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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台监狱，一间小小的单人牢房之中，苏轼正向隅而坐。
这是一间狭窄而阴暗的牢房，构造犹如一口百尺深井，关在其中，只要伸出手去，就会触碰到粗糙而冰冷的墙壁。在牢房上方，有一方极小的天井，从“井底”抬头往上看，只能见到席子大小的一片天。
苏轼这时隐然已经有文坛盟主的气象，诗文一出，天下争相传诵，连皇帝都爱赏有加。可怜这名满天下的一代文宗，此刻却沦为了阶下囚、井底蛙。
一旦入狱，他的遭遇和其他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还要更加严重。针对他的审问没日没夜地进行着，同样是因为错案而被抓进台狱的开封府尹苏颂，与苏轼的关押地仅隔一道墙。苏颂写了几首诗记叙当时的情形，其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两句。“吴兴”即湖州，“吴兴守”指的就是苏轼，看来他在狱中遭受的辱骂连隔壁犯人听着都觉得于心不忍了。
辱骂有之，那么是否还进行了严刑拷打？
庆幸的是，至少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确实记载，按照常理来推测，宋代还是尊重士大夫的，对这样一位文名卓著的才士，李定等人还是心存忌惮的，不太可能直接动粗。
但这对于苏轼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摧残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一路走来收获的都是青眼和优待，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前半生竟然一直承受着命运的厚待，而在狱中经受的一切让他惊觉，原来命运从来都不会一直厚待某个人。
回首半生，他入狱前的人生完全可以用顺风顺水来形容，才二十出头就和弟弟苏辙双双中举，且被文坛前辈欧阳修和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双双相中，将他看成未来文坛和政坛的接班人、顶梁柱。
遥想当年，何等风光，“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年少成名，双双高中，比陆机、陆云还要少年得志几分，那时自以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视功名利禄犹如囊中之物，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原以为可以如同展翅高飞的大鹏一样，扶摇直上九万里，却不料陡生变故，突然被人折断了翅膀，从青云之上坠入这“百尺深井”之中。
这算是苏轼有生以来面对的第一次巨大打击，而且几乎是致命的。狱中的他是处于隔离状态的，浑然不知狱外有多少人在为营救他而奔波忙碌，每天能够接触到的都是那些面目狰狞的审讯官，他这段时间所承受的恶意，比前半生加起来的还要多许多倍。
人性自古如此，从来都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当你身处“神坛”之上的时候，自有人对你歌功颂德、曲意逢迎；可当你一旦从“神坛”跌落，那些人中的大多数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轻则与你划清界限，重则对你谩骂羞辱。
当命运骤然露出獠牙的时候，一直对人生抱有美好期待的苏轼初次领略到了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丑恶。他这时才发现自己以前真是太天真了，天真到竟以为官场上容得下一颗赤子之心和一张耿直快嘴。直到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才浇灭了他所有不切实际的热情和幻想。
在这种心境下，他一入狱就有过绝食求死的行径（后因神宗遣使入狱而放弃），也有人说他藏了一枚金丹在身上，随时准备吞丹自杀。在经历了许多个辱骂恐吓的审讯日之后，苏轼终于放弃了为自己辩白的坚持，他心灰意懒地写下了长达一万七千字的“自白书”，承认说在湖州、杭州等地期间所写的部分诗作确实是暗怀讥讽、别有所指。
与其将自白书看成是认罪书，倒不如将其看作某种形式上的“屈打成招”。连日来不间断的审讯，足以摧毁任何一个意志坚强的人，狱中的苏轼便是如此，这时的他总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百般无奈之下才步步退守，坦白“招供”，一来为了少牵累亲友，二来可以让这一切都早早结束。
那么他真的认罪了吗？
多年以后，苏东坡回忆起此事时曾说道：“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
他说自己只不过是屡作诗文、寓物托讽，却被李定等人将讽谏曲解为诽谤，这当然不是从心底认为自己有罪。
至于他到底是否有罪，那就要看讽谏朝政到底算不算有罪了，还是如前所说，在熙宁年间直接上书都不算有罪，而到了元丰年间借诗讽喻却可以算成有罪，最终决定的还是背后的“圣意”。
此时发生了一件小事，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苏轼入狱之时，与长子苏迈约定，平日送饭只送菜肉，若有不测则送鱼。
一次，苏迈因事托亲戚送饭。然而，这位亲戚恰好送了鱼。
苏轼一见鱼，大惊失色，自知必死，在彻底绝望之下，写下了两首给弟弟苏辙的绝笔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
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
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
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知葬浙江西。
狱中的苏轼，完全是把这两首诀别诗当成遗书在写的，曾撰写过《“东坡乌台诗案”新论》的巩本栋教授分析说：“月落西沉，风动檐铃，狱中寒气凛冽，命在旦夕之中的东坡，面对生死，不禁彻夜难眠，心中万般思绪，万端感慨。有对家人、对亲友的惦念，有对人世、对曾经任职过的杭州、湖州百姓的留恋不舍……东坡的反应与常人似没有什么不同。但正是这种人性的共通点，让我们今天再读这些文字，才会为之动容。”
狱史梁成，是狱中唯一善待苏轼的人，知道他有睡前烫脚的习惯，每晚都会体贴地为他打来一盆洗脚水。苏轼写完诗后，也是托他带给弟弟。
据说梁成将此二诗秘藏枕内，日后再还给苏轼。也有种说法，说是宋神宗也读到了这两首诗，深深感动于苏氏兄弟的手足之情，因此动了恻隐之心。
不知何说为真，但此时营救一方的声势慢慢压倒了打击一方，受舆论影响，宋神宗决定再给苏轼一个机会，于是暗暗布了一个局，决定派一个小黄门去察探下他的表现。
这个时候的苏轼，心路历程已大致由愤懑、绝望走向了淡然，最坏的结局不过是因言获死，自古以来，因名声太响、嘴巴太大而罹罪的名士就不止他一人，后来在《东坡志林》中他就提到过：“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
狱中的他，可能隐隐猜到了自己获罪的根源，一度觉得终将步孔融、嵇康的后尘。嵇康赴刑场之时，顾日影索琴而弹，直到最后一刻，手挥五弦、目送归鸿的从容气度丝毫不改，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作魏晋风度。
如果注定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不如放开胸怀，泰然地接受这最后结局的到来。
那一夜，苏轼就像他所景慕的魏晋名士那样，彻底放下了曾有的忧惧，在死亡的威胁和生命的重压之下充分展现了淡定的一面。
那一晚，在风寒露重的狱中，他沉沉酣睡，鼻息如雷，当狱中新来了一个“狱友”时，他睡得那么沉，一点都没有被外来的响动惊醒。
大约四更天的时候，沉睡中的苏轼被人摇醒，新来的犯人满脸喜色地祝贺他说：“恭喜学士，贺喜学士！”
原来，这个“狱友”就是神宗指派的小黄门假扮的。他将狱中所见驰报给神宗，神宗听了之后，大舒了一口气说：“朕就知道苏轼胸中廓然无一事。”
这也是苏轼认为自己无罪的一条佐证，至少他问心无愧，若真是心中有愧，又如何能睡得如此安然？
从十二月起，该案移交给大理寺进行判决。大理寺给出的结果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御史台认为判得太轻，纷纷反对，于是提交审刑院复核。
十二月二十八日，该案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终审结果：“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尽管没有明言，可大家都知道，这是皇帝的旨意，那个小黄门的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段故事很有可能并非杜撰。
苏轼后来回忆说，能够死里逃生全托赖于神宗的格外开恩。“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觉知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
从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释放，苏轼整整蒙受了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历时一百三十天整。
这一百三十天，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段经历，在狱中时，苏轼一定常常自我反省，可一出狱，他就兴奋地写下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说：
平生文字为吾累，
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
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
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
为余投檄向江西。
他也知道祸从天降是因为“平生文字为吾累”，从今往后要“此去声名不厌低”，可积习难改，爱写诗爱发牢骚的毛病还是没办法完全改过来。
不管他是否认为自己有罪，判决结果认定他有“谤议朝政”的行为，并给予了发配黄州的惩罚。一并惩罚的还有一大群亲友，据统计，受牵连的共有二十九人之多，苏辙、王诜等受贬斥，司马光、张方平、黄庭坚等人也各被罚铜数十斤。
苏轼对自己的受罚尚能坦然接受，但对于连累亲友却十分内疚，好友王巩（定国）因受牵连被远贬宾州，他特意写信剖明心迹说：“（我）罪大责轻，得此已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己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绝。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乌台诗案虽然只有短短四个多月，却在苏轼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后遗症。
在黄州期间，他“忧谗畏讥，惟求避祸”，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放议朝政，至于再写诗讥讽新法，那是断断不敢了。
但他真的因为坐过牢而没了锋芒、改了性情吗？
如果一直如此，那就是白居易，而不是苏东坡了。
后来的经历证明，真正的锋芒只会内敛，绝不会消失，他藏在骨子里的一腔孤勇、满怀热血从来就没有更改过，所以不管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道，他总是勇于独持己见、力排众议，敢于和上峰争执，落得两边都不讨喜。
还有个“后遗症”倒可以算作良性的，苏轼自入狱之后，觉得自己命如草芥，深刻体验到生命的脆弱。一场风波触发了他对众生万物的悲悯之心。
出狱后，苏轼自己决不在家里宰杀生物，以前只能做到不杀猪羊这类大动物，现在则连鸡鸭蟹蛤，也都在禁杀之列。甚至有人送他螃蟹、蛤蜊之类，他也拿来投还江中，虽然明知蛤在江中，没有再活的可能，但总希望万一能活，即使不活，也总比放在锅子里煎烹为好。自述其由曰：“非有所求觊，但以亲经患难，不异鸡鸭之在庖厨，不忍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类，受无量怖苦尔。”
不仅自己不杀生，他还四处劝朋友戒杀。
一次他去看望住在岐山的好友陈慥，想起去年陈家杀鸡捉鸭，盛罗酒食来招待他的情形，不禁感到为口腹之欲而杀戮生命的残忍，所以一见面便先声明，千万不要为他杀生，后来又作了一首《我哀篮中蛤》的诗，寄往岐亭，劝说季常戒杀。
虽然不亲自杀生，但是要做到完全茹素，身为老饕的苏轼也是做不到的，他只能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食自死物”，后来又放宽范围至不亲自杀生。
佛教居士最初是可以吃五净肉的，即不见杀、不闻杀声、不为我杀、自死、鸟残。考虑到东坡肉、东坡肘子那么美味，那么我们也不妨对东坡居士稍微宽容一些，原谅他口口声声说要茹素终身后来又违背誓言吧。
苏轼在乌台诗案后觉醒的悲悯之心，倒不是仅仅针对于鸡鸭蟹蛤，便是对后来的政敌，他也抱有几分宽恕。后来旧党当权后，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新党中议论时事的人也扣上“谤议朝政”的罪名。苏轼却坚决反对大兴文字狱，认为用此等捕风捉影的手法定人罪名，手法实在是卑劣。
正因为自己曾经遭受那样的苦难，所以不忍再让他人蒙受同样的苦难，这样的东坡，即使天天吃肉，也无愧于居士这个头衔，因为他真正践行了佛家常说的“慈悲为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