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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一五年十月初的一天，太阳落山前一小时，一个步行的旅客来到了迪涅这个小城。此刻，只有少数几个市民站在门口或窗前，不安地看着这个人经过。像这样衣衫褴褛的行人实在少见。他中等身材，健壮结实，正值盛年。他可能有四十六七岁。一顶皮鸭舌帽压得低低的，遮住了半个脸；这张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的脸上淌满了汗水。他穿着黄粗布衬衫，领子上系着一个小银锚，露出了毛茸茸的胸部；领带扭得像根绳子，蓝斜纹布的裤子已经磨损，一个膝头已发白，另一个已有破洞，灰色的工装破烂不堪，一只胳臂肘上用麻线缝了块绿呢；他背了个簇新的军用包，鼓鼓囊囊，并且扣得紧紧的，手里拿了根疙里疙瘩的粗棍子，光着脚穿了双钉了钉的鞋子，头发很短，胡须很长。
汗水、炎热、步行、尘土，给这破烂的一身增添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肮脏。
头发虽然很短，但根根竖着，因为剃光的头发重新长了出来，似乎有一些时候没有理了。
没有人认识他。显然只是个过路客。他从哪里来？从南方。可能是从海边。因为他进入迪涅时，和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去巴黎走的是同一条街。他想必赶了一整天路，看上去疲惫不堪。在城郊的老镇上，有几个妇女见他在加桑迪大马路的树荫下歇了歇，又在街尽头的水池里喝了点水。他一定渴极了，因为跟在他后面的几个孩子，见他走了二百步，在集市广场的水池旁又停下来喝了水。
到了普瓦施韦街拐角处，他向左拐，径直朝市政府走去。他走进市政府，一刻钟后从里面出来。一个宪兵坐在门口的长石凳上；三月四日，德鲁奥将军
曾站在这个长凳上向惊慌失措的迪涅市民宣读过茹安湾宣言
。那人经过时，脱下帽子，恭敬地向宪兵行了个礼。
宪兵没有理他，只是仔细地将他打量了一番，又用目光送了他一程，然后进市府里面去了。
那时候，迪涅有一家豪华旅馆，名叫科尔巴十字架。旅馆老板叫雅甘·拉巴尔，迪涅市的人都说他是另一个拉巴尔的亲戚。那另一个拉巴尔曾是拿破仑的近卫骑兵，在格勒诺布尔开了一家三太子旅馆。拿破仑登陆时，当地对这家三太子旅馆曾有许多传闻。人们传说，那年一月，贝特朗将军曾乔装车夫，多次来这家旅馆，给一些士兵颁发十字勋章，向一些市民们散发拿破仑金币。事实上，拿破仑来到格勒诺布尔后，坚持不下榻在省政府大厦；他谢过市长，说是去他认识的一个正直人那里，结果去了三太子旅馆。三太子旅馆的拉巴尔真是蓬荜生辉，他那份殊荣反射到百公里外的科尔巴十字架旅馆的拉巴尔。迪涅城里有人说，他是格勒诺布尔那位拉巴尔的表兄弟。
那人向这家旅馆走去，那是当地最好的旅馆。他走进厨房，厨房的门正好临街。所有的炉灶都生了火，壁炉里大火熊熊，烧得很欢。店主同时也是领班，忙得不亦乐乎，既要照管壁炉，又要照应烧菜，正在为运货马车夫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车夫们喧闹的说笑声从隔壁屋里传进厨房里。旅行过的人都知道，谁也没有运货马车夫吃得好。一只肥肥的旱獭，夹在一串白鹧鸪和松鸡中间，穿在一根铁钎上，在壁炉的柴火上转动。炉子上正在烧着两条洛泽湖的大鲤鱼和一条阿洛兹湖的鳟鱼。
店主听见门打开，又来了一位客人，头也没抬地问道：
“先生要来点什么？”
“吃饭和过夜。”那人说。
“再容易不过了。”店主回答。这时，他才回过头，将来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又加了一句：“……要付钱。”
那人从工装口袋里掏出一只很大的皮钱包，回答说：
“我有钱。”
“那好，请稍候。”店主说。
那人把钱包放回口袋，取下背包，放在门边的地上，手里仍拿着那根棍子，去坐到壁炉旁的一张小矮凳上。迪涅是山区。十月的夜晚非常寒冷。
然而，店主走来走去，眼睛却在审视这位客人。
“就好了吗？”那人问。
“就好了。”店主说。
新来的客人背对着店主在烤火，可敬的店主雅甘·拉巴尔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从窗旁的小桌子上拿起一张旧报纸，撕下一个角，在页边的空白处写了一两行字，折起来，但没封口，然后把这张破纸交给一个孩子，看来是店里的学徒和小伙计。店主在孩子的耳边嘀咕了一句，那孩子就一溜烟朝市府跑去了。
这一切，那旅客全没看见。
他又问了一遍：“就好了吗？”
“就好了。”店主说。
孩子回来了。他带回了那张字条。店主急忙打开，就像在等待答复一样。他似乎很用心地读了字条，然后摇了摇头，沉思片刻。最后，他向旅客走了一步，那旅客似乎在沉思默想，有些心神不宁。
“先生，我不能留您住宿。”店主说。
那人微微直起身子。
“怎么！怕我不付钱？要不要先付？我有钱，我跟您说。”
“不是这个。”
“那么是什么？”
“您有钱……”
“是的。”那人说。
“可我没有房间。”店主说。
那人心平气和地说：“让我住马厩好了。”
“不行。”
“为什么？”
“地方全给马占了。”
“阁楼上有个角落也行，”那人又说，“给我一捆麦秸。吃完晚饭再说吧。”
“我不能给您吃的。”
他说这话的语气挺有分寸，但很坚决，外乡人感到问题严重了。他站了起来。
“啊！我都快饿死了，我。天一亮我就上路了。走了十二里。我付钱嘛。我要吃饭。”
“我什么也没有。”店主说。
那人哈哈大笑，把身子转向炉灶。
“什么也没有！这是什么？”
“这都是有人订的。”
“谁？”
“赶大车的先生们。”
“多少人？”
“十二个。”
“这都够二十个人吃。”
“他们全包了，钱也付过了。”
那人又重新坐下，仍然低声地说：
“我是在旅馆里，我饿了，我不走。”
这时，店主俯身凑到他耳边说：“离开这里！”那语气使他打了个寒战。
旅客此刻正弯着腰，用一头包了铁皮的棍子拨弄着几根火炭。他蓦地转过脸，正要张口反驳，那店主眼睛看着他，依然低声地对他说：“听着，别啰唆了。您要我说出您的名字吗？您叫让·瓦让。现在，您要我说出您是谁吗？看见您进来，我就有些怀疑了，我叫人去了市政府，这就是人家给我的答复。您认不认得字？”
说着，他把那张已经打开的从旅馆到市厅来回转了一圈的字条递过去。那人瞟了一眼。店主停了会儿又说：
“我向来以礼待人。离开这里！”
那人低下头，捡起他放在地上的背包，离开了旅馆。
他上了大街，沿着房屋，漫无目的地朝前走去，就像受了侮辱的人，神情非常忧郁。他一次头也没有回。假如他回头的话，就会看见科尔巴十字架旅馆的老板站在门口，正用指头指着他，激动地说着话，旅馆里的所有客人和街上的所有行人都围在他身边。他如果看到那群人不信任和慌张的目光，就会猜到，他的到来马上会在迪涅传得满城风雨。
这一切，他什么也没看见。心中忧郁的人是不会朝后看的。他们深深知道，厄运总跟在他们后面。
他像这样走了一阵，一次也没停下，漫无目的地穿过一条条陌生的街道，忘记了疲倦，人悲伤时常常会这样。突然，他感到饥饿难忍。黑夜正在降临。他四下张望，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过夜。
漂亮的旅馆已向他关上大门。他想找一家简陋的酒店，一家寒碜的咖啡馆。
恰好街尽头亮起了灯光。一根松枝，挂在一个直角铁架上，显露在黄昏灰蒙蒙的天空中。他向那里走去。
果然是家小酒店。在夏福街上。
旅客停了一会儿，从玻璃窗往里面张望。酒店的大厅又低又矮，一张桌子上放着一盏灯，壁炉里大火熊熊，灯光和火光照亮了屋子。有几个顾客在喝酒。店主在烤火。一只铁锅挂在一个吊钩上，大火烧得它吱吱响。
这家酒店似乎也是客栈，可从两个门进去。一个门临街，另一个通往一个小院子，院子里到处是粪。那旅客不敢从临街的门进去。他溜进院子，又停了停，然后怯生生地提起碰锁，把门推开。
“谁？”店主问。
“一个想吃饭和住宿的人。”
“很好。这里可以吃饭和睡觉。”
他走进酒店。正在喝酒的顾客都回过头来。一边是灯光，另一边是火光，把他照得清清楚楚。趁他解包的时候，大家把他打量了一番。
店主对他说：“这里有火。晚饭正在锅里煮着呢。过来暖暖身子吧，老兄。”
他走过去坐到炉子边。他把两只累坏了的脚伸到火前。一股香味从锅子里溢出。他的鸭舌帽压得很低，从他露出的那部分脸上，隐约可见一种惬意的神情，同那因饱经风霜而形成的令人心碎的神情混合在一起。
此外，这张脸显得坚强刚毅，但郁郁不乐。这是一种复杂而奇特的神情，乍一看觉得挺谦卑，最后又觉得很严肃。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光，犹如一堆火光在荆棘丛中闪烁。
可是，喝酒的人中有一个鱼贩子，他在进夏福街的这家酒店之前，先去把马寄存在拉巴尔旅馆的马厩里了。碰巧，那天早晨，他遇见过这个满面倦容的外乡人，那是在从阿斯湾到……（我忘记是哪里了，可能是埃斯库布隆）的路上。他们相遇的时候，那外乡人似乎疲惫不堪，要求搭一段车。可鱼贩子没予理睬，反而加快了步伐。半小时前，他也是围在雅甘·拉巴尔身边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还把上午这场不愉快的相遇，向科尔巴十字架旅馆的那些人做了叙述。这时，他从座位上向酒店老板做了个难以觉察的手势。老板走到他跟前。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那外乡人早已陷入了沉思。
店主回到壁炉旁，粗暴地拍了拍他的肩，对他说：
“你得离开这里。”
外乡人转过脸，和气地问道：
“哦！您知道了？……”
“对。”
“那家旅馆把我撵出来了。”
“这里也要把你撵出去。”
“您要我去哪里？”
“别的地方。”
那人拿起棍子和背包，离开了酒店。
他出去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向他扔石头，他们是从科尔巴旅馆跟过来的，好像在等他出来。他生气地回过头，举起棍子吓唬他们。孩子们小鸟般地四散了。
他从监牢前面走过。门口挂着一根铁链，下面系着一口钟。他敲钟。
门上的一扇小窗打开了。
“狱卒先生，”他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说道，“您能给我打开门，让我住一夜吗？”
一个声音回答：
“监牢不是旅馆。让人把您抓住，我就给您开门。”
小窗又合上了。
他走进一条小街，那里有许多花园。有几个花园只用绿篱围着，使这条街显得生气勃勃。在这些花园和绿篱中间，他看见一座二层小楼房，窗口亮着灯光。他像在那家小酒店里那样，从窗口向里面望了望。这是一间粉刷得雪白的大卧室，一张床上铺着一块印花布床单，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只摇篮，几张木椅，墙上挂着一支双响猎枪。房间中央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饭菜。一盏铜灯照亮了粗布做的台布，锡酒壶闪着银光，里面装满了酒，褐色的汤罐冒着热气。桌旁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有一张快乐和开朗的脸，一个孩子在他膝上蹦跳。他身边有位少妇，在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父亲在大笑，孩子在欢笑，母亲在微笑。
看着这温馨祥和的情景，外乡人出了一会儿神。他心里闪过什么念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也许他在想这个快乐的家庭可能会接待他，在这洋溢着幸福的地方，也许能找到一点儿同情。
他轻轻叩了叩窗玻璃。
没人听见。
他又叩了一下。
他听见那少妇说：“老公，好像有人敲门。”
“没有。”丈夫回答。
他又叩了第三下。
丈夫站起来，拿起灯，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此人高头大马，既是农民，又是手艺人。他围着宽大的皮围裙，一直围到左肩膀，围裙下端撩起，用腰带束着，就像是一个口袋，里面鼓鼓囊囊，放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一把铁锤、一块红手帕、一个火药壶。他仰着头，翻领衬衣敞开着，露出了白净光滑、如公牛般粗壮的脖子。他长着浓浓的眉毛，蓄着黑黑的络腮胡子，眼珠凸出，口鼻活像野兽的吻部，脸上露出一种难以言表的称心如意的神态。
“先生，”那过路人说，“对不起。您能给我一盆汤，让我在花园那边的棚子里过一夜吗？我付钱。您说行不行？我付钱，行不行？”
“您是谁？”主人问。
那人回答：“我从皮伊——穆瓦松来。我走了整整一天。走了十二里。行不行？我付钱，行不行？”
“我不会拒绝留宿一个肯付钱的规矩人。”那农民说。“不过，您为什么不去客店呢？”
“都客满了。”
“算了！怎么可能？今天又不是赶集，也没有庙会。您去过拉巴尔那里了吗？”
“去过。”
“怎么样？”
旅客尴尬地回答：
“不知道，他没让我住。”
“没去夏福街的那家什么酒店？”
外乡人更尴尬了。他结结巴巴说：
“也没让我住。”
农民的脸上出现了不信任的神态。他从头到脚把那人打量了一遍，突然，他战栗着喊道：
“您就是那个人？”
他又看了一下外乡人，后退三步，把灯放在桌上，从墙上取下猎枪。
他刚说完“您就是那个人”，他妻子就站了起来，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赶紧躲到丈夫的身后，惊恐地看着外乡人，露着胸脯，睁大着惊慌的眼睛，喃喃地说：“Tso-maraude
。”
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屋主人像审视毒蛇一般将那人打量了一会，然后又回到门口，对他说：
“快滚！”
“行行好，给我一杯水。”那人又说。
“给你一枪！”那农民说。
接着，他砰地关上门，外乡人听到他插上了两重门闩。过了一会儿，百叶窗也关上了，还听见用铁杆加固的声音。
天越来越黑。阿尔卑斯山的寒风呼呼地刮着。在暮色中，外乡人依稀看见街边的一个花园里有一间小茅屋，像是用草皮块垒成的。他毅然跨过木栅栏，进了花园里。他走近小茅屋。门又矮又窄，很像养路工人在路边建造的小棚屋。他可能真以为是某个养路工人的住处。他又冷又饿。肚子饿就不去管它了，但至少可以在里面避风寒。这种棚子一般晚上是没有人的。他趴下来，爬进屋子。里面挺暖和，还有一张相当不错的麦秸床。他在这床上躺了一会，动也动不了，因为太疲倦了。但他还背着背包，躺着不舒服，再说，这是一个现成的枕头，他就开始解下一条背带。这时，他听到一声凶恶的吼叫。他抬起头，一只大狗的脑袋出现在昏暗的门口。
原来这是狗窝。
他本来就身强力壮，令人望而生畏，这时他抡起棍子当武器，把背包当盾牌，好歹离开了狗窝。他那身破衣服撕得更破了。
他走出花园，是倒退着出去的。为了吓唬那只狗，他不得不挥动木棍，剑术教练们把这种棍术称作“隐蔽的玫瑰”。
他好不容易跨过栅栏，回到街上，举目无亲，没有住处，无家可归，无处藏身，连那张麦秸床和那个可怜的狗窝也不容他栖身。他坐到——不如说跌到——一块石头上，有个行人好像听见他喊了一句：“我连一条狗都不如！”
他很快又站起来，继续往前走。他出了城，希望能在田野里找到一棵树或一个草垛，好在那里避避风寒。
他这样慢慢地走了一阵，始终没有抬头。当他感到已远离人的住所，才抬起头来，四下张望。他已在一块田里。前面是一个布满麦茬的低丘。庄稼收割完后，那山丘就像剃光头发的脑袋。
天边黑沉沉的；那不只是天色，还有一团团低云，仿佛贴在山丘上，冉冉上升，渐渐布满天空。但是，因为月亮即将升起，而且，天穹上还残留着黄昏的余晖，这些云团在上空形成白蒙蒙的拱穹，向大地投下一片微光。
因此，地上比天空更亮一些，造成一种特别阴森可怖的效果，而那荒凉贫瘠的山丘，白蒙蒙一团，呈现在黑暗的天际。这一切是那样丑恶、渺小、凄凉和狭隘。田野里，山丘上，只有一棵歪歪扭扭、丑陋不堪的孤树，在离旅客几步路的地方索索发抖。
这个人显然不会有细腻的智力和思想，不会像别人那样对事物神秘的外表产生感觉，可是，这天空，这山丘，这平原，这孤树，是那样荒凉凄惨，那人伫立沉思一会后，就突然往回走了。有时候大自然似乎也会充满敌意。
他从原路返回。迪涅的城门全都关闭了。迪涅在宗教战争中受过多次围困，但到了一八一五年仍围着旧城墙，侧翼有方形箭楼，但后来全都拆毁了。他从一个缺口进了城。
那时可能是晚上八点钟。因为他不认识街道，便又开始漫无目的地转悠。
他这样转到了省政厅，而后来到了神学院。经过大教堂广场时，他向教堂扬了扬拳头。
在这广场的角上，有一个印刷厂。当年，拿破仑皇帝和帝国近卫军致军队的宣言书，就是在这家印刷厂首次排印的。那些宣言书是由皇帝亲授，从厄尔巴岛带到迪涅的。
他已精疲力竭，也不再抱任何希望，就躺在印刷厂门口的长石凳上。
这时，一个老太太从教堂里出来。她见这个人躺在黑暗中，便问道：“您在这里干什么，朋友？”
他粗暴而怒气冲冲地回答：“您没看见吗，老太太？我在睡觉。”
这个名副其实的老太太，是R侯爵夫人。
“在这石凳上？”
“我睡了十九年木板床，”那人说，“今天要睡一睡石板床。”
“您当过兵？”
“是的，老太太。当过兵。”
“为什么不去住客店？”
“没钱。”
“唉！”R夫人说，“我钱包里只有四个苏。”
“四个苏也好啊。”
那人接过钱。R夫人又说：
“这几个钱是不够您住店的。您总试过了吧？您在这里过夜是不行的。您现在肯定又冷又饿。就没有人出于怜悯让您住一夜？”
“我敲遍了所有的门。”
“怎么样？”
“到处碰壁。”
那“老太太”碰了碰那人的胳膊，指了指广场对面主教府旁边的那座小楼。
“所有的门您都敲了？”她说。
“是的。”
“那个门敲了吗？”
“没有。”
“那就去敲吧。”
那天晚上，迪涅的主教先生在城里散完步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里，一直到很晚。他正在写一部关于“义务”的巨著，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完成。他把神甫和圣师们关于这个严肃问题的论述仔细地研读。他的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人人应尽的义务，第二部分是每个人根据自己所属的阶层应尽的义务。人人应尽的义务是最重要的义务。共有四种。圣马太指出，一是对上帝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二是对自己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和三十节），三是对同胞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四是对创造物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和二十五节）。至于其他义务，主教在别的著作中发现有阐述和规定：君王和臣民的义务，在《罗马人书》里；法官、妻子、母亲和青年男子的义务，在圣保罗的著作中；丈夫、父亲、子女和奴仆的义务，在《以弗所书》中；信徒的义务，在《希伯来书》中；处女的义务，在《哥林多书》中。他煞费苦心，想把这些规定编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介绍给世人。
八点钟他还在工作，膝头摊着一本厚书，很不舒服地在一些小方纸上写着什么。这时，马格卢瓦太太进来了，按照她的习惯，将放在床边壁橱里的银餐具拿走。过了一会儿，他感到餐具已摆好，他妹妹可能在等他了，便合上书，起身去饭厅。
饭厅是个长方形的屋子，内有壁炉，门临街（这在前面说过了），窗向着园子。
果然，马格卢瓦太太就快摆好餐具了。
她边忙着开饭，边同巴蒂斯蒂娜小姐聊天。
壁炉旁有张桌子，桌上放着一盏灯。壁炉里火烧得很旺。
这两个女人都已年逾六十，不难想象她们的模样：马格卢瓦太太又矮又胖，性情急躁；巴蒂斯蒂娜小姐温和瘦弱，比她的兄弟稍高一点，穿着一条褐色的丝裙，那是一八〇六年的流行色，还是在巴黎买的，一直穿到现在。让我们借用通俗的字眼来对她们做一概括：马格卢瓦太太像“农妇”，巴蒂斯蒂娜小姐像“贵妇”；这两个表达方式言简意赅地说出了要用一页纸才能表达的思想。马格卢瓦太太头戴一顶白礼帽，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主教家里唯一的首饰，穿一身黑粗呢连衣裙，袖子又宽又短，领口露出雪白的围巾，围一条红绿方格棉布围裙，腰间系一根绿带子，另外还有一块相同布料的胸巾，两枚别针别住上面的两个角，脚上穿着马赛妇女常穿的大鞋和黄袜子。巴蒂斯蒂娜小姐的连衣裙是照一八一六年的图样裁剪的，上身短短的，腰围紧紧的，垫肩厚厚的，纽扣用狭带扣住。她戴着孩童式卷发套，以遮住她的灰发。马格卢瓦太太看上去聪明、急躁和善良；两个嘴角一高一低，上唇比下唇厚，这使她显得急躁而容易冲动。只要主教大人不说话，她就讲个不停，既毕恭毕敬，又无拘无束；但只要主教一说话，正如大家看到的，她就和那老小姐一样，立即变得唯命是从。至于巴蒂斯蒂娜小姐，她什么话也不说，只满足于服从和迎合她的兄长。她年轻时也不漂亮。她有一双鼓鼓的蓝眼睛，一个长长的鹰钩鼻；但是，她的整个脸，整个人，我们在一开始说过了，散发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善良。她生来就温和善良，但信仰、慈悲、希望这温暖人心的三大美德，渐渐把她的善良升到圣洁的高度。造化使她成为一头绵羊，而宗教把她变成了天使。可怜的圣女！一去不再复返的美好回忆！
那天晚上发生在主教府的事，巴蒂斯蒂娜小姐后来无数次讲起过，有几个人现在还活着，对那件事的细枝末节仍记忆犹新。
主教先生进入饭厅时，马格卢瓦太太正讲得起劲。她所谈的事，“小姐”早已听惯了，主教也听得耳朵生茧了。那就是大门上的碰锁。
看来，马格卢瓦太太去买晚餐的食物时，在好几个地方听到了议论。说是一个外表像坏蛋的人在城里逛游，一个形迹可疑的流浪汉来到了迪涅，现在大概在城里的某个地方，今天夜里有人想晚回家，可能会倒霉。还说现在的治安很不好，因为省长和市长不和，都想弄出点事来损害对方。因此，聪明人必须自己搞好治安，自己保护自己，要小心谨慎，关好门窗，上好锁，插好闩，“紧闭门户”。
马格卢瓦太太特别强调最后一句话。但主教是从房间里来，身上有点冷，便坐到壁炉跟前烤起火来，心里在想别的事。马格卢瓦太太说那句话是想引起主教的重视，但主教却没有反应。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巴蒂斯蒂娜小姐既想使马格卢瓦太太高兴，又不想得罪她的兄长，便怯生生地试探性地说：
“哥哥，您听见马格卢瓦太太说的话了吗？”
“模模糊糊听到一点。”主教回答。
说完，他把椅子转过来一些，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老女仆，下面的炉火照亮了他那张友善而快乐的面孔：“好吧。怎么啦？出什么事了？我们有什么大的危险了？”
于是，马格卢瓦太太又把那故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无意中又添了些油加了些醋。据说有一个波希米亚人，一个流浪汉，一个危险的叫花子，现在正在城里游荡。他到雅甘·拉巴尔的客店投宿，拉巴尔没让他住。有人看见他是从加桑迪林荫大道过来的，傍晚时分，他在城里转悠。一个面目狰狞、作恶多端的坏蛋。
“真的吗？”
主教这么一问，马格卢瓦太太便来了劲；她觉得这表明主教也有点紧张了，于是得意地继续说：
“是的，大人。这是真的。今天夜里，城里会出事的。大家都这么说。还有，现在治安很不好（重复这点很重要）。住在一个山区，夜里连路灯都没有！晚上怎么出门？黑洞洞的，像在烘炉里。我这样说，大人，小姐也这样说……”
“我，”妹妹打断她说，“我什么也没说。我哥哥做什么都是对的。”
马格卢瓦太太就像没听见抗议似的继续往下说。
“我们说，我们的屋子很不安全。大人同意的话，我去把锁匠保兰·米兹布瓦找来，让他把原来的门闩重新装上去。那些东西都在，一会儿就好了。我说得要有门闩，大人，哪怕就今天一夜；因为，我说，大门只用碰锁，外面来的人一推就开，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而且，大人总习惯说‘进来’，哪怕是深更半夜，啊！上帝！不用征得同意……”
这时，有人用力敲了一下门。
“进来。”主教说。
门开了。
门开得很猛，很大，似乎推门的人使了很大的劲儿，下了很大的决心。
一个人走了进来。
这个人，我们已认识了。就是刚才那位到处求宿的外乡人。
他进来后，向前走了一步就又停下了，让他身后的门敞开着。他肩上背着背包，手里拿着棍子，眼里露出粗鲁、坚定、疲倦和暴躁的神态。壁炉里的火照着他。他面目可憎。他的出现是个不祥之兆。
马格卢瓦太太连喊的力气都没了。她愣在那里，浑身颤抖。
巴蒂斯蒂娜小姐转过头，看见那人进来，吓得差点站起来，然后，她又慢慢地将脑袋转向壁炉，开始看她的哥哥，她的脸又变得异常平静而安详了。
主教用平静的目光看着那个人。
他正要开口，可能想问来人需要什么，那人却双手按在棍子上，挨个看了看主教和两个女人，不等主教说话，便大声说：
“听着。我叫让·瓦让。我是苦役犯。我在苦役牢里待了十九年。四天前刚释放，我要去蓬塔利埃，那是我的目的地。我从土伦来，走了四天了。今天走了十二里。傍晚来到这里，我去过一个客栈，被赶了出来，因为我向市政府出示了我的黄通行证。我是照章办事。我又去了另一个客栈。人家对我说：‘滚开！’两家都一样，谁都不让我住。我去过监狱，狱卒没有开门。我到过狗窝。那条狗咬了我，把我赶了出来，就像是人似的。好像它知道我是谁。我又跑到田野里，打算露宿一夜。但天上没有星星。我想要下雨了，又没有仁慈的上帝来阻止下雨。我回到城里，想找个门洞过夜。我到了那个广场上，正想睡到一块石头上。一个老太太给我指了您的房子，对我说：‘去敲那家的门。’于是我就敲了门。这是什么地方？是旅馆吗？我有钱，我积存的钱。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是我在苦役牢里干了十九年苦活挣的。我会付钱的。这有什么？我有钱。我累极了，走了十二里，我饿坏了。您能让我留下吗？”
“马格卢瓦太太，”主教说，“再放一副餐具。”
那人向前走了三步，走到桌上的灯旁边。
“听着，”他像没听懂主教的话似的说道，“不要这样。您没听见吗？我是坐过牢的，是个苦役犯。我是从苦役牢里来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黄纸，把它打开。
“这是我的通行证。您看到了，是黄的。这让我到哪里都会被人赶走。您要看看吗？我认得字，我。我是在牢里学会的。那里有所学校，谁愿意去就可以去。听着，这就是通行证上写的：‘让·瓦让，刑满释放犯，原籍……’这同您没关系……‘服了十九年苦役。破门盗窃，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十四年。此人十分危险。’这就是上面写的。大家都把我赶了出来。您愿意接待我吗，您？这里是旅馆吗？您愿意给我吃和住吗？您有马厩吗？”
“马格卢瓦太太，”主教说，“给凹室的床铺上白被单。”
前面说了，这两个女人的服从已到了盲目的程度。
马格卢瓦太太出去执行命令了。
主教向那人转过身。
“先生，坐下来暖暖身子。一会儿就开饭，您吃饭时，就给您铺床。”
这时，那人全都明白了。他的脸，一直是那样阴沉和严肃，此刻露出了满意、怀疑和快乐的神色，变得非常奇特。他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喃喃自语：
“真的吗？什么！您留我下来？您不赶我走？一个苦役犯！您叫我先生！您不用‘你’称呼我！别人总对我说：‘滚开，你这条狗！’我原以为您会赶我走的。因此，我一上来就说明我是谁。呵！真是个好女人！是她给我指了这里！我有晚饭吃了！我有一张床了！一张有褥子、有被单的床！和大家一样！我有十九年没睡过床了！您真的不赶我走吗？你们一家都是好人！再说我有钱。我一定会付钱的。对不起，店主先生，您贵姓？您要多少，我就付多少。您是个好人。您是店主，是不是？”
“我是这里的神甫。”主教说。
“神甫！”那人又说。“呵！您是一个好神甫！那么，您不要我付钱了？是本堂神甫，对不对？这个大教堂的神甫？嘿！真的，您看我多笨！我没看见您头上的教士帽！”
他边说边把背包和棍子放到一个角落里，然后把通行证放进口袋，坐了下来。巴蒂斯蒂娜小姐温和地看着他。他又说：
“本堂神甫先生，您很人道。您不歧视人。一个善良的神甫，实在难得。那么，您不要我付钱了？”
“不要，”主教说，“留着您花吧。您有多少？您不是对我说有一百零九个法郎吗？”
“再加十五苏。”那人补充说。
“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用了多少时间挣来的？”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叹了口气。
那人接着又说：“这些钱我都还没动呢。四天来，我只花了二十五苏，那是我在格拉斯帮人卸车挣的。既然您是神甫，我就告诉您，我们牢里有一个指导神甫。有一天，我还见过一个主教。大家都叫他‘大人’。那是马赛马若尔教堂的主教，是领导神甫的神甫。您知道，对不起，我说的话不好听，可是，对我来说，离我实在太远了。——您明白，我们这些人！——他在监牢中央的一个祭坛上做弥撒，头上戴着个尖尖的玩意儿，是金的。那东西在中午的太阳底下闪闪发光。我们排着队，三面有大炮瞄着我们，引爆线也点着了。我们看不清楚。他对我们讲话，但他站得太靠里，我们听不见。这就是主教。”
在他讲话的时候，主教去把大门关上了，因为它一直开着。
马格卢瓦太太又进来了。她拿来一副餐具，放在桌上。
“马格卢瓦太太，”主教说，“把这副餐具放到最靠近火的地方。”接着，他又转身对那人说：“阿尔卑斯山区夜里风很大。您大概冷了吧，先生。”
每当主教用温和而低沉的声音，彬彬有礼地喊“先生”时，那人的面孔就会一亮。称一个苦役犯为“先生”，不啻赐给美杜莎号
的遇难者一杯水。人在耻辱中渴望尊重。
“这盏灯不大亮。”主教说。
马格卢瓦太太心领神会，就去主教大人的卧室里取来了那副银烛台，点着后放在桌子上。
“本堂神甫先生，”那人说，“您是个好人。您不鄙视我。您让我住在您家里。您为我点蜡烛。而我明确告诉了您我从哪里来，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主教坐在他身旁，轻轻拍了拍他的手。“您本可以不对我说您是谁的。这不是我的家，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这个门不问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而是问他有没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就是受欢迎的人。不用感谢我，不要对我说我让您住在我家里。在这里，除了需要庇护的人，谁都不是在自己家里。您来这里，我要对您说，您在这里比我更是在自己的家里。这里的一切都是您的。我有什么必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再说，在您告诉我您的名字之前，我就知道您的一个名字了。”
那人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真的？您知道我叫什么？”
“是的，”主教回答，“您叫我的兄弟。”
“瞧，本堂神甫先生！”那人大声说，“我进来时饿极了，可是，您对我那么好，我现在都不饿了，全都过去了。”
“您吃了很多苦吧？”
“呵！穿着红号衣，脚上拖着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板，挨热挨冷，受苦受累，囚徒，棍棒！动不动就给你套上双重锁链。一句话说得不对，就要关黑牢。即使卧床不起，也要套上锁链。连狗都比我快乐！十九年！我都四十六岁了。现在还背着黄通行证！就这样。”
“是的，”主教说，“您出来的地方的确很悲惨。听我说。在天上，一个满面是泪、悔过自新的罪人，要比一百个穿白袍的善人还要快乐。如果您带着对人类的仇恨和愤怒走出那个痛苦的地方，那您值得可怜；若是怀着仁慈、愉快、平静的想法出来，那您比我们任何人更可贵。”
马格卢瓦太太已摆好晚饭了。一盆用水、食油、面包和盐煮成的清汤，一点儿肥肉，一块羊肉，几只无花果，一块新鲜的奶酪和一大块黑麦面包。她还自作主张，在主教先生的日常饭菜之外，加了一瓶莫夫陈酒。
主教突然喜形于色，那是好客的人特有的神态。他高兴地说：“开饭！”每当有外人来吃饭，他总让客人坐在他右边，这次仍然这样。巴蒂斯蒂娜小姐平静而自然地坐到他的左边。
主教先做祷告，然后，按习惯亲自给大家盛汤。那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突然，主教说：“我觉得桌上还少点什么。”
的确，马格卢瓦太太只放了三副必须用的餐具。但是，主教留客吃饭时，总习惯在桌布上面摆六副银餐具，这是无辜的摆阔。在这个把清苦升华到神圣的温馨而严肃的家里，这种优雅的摆阔，是一种不无魅力的孩子气。
马格卢瓦太太心知其意，一句话也没说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主教要的另外三副银餐具已对称地摆到三位就餐者面前，在桌布上闪闪发光了。
为使大家对餐桌上发生的事有所了解，最好还是转录一段巴蒂斯蒂娜小姐写给德·布瓦舍弗龙夫人的信，它朴实而详细地叙述了苦役犯和主教之间的谈话：
……那人旁若无人，狼吞虎咽地吃着。可他喝完汤后却说：
“仁慈上帝的神甫先生，这一切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但我得说，那些不愿让我同他们一起吃饭的马车夫吃得可比您好。”
私下里说说，这句话我听了有点不舒服。我哥哥回答说：
“他们比我辛苦。”
“不，”那人又说，“他们比您有钱。您很穷，我看得出来。您大概连本堂神甫都不是。您是本堂神甫吗？啊！假如仁慈的上帝公正的话，您应该是本堂神甫。”
“仁慈的上帝何止公正。”我哥哥说。
过了一会，他又说：
“让·瓦让先生，您去蓬塔利埃，是不是？”
“那是规定的路线。”
我相信那人是这样说的。接着他又说：
“明天天不亮我就要上路。旅途很艰难。夜里很冷，白天却很热。”
“您去的地方很不错。”我哥哥说。“大革命时期，我家毁了，我先逃到了弗朗什——孔泰，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靠双手劳动过日子。那时我很有毅力。我找到了活干。活儿很多，有造纸厂、制革厂、酒厂、大钟表厂、炼钢厂、炼铜厂，炼铁厂就至少有二十个，其中四个分别在洛德、夏蒂永、奥丹库和伯尔，规模都很大……”
我想我没说错，这正是我哥哥提到的地名。接着，他停住话头，对我说：
“亲爱的妹妹，那里不是有我们的亲戚吗？”
我回答说：
“以前是有的。有一个德·吕斯内先生，革命前，他是蓬塔利埃的守将。”
“不错，”我哥哥说，“但到了九三年，什么亲戚也没了，只剩下自己的双手。我做过工。在蓬塔利埃，就是您要去的地方，让·瓦让先生，有一种非常古朴、非常迷人的工业，我的妹妹。那就是奶酪工场，那里的人称作果品厂（Fruitières）。”
于是，我哥哥边叫那人吃，边向他详细介绍蓬塔利埃的奶酪工场。“有两种。一种叫大仓，那是富人的工场，有四五十头奶牛，一夏天能产七八千块奶酪。还有一种叫奶酪合作工场，那是穷人的工场，住在半山腰的农民把他们的奶牛集中起来，共同分享产品；他们雇用一个制奶酪的人，叫作‘格吕兰’；格吕兰每天向合作社员收三次奶，把数量记在一块双面木板上；四月底开始制造奶酪，六月中旬制奶酪的人把他们的奶牛牵进山里。”
那人吃着吃着恢复了精神。我哥哥让他喝了点莫夫酒，他自己从来不喝，说那酒太贵。我哥哥以您所熟悉的轻松愉快的神情向他做了详细介绍，言谈间透着在我看来和蔼可亲的礼貌。他多次提到了“格吕兰”的优越地位，仿佛想让那人明白这是他的一个归宿，但又不直截了当地劝他这样做。有件事使我很吃惊。那人的身份我对您说过了。可我哥哥只是在他进来时提到过耶稣，在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在整个晚上，他一句话也没影射那人的身份，也没告诉他自己是谁。这显然是说教的好机会，拿主教的威风来压一压苦役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换了别人，既然这个可怜人落到你的手上，就会逮住机会，在为他的身体提供食粮的同时，也为他的心灵提供养分，对他进行一些训诫和劝导，或者怜悯同情一番，勉励他今后好好做人。我哥哥甚至没问他的籍贯和身世。因为在他的经历中，必定犯过错误，我哥哥似乎尽量避免使他回忆过去。因此，当我的哥哥谈到蓬塔利埃的山民离上天如何近，工作如何愉快，还说他们如何幸福，因为他们清白纯洁，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担心他脱口而出的这句话会伤害那个人。我反复思考，终于明白了我哥哥的心思。他心里可能想，那个叫让·瓦让的人，心里只有痛苦，最好给他排忧解愁，使他相信——哪怕是暂时的——他和别人是一样的人，在他眼里是普通的人。这难道不是慈悲心肠吗？仁慈的夫人，他这样体贴入微，坚持不说教，不训诫，不含沙射影，这里面难道没有真正福音的意味吗？当一个人内心有痛苦，最完美的同情，难道不是不去触及他的痛处吗？我觉得，这就是我哥哥内心的想法。不管怎样，我可以说的是，就算他有这些想法，他也丝毫没有流露出来，哪怕是对我。那天晚上，他自始至终跟平时没有两样，他和这个让·瓦让共进晚餐时，他的神态和举止，同他和热代翁院长先生或本堂神甫先生共进晚餐时完全一样。
晚餐快结束时，大家正吃着无花果，有人叩门了。是热博大婶，怀里抱着她的孩子。我哥哥吻了吻孩子的额头，又向我借了十五苏给热博大婶。那人没大注意。他不再说话，看上去十分疲倦。可怜的热博大婶走后，我兄弟念了饭后经，然后转身对那人说：“您大概很想睡觉了。”马格卢瓦太太很快撤掉餐具。我明白我们应该离开，好让那旅客睡觉，于是，我和马格卢瓦太太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让马格卢瓦太太把我房里那张黑森林的狍子皮给那人送去。夜里很冷，这张狍子皮能御寒。可惜已旧了，毛全脱光了。这还是我哥哥在德国的图特林根买的，那里离多瑙河的发源地很近。我吃饭时用的那把象牙柄小刀，也是在那里买的。
马格卢瓦太太差不多立刻就回来了，我们在晾衣服的屋子里做了祷告，然后没有说什么，各自回房里去了。
和妹妹道过晚安后，比安维尼大人从桌上拿起一个银烛台，把另一个递给他的客人，对他说：
“先生，我领您去房间。”
那人跟在他后面。
前面曾讲过房子的布局，去那间有凹室的祈祷室，或从里面出来，必须经过主教的卧室。
他们经过这个房间时，马格卢瓦太太正在把银餐具塞进床头的壁橱里。这是她每天就寝前留心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把客人安顿在凹室里。一张洁白干净的床已铺好。那人把烛台放到小桌子上。
“行了，”主教说，“好好睡一觉。明天早晨动身前，喝一杯我们家自产的热牛奶。”
“谢谢，神甫先生。”那人说。
他刚说完这句非常平和的话，却突然而毫无过渡地做了个奇怪的动作，那两个圣女在场的话，一定会吓得魄散魂飞。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很难理解他当时为什么这样。是想警告还是威胁？或者仅仅出于一种本能的连他自己也若明若暗的冲动？他突然转向老人，交叉双臂，粗野的目光盯着他的房东，嘶哑着嗓门喊道：
“嗳！真的！您让我住在您家，像这样，离您那么近！”
他停了停，令人毛骨悚然地哈哈大笑，继而又说：
“您想清楚了吗？谁对您说我没杀过人？”
主教抬头望望天花板，回答道：
“那是上帝的事。”
然后，他庄严地翕动着嘴唇，像是在祈祷，又像是自言自语，伸出右手的两个指头为那人祝福，可那人头也不低。接着，他回自己的房里去了，没有回头，没有朝后看一眼。
当凹室有人住时，就把哔叽布料的大帷幔拉上，遮住祭坛。主教经过帷幔前面时，跪下来做了个简短的祷告。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园子里。他散着步，遐想着，沉思着，他的心灵和思想完全沉浸在上帝专为黑夜中醒着的人展示的伟大而神秘的世界里。
至于那人，他实在累极了，甚至连洁白舒服的被单都没用上。他用鼻孔吹灭灯（这是囚犯们的习惯），和衣倒在床上，立即就呼呼睡着了。
主教从园子回屋时，已是半夜。
几分钟后，小楼里的一切都熟睡了。
快到半夜时，让·瓦让醒了。
让·瓦让出生在布里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没念过书。成年后，他在法弗罗勒当修树工。他母亲叫让娜·马蒂厄，父亲叫让·瓦让或弗拉让。这个姓可能是绰号，由Voilà Jean
缩合而成。
让·瓦让生来喜欢沉思，但并不忧郁，这大概是感情丰富的人特有的性格。然而，让·瓦让多少有点无精打采、无所作为的样子，至少表面如此。他从小父母双亡。母亲因患产褥热，没得到治疗而撒手人世。父亲也是修树工人，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让·瓦让只剩下一个姐姐，是个寡妇，带着七个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让·瓦让是姐姐养大的，姐夫活着时，他吃住都在姐姐家。后来姐夫去世了。七个孩子中，老大八岁，最小的一岁。那时，让·瓦让刚满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扶持姐姐，以报抚育之恩。这是很自然的事，就像是一种义务，但让·瓦让多少有点抱怨的情绪。就这样，他在艰苦而报酬微薄的劳动中消磨着自己的青春。他家乡的人从没见过他有“女朋友”。他没时间谈情说爱。
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闷头吃饭，一声不吭。他吃饭时，他的姐姐让娜大婶常常把他汤里最好的东西，如瘦肉、肥肉、菜心，都捞出来给她的一个孩子吃。他任其这样做，只当什么也没看见，头也不抬地吃着，脑袋几乎埋在汤里，长长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散落在汤盆周围。在法弗罗勒，街对面离瓦让家的茅屋不远的地方，有个叫玛丽——克洛德的农妇，瓦让家的孩子常常挨饿，有时他们会以母亲的名义，去向玛丽——克洛德借一升牛奶，躲到某个篱笆后面或路角上，你争我夺地喝起来，喝得匆匆忙忙，弄得小女孩们的围裙和脖子上都是奶。母亲若知道了这种欺骗行为，总要狠狠惩罚他们。让·瓦让尽管性情粗暴，喜欢咕哝，但他还是瞒着姐姐，将奶钱付给玛丽——克洛德，孩子们也就免挨一顿惩罚。
在修树的季节里，他一天可挣二十四苏，在其他时候，他就给人收割，做小工，放牛，干苦力活。他尽自己所能。他姐姐也干活，带着七个孩子，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悲惨的一家，被贫困包围，越包越紧。有年冬天非常难熬。让·瓦让找不到活干。家里断了粮。没有面包。一点也没有。可有七个孩子哪！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在法弗罗勒的教堂广场，面包铺老板莫贝·伊扎博正要睡觉，忽听得装了铁栅的玻璃橱窗发出一声巨响。他及时赶到，只见玻璃橱窗被拳头敲出一个窟窿，一只手从窟窿里伸进来。那只手抓起一块面包就跑。伊扎博连忙追出去，小偷拼命逃跑，伊扎博紧追不放，终于逮住了他。小偷已扔掉面包，但他的胳膊还在流血。这就是让·瓦让。
这事发生在一七九五年。让·瓦让因“夜间破门盗窃民居”罪，被送上当时的法庭。他有一支枪，枪法赛过世上任何枪手，多少也是个偷猎者，这些都对他很不利。人们对偷猎者抱有成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偷猎者和走私者一样，同强盗相差无几。不过，顺便说一句，这些人和城里凶恶的杀人犯相比，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偷猎者生活在森林里，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造就腐败的人，也就产生了凶恶的人。高山、大海、森林造就野蛮的人。它们助长人的野性，但常常不毁灭人性。
让·瓦让被宣判有罪。法律的条文是很明确的。在我们的文明中，有一些极其可怕的时刻；那是刑法宣告罪犯毁灭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灵，遭到社会无可弥补的彻底抛弃，这是多么悲伤的时刻啊！让·瓦让被判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全城欢呼意大利方面军总指挥在蒙特诺特
大获胜利，共和四年花月二日，督政府在致五百人院的咨文中，把那位总指挥的名字写成了布奥拿巴
。就在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一批犯人被铐上了一条长铁链。让·瓦让就在这条铁链上。当时的一位狱卒，现已年近九旬，仍清楚地记得这个不幸的人，他被铐在大院北角第四条链子的末端。他和其他囚犯一样坐在地上。他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只知道非常可怕。在这对一切懵然无知的可怜人的思想上，可能也朦胧感到有过火的东西。当有人给他套上枷锁，用锤子在他脑后梆梆地敲钉子时，他哭了，哭得透不过气，说不出话，只是不时地重复：“我是法弗罗勒的修树工人。”然后，他一面呜呜咽咽，一面伸出右手，逐次降低地按七次，仿佛在触摸七个高矮不一的脑袋。这个动作似乎告诉人们，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养活那七个孩子。
他被押往土伦。他脖子上套着铁链，坐着一辆大车，行走了二十七天。在土伦，他穿上了红囚衣。他生命里有过的一切都消失了，甚至连姓名也没有了。他不再是让·瓦让，而成了24601。他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会管这些事呢？幼树齐根锯掉，它那撮嫩叶会变成什么呢？
千篇一律的故事。这些可怜的生灵，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依无靠，无人引导，无处栖身，听凭命运的摆布。谁知道呢？也许各自随处漂泊，渐渐陷入寒冷的迷雾中，孤独的命运被迷雾吞噬，在人类悲惨的道路上，像所有不幸的人那样，渐渐消失在凄凉的黑暗中。他们离乡背井。家乡的钟楼已把他们遗忘。地边的界石已把他们遗忘。在苦役牢里待了几年后，让·瓦让自己也把他们忘了。这颗心里曾有过伤口，现在有一个伤疤。如此而已。他在土伦服刑的过程中，只有一次听人提起过他的姐姐。我想，那是在他囚禁第四年的年底。我已记不清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消息的。他家有个熟人见到过他姐姐。她在巴黎，住在圣苏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上，叫然德尔街。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最小的。其他六个在哪里？她自己也未必知道。每天清晨，她去木鞋街三号的一个印刷厂，她在那里当折页工和装订工。早晨六点就得到达厂里，冬天时，天还没有亮。印刷厂里有所学校，她把七岁的小男孩先送到学校。只是她六点要到厂里，学校七点才开门，那孩子要在院子里等一个小时；要是冬天，黑咕隆咚的，在外面，待一个小时！孩子不让带进厂里，说是会碍手碍脚。工人们早晨经过，看见一个可怜的孩子坐在石板地上，困得东倒西歪，常常在黑暗中趴在书篮上睡着了。遇到下雨天，门房老太太可怜他，就把他叫进她的陋室，里面只有一张破床、一个纺车和两张木椅，孩子便在一个角落里睡觉，怀里搂着猫，这样可以暖和一些。七点钟，学校开门，他就进去。这便是让·瓦让听到的关于他姐姐的事。一天，有人同他谈了这些事，这不啻一道亮光，就像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他看到了他爱过的亲人的命运，但随即又合上了；从此再没听人谈起过，那一次就成了永远。他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再也没有遇见过他们。在这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里，我们也不会再看见他们了。
在这第四个年头快结束时，轮到让·瓦让越狱了。他的牢友们帮助他逃走，在这悲惨的地方这是常有的事。他逃了出去，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可那是怎样的自由啊！后面有人追捕，一步一回头，稍有动静便浑身颤抖，整日提心吊胆，怕看到冒烟的屋顶、过路的行人；怕听见狗吠声、马蹄声、钟鸣声；怕天亮，因为看得见，怕黑夜，因为看不见；怕大路、小道、树丛、睡眠。第二天晚上，他又被抓获。他已三十六个小时没吃没睡了。港口法庭因越狱罪加判他三年徒刑，前后加起来就成了八年。到了第六年，又轮到他越狱了。他仍利用了，但没成功。晚点名时他不在。人们鸣炮示警，夜巡队在一条正在建造的大船的龙骨里找到了他。他奋力抵抗，但最终还是被苦役牢的看守们抓住了。越狱加拒捕。根据特别法的规定，他又被加刑五年，其中两年要戴双重铁链。十三年。第十年，又轮到他越狱，他又一次利用。又没有成功。这一回又加刑三年。十六年。最后，我想是他入狱后的第十三年，他试了最后一次，四小时后就又被逮住了。这四个小时，使他又加刑三年。十九年。一八一五年十月，他刑满释放。他是一七九六年因敲碎一块玻璃拿走一块面包而锒铛入狱的。
这里插一段题外话。本书作者研究过刑法以及法律如何将人罚入地狱的问题，在研究中，曾两次碰到过因偷一块面包而造成终身悲剧的案情。克洛德·格
偷了一块面包；让·瓦让偷了一块面包。据英国的一份统计，在伦敦，五次偷窃中，有四次是因饥饿直接引起的。
让·瓦让入狱时哭泣颤抖，出狱时无动于衷。进去时悲痛绝望，出狱时忧郁阴沉。
在这个人的心灵中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试图作一剖析。
社会既然造成了这些问题，就应该加以正视。
我们前面说过，让·瓦让没有知识，但并不愚笨。他的思想天生也被智慧的光辉照亮。厄运也会放出光芒，使他思想的微光变得更亮。在棍棒下，在铁链下，在黑牢里，在疲劳时，在苦役场的烈日晒烤下，躺在囚犯的木板床上，他沉思默想，反省自己。
他自己组成了法庭。
他首先审判的是自己。
他承认，他并非无罪，并没受到不公正的惩罚。他承认自己做得太过分，应该受到谴责；假如他向人家要一块面包，人家不一定会拒绝；无论如何，他应该等待，或求得怜悯，或找一份工作；以“肚子饿了能等吗？”为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真正饿死的人是很少的；其次，不幸也罢，快乐也罢，人生来就有顽强的忍受力，可以长期忍受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却不会死亡；因此他应该耐心等待，哪怕是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像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可怜人，去和整个社会搏斗，以为去抢去偷便可摆脱贫困，无疑是一种失去理智的行为；无论如何，通往罪恶的大门，是摆脱贫困的危险之门；总而言之，他错了。
接着他又想：
在他不幸的遭遇中，有错的难道就他自己？首先，他很勤劳，却没有工作，他很勤快，却没有面包，这难道还不严重？其次，自己虽然做错了事，且供认不讳，但惩罚是不是太残忍，太过分了？法律判刑的过分，比起罪犯犯罪的过分来，是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天平的秤盘上，刑罚这一端的砝码是不是太重了？判刑过重，不就等于抵消了罪行，使情况转了个向，惩罚者的错误取代了犯罪者的错误，犯罪的人成了受害的人，债务人成了债权人，侵犯权利的人反而有了权利？因为一次次越狱，刑罚就一次次加重，最终会不会成为一种最强者对最弱者的谋杀，一种社会对个人的罪行，一种每天周而复始的罪行，一种延续十九年的罪行？
他思量，人类社会难道有权使它的成员一方面要忍受它的毫无远见，另一方面又要忍受它的太有远见，让一个穷人永远处于缺乏和过分之中，要么缺乏工作，要么过分惩罚？财富的分配全凭偶然，社会如此对待得到的最少，因而也最应该照顾的成员，是不是有失偏颇？
当他提出并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便对社会进行了判决。
他判决社会应该承受他的仇恨。
他把自己遭受的命运归罪于社会。他暗暗思忖，有朝一日，他会毫不犹豫地找它算账。他对自己说，他造成的损失，同他遭受的损失相比，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的。他得出结论，他受的惩罚事实上不是不公平，而是极不公正。
人可以毫无道理地发怒；人可以毫无情由地生气；但是，人若无理由，是不会愤慨的。让·瓦让感到愤慨。
况且，人类社会从来只会伤害他。它从来只让他看到发怒的面孔，即所谓的正义，它总向打击的对象出示这副面孔。人们同他接触，只是为了伤害他。他同人的每次接触，对他都是打击。从他孩提时代起，从他的母亲和姐姐开始，他从没听到过一句友好的话，也没遇到过一道仁慈的目光。经过一次次痛苦，他渐渐确信生活是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惨遭失败。他只剩下仇恨这个武器了。他决定在苦役牢里把这武器磨得又尖又快，出狱时一起带走。
无知兄弟会
在土伦为苦役犯办了一所学校，向那些有志学习的不幸人教授最必需的课程。让·瓦让是那些有志者中的一个。他上学时四十岁，他学习读、写、算。他感到，智慧增加了，仇恨也增加了。在某些情况下，教育和智慧可为恶推波助澜。
还有一件令人悲伤的事：他审判了给他造成不幸的社会之后，又开始审判上帝，因为是上帝创造了社会。
他也对上帝进行了判决。
就这样，在十九年的折磨和奴役中，他的灵魂在升华的同时，也堕落了。一边进入的是光明，另一边进入的是黑暗。
我们已看到了，让·瓦让并非生来就是恶人。初进苦役牢时，他还是善良的。他在判决社会时，感到自己变凶恶了；在判决上帝时，感到自己已不再相信宗教了。
这里，我们很难不好好思考一下。
人的本性能像这样彻头彻尾地改变吗？上帝创造的性本善良的人，能被人变成恶人吗？人的灵魂可能被命运彻底改变，命运不好灵魂也会变坏吗？人的心灵可能被巨大的不幸压得蜷曲萎缩而变得丑陋无比，正如在低矮的拱门下脊椎会变畸形一样吗？在人的心灵中，尤其是在让·瓦让的心灵中，有没有一点基本的火星，一种神圣的成分，在人间不怕腐蚀，在另一个世界永生不灭，善可以使它发育成长，把它点燃，使它熊熊燃烧，发出灿烂的光辉，但恶决不能把它完全扑灭？
这是些严肃而深奥的问题。对这最后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只要在土伦见过让·瓦让休息时的神情，都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否定的回答；对让·瓦让来说，休息的时间，也就是沉思默想的时间，他双手交叉在胸口，坐在绞盘的横杆上，铁链的末端放在衣袋里以免拖在地上，这个忧郁严肃、沉默寡言、沉思默想的苦役犯，这个被法律遗弃的人，用愤怒的目光看着人类，这个被人类文明罚入地狱的人，以严厉的目光看着上天。
当然，而且我们也不想隐瞒，这个去土伦观察的生理学家，可能会看到一种不可救药的痛苦，也许会为这个受法律伤害的人鸣冤叫屈，但他绝不会试一试医治的办法；他可能会看到那人的心灵上有伤口，但他会掉过头去，不予理睬；他会像地狱门口的但丁，尽管上帝在每个人的脑门上写着“希望”二字，他会把这两个字从这个人的生命中抹去。
刚才，我们试图剖析了让·瓦让的心态，以便使我们的读者有所了解，可是，让·瓦让自己是否也和我们一样清楚呢？构成他内心痛苦的种种因素，在它们形成之后以及形成的过程中，他是否看得一清二楚呢？他的思想是一步步发展的，他随着思想的变化时起时伏，渐渐变得心绪郁结，多少年来，他的内心世界一直处于这种郁闷的状态中，这个粗野而没文化的人，是否明确知道自己思想的这种演变呢？是否清楚意识到他内心曾有的变化以及现在所有的骚动呢？对此，我们不敢肯定，甚至认为是不可能的。让·瓦让太愚昧无知了，即使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他对许多事依然稀里糊涂。有时候，他甚至不知道他有什么感觉。让·瓦让处在深深的黑暗中，他在黑暗中痛苦，他在黑暗中仇恨，可以说，他仇恨面前的一切。他习惯生活在这种黑暗中，像瞎子和梦游者那样在黑暗中摸索。不过，他有时会因自身或外界的缘故，而突然怒火冲天，或痛不欲生，一道惨淡的光线一闪而过，刹那间照亮了他的整个心灵，他在一种可怖而凄然的光线下，看到了他的周围，他的前后左右，看到他的命运布满了险恶的深渊，前途一片漆黑。
那道光闪过后，他又沉入了黑暗，他在哪里？他又全然不知了。
这样的刑罚，起支配作用的是冷酷无情，会使人变得粗野，使人发生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渐渐变成一头野兽。有时会变成一头猛兽。让·瓦让执拗地几次三番地企图越狱，就足以证明法律对于人的心灵产生的这种奇特的作用。让·瓦让一而再，再而三地越狱，那样毫无用处，那样缺乏理智，可只要有机会，他就逃跑，全然不顾及后果，不考虑以前失败的教训。犹如一头狼，发现笼子开着，就难以抑制地冲出去。他的本能对他说：“快逃出去！”可理智却会对他说：“不要逃跑！”可逃跑的欲望不可抗拒，理智已不存在，只剩下本能，只剩下兽性起作用了。一旦又被抓住，他所遭受的新的严厉的惩罚，只会使他更加惊恐不安。
有一个细节不应漏掉，那就是他力大无比，苦役牢里无人比得上他。干苦活累活时，比如放缆绳，卷绞盘，让·瓦让一个顶四个。他的背可以扛起和顶起很重的东西，必要时可以代替千斤顶，那工具从前被称为“骄子”。顺便说一下，巴黎菜市场附近有条骄子山街，就源于这个工具的名称。他的牢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千斤让。有一次，土伦市政府的阳台正在维修，支撑这个阳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女像柱出自皮热
之手，可是其中一根脱了开来，快要掉下来了。让·瓦让碰巧在那里，他用肩膀顶住那根柱子，使工人有时间赶来修理。
他不仅力大无穷，更是身手敏捷。有些苦役犯日夜梦想越狱逃跑，最终把力量和灵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门真正的学问。这是肌肉的学问。那些羡慕飞虫飞鸟的囚犯们，每天都在练习这种神秘的静力学技能。爬垂直的墙壁，在常人几乎看不见凹凸的地方找到支点，这是让·瓦让的拿手好戏。在一个墙角处，他利用背力和腿力，胳膊肘和脚后跟紧贴着石头的凹凸处，令人不可思议地一直爬到四楼。有时，他像这样一直爬到监牢的屋顶上。
他很少说话，也很少笑。一年中他只笑一两次，那也必须有特别激动的事；那是苦役犯凄惨的笑声，犹如魔鬼大笑时的回声。看他笑的神情，会以为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凝望一个可怕的东西。
他的确全神贯注。
他的性格残缺不全，他的智力受到压抑，通过这病态的理解力，他依稀感到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压在他的身上。他在有点儿惨淡光线的半明半暗中匍匐前进，每每转动脖子，尽量抬起头时，总是恐怖而又愤怒地看到，在他的头顶上方，压着许多可怕的东西，法律、偏见、人和事，那是些崇山峻岭，层层叠叠，无边无际，分不清它们的轮廓，黑压压的一堆使他望而心悸；那不是别的，而是被我们叫作奇妙的金字塔的人类文明。在这乌七八糟、丑陋无比的一堆东西中，在一些高不可攀的高原上，这里那里，忽近忽远，他辨出了个别的人群，个别的细节，被强烈的光线照亮，这儿是狱卒及其棍棒、宪兵及其屠刀，那边是戴主教冠冕的大主教，最高处，在类似太阳的东西中间，是头戴冠冕、令人眼花目眩的皇帝。他感到，这些遥远的光辉，不仅不能驱散他的黑夜，反而使黑夜更加阴沉，黑上加黑。所有这些，法律、偏见、一件件事、一个个人、一样样东西，按照上帝赋予人类文明的复杂而神秘的运动方式，在他头顶上走来走去，把他践踏、压扁，残酷中带着说不出的安详，冷漠中带着说不出的无情。那些被法律摈弃的人，所有落入厄运深渊、打入十八层地狱、无人关心的可怜人，无不感到人类社会的全部重力压在他们头上；这个社会，在地狱外面的人看来，是多么美好，但在底层的人看来，却是多么可怕。
让·瓦让在这种境况下思索，那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思索呢？
假如磨盘下的谷粒有思想的话，那它想的也许正是让·瓦让所想的。
凡此种种，充满鬼怪的现实，充满现实的幻景，最终为他创造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内心世界。
他在做苦役时，常常会停下来。他开始沉思。他的理智比从前更成熟，但也更混乱，常常会产生反抗情绪。他感到，他所发生的一切是多么荒唐，他周围的一切是多么怪诞。他常对自己说，这是一场梦。他望着站在几步路以外的狱卒，觉得那狱卒就像个幽灵，突然，那幽灵给了他一棍子。
眼前的大自然对他来说几乎不存在。可以说，对让·瓦让而言，无所谓太阳、晴朗的夏日、灿烂的天空，无所谓四月凉爽的拂晓。他心灵的一点光，通常不知是从哪里照进来的。
最后，假如把刚才所谈的事情中可做概括的进行概括，做出肯定的结论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指出，让·瓦让，法弗罗勒的从不伤人的修树工，土伦的令人恐惧的苦役犯，经过十九年苦役生活的造就，具备了做两种坏事的本领：第一种坏事是快速的、不假思索的、糊里糊涂的，完全是本能的反应，是对所受苦难的报复；第二种坏事是认真的、严肃的，是在良心上经过反复挣扎，并用苦难造成的错误观点深思熟虑过的。他预谋干坏事时，要连续经过说理、下决心和坚持三个阶段，只有性格刚毅的人才能走完这三个阶段。他的动力是长期积累的愤愤不平，心灵的郁郁不乐，对不公正待遇的耿耿于怀，对他人，甚至对善良的、无辜的和正直的人所抱的对抗情绪，如果真有这种人的话。他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对人类法律的仇恨。这种仇恨，如果没有神意加以阻止，到一定时候会发展成对社会的仇恨，继而是对人类的仇恨，再变成对天地万物的仇恨，表现为一种朦胧的、延绵的、野兽般的危害欲，不问是谁，见到人就要危害。——正如我们看到的，那张通行证上说让·瓦让是“非常危险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年复一年，让·瓦让的心渐渐地，却又是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干涸。心一干涸，眼睛也随着干涸。他出狱时，已有十九年没掉过一滴泪了。
有人掉进海里了！
这有什么！船是不会停的。风在呼啸，这黑蒙蒙的船有一条航道，它不得不按既定方向继续前进。它驶走了。
那人时隐时现，时沉时浮，他呼叫着，他伸出胳膊，人们却听不见；船在专心操作，在暴风雨中颠簸前进，水手和乘客已看不见那落水的人；在茫茫无际的波涛中，那人的头不过是一个黑点。
他在深渊发出绝望的呼叫。那驶去的帆船，多么像幽灵！他望着它，发疯似的望着它。它驶远了，越来越淡，越来越小。刚才他还在船上，他是其中的一个船员，他和其他船员一起，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他有他的一份空气和阳光，他活着。可是，发生什么事了？他滑了一下，跌入海里，于是就完了。
他在汹涌的海水中。他脚下的一切都在躲避和崩裂。海涛被大风撕碎撕裂，可怕地将他团团包围，把他卷进深渊，海水犹如褴褛的衣衫，在他头上波动，波涛犹如低贱的民众，向他口吐唾沫，黑乎乎的巨洞就要把他吞没。每次下沉，他都隐约看见黑沉沉的深渊；一些见所未见的可怕植物抓住他，缠住他的脚，把他拉过去；他感到自己变成了深渊，变成了浪花，浪头把他抛来掷去，他喝着苦涩的海水，卑劣的海洋定要把他淹没，庞然大物在拿他垂危的生命寻开心。他觉得，这整个大海便是仇恨。
然而，他奋力搏击，他试图自卫，他试图挺住，他竭尽全力，他划动着双臂。他很快就精疲力竭，但仍和永不疲劳的大海进行搏斗。
那条船在哪里？在那里。在灰暗的天际，依稀可辨它的影子。
狂风在呼啸，浪花一股脑儿压到他身上。他抬起头，只见灰蒙蒙的云层。他奄奄一息，望着发疯的大海。他已被疯狂的大海置于死地。他听到人类闻所未闻的声音，仿佛来自尘世之外，来自不知什么可怕的地方。
云层中有鸟儿，正如苦难人生的上空有天使，可它们又能为他做什么？它们飞着，唱着，翱翔着，可他却在发出垂死的喘息。
他感到他被两个无限埋葬，一个是海洋，一个是天空，海洋是坟墓，天空是裹尸布。
夜幕降临。他已游了好几个小时了，他已精疲力竭；那条船，那远处的载着人的东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独自一人在黄昏可怕的深渊中，他在往下沉，他越来越僵硬，他扭动着，他依稀感到他身底下是冥冥世界中的妖魔鬼怪，他大声呼叫。
没有人了。上帝在哪里？
他呼叫着。来人哪！来人哪！他不停地呼叫。天边什么也没有。天上什么也没有。
他向空间、波涛、海藻、暗礁发出哀求，但它们是聋子；他向暴风雨发出哀求，但暴风雨沉着坚定，只服从无限的指挥。
在他周围，是黑暗、轻雾、孤独，是无知无觉的狂风暴雨的喧嚣，是无边无际的汹涌澎湃的波涛。在他心中，是恐怖和疲劳。在他脚下，是坠落。没有支点。他想象着尸体在漫无边际冥府中的种种神秘的历险。无尽的寒冷冻得他不能动弹。他的手痉挛着，紧紧握住，但握住的是虚无。狂风、乌云、漩涡、气流、无用的星星！怎么办？绝望的人会自暴自弃，万念俱灰的人会决心一死，心灰意冷，不再反抗，听凭命运的摆布，从此沉入凄恻的深渊，被大海吞噬。
啊，永不改变行程的人类社会！它在行进中，抛下多少生命和灵魂！那是怎样的海洋啊，多少被法律抛弃的人坠入其中！那里阴森可怖，毫无救助！啊，道义的沦丧！
大海是社会法律抛掷受苦人的冷酷无情的黑夜。大海是无尽无止的苦难。
灵魂在这深渊中漂泊，会变成一具僵尸。谁来使他起死回生呢？
让·瓦让出狱的时刻到了，他耳朵听到一句奇怪的话：“你自由了。”这一时刻真是异乎寻常，难以置信，一道强烈的光线，一道活人世界真正的光线，突然射进他的心里。可这道光很快就黯淡了。让·瓦让想到自由，不禁目眩神迷。他以为将会有新的生命。但他很快就明白拿一张黄通行证的自由意味着什么。
在获得自由这件事上，他遇到了许多辛酸事。他计算过，他在苦役牢里的积存金，总数可达一百七十一法郎。应该指出的是，他忘了把节假日休息扣除了，十九年，共要扣除二十四法郎。总而言之，这笔钱七扣八扣，最后只剩下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这就是他出狱时拿到的钱。
他什么也不明白，以为吃了亏。说得明白些，他有被抢的感觉。
出狱的第二天，在格拉斯，他看见一家橙花精厂门口有人在卸货。他提出帮忙。这活很急，人家同意了。他干了起来。他聪明、强壮、灵活，他尽量把活干好，老板似乎很满意。他正干得起劲，一个宪兵经过，见他面生，问他要证件。他只好出示黄通行证。接着，让·瓦让又继续干活了。在这之前，他问过一位工人，干这活一天挣多少。那人回答：“三十苏。”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还得赶路，那天晚上，他去找橙花精厂老板要工钱。老板没有说话，给了他二十五苏。他提出抗议。老板回答：“给你这么多够好的了。”他坚持。老板看着他，对他说：“当心班房！”
他又一次感到受到了抢劫。
社会和国家克扣他的积存金，将他大偷大抢了一次。现在，轮到个人来对他小偷小抢了。
释放不等于解脱。他走出了监狱，但并没有走出判决。
这就是他在格拉斯的遭遇。他在迪涅的遭遇，我们已经知道了。
大教堂的时钟敲响半夜两点时，让·瓦让醒了。
他这么早醒来，是因为床太舒服了。他快二十年没睡床了，虽然没脱衣服，但他的感觉实在太新鲜，不可能不影响他的睡眠。
他睡了四个多小时，疲劳已经消除。他已养成习惯，睡觉时间不长。
他睁开眼，在黑暗中看了看四周，然后又合上眼想再睡一会儿。
人在白天受了太多的刺激，那些事扰得你心绪不宁，你可以睡着，但醒后就不容易再睡着了。睡意来过一次，很难来第二次。这正是让·瓦让所处的情况。他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开始胡思乱想。
他的思绪正是混乱的时候。一群模糊不清的东西在他的脑海里翻腾。往事新事浮上心头，杂乱无章，毫无条理，它们不再有形状，无限膨胀，继而仿佛突然消失在汹涌的浊水中。他想起了许多事，但有一件事反复出现，将其他事赶跑。这件事，我们现在就作交待：他注意到了马格卢瓦太太放在桌上的六副银餐具和那个大汤勺。
那六副银餐具萦绕在他心头——它们就在那里——近在咫尺——他穿过隔壁的房间，到这间屋里来睡觉时，老女仆正在把它们放进床头的小壁橱里——他注意到了这个壁橱——从饭厅进来，就在右边——它们是实心的——是旧银器——加上那把大汤勺，至少可卖二百法郎——是他在牢里十九年所挣的两倍——说实话，假如“官府”没有“抢”他的话，他还可以多挣些。
他脑海里犹豫着，斗争着，折腾了足足一小时。三点钟敲响了。他又睁开眼睛，猛地坐起来，伸手摸了摸扔在凹室角落里的背包，然后垂下双腿，脚踩在地上，不知怎的，就坐在了床边上。
他这样坐着沉思了好一会；如果有人看见他像这样呆坐在黑暗中，沉睡的屋子里只有他一人醒着，会感到有种不祥的意味。突然，他弯下腰，脱掉鞋，将它们轻轻放在床前的草垫上，接着又陷入了沉思，坐着一动也不动。
在这丑恶的沉思中，刚才提到的那些念头，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翻腾，进进出出，出出进进，对他施加着压力。不知怎么的，就像人们在遐想时会机械而顽固地出现同一个想法那样，他也想到了在牢里认识的一个名叫布勒韦的苦役犯，那人的裤子只用一根针织棉背带吊着。背带的格子图案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他就这样坐着想着，要不是时钟敲了一下，报告一刻或半点钟，他也许会像这样坐到天明。这钟声仿佛在对他说：“行动吧！”
他站起来，又犹豫了一会儿，竖起耳朵听了听。屋里毫无动静。于是，他慢步径直朝依稀可辨的窗口走去。夜色并不很黑，天上有一轮圆圆的月亮，风儿驱赶着大片乌云从月亮上奔跑而过。因此，屋外，月亮时隐时现，时暗时明，屋内，笼罩着薄暮般的微光。这昏暗的亮光，足以使人在里面辨清方向。由于月亮不时被乌云遮蔽，那微光忽强忽弱，就像从气窗里射进地窖里的光线，因为气窗前不断有行人来来往往，地窖里的黯淡光线也断断续续。让·瓦让走到窗边，把窗子仔细看了看。窗外是园子，窗上没有铁条，按照当地的习惯，只用一个小小的插销扣住。他打开窗，一股寒风夺窗而进，他赶紧把窗关上。他凝视园子，那目光与其说在凝视，不如说在研究。园子围着白墙，墙很低，很容易翻过去。园子尽头，围墙外面，依稀可见几个树梢，间距相等，这说明园子外面是一条林荫大道，或是一条种着树的小街。
观察完毕，他做了个动作，表示决心已定，回到床边，拿起背包，把它打开，在里面摸了摸，掏出一样东西，把它放在床上，又把鞋子塞进一只衣袋里，扣好背包，背在肩上，戴上帽子，把帽舌压到眼睛上，伸手摸他的棍子，把它放到窗角上，然后又回到床边，坚定地抓住刚才放在床上的东西。好像是一根短铁棒，像长矛那样一端磨得很尖。
黑暗中，很难看清这铁棒是用来干什么的。是一根撬棒？或是大头棒？
若是白天，就能认出这其实是矿工用的烛台。那时候，苦役犯常被派去开采土伦周围山上的岩石，使用采矿工具屡见不鲜。矿工的烛台是铁制的，下端是尖的，以便能插进岩石里。
他用右手拿着烛台，屏气息声，蹑手蹑脚，向隔壁的房间走去。我们知道，那是主教的卧室。走到门口，他发现门虚掩着。主教根本就没关门。
让·瓦让侧耳细听。没有一点动静。
他推门。
他用手指轻轻推了推，就像想进门的猫儿那样，鬼鬼祟祟，提心吊胆。
门在推力下，微微地无声地动了动，门缝也就扩大了一点。
他等了等，接着又推了推，这次胆子更大了些。
门继续打开，不发出一点声音。现在，门缝已大到可以过人了。可是门边有一张小桌子，与门形成一个角度，妨碍他过去。
让·瓦让意识到这个问题。得用力把门开得再大些。
他打定主意，又推了一下，比前两次用的力气更大。这一次，一个不够润滑的铰链在黑暗中突然发出长长的嘶哑的叫声。
让·瓦让吓了一跳。这铰链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那样洪亮，那样巨大，不啻向他吹起了最后审判的号声。
最初，那声音被无限夸大，他差点以为那铰链活了，突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生命，像狗一样狂吠起来，向大家发出警告，想把熟睡的人唤醒。
他停下来，浑身发抖，惊慌失措，原先踮着脚尖，现在脚跟着了地。他听见太阳穴里像有两把铁锤在砰砰地敲打，他感到胸腔里呼出的气息声，就像岩洞里冲出的风声那样呼呼作响。他觉得，这怒气冲冲的铰链发出的可怕吼声，犹如地震，会把全屋子的人震醒；门被他推开后，惊慌失措，连呼救命；那老头就要醒来，两位老妇就要大呼大叫，右邻左舍就会来救助；不到一刻钟，消息会传遍全城，宪兵队就会出动。有那么一会儿，他真以为自己完蛋了。
他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不敢移动脚步。几分钟过去了。门开得很大。他壮胆看了看房间。一切如旧。他侧耳谛听。屋里毫无动静。锈铰链发出的声音没有把任何人惊醒。
第一个危险过去了，但他依然心慌意乱。不过他没有后退。就在他以为自己完蛋时，他也没有后退。他只想赶快完事。他迈前一步，走进了房间。
房里寂然无声。这里那里，可以辨出一团团模糊不清的东西，若在白天，就可看到，那是散乱在一张桌上的纸张、几部打开的书、堆在一张小板凳上的几本书、放在一张安乐椅上的衣服、一张祷告用的跪凳，可那些东西此时此刻就成了一个个黑乎乎的角落和白花花的广场。让·瓦让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以免碰到家具。他听见房间深处，传来熟睡的主教均匀而安详的呼吸声。
他戛然止步。他已来到床边。没想到这样快就到了。
有时候，大自然会巧妙而阴沉地、恰到时候地用其效果和景致来干预我们的行动，仿佛要我们多加思考。半个小时以来，大片乌云遮住了天空。可是，当让·瓦让走到主教床前时，那片乌云仿佛故意撕裂，一道月光透过长窗，蓦然照亮了主教苍白的脸。他睡得非常安详。下阿尔卑斯山一带夜间非常寒冷，主教躺在床上，似穿非穿着一件棕色羊毛衣，从肩上一直盖到手腕上。他脑袋仰卧在枕头上，一副沉睡的样子。一只手垂在床边，这只戴着主教戒指的手做过多少善事和圣事。他脸上闪耀着满足、希望和快乐。那不只是微笑，而是一种光辉。一种看不见的光照在他额头上，发出难以言表的反光。善人睡觉时，心灵在瞻望神秘的天空。
那神秘的天空在主教脸上有一道反光。
主教同时也像光一样透明，因为那天空就在他心里。那天空，就是他的信仰。
当月光与这内心的光辉可以说重叠的时候，熟睡的主教仿佛被一圈光包围。然而，这圈光非常柔和，朦朦胧胧，难以形容。这天上的月亮，这似睡非睡的大地，这静谧的园子，这宁静的屋子，这一时间，这一时刻，这寂静，都给这智者令人肃然起敬的睡眠，增添了一种庄严而难以言喻的东西，使他银白的头发、紧闭的双眼、充满希望和信任的面孔、老人的脑袋和孩子的睡容，笼罩在壮丽而宁静的光环中。
他这种无意展示的庄严神态，几乎可与神灵争艳斗丽。
让·瓦让在黑暗中，手里拿着铁烛台，呆呆地站着，被这灿烂的老人吓得不敢动弹。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老人的信任使他惊恐万分。一个意识混乱、心绪郁结、处在作恶边缘的人，瞻望一个善人睡眠，这壮丽的情景，是精神世界从未见过的。
主教一个人睡在房里，有这样一个人为邻，却睡得如此深沉，这里面有一种崇高的东西，让·瓦让也模模糊糊地，却又是不可抗拒地感觉到了。
谁也说不清楚他内心的想法，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必知道。要了解他此刻在想什么，就必须想象一下最狂暴的人遇到最温和的人时会怎样想。就是从他的脸上，也很难明确地看出什么。那是一种惊讶愕然的神色。他只是望着。仅此而已。至于他在想什么，是不可能猜到的。但有一点很清楚，他很激动，很震惊。但这是什么性质的激动呢？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老人。从他的面部表情和神态中唯一可以看到的，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犹豫不决。似乎他在两个深渊之间踌躇不定，一个是自绝，一个是自救。他好像已做好准备，要么敲碎主教的脑袋，要么吻主教的手。
过了一会儿，他左手慢慢举起，脱掉帽子，又慢慢放下。他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铁烛台，粗野的脑袋上竖着乱蓬蓬的头发，他又陷入了沉思。
在这可怕的目光注视下，主教依然睡得很安详。
壁炉上方有一个耶稣受难十字架，在月光照映下依稀可辨，受难的耶稣仿佛向他们张开双臂，为一个人祝福，为另一个人赦罪。
突然，让·瓦让重新戴上帽子，不再看主教一眼，沿着床快步朝床头旁的模糊可见的壁橱走去。他举起铁烛台，好像要撬锁。钥匙就在锁上。他打开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放银餐具的篮子。他拿起篮子，大步穿过房间，不再小心翼翼，也顾不得会弄出声音。他到了门口，走进祈祷室，打开窗子，拿起棍子，跨过楼下的窗台，把银餐具放进背包里，扔掉篮子，穿过园子，猛虎似的越墙逃跑了。
翌日，比安维尼大人迎着初升的太阳，在园子里散步。马格卢瓦太太慌里慌张地向他跑来。“大人，大人，”她喊道，“大人知道银餐具的篮子到哪里去了吗？”“知道呀。”主教说。“谢天谢地！”她说，“我还以为丢了。”主教刚在一个花坛上捡到了篮子。他把它交给马格卢瓦太太。“喏！”“怎么？”她说，“空的！银餐具呢？”“啊！”主教又说，“原来您问的是银餐具？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仁慈的上帝！被人偷走了！是昨晚的那个人偷的。”
说完，她用一个惊慌的老人可能有的敏捷，一转眼跑到祈祷室，跑进凹室，又跑了回来。主教已弯下腰，心疼地察看一棵辣根菜，那篮子掉到花坛上时，把它压断了。听到马格卢瓦太太大叫大嚷，他又站了起来。
“大人，那人走了！把银餐具偷走了！”
她叫嚷着，视线落到园子的一个角上，那里有越墙的痕迹。墙头的人字架拉掉了。
“瞧！他是从那里跑掉的。他翻过墙到了科什菲莱街！啊！真该死！他偷走了我们的银餐具！”
主教没有吭气，过了一会儿，他抬起严肃的眼睛，和颜悦色地对马格卢瓦太太说：
“首先，这银餐具是我们的吗？”
马格卢瓦太太瞠目结舌。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主教继续说：
“马格卢瓦太太，这银餐具我长期占有，这是不对的。它们属于穷人。那人是谁？显然是穷人。”
“耶稣！”马格卢瓦太太当即反驳，“又不是为了我和小姐。我们无所谓。是为了大人。现在大人用什么吃饭呢？”
主教惊讶地瞧着她。
“这有什么？不是还有锡餐具吗？”
马格卢瓦太太耸了耸肩。
“锡有股臭味。”
“那就用铁的。”
马格卢瓦太太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鬼脸。
“铁有股怪味。”
“那好，”主教说，“就用木头的。”
过了一会儿，主教在让·瓦让昨夜吃饭的桌子上用早餐。他妹妹一言不发，马格卢瓦太太低声嘀咕，比安维尼大人边吃，边乐呵呵地对她们说，面包蘸牛奶，连木勺和木叉都用不着。
“不知是怎么想的！”马格卢瓦太太一边来回忙着，一边喃喃自语，“招待这样一个人！还让他睡在自己身旁！幸亏只偷了些东西！啊，上帝！想起来都后怕！”
兄妹二人正要离开餐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请进。”主教说。
门打开了。一群奇怪而粗暴的人出现在门口。其中三个人揪着第四个人的衣领。那三个人是宪兵，另一个是让·瓦让。
门外还有个宪兵班长，可能是带队的。他进了屋，走到主教跟前，行了个军礼。
“主教大人……”他说。
让·瓦让神情忧郁，显得垂头丧气，一听到这个称呼，大吃一惊，便抬起头。
“主教大人？”他喃喃地说，“这么说，他不是本堂神甫……”
“不准说话！”一个宪兵说，“这是主教大人。”
这时，比安维尼大人以他这样岁数的人可能有的最快速度，赶紧迎上去。
“啊！是您！”他看着让·瓦让，大声说，“看到您很高兴。怎么！那对烛台我不是也送给您了吗，也是银的，可以卖二百法郎哪。您怎么没同餐具一起拿走？”
让·瓦让张大眼睛，看着年高德劭的主教，那神情是任何人类语言都难以描绘的。
“主教大人，”宪兵班长说，“这人说的是实话吗？我们遇到了他。他就像在逃跑似的。我们拦住他检查了。发现了这套银餐具……”
主教微笑着打断他说：
“他没给你们说，这是一个神甫老头送给他的吗？他还在他家里过了一夜。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你们把他带回来了？这是个误会。”
“既然这样，”班长又说，“我们可以放他走了吧？”
“当然。”主教回答。
宪兵们放了让·瓦让，可他却往后退。
“真的放我走了吗？”他说，声音含糊不清，仿佛在说梦话。
“是的，放你走了，你没听见？”一个宪兵说。
“我的朋友，”主教又说，“走之前，别忘了您的烛台。拿上吧。”
他走到壁炉跟前，拿起那对银烛台，交给让·瓦让。那两个妇人看着他，不说一句话，不做一个手势，也不用眼色打扰主教。
让·瓦让浑身颤抖。他神态迷惘，机械地接过那对银烛台。
“现在，您放心走吧。”主教说，“对了，朋友，以后再来时，不必从园子里进来。您随时可以从街上的那个门进出。它白天黑夜都只用碰锁关着。”
他又转身对宪兵们说：
“诸位也可以走了。”
宪兵们走远了。
让·瓦让好像要昏过去了。
主教走到他跟前，低声对他说：
“您答应过我，您要用这钱使自己变成一个诚实的人，可不要忘了啊，千万不要忘了啊。”
让·瓦让想不起来有过什么承诺，一下愣住了。主教说这些话时，加重了语气。接着，他又郑重地说：
“让·瓦让，我的兄弟，从今往后，您不再属于恶，而是属于善了。我是在赎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阴暗而堕落的思想里赎回来，交还给上帝。”
让·瓦让逃跑似的出了城。他在田野里匆匆走着，不问大路小路，遇到路就走，也没察觉走来走去却在走回头路。他这样游荡了一上午，没有吃饭，也不觉饥饿。许多新的感受折磨着他。他感到有点生气，却不知道在同谁生气。他说不清楚是受到了感动，还是遭到了侮辱。他不时感到有一种受感动的怪怪的感觉，他斗争着，用他在过去二十年中养成的冷酷无情来与之对抗。这种心绪使他厌倦。他遭遇到的不公正的命运，早已使他心如死灰，现在，他不无忧虑地感到，这种可怕的平静已开始动摇。他问自己，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有时他想，倒不如仍在监狱里待着，和宪兵们在一起，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样，他会少一些心烦意乱。尽管已是深冬，但在树篱中间，这里那里，仍有一些迟开的花朵，他经过时，闻到一股香味，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这些往事，好久没在他脑海里出现了，使他感到几乎难以忍受。
在整整一天中，一些难以表达的想法，在他头脑中越积越多。
太阳西斜，地上最小的卵石也拉长了身影。让·瓦让坐在一丛灌木后面，周围是荒无人烟的橙黄色的原野。只有阿尔卑斯山矗立在天际。甚至望不见远处村庄的钟楼。让·瓦让离迪涅可能有三里地。一条小路穿过原野，从灌木丛不远处经过。
他在沉思。这种沉思的神情，加上他褴褛的衣衫，会使过路人吓得魂不附体。忽然，他听到一个欢快的声音。
他转过头，看见小路上走来一个萨瓦
小孩，十来岁，唱着歌，腰里挂着一把手摇弦琴，身上背着一个旱獭箱。他是一个四乡漂泊的流浪儿，生性温和快乐，裤腿上的窟窿里露出了膝盖。
孩子唱着歌，不时地停下来，用手里的几枚硬币，玩抛小骨游戏。这几枚硬币大概是他的全部财产了。其中一枚是四十苏的角子。
孩子停在灌木丛旁，却没看见让·瓦让。他把那些硬币抛起来。之前抛硬币，他每次都相当灵巧地用手背接住了。
悲惨世界这次，那四十苏的角子没有接住，滚向树丛，停在让·瓦让脚边。
让·瓦让把脚踩在上面。
可是，孩子的眼睛一直跟着那枚钱币，看见让·瓦让把脚踩在上面了。
他毫不惊讶，朝那人走去。
这地方很偏僻。纵目远望，平原和小路上没有人影。只有一群鸟儿从高空飞过，传来微弱的鸣叫声。孩子背朝太阳，阳光给他的头发披上缕缕金丝，血红的光辉把让·瓦让蛮横粗野的脸染成了深红色。
“先生，我的角子呢？”小萨瓦人说，语气充满了孩子特有的天真无知的信任。
“你叫什么？”让·瓦让问。
“小热尔韦，先生。”
“走开！”让·瓦让说。
“先生，”孩子又说，“还我角子。”
让·瓦让低下头，不做回答。
孩子又说：
“我的角子呢，先生？”
让·瓦让仍然看着地上。
“我的角子！”孩子嚷了起来，“我的银角子！我的钱！”
让·瓦让仿佛没听见似的。孩子抓住他的衣领，使劲摇他。同时，他想用力踢开踩着他那枚钱币的钉了铁掌的大鞋。
“我要我的角子！四十苏的角子！”
孩子哭了。让·瓦让抬起头。他仍然坐着。他目光模糊。他惊讶地打量孩子，然后伸手拿起棍子，骇人地大叫一声：“谁？”
“是我，先生。”孩子回答，“小热尔韦！是我！是我！请把四十苏还给我！抬抬脚！”
接着，尽管是个孩子，他被激怒了，几乎以威胁的口吻说：
“您抬不抬脚？抬抬脚！听见没有？”
“呀！又是你？”让·瓦让说，他蓦地站起来，但脚依然踩在钱币上。他又加了一句：“还不快逃走！”
孩子惊恐地看看他，浑身哆嗦起来。他愣了几秒钟，就拔腿逃跑了，不敢回头，也不敢叫喊。
可他跑了一段路，就喘不过气来了，只好停下来。让·瓦让虽在沉思，仍听到了孩子的惨哭声。
过了一会儿，孩子消失了。
太阳已然落山。
暮色笼罩着让·瓦让。他一天没吃东西了，可能还发着烧。
他站着不动。孩子逃走后，他没有改变过姿势。他呼吸间时长，不均匀，胸膛一起一伏。他目光停在前面十一二步远的地方，仿佛在专心研究掉在草丛里的一块蓝色碎陶片的形状。突然，他打了个寒战。他感觉到了夜晚的寒意。
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下意识地把工装的前襟拉拢，扣好扣子，迈前一步，弯腰从地上捡起棍子。
这时，他看见了那四十苏的角子，被他的脚踩得一半陷进地里，正在石子中间闪闪发光。他像被电击了一下。
“这是什么？”他喃喃而语。
他向后退了三步，又停下来，眼睛盯着刚才他脚踩着的地方。这个在黑暗中闪烁的东西，仿佛是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望着他。
过了几分钟，他抽搐着猛地扑向银币，抓住它，站起来，开始眺望远处的原野，朝天际四下张望。他站着，瑟瑟发抖，有如一只受惊的野兽在寻找避难所。
他什么也没看见。夜幕降临。原野朦朦胧胧，冒着寒气，紫色的雾霭在暮色中冉冉升起。
他“啊”了一声，急忙朝孩子消失的方向走去。走了百来步，他停下来，看了看，还是什么也没看见。
于是，他用全力高喊：“小热尔韦！小热尔韦！”
他停住叫喊，等了等。
没有应答。
旷野荒凉阴沉。他被广阔的原野包围。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望不穿的黑暗，吼不破的寂静。
凛冽的北风呼啸着，使得周围的一切生气萧索。灌木猛烈摇动着细弱的胳膊，仿佛在威胁和追逐着一个人。
他继续往前走，接着又跑了起来。他跑跑停停，在孤寂的原野上喊叫着，声音之大之悲痛，是从未听到过的。他喊着：“小热尔韦！小热尔韦！”
那孩子如果听见他的喊叫，一定会感到害怕而躲起来。但他可能已走远了。
他遇见一个骑马的神甫。他上前对他说：
“神甫先生，您看见有个孩子经过吗？”
“没有。”神甫回答。
“一个叫热尔韦的孩子？”
“我什么人也没遇到。”
他从背包里拿出两枚五法郎的钱币，交给神甫。
“本堂神甫先生，这钱给您的穷人。——本堂神甫先生，那孩子大概有十岁，我想，他有一只旱獭，还有一把手摇弦琴。他朝那边去了。是个萨瓦孩子，您知道吗？”
“我根本没看见。”
“小热尔韦？会不会是附近村子里的？能不能告诉我？”
“照您说的样子，我的朋友，那就是一个外乡孩子了。他们是过路客。谁也不认识他们。”
让·瓦让急忙取出另外两枚五法郎钱币，交给神甫。
“给您的穷人。”他说。
而后他又失态地说：
“教士先生，叫人把我抓起来吧。我是小偷。”
神甫用马刺狠狠刺了刺马，吓得逃跑了。
让·瓦让又朝刚才的方向继续奔跑。
他这样跑了一段路，寻找着，呼唤着，叫喊着，但没有遇到一个人。有两三次，他向原野上的某一个点跑去，以为是一个卧着或蹲着的人，结果却是匍匐在地的灌木或岩石。最后，他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停了下来。月亮已经升起。他朝远处张望，最后又一次高喊：“小热尔韦！小热尔韦！”他的喊声消失在夜雾中，连回声都没有。他又低声呼唤：“小热尔韦！”但声音微弱，含含糊糊。这是他最后一次努力。他突然双腿一软，仿佛他的内疚骤然变成了无形的压力，压在他的身上。他精疲力竭，瘫倒在一块大岩石上，手揪住头发，脸埋在双膝中间，大声喊道：“我是混蛋！”
他心里非常难过，哭了起来。十九年来，他这是第一次哭。
大家知道，让·瓦让从主教家中出来时，他的思想已不再是从前那样了。他无法弄明白他内心发生的变化。他对主教超凡的行为和温和的言语，采取抗拒的态度。“您答应过我要成为诚实的人。我是在赎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邪恶的思想中拯救出来，交给仁慈的上帝。”这些话不断地在他耳畔回响。他用傲慢来对抗这非凡的宽容，这傲气是我们身上罪恶的堡垒。他朦朦胧胧地感到，主教的宽恕是使他产生动摇的最猛烈的袭击和最可怕的进攻；如果他抵抗这一宽恕，他就将永远冷酷无情；如若让步，就要放弃多年来别人的行为使他日积月累的、他自得其乐的满腔仇恨；这一次必须决出个胜负来，在他的恶和那人的善之间，一场战斗已经开始，这是一场大决战。
他脑海里闪着这些朦胧的思想，一面像醉汉那样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当他像这样目光迷乱地向前走时，是不是清楚地看到了他在迪涅的奇遇可能带来的后果呢？在人生的某些时候，会有一些神秘的声音来警告或骚扰我们，他是不是也听到了这些嗡嗡的声音呢？是不是有个声音在他的耳畔说，刚才他经历了命运的庄严时刻，再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从今以后，要么成为最好的人，要么就做最坏的人；也可以说，现在，他要么做得比主教更好，要么比苦役犯更坏；他想变好，就得成为天使，如果坚持为恶，就得变成魔鬼？
在此，我们要把前面说过的问题再提一下：在他的思想中，是否也朦朦胧胧有一丁点儿这样的想法呢？诚然，我们说过，不幸会使人变得聪明，但让·瓦让是否就能弄清楚我们指出的这一切，那就很难说了。即使他有这些想法，那也只是模模糊糊，而不是清清楚楚，而且只会使他陷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几乎是痛苦的惶惑不安中。他刚从苦役牢这个丑恶和黑暗的怪物中出来，主教就给他的灵魂带来了苦恼，正如从黑暗中出来，强烈的亮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一样。未来的生活，一种有可能实现的纯洁而灿烂的生活，展现在他眼前，使他惶惶不安，浑身颤栗。他的确茫然不知所措。正如猫头鹰骤然看见太阳升起会目眩神迷，这个苦役犯也因看到了美德而眼花缭乱，晕头晕脑。
有一点可以肯定，也是他未曾料到的，那就是他已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身上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主教同他讲过话，而且深深打动了他的心，这个事实他是无法推翻的。
就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他遇见了小热尔韦，抢走了他的四十苏。为什么？他肯定无法解释。是因为他从牢里带出来的丑恶思想在起最后的作用，做最后的挣扎？是一种残余的冲动，力学上所谓的“惯力”在起作用？的确如此，不过也可能没这么复杂。简单地说，抢钱的不是他，不是人，而是野兽；当心智被无数新奇的念头纠缠，正在苦苦挣扎时，那野兽出于习惯和本能，糊里糊涂地把脚放到了那枚硬币上。当心智清醒过来，看见这一野蛮行径时，让·瓦让不安地后退几步，发出了恐怖的叫声。
因为，抢那个孩子的钱这种事，他本来是不可能再做的了。这个奇怪的现象，只有在他那种思想状况下才会发生。
不管怎么说，他做的这件坏事，对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突然穿透并驱散了他心智上的混乱，把黑暗和光明分放两边，对他混乱的内心产生了影响，正如某些化学试剂能对某种混合物发生作用，使一种物质沉淀，另一种物质变得清晰可见。
最初，他还没来得及反省和思考，就像要逃跑似的，发狂般地奔跑起来，想找到孩子，把钱还给他。后来，当他发现这是白费力气，他便绝望地停了下来。当他大声吼叫“我是混蛋”时，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丑态，他已离开自己，觉得自己成了幽灵，他看见了那个活生生的、面目狰狞的苦役犯让·瓦让，手里拿着棍子，腰里束着工作服，背上背着背包，里面塞满了偷来的东西，脸色坚定而忧郁，满脑子罪恶的计划。
我们已看到，由于遭受太多的不幸，让·瓦让常常幻觉丛生。因此，他刚才似乎又产生了幻觉。他真的看见让·瓦让出现在他面前，看到了那张凶恶的嘴脸。他差点问自己那人是谁，他感到非常厌恶。
当人们陷入深深的幻觉中时，就会脱离现实。那是汹涌澎湃，又是极其平静的时刻。让·瓦让就处于这样的时刻。他已看不见周围真实的事物，他所看到的外界事物，正是出现在他脑海里的影像。
可以说，他面对面地注视着自己。同时，穿过幻觉，在神秘的心灵深处，他仿佛看见有个亮光。他起初以为是火炬。他更仔细地注视这出现在他意识中的亮光，发现它是个人，这个火炬便是主教。
他的意识轮番注视面前的两个人，一个是主教，一个是让·瓦让。要削弱第二个人的气势，非得主教才行。这种神思恍惚，有一种奇异的效果，他的幻觉越是延长，主教在他眼里就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灿烂，而让·瓦让则愈来愈渺小，愈来愈模糊，到后来就只剩下一个影子，最后突然消失了。只剩下主教一人了。他用灿烂的光辉，照亮了这可怜人的整个心灵。
让·瓦让哭了很久。他泪如雨下，号啕大哭，比一个女人更软弱，比一个孩子更恐惧。
他哭着哭着，脑子越来越明亮，那亮光是异乎寻常的，既令人陶醉，又使人害怕。他从前的生活、第一次犯罪、漫长的赎罪、外表变得迟钝、内心变得冷酷、出狱、复仇计划、主教家发生的事、最后干的一件坏事——抢了一个孩子四十苏，这个罪行发生在主教对他宽恕之后，更显得卑鄙和丑恶——所有这一切，都回到了他的脑海里，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从没看得这样清楚过。他审视自己的一生，感到他的一生丑恶无比；他审视自己的灵魂，感到他的灵魂令人厌恶。但是，和煦的阳光照亮了他的生命和灵魂。他仿佛在天堂的照耀下，看到了撒旦。
他像这样哭了多久？哭完后他做了什么？他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只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有个到格勒诺布尔去运货的车夫，那天夜里三点钟到达了迪涅，当他经过主教府所在的街时，看见有个人在黑暗中跪在比安维尼大人家门口的石头路面上，好像在做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