而且纵横家易触霉头，自然更促进了他的消极思想。他跟晖上人的赠答诗，就属于这一类。晖上人当时住在附近的独坐山，跟子昂很接近。子昂的禅诗境界，在前近于谢灵运，在后近于韦苏州（应物），由此可看出晖上人对他的影响。
综合上面所说陈子昂的复杂思想，可以说纵横家给了他飞翔之力，道家给了他飞翔之术，儒家给了他顾尘之累，佛家给了他终归人世而又能妙赏自然之趣。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曾说起他的复古之志：“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也是他对文学所持的态度。他颇有志把诗的风格回复到建安、正始时代，《感遇》诗便是他这一复古志愿的具体实践和伟大成绩。正始作家阮籍、嵇康的诗是理过其辞，是逃避现实的伤感主义者，而建安诸子则社会色彩较著，子昂把两个时代的文学作风融合起来，成就所以独高。我们试加分析，发现他诗中的宇宙意识是来自正始，社会意识是来自建安，而与晖上人酬答诸诗，则达到向往自然的太康境界了。就诗的成就说，凡在他以前的文学遗产，几乎被他网罗殆尽，虽以齐梁文学之腐朽，到他手里也都化为神奇，他的近体诗正表现了这个特点，如《月夜有怀》一诗：
美人挟赵瑟，微月在西轩。
寂寞夜何久，殷勤玉指繁。
清光委衾枕，遥思属湘沅。
空帘隔星汉，犹梦感精魂。
用宫体诗而别具神韵，真有点铁成金之妙，可见他胸襟的宽广和技巧的高明。张九龄模仿他，面目非常相似，如《感遇》：
我有异乡忆，宛在云溶溶。
凭此目不，要之心所钟。
但欲附高鸟，安敢攀飞龙。
至精无感遇，悲惋填心胸。
归来扣寂寞，人愿天岂从？
也可算是独具只眼，自成一家的豪杰。
总之，陈子昂改造建安以来的文学遗产，作为盛唐的启门钥匙，这是他的伟大处。
王船山（夫之）对陈子昂的古风贬抑最厉害，说是“似诵狱词，五古自此而亡”。我却认为他这种非古又非诗的古诗作风，正是他独到而难得的创造。
拿王（维）、孟（浩然）和李（白）、杜（甫）比较，王、孟作风可算是齐梁的余音，在他们本身虽不大明显，传到大历十才子，那齐梁的面目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司空图替这一派制造理论，承他衣钵的在宋有严沧浪（羽），在清有王渔洋（士禛）。子昂是反齐梁作风最有力的人，所以渔洋很讨厌他，说了他许多坏话。渔洋编选的《唐贤三昧集》，不但不选子昂的诗，连李、杜也无只字，因为李、杜跟子昂正是一脉相承的。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不仅有宇宙意识，而且有历史意识。卢藏用在《陈氏别传》中曾说到他有作《后史记》的愿望：“尝恨国史芜杂，乃自汉孝武之后以迄于唐，为《后史记》，纲纪粗立，笔削未终，钟文林府君忧，其书中废。”书虽未成，由此可想见他的修养和气魄。我们如果拿研究文人太史公的眼光读子昂的诗，一定可以得到他的精华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