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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多年后，我们已经无从揣测苏轼从汴京赶往黄州时，是否就像那离了洪洞县的苏三一样，满心都是凄惶和惊惧，却“未曾开言心内惨”。
刚从那场冤狱中脱身出来，他肯定是有怨气的，但身为逐客贬臣，容不得他一吐怨言，他甚至不能像苏三那样说给过往的君子听，只能默默承受这不白之冤。
黄州，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贬谪之地。现在，我们当然也知道，他将和这座小城互相成全，但对于前半生都顺风顺水的苏轼来说，从赫赫皇城被贬到这荒僻小州，无异于从高峰一下坠到谷底，当然那时候他也预想不到，未来他的人生还面临着更多的下降空间。
宋时的黄州是很荒僻的，此处临近长江，荒凉多雨，士民尚未完全开化，被京官们视为“鄙陋州郡”。
苏轼于元丰三年春天抵达黄州时，一开始还强打精神，称赞此地“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仿佛不改吃货本色。可没过多久，他的兴致就跌到了谷底，发现此处与京城相比太过闭塞落后，不禁哀叹“黄州真在井底”！
低谷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你预料不到它究竟何时结束，甚至会不会结束，如今我们可以把黄州四年看成苏轼人生中一个延长版的gap year，可当时的他，肯定是把这当成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下令贬逐他的神宗年方三十三岁，正当年富力强，性子颇为执拗，至少从短期来看，他被重新起用的机会相当渺茫。
如果说初抵黄州，苏轼还存在着一丝幻想或者说奢望，后来日子过得越久，这方面的念想就越来越淡。他不知道还要在这语言不通、风土鄙陋的江城待上多久，三年、五年，还是一辈子？
敢于正视现实是苏轼身上一个很大的优点。哪怕这现实再惨淡，他也能打起精神来面对。既然可能无法于此处脱身，那就得想尽办法活下去，首先亟须解决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生存问题。
前半生，苏轼可以说是没怎么吃过物质上的苦，在入狱之前，他的俸禄一度高达二千石，宋初二三十文约可买米一斗，两千文一两银，也就是说一两银子可以买八石左右的大米，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五百元的购买力，二千石约等于五百两银子，就算打些折扣，那也是相当可观的。可他生性豪爽，花钱大方，平时又喜欢应酬饮宴、周济朋友，不像弟弟苏辙那样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所以尽管收入不菲，却一直是随到随花、倾囊辄尽，自嘲是个“月光族”。
他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其实就是个虚衔，完全没有俸禄。
有人说他每个月有四千五百钱的津贴，这是一个误解，黄州团练副使是没有津贴的，实际上是他从积蓄中每月拿出四千五百钱来做生活费。宋朝钱币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四千五百钱就是一千三百五十元，苏轼全家二十多口人，人均每月不足六十块，生活水准可以说是急剧下降。
这也难不倒苏轼，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打算，他每个月初从积蓄中取出四千五百钱来，分成三十份，挂到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挑取一串。如果当天的钱没用完，就另外用一个大竹筒存起来。
一百五十文钱要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好在当时黄州物价便宜，苏轼在写给弟子秦观的信中很开心地说，黄州附近的县一斗米只要二十文，猪肉价格低廉，鱼蟹便宜得几乎不要钱。
但还有一个问题，如此低水准的生活开销，依苏轼微薄的积蓄，也只能支撑上一年而已。一年之后怎么办呢？
苏轼乐观地对秦观说，到时候再“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这就是苏轼，他几乎从来不为尚未发生的事焦虑，在生计方面，他可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当然，家中总有额外的开支，这么点钱其实是不够他开销的，除了依靠积蓄外，他在黄州之初还是多赖兄弟朋友接济，苏辙就常常资助他，太守徐君猷也处处周济，他感激地称君猷“相待如骨肉”。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他还是滞留此地，一位同样贫穷的朋友马梦得看他家里实在是难以为继，于是替他想了一个主意，向太守徐君猷求来了一块五十余亩废弃的军事营地。
这块地就是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东坡，足以和陶渊明种豆的南山、王维隐居的辋川齐名。
可在当时，那还只是一块撂荒了多年的荒地，瓦砾遍地、荆棘丛生，无人愿意耕种。
虽然现在的人常说，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诗人们更是动不动就要学陶渊明归隐田园，但从古至今，真正种过田的诗人是极少数的，没办法，学陶渊明只是看上去很美，真要模仿起来成本极高。首先你得吃得了耕稼之苦，种田是很辛苦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其苦，和陶渊明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谢灵运就很有自知之明地表示“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当官不想受气，种田又怕辛苦，只能在仕和隐中反复徘徊，最终在纠结中蹉跎了一生。
除了“力不任”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在官本位的等级社会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子们在内心深处是耻于耕作的，士农工商，读书人如果真的去种田，会被认为是阶层的跌落，所以君子不但远庖厨，也是远稼穑的。
苏轼却丝毫没有这些心理障碍，他出身于农家，尽管“平生未尝作活计”，没有亲自劳作过，但对农事一直有着亲近之感，他没有一般读书人那种不切实际的自尊心，一直保持着勤勉务实的农家子弟本色，他吃得下苦，也弯得下腰。当马梦得为他求得那块荒地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欣喜，对这块无人问津的荒芜之地，他却如获至宝，当成沃土良田一样去认真耕耘。
论种地的辛苦程度，苏轼开垦荒地之难尤在陶渊明种豆南山下之上，因为这块地实在是抛荒日久，开垦时又适逢大旱之年，他在《东坡八首》中自述其苦：“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诗里这样形容：“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可见开荒之艰辛。
论种地的认真态度，苏轼估计仍然是略胜陶渊明一筹。
陶渊明的田种得貌似不太理想，他在诗中自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后来网红教授戴建业开玩笑说他：“种的什么鬼田哟。”陶渊明好歹是个世家子弟，看来种田方面并无多少成功经验。
苏轼同样没种过田，但他虚心好学，不耻下问，乐于向当地的老农请教，在开垦之前，他首先在地上放了一把火，这样一来可以烧去那些杂草荆棘，二来焚烧后的草木灰能使土地肥沃，毫无开荒经验的他，显然是向老农们求教后才懂得如何下手。
开荒完成之后，已错过了水稻的种植季节，于是他种下了一垄垄麦子，富有经验的老农告诉他：麦苗长成之后，要趁早让牛羊啃食践踏，否则会颗粒无收。他虚心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后来麦子果然长得很好。他不仅一个人在地里开垦，还带上一家人在田里踏踏实实地劳作，黄州新认识的朋友也跑来帮忙。
苏轼的夫人王闰之本是农家女，对此道也颇为精通，有次家里买来的耕牛病了，她提醒丈夫可以给病牛吃青蒿粥，一试果然灵验，苏轼大为赞赏，还特意在给朋友章惇的信里提到了此事。
荒芜了十年的田地一时间变得热闹非凡，苏轼虽没种过田，但他从小就喜欢种树，自称“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等到田地初具雏形，他种了十亩水稻，十亩小麦，又另种竹、桑、枣、栗、松、橘，并特别写信给大冶一座寺庙的长老，要来“桃花茶”的名贵种子，想种在此处，做到“不令寸地闲”。杂草丛生的荒地在他的手下重新焕发出了活力，一派生机勃勃。
这块地位于黄州东边的山坡上，巧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四十八岁任忠州刺史时，也曾亲率童仆在春天城东的坡地上，手植花木，并写下了《东坡种花二首》等诗。苏轼一贯仰慕白居易，于是也效仿其写下《东坡八首》，且以东坡居士自号，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正式称他为东坡了。
苏东坡这个名字，远比苏轼更要深入人心，苏轼是属于他官方的身份，代表着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的辉煌经历，而苏东坡则是完全属于民间的，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提起这个名字来，都会会心一笑，深觉找到了同类。
到了元丰五年，埋首躬耕的苏东坡从外形上来看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夫，这些年，每到农忙时节，他总是头戴斗笠，手执锄耒，埋头在农田里忙活，黄州的烈日，晒黑了他的皮肤，却让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变得强健，这时如果相伴多年的王弗夫人再世，可能也认不出“日炙风吹面如墨”的他了。
土地没有辜负他的辛勤耕耘，田里的麦子很快熟了，初次收获了二十余石，他兴兴头头地教家中小婢将麦子去壳做成麦饭，新熟的麦子做的饭并不好吃，嚼在嘴中啧啧有声，孩子们笑着说像嚼虱子。东坡却觉得甘酸浮滑，有西北风味。他还别出心裁地教厨子将小麦、大豆掺在一起煮，入口更觉得余味无穷，夫人王闰之打趣他说：“这是新样式的二红饭啊。”
躬耕东坡缓解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让东坡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的快乐，在这里，他放下身段像真正的农民那样去亲近土地、挥洒汗水，变得越来越接地气，也给了他不曾有过的底气，如果一个读书人连种田的辛苦都可以甘之如饴，那么还有什么能够让他畏惧？他身上那种在其他文人身上难得一见的烟火味，正是在这艰苦的耕作生涯中涵育出来的。
这段经历的另一层意义是让他头一次与前辈诗人陶渊明有了文化血脉上的连接和承续，在此之前，他对陶渊明的了解和喜爱可能都是浮于表面的，直到双脚扎扎实实地立于东坡的泥土之中，他才对这位数百年前的东晋诗人有了深切的知己之感。
他们都是官场的弃儿，尽管一个是主动归隐，一个是被迫贬谪，最后却殊途同归，田园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了他们的失意，并给予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力量。
躬耕东坡时，是苏东坡精神上离陶渊明最近的时期，虽然隔着数百年时空，精神上的亲切感却让他觉得自己和这位前辈诗人仿佛比邻而居，他写过一首《江城子》，前面附有小序：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
在序中，他俨然把东坡当成了陶渊明当年游过的斜川，而在词中，他则隐隐透露了欲在此终老的念头。
有了这段耕作生涯，黄州于他，不再是一个匆匆路过的人生驿站，而成了想要度过余生的理想之地，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之中，他和这座江畔小城的牵绊已越来越深，直至后来人在玉堂深处，也念念不忘此处的小桥流水。
诗人躬耕，和农民种田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就曾指出：陶渊明的种地，跟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种地有相似的地方——这种农作在经济意义上是不重要的，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哲学性的种地。
苏东坡也一样，当他选择开垦荒地的时候，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生方式，当士子们都以种地为耻时，他却反其道行之，我们可以把他开荒种麦的行为，看成一种无声的宣告，宣告着对官场的厌弃和远离。
是的，官场抛弃了他，可他也早已厌倦了官场的污浊和黑暗，京城里的人，仿佛都戴着面具在生活，根本不适合性烈如火、遇事辄发的他，而黄州的土地和人民，则天生和他的性情相宜，在此，他才可以以淳朴的本来面目示人。
和陶渊明一样，苏东坡种地也种出了美感、种出了哲学意义，这并不是说他们美化了耕作，而是在寻常的农家生活中，本来就既饱含着“晨兴理荒秽”的艰辛，又不乏“带月荷锄归”的诗意，而他们恰巧捕捉住了这种诗意，并用妙笔将之定格。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读读那组《东坡八首》，其中既有对劳作生涯的切实描写，又流动着不时闪烁的欣悦，比如“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令人想起陶渊明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所有亲手栽种下稻苗的人，都曾体会过这种欣欣向荣的喜悦吧；又比如“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活脱脱一个食指大动的吃货，一见到坡上泉边有水芹菜，就联想到等到春来，可以炮制一道眉山名菜“芹芽脍斑鸠”；其七“潘子久不调”那首则令我想起《诗经》中名篇《七月》里的场景，我幼时长于农村，每到“双抢”时节，父亲领着众人在田里忙得热火朝天，母亲则领着我拎一个大竹篮去给他们送瓜果点心，正是诗中所说的“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有过饷田经验的人，读此诗肯定也能重温那种丰收的欢欣。
东坡，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感，且看一首小诗《东坡》：
雨洗东坡月色清，
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
自爱铿然曳杖声。
这首诗和《东坡八首》的写实风格完全不一样，是如此风神摇曳，玲珑剔透，没有半点尘俗气。
白天的东坡却和月下的东坡迥异，这里住着他的家人，朋友也时时过来欢饮，坡上遍植桃李松竹，阳光下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稚嫩的童子们在泉水边嬉戏，俨然就是那个“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
黄州给了他一片荒地，他却在荒地上开垦出一片桃源胜境，种桃种李种春风。陶渊明的桃花源是虚构的，而他的桃花源就在人间，叫作黄州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