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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齐可欣的大学生活即将迎来最后一个学期，对于一个已经签订《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即三方协议），确定工作单位的即将毕业的应届本科生而言，这本来是一个很轻松的学期，可以提前去未来的工作单位岗前实习，体验即将到来的职场生活。
然而，疫情的发生打乱了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齐可欣越来越感觉到不安了。按照原计划，她要先返回学校，把三方协议交由学校填写盖章，然后再去工作单位报到岗前实习。但现在她没办法按时返校，只能先暂时待在家里；快递业务因为疫情暂时停止，邮寄资料到学校这条路也行不通了，似乎除了等，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起先她还担心用人单位会着急催她去实习，但后来一想，用人单位这会儿也开不了工啊。果然，用人单位的步调跟学校惊人的一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法学界今年的头等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也因为全国人大会议延期而被迫推迟，她只好在网上刷着以律政为题材的电视剧，以打发无聊的时间。
当年上小学时，她就是因为一部律政剧而爱上了法律，爱上了律师这个职业，爱上了那种为了正义、为了保护弱者，而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奋起对抗恃强凌弱者的感觉。因此，填高考志愿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律专业，但自从她考上大学并学了法律，参加过辩论赛、旁观过法庭、起草过判决书之后，她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律师工作，远远没有电视剧中看到的那样光彩夺目，这导致她在择业时十分纠结，甚至一度想放弃成为一名律师，转而去大公司做个公司法务。
最终还是闺蜜苏玺儿的一番话，让她坚定了要成为一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好律师的想法。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顶级“红圈所”超高的招聘条件她并不具备，她只是一所普通法学院的本科生，于是退而求其次，她只能在中等规模的律所中进行选择。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与本地一家实力还不错的本土律所签订了三方协议，但她毕竟是学法律的，她很清楚，三方协议不等于劳动合同，只是学校、学生、用人单位三方签订的就业意向书，只有毕业生到单位报到，并与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后，才能和用人单位正式确立劳动关系，所以仍有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虽然违反三方协议也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但违反三方协议的代价要远远低于违反劳动合同的代价，再加上疫情这样的不可抗力，用人单位真要是违反也未必会被法院判处重罚。
还有一个问题，按照律师行业的规定，成为一名正式的执业律师之前，要先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早一天完成实习期，就可以早一天拿到正式执业律师证，这也是齐可欣着急的主要原因。律师在实习期间基本相当于很多传统行业的“学徒工”，简单来说，就是拿最微薄的收入干最脏最累的活儿。
其实，很多行业的收入结构都遵循着二八定律，即：20%的人拿走了这个行业80%的收益。律师行业更是将这个定律发挥到极致，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律师的收入分配水平其实是一九定律，声名远播的大律师接案子接到手软，年收入上千万不在话下，活儿多到来不及做，甚至不够优质的客户都敲不开他们的门。而默默无闻的小律师很多都是吃了上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里，收入很不稳定，甚至有些律师最后坚持不下去被迫转行去了其他行业。
跟齐可欣一样，闺蜜苏玺儿的心中也有一个律师梦，但不同的是，她清楚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的机会，因为她的学历不够，压根儿没有参加法考的资格。所以，当齐可欣说想放弃成为一名律师时，她感到非常不理解。人很奇怪，当你拥有了一样东西时，你不会觉得它很珍贵，反而觉得习以为常。相反，当你越想得到某种东西而又无法得到时，你对它的渴望就越强烈。因此，她非常希望齐可欣可以实现她们俩心中共同的那个梦。
苏玺儿和齐可欣是同年生人，两人自小学时就认识，那时候她们是同班。因为齐可欣身形瘦小，所以老是有调皮的小孩儿捉弄她。齐可欣被捉弄后，也不会反击，只会哭着去找老师，次数多了，老师就会说：“玺儿，你去安抚一下欣欣。”
苏玺儿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性格像个男孩子，头发也从不留长，身材在班里也属比较高大的，她拍拍齐可欣的肩膀，说：“咱们俩以后就不分开了，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吃饭。他们要敢再来欺负你，我挡住他们，你去告诉老师。”
“你挡住他们，我去告诉老师？那我们不是就分开了吗？”齐可欣的思维方式从小就有点与众不同。
“嗯？”苏玺儿疑惑了一下，但很快又反应了过来，“对！就这个时候分开，其他时间都不分开。”
久而久之，个性迥异、身形也截然不同的两个女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后来，她们中学时虽然不是同班了，但也在同一所中学，一起参加高考，梦想都是报考法律专业，但可惜苏玺儿的分数不够，被调剂到一所专科院校读了人力资源管理。
比齐可欣早一年毕业的苏玺儿去了本地一家餐饮企业做HR，本来工作得挺顺利。结果疫情一来，繁荣的商业街顿时空无一人，餐饮业赖以生存的现金流瞬间就消失了，原先十几家连锁店以及几百名员工，很快就成了公司的负资产。至于什么时候能够解封，以及解封之后整个行业什么时候能够复苏，甚至多长时间能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这些都不可预知。
很快，公司就作出了决定，所有高管全部不拿工资，中层管理干部以下到普通员工，工资减半发放。工资本来就不高，现在还要减半，这让很多平常花钱如流水的年轻人们，一下子从“月光族”变成了“月欠族”。
苏玺儿是HR，这么一条不幸的消息，必须由她负责发邮件通知所有人。虽然月薪减半的决定不是她做的，但是这个鼠标点起来，还真不是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后来随着疫情精准防控的加强，情况逐渐好转，但恐怕短时间内还无法马上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客流量，以餐饮业来看，即使陆陆续续开门迎客，但顾客依然非常稀少。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苏玺儿的主要工作都是裁员，这对所有HR而言都是一项颇为棘手的工作，更何况是一个新人。制定方案、准备文件、面谈沟通，一开始她还能平常心面对，但接触被裁员工的负面情绪多了以后，她也没那么淡定了，毕竟她还是资历尚浅的职场新人，经历的事情也并不算多。
在沟通裁员过程中，绝大多数员工对公司的决定都表示能够理解，只要赔付相应的金额即可。但还是有少数被裁员工感到面子上挂不住，甚至去申请劳动仲裁，更有对仲裁结果不服者，还起诉到了法院。
虽然出庭的事情是公司法务负责，苏玺儿并没有去法院，但在与法务交接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她还是真刀真枪的实战了一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诸多困惑。
于是，苏玺儿想了解一下法律人士对疫情期间的裁员问题怎么看，齐可欣也希望听听专业HR对她目前所处的困境有什么高招儿，两人决定周末约着在咖啡厅见一面。其实，双方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目的——发一发牢骚，吐一吐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