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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
所谓诗的唐朝，理由是：
（一）好诗多在唐朝；
（二）诗的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到唐朝达到了极点；
（三）唐诗的体裁不仅是一代人的风格，实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诗体；
（四）从唐诗分支出后来新的散文和小说等文体。
最后一条需要略加说明：唐代早期某些散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等，原来只是作为集体写诗的说明书而存在，是附属于诗的散文，到中唐便发展成独立的一体，可说是由诗衍化出来的抒情散文，它形成了所谓八大家式的古文，显然是受了唐诗影响而别具一格。又如唐代考试有行卷的风气，当时举子为了显示自己能诗的本领，往往在考前有意利用故事的形式把诗杂在里面，预先向主考官们亮出一手，希望借此得到重视，取得选拔机会，这就产生了大量的传奇小说。其他如新兴的词体，不用说更是从唐诗的主流中直接分流出去的。
“诗唐”的另一涵义，也可解释成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说他们的诗是生活化了的。
什么叫诗化的生活或生活化了的诗呢？唐人作诗之普遍可说是空前绝后，凡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来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至于像时光的迁流、生命的暂促，本是诗歌常写的主题，而唐代的政治中心又在北方，旧陵古墓，触目皆是，特别是在兵戈初息，或战乱未已的年代里，更容易触动诗人发思古之幽情，因而产生了中晚唐最多最好的怀古诗，这些都可说是生活诗化或诗的生活化的历史事实。但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感情老是逗留在这种高远的诗境中，精神过度紧张，久了将会发狂，所以有时不免降低诗境，俯就现实，造成一些庸俗的滥调，像张打油那一类的打油诗便产生出来了。再说唐人把整个精力消耗在作诗上面，影响后代知识分子除了写诗百无一能，他们自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不过他们当时那样作，也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因为诗的教育被政府大力提倡，知识分子想要由进士及第登上仕途，必要的起码条件是能作诗，作诗几乎成了惟一的生活出路，你怎能责怪他们那样拼命写诗呢？可是，国家的政治却因此倒了大霉！
我曾经就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作了个尚待修正的假定，唐诗的特点和发展变化的原因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试用一表来加以说明：
把建安作为文学史古代和近代的分水岭，理由是在这时期以前，文学作者多半茫然无考，打曹氏父子以后，我们才能够见作品就知道作者了。其次，普通讲文学史的人，大半以个人为中心来划分文学时代，似乎不很恰当。我以为要划分文学史时代，应高瞻远瞩，从当时社会的情况跟作者的关系方面去研究那个时代作者的同异所在，然后求出一个共同的特点来，作为时代的标志，因为任何天才都不能不受他的社会环境的支配。
曹魏时代，在政治上有所谓九品中正制度的建立，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到了东晋，便发展成为严格的门阀制度，流弊所及，使贵族盲目自大，生活堕落不堪。所以当李唐王朝重新统一天下之后，重修氏族谱，有意贬低固有门阀贵族的地位，他们的气焰才逐渐削弱，到了天宝之乱以前，已著相当成效。回顾这段时期（建安五年至天宝十四载）的诗，从作者的身份来说，几乎全属于门阀贵族，他们的诗，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被人们常称道的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所谓“盛唐之音”，就是他们的最高成就。
东晋是门阀开始的时期，也是清谈极盛的时期。《世说新语》里所记的人物故事，可代表这时期诗的理想境界，也可以代表这时期诗人的品性，大、小谢（谢灵运、谢朓）便是这时期诗人的具体代表。杜甫提到鲍明远（照）时说“俊逸鲍参军”。所谓“俊逸”，就是一种如不羁之马的奔放风格，跟魏武帝（曹操）的乐府诗风格很相近，却与这时期一般诗人的风格大不相同，所以钟嵘在《诗品》中用“嗟其才秀人微”的断语把他列入中品，这里用的正是门阀诗人的尺度。在同一尺度下，被后人盛称的陶渊明诗也不能取得较高的评价，因为他那朴素无华的田园诗正是当时贵族们所不屑于写的。到了盛唐，这一时期诗的理想与风格乃完全成熟，我们可拿王维和他的同辈诗人作代表。当时殷璠编了一部《河岳英灵集》，算是采集了这一派作品的大成，他们的风格跟六朝是一脉相承的。在这段时期内，便是六朝第二流作家如颜延之之流，他们的作品内容也是十足反映出当时贵族的华贵生活。就在那种生活里，诗律、骈文、文艺批评、书、画等，才有可能相继或并时产生出来，要没有那时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条件，谁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创造出那些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
天宝大乱以后，门阀贵族几乎消灭干净，杜甫所代表的另一时代的新诗风就从此开始。宋人杨亿曾讥笑杜甫是“村夫子”，恰好是把他的士人身份跟以前那些贵族作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杜甫同时而调子完全一致的元结编选过一部《箧中集》，里面的作品全带乡村气味，跟过去那些在月光下、梦境中写成的贵族作品风格完全两样。从这个系统发展下去，便是孟郊、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的继起。他们的作风是以刻画清楚为主，不同于前人标举的什么“味外之味”“一字千金”那一套玄妙的文学风格。这一派在宋代还在继续发展。要问这一批人为什么在作品中专爱谈正义、道德和惯于愤怒不平呢？原因是他们跟上一时期贵族作者的身份不同，他们都是平民出身，平民容易受人欺负，因此牢骚也多，这样，诗人的成分很自然地由贵族转变为士人了。其实，他们这种态度跟古代早期的贵族倒很接近，这是因为他们在性质上有着某些共同点。就是说早期的贵族，他们原是以武功起家，他们的地位是用自己的汗马功劳换来的，跟后来门阀时期的贵族子孙全靠祖宗牌子过活，一心追求享受不同。所以，他们多能慷慨悲歌，直到魏武帝（曹操）还保留着那一派余气，而唐代士人也同样，必须靠自己的文才去争取一官半职。他们同早期贵族一样本由平民出身，跟人民生活比较接近，因此他们能从自己的生活遭遇联想到整个民生疾苦。从这点来说，也可以解释杜甫的“三吏”“三别”诸诗为什么会跟汉乐府近似，表现出一种清新质朴的健康风格。
在宋代诗人中，东坡（苏轼）的作风是和天宝之乱以前那一段时期相近，到了陆放翁便满纸村夫子气了。所以如果要学旧诗，学宋诗还有可能发挥的余地，学唐诗（天宝以前的那种所谓“盛唐之音”）显然是自走绝路，因为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改变。没有那种环境和生活条件，怎能写得出那种诗来呢？从这种新作风的时代开始以后，平民跟文学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小说就跟着发达起来。但过去那种豪华浪漫的贵族生活方式始终还被少数人所留恋，尽管平民文学的新风格已经出现，并且在日益壮大，可是部分诗人总不免要对它唱出情不自已的挽歌，像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杜牧的“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如此之类，真可说是无限低回、一往情深的了。然而黄金时代毕竟已成过去，像人死不能复生一样，于是温（庭筠）、李（商隐）便把诗的理想与风格换过，逐渐走上填词的道路，希望在内容和风格方面保存一点旧日贵族的风流余韵；但就成绩来看，只能算是偏安而已，何况词的产生还不是基本上从平民阶级那儿萌芽的吗？
总的说来，唐诗在天宝前后完全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面目，这是作者的身份和生活前后有了很大改变的缘故。从整个文学史来看，唐诗的确包括了六朝诗和宋诗，荟萃了几个时代的格调，兼收并蓄，发挥尽致，古今诗体，至此大备。根据上述这些情况，我们今后提到“诗的唐朝”或“唐诗是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诗”，将不会再有空洞或浮夸的感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