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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浙江湖州。
初至湖州的苏轼，尚沉浸在痛失好友的哀悼中不能自拔，他的好朋友文同已于这一年正月过世。文同以画竹名世，也曾在湖州为官，并开创了“湖州竹派”，世称文湖州。苏轼与他志同道合，两人都是竹痴，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源自苏轼对文同的描述，他后来喜画竹，毫无疑问也是受文同的影响。两人同为巴蜀老乡，漂泊在凤翔时订下交情，相交十几年，感情格外深厚，苏轼曾说：与可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之。
骤闻文同去世的消息，苏轼痛哭了三日，一连几天都食不下咽。文同曾送了一卷手绘的《偃竹图》给他，七月二十八日这天，苏轼正在衙中庭前，展开好友的遗作细细赏鉴，文同之竹，妙绝天下，萧萧落落，疏朗中有挺拔之姿，数尺中有万丈之势，深得画竹之三昧。可惜如今墨迹如新，而故人已逝，苏轼睹画思人，不禁掩卷落泪。
正在此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喧闹的声音，有门子来报，说吵嚷的是一队差吏，来自汴京。
汴京两个字如同一声惊雷，惊醒了还在伤感的苏轼，尽管早已得知风声，他还是没想到逮捕他的人竟来得如此之快。
听门外那气势汹汹的阵仗，他的前半生，何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惊惶之下，他慌忙躲到了后衙，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恰好湖州通判祖无颇也在，便劝他事已至此，只能出去见台吏。苏轼此时已六神无主，又问该穿什么衣服，祖无颇安慰他说，既然还不知道是什么罪名，那就应当穿朝服相见。
苏轼换好朝服出来，见奉旨前来的皇甫僎身着靴袍，手拿笏板，一脸严肃，身后站着两位台卒，白衣青巾，面目狰狞，那种凶神恶煞的作派如同乌云压头、山雨欲来，让人喘不过气来。
吏卒们一言不发，更加让现场的气压低了几分，最后，还是苏轼开口请求：“我自知有很多地方都触怒了朝廷，想必今天肯定是死罪，还求降罪之前，能和家人诀别。”
皇甫僎面沉如水，只冷冷地说了四个字：“不致如此。”
在祖无颇的质疑下，皇甫僎才出示了一份追摄苏轼的公文，然后不容苏轼与家人从容告别，就催促他速行。两个吏卒闻令上来，用绳子将苏轼捆了起来，身为湖州最高长官的苏轼，就像鸡犬一样被驱逐上路。这时距他知州湖州，才三月。
家人号泣着追了上来，苏轼虽在惊惶之中，却还竭力保持着一贯以来的幽默感。这种情境之下，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拿听朋友讲的一则笑话来宽慰夫人：
从前宋真宗召隐士杨朴为官，等到杨朴入朝，真宗问他：“你离家时，有人赠你诗吗？”
杨朴说：“只有臣妻一首：更休落魄贪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真宗大笑，于是放他还山。
家居闲话时，苏轼曾将这个故事说给王闰之夫人听过。
临行之际，他突然灵机一动，对夫人说：“你就不能学杨朴的妻子那样，作首诗送给我吗？”
断送头皮的生死大事，也能当成个段子讲出来，魏晋名士推崇的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在苏轼身上听到了遗响。
惊慌之中的王夫人被他逗得破涕为笑，吏卒则恶狠狠地把苏轼拉出了门，顷刻间出城登船而去，沿途的百姓见他们敬爱的太守被五花大绑，狼狈不堪，都伤心得为之垂泪。
这大概是苏轼一生中少有的惶恐时刻，用狼狈两字都已经很难形容。其实，神宗的初衷只是将他押解回汴京询问，但皇甫僎等人完全将他当成犯了死罪的犯人来对待。
他们精心营造的恐怖气氛相当成功，苏轼的家人被吓了个半死，家中二十几口人连夜乘船去投奔苏辙，谁料官差竟紧跟不舍，将船上的物品翻了一个底朝天，素来温顺的王闰之惊怖之下，埋怨说这都是因为苏轼爱写诗，书成了一无所得，平白惹下了如此大祸，于是一把火将他的著作都烧了。
苏轼在被押解回京的船上，越想越怕，最怕的就是连累亲朋好友，在行经太湖时，他甚至想跳水自杀，一了百了，幸好被吏卒拉住了，有人劝他，如果未经审讯而自杀，必定会严惩亲友。想到这里，他才打消了投水的念头。此刻，他的心情就如起伏不定的湖面一样，生平头一次认识到了什么叫作江湖风波恶、人间行路难。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解至京，关进了御史台的监狱里，因御史台前种满了柏树，乌鸦喜欢聚集在柏树之上，因此又被称为乌台。苏轼的这段牢狱生涯，史称“乌台诗案”。
众所周知，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段公案的始末，留待下文再揭晓，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桩案件的性质是什么，也就是苏轼是因何入狱的。
所谓诗案，也就是指苏轼因诗文获罪，所以乌台诗案，也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不管是当时还是事后，都备受关注，它不是我国最早的文字狱，但绝对是大宋开国以来名气最大的文字狱。
文字狱在大宋本就罕见，宋朝太庙的誓碑中就明确写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话，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日子相当好过，不仅高官厚禄养着，还可以肆意议论朝政，不像明清时期，文字狱蔚然成风。
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共兴文字狱一百六十六起，处死了二百多人，牵涉三千多人。乌台诗案之所以引起关注，正因为它打破了宋太祖“不以言语罪人”的诏令，让原本言论自由的风气为之一紧。
这场诗案的导火索就是苏轼初知湖州时写的谢上表，其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句子，对于苏轼的这句话，御史是这样理解的：苏轼用“新进”和自己相对，而又说自己“不生事”，是不是在暗示“新进”官员“生事”呢？他们又从苏轼写的诗中找出诸多证据，指证他“谤议朝政、诋毁新法”。
这就显示出乌台诗案和明清文字狱最大的不同之处，前者的背景是党争，针对的是政敌，后者则是无差别打击，一个默默无闻的书生脱口吟上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会被扣上不忠的帽子。
李一冰在传记中将苏轼看成是“新旧党争的代罪羔羊”，诚哉斯言，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轼的确是新旧党争的牺牲品。关于新旧党争，后文还将论及，这里先不展开了。我们只需要了解到，在政治态度上来说，苏轼属于保守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旧党。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旧党中那么多人，为何被打击的是苏轼？
一言以蔽之——枪打出头鸟。
反对新法的人虽然多，但备受关注的就是苏轼。一是他名气很大，二十出头就和弟弟双双中了进士，又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钦点为接班人，之后虽然因为反对新法，不容于执政者，但俨然已成长为新一代的文坛盟主，后来为大家所瞩目的“苏门学士集团”已初具雏形，他写的诗，连外国使臣都争相传阅。论诗文传播之广，文学声誉之隆，这一点连旧党领袖司马光也比不上，毕竟司马光是以道德文章见长的，就好比超级畅销书作家和学术宗师的区别。
二是，他嘴巴很“大”。旧党中不乏像司马光、张方平之类的股肱之臣，但他们都是老成持重之辈，相对来说较为谨言慎行。如司马光在数次上疏反对新法无效后，就主动避居西京洛阳，埋头去修他的《资治通鉴》，对朝廷之事不再置喙。
苏轼就不一样了，他这个人性格爽快，遇到讨厌的人和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又正当年富力强，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管是他自己，还是新旧两党，可能都已将他看成反对新法的旧党“喉舌”，平常光嘴里和朋友们吐槽一下就算了，他偏偏还要形之于文，鼓动四方，这对新党来说就属于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研究苏轼的学者朱刚还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宋代雕版工艺的成熟扩大了苏轼的影响力，这种扩大，是以数倍甚至数十倍计的。在宋以前，书籍的印刷还不普遍，即使是像白居易这样家喻户晓的大诗人，所写的诗影响力也有限，可能只限于小圈子里传读，传到民间的寥寥无几。宋代就不一样了，有了活字印刷术，当世才子们的诗词文选，才得以大量印刷，降低成本，使更多人买得起，流传得更快更广。
苏轼到杭州任官后，杭州的出版商马上就抓到了机会，将苏轼在杭州的作品搜罗为集，并雕版印刷，名为《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部集子卖得很火，出版商们又追加投入，在元丰初年推出升级版《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讽刺的是，御史台的人也买了这部集子，不是为了一见苏学士的文学风采，而是为了在里面仔细搜罗罪证，倒为他们省了不少功夫。
“舆论”一词的出现，有考的年代大概是南北朝时期。但宋代以前，以文人为代表的制造舆论的群体，其影响力还很有限，多集中于社会的上层之间。根据朱刚教授的说法，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坛盟主，其影响不再局限于朝堂之上，更是扩散到了民间。关于他罹罪的原因，曾是他政敌、后来化敌为友的“洛党”名臣刘安世一针见血地指出：“东坡何罪，独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可见苏轼当时的影响力已经足够“与朝廷争胜”，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执政者看成危险分子的。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从变法以来，苏轼一直都在旗帜鲜明地和新党们唱反调，为何直到元丰年间，才被抓入狱？
这是因为从熙宁到元丰，时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熙宁变法的主导者是王安石，那时宋神宗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虽然视王安石为恩师，但还是听得进异议的。那时，关于新法的争论只是不同政见，苏轼曾直接上神宗万言书，慷慨激昂地分析新法的弊端，神宗不仅没有贬斥他，还特意面召亲自听取他的意见。王安石虽不满他的做法，也不过是劝皇帝不要重用他，将他调离权力中枢。
到了元丰年间就不一样了，这时王安石已两度罢相，变法真正的主导者成了神宗本人。
从熙宁到元丰，神宗为了推行新法，任用的不是拥护新法的人如蔡确，就是保持中立的如吴充。这时候新法已经被视为庙谟国是，不容任何质疑，对新法的任何非议都会被看成是对皇帝本人的挑战，这也是神宗为何在熙宁年间对苏轼还赏识有加，却在元丰年间毫不犹豫地将他扔进大牢的根本原因——他挑战了皇帝的权威。
后来大理寺给苏轼定下的结案呈词是“谤议朝政”，议则有之，谤则未必，同样是议论朝政，到底是解读为关心国是，还是诽谤朝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判断。诗可以“刺”本是传统，但一旦遇到闭目塞听、一意孤行的执政者，刺就成了谤。
从这件事中也彻底暴露了苏轼的“不识时务，不合时宜”，本来绝顶聪慧的他，始终还是缺乏了一点儿对局势的判断，迟迟没有察觉到时移世易，依旧在那儿愤世嫉俗地写诗著文，在御史台诸人眼中，喋喋不休的他和哇哇乱叫的乌鸦没什么区别，整天发出难听的声音，非除之而后快不可。
天罗地网已经布下，被关进了监狱的苏轼是否逃得过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