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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血型第一次对输血起到了影响。重型火炮导致许多士兵严重失血，甚至发生可能危及生命的休克，面对这一情况，野战医院将大量伤员集中至一处。
在野战医院内，避免血液发生凝结的试验告知医生可以通过血瓶和注射器在人体间输送血液。尽管血型自1900年就已为人所知，但欧洲西部战线上输血次数之多让输血首次对临床医疗产生影响。血型鉴定这一操作非常成功，到了1920年，英国输血专家杰弗里·凯恩斯（Geoffrey Keynes）在医学期刊《柳叶刀》（
Lancet
）中写道：“几乎不存在任何理由……在输血前不先鉴定献血者血型。”
随着输血服务规模的扩张，获取血液的相关行政文书也在增加。记录献血者个人信息及其血型的文件开始大量积累，日后在身份定位、民族、种族、历史、遗传和司法鉴定领域的各个潮流中都会得到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令欧洲以及欧洲国家所辖的诸帝国的人口和疆域发生剧变，激起了有关民族如何定义的讨论，加剧了一些人对于“民族特性”这一概念的执念。
领土争端时常上升为据称属于科学领域的“谁属于哪里”等争论——答案通常基于语言、风俗习惯和外貌特征。这是优生学运动的一个高潮，其间，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活动家谋求将遗传理论应用于人类生育的政策和实践。
备受关注的问题包括：心智和外貌特征如何遗传，哪些性状可以检验，以及该如何研究这些性状。
与此同时，专攻遗传特征的遗传学家对于将群体作为分析单位的兴趣日渐浓厚。寻求在染色体上定位基因的研究分化为多种研究，它们关注的是自然存在的基因多样性，以及“如何用孟德尔理论阐明演化过程中的变化”这一重要问题。
这项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理论层面的，或基于对动植物的观察，但突然间，科学家发觉选用血型这一性状来构建人类遗传模型也许十分可行。
血型有潜力将遗传科学和当时最为迫切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围绕着群体和规划，以及建立新民族国家的种种讨论中，血型同种族身份、归属感和亲缘关系相挂钩。
血型的意义和用途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来自战争、国家主义和优生学的压力，以及血液的物质性质和不断发展的血液处理技术。在1910——1940年，血型成为生物化学实体、种族标记、司法鉴定工具和遗传性状。本章概述血型受到检视和考量的历史背景、令血型得以流通的科学技术，以及人们赋予血型的政治用途。
1900年，年轻的卡尔·兰德施泰纳是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的一名病理学家，对动物和人类血液开展“血清学”实验。血清学是19世纪80年代由免疫血清的研究者提出的分类方式，他们的活动以欧洲的三个实验室为中心：它们分别位于巴黎、柏林以及维也纳，分别由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以及马克斯·冯·格鲁贝尔（Max von Gruber）领导。这些研究者开始利用血清辨识区分细菌和其他微生物。他们发现，将弱化过的某种细菌接种给豚鼠或兔子，可以使它们免受感染。他们还在试管中重复了这一现象：从受过接种的动物体内提取免疫血清，与细菌产生特定反应，会出现免疫学家所称的“凝集”（agglutination），即细菌细胞凝聚成块。在利用血清分辨达到分类细菌目的的研究者认知中，凝集的成因是可溶性血蛋白（日后一般称作“抗体”）对微生物表面的蛋白质（日后称作“抗原”）发生了特定反应。
免疫学家将血清学视作发展迅速的尖端生化科学，与此同时，临床病理学家将它变为一组常规技术，实际应用于临床环境，以分辨形态相似的微生物。
到了19、20世纪之交，用于诊断伤寒的血清学试管测试成了临床病理学家常进行的测试之一。
血清学测试变得极为必要和常见，到20世纪20年代时，负责制造和分配动物血清的机构已成为公共健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制造和分配血清的标准则由国际联盟制订。
血清学的确是发展迅速的研究领域，但它首先是一组常规医疗诊断方法。
与此同时，科学家在研发血清学反应，打算将其用于研究更大生物体的分类系统。德国内科医生莱昂纳德·朗杜瓦（Leonard Landois）在19世纪70年代观察到，动物血液在遇到其他物种动物血液后可能会发生凝集。
以这项发现为基础，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乔治·纳托尔（George Nuttall）发展出了系统的血清学方法，用来研究动物物种的生化多样性。纳托尔的研究手段是向一种动物（例如兔子）体内注射另一种动物（例如狗）的血液。他推断，接受注射的动物（兔子）会产生对抗外来（狗）血液的抗体，而兔子的“抗狗”血清可以用来测试狗和其他动物（例如猫）在生物化学层面上的亲疏程度。在纳托尔看来，测试产生的凝集反应强弱反映了两种动物间关系的远近；基于此数据，他绘制出了种系发生树形图。到了1904年，纳托尔已经对600多个物种进行了16000次实验，这项工作在1920——1960年由他人继续深入开展。
经由以上方式，在19、20世纪之交，免疫血清研究定型为三个独立但互有重叠的领域：关注免疫蛋白及其行为的学术领域、使用特定免疫血清进行诊断的临床病理学实操领域，以及目的为探索演化关系的生物化学分类学领域。这一系列免疫学、诊断和相关性方面的诉求与实践会在日后定义人类血型。
在维也纳，格鲁贝尔先前的学生兰德施泰纳发现，血清学反应不仅发生在不同物种血液和血清的混合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在不同人类个体的血液混合时。
既拥有医学资质，也研习化学的兰德施泰纳开始研究“同种凝集素”（isoagglutinin）的特性，同种凝集素是与同物种内其他个体的血清发生反应的抗体。
兰德施泰纳测试了自同事和病患处取得的一系列血清，并将个体分成三组（日后称作“A”“B”和“O”）来阐释凝集规律。
1901年，兰德施泰纳发表了首篇相关论文，提出红细胞凝结成块的原因是一人血清中的抗体和另一人血液细胞表面的抗原发生反应，这意味着不同人的细胞表面带有生化性质不同的抗原。他的论文很快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证实，其中很著名的有捷克血清学家杨·扬斯基（Jan Janský）和美国外科医生威廉·莫斯（William Moss），两者均独立定义了第四种，也是最为罕见的血型（日后称作“AB”）。在下一个十年中，血清学界达成共识，是红细胞表面的A、B两种抗原的存在或缺失，导致了存在A、B、AB和O四种血型。诊断血清学代表了生物化学的最前沿，而眼下，它似乎首次揭示出人类在生化层面上具有稳定存在的差异。不同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似乎可以在血清分析员的显微镜下展现，这一概念日后深刻影响了种族分类学中对血型的应用。
图1.1 灵长目动物的演化分支树形图，由卡尔·兰德施泰纳和同事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绘制，于1925年伴随一篇期刊论文发表。作者们汇报：“对36种较低级猴类血液的血清学研究显示，某种特定血凝集原（hemagglutinogen）（即血型B）的分布和该物种在动物学系统中的位置存在相关性。”图表在八个其他灵长目物种之外列出了四个人类“种族”（图中最右大支），意指人类种族间存在生物学差异。人类各分支旁标有字母“A”“B”和“O”，暗示血型和种族有关联，但论文本身并未就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摘自：兰德施泰纳，米勒，《对于灵长类血液的血清学研究：卷三》（ Serological Studies on the Blood of the Primates:Ⅲ ）, 1925，第817页。版权所有：洛克菲勒大学出版社（Rockefeller University Press）
在之后的30年间，这些生物化学分类令内科医生、血型学家和病理学家为之着迷。欧洲和美国的研究者积极跟进兰德施泰纳的成果，同时探索这些所谓同种抗体复杂的化学构成、稳定性，以及一系列人体组织对其的分泌。和纳托尔类似，兰德施泰纳制订了研究人类演化的计划，系统对比人类血液与其他灵长目动物血液的血清学反应，并将结果与种系发生树状图相对应（图1.1）。
其他研究者研究胎儿、儿童、不同年龄段的成人、精神疾病患者、肿瘤携带者和传染病患者的血型。他们逐渐达成共识：血型是稳定且本质的；它们是一个人的固有特质，不随年龄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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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鉴定是分类操作：鉴别微生物的诊断方法，以及查明生化相关性的技术带来了分类人类血液的方式。这些类别也指明了人类红细胞的生化特征，因而“血型”这一术语并不仅指某类人归于的特定组别，也指生物化学实体：一种抗原（具体到AB血型的情况则是两种抗原）。“健康人可以由只有科学家可见的方式——生物化学的方式——得到区分”这一概念十分引人深思。到了20世纪10年代，血清学家问出了核心问题：这类区别意味着什么？
在兰德施泰纳提出发现后不久，血清学家开始猜测血型相容性是否可能和输血有关。但在当时，向人体输血和自人体采血的外科操作风险过大，所以学界无法判断兰德施泰纳的血型鉴定是否有用。
输血复杂、混乱又危险，通常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实施。
一个不可忽视的阻碍就是血液结块。尽管血液是液体，但它很难自人体内流出，还会在软管和注射器中凝固。这一问题有各种非比寻常的解决办法。1902年，来自在美国执业的法国外科医生亚历克西斯·卡雷尔（Alexis Carrel）的汇报称，他精细地将献血者和受血者的血管缝合在一起，这一过程难度极高，置双方于危险之中。另外一名美国医生乔治·华盛顿·克赖尔（George Washington Crile）改进了此项技术，利用一支银质套管连接血管，他国医生也采用这一做法。
尽管克赖尔本人通过交叉配合（术前混合献血者和受血者的血液）测试了血液相容性，但在许多医生眼中，此类测试既不可行也无必要。
20世纪早期的绝大多数输血是在医生对血型毫无认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毕竟，传输人类血液所采取的外科步骤充满危险且关乎私密，这类操作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仔细的监测，因而血型相容性远非重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提升血液保存和运输技术的重要时期。重型火炮造成了大量伤员，战壕后方的野战医院中也聚集了诸多经受休克的伤员。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医生和盟军的医疗团队协作，后者对试验持开放态度。
他们发现，用柠檬酸钠可以防止血液结块，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套管和血瓶或注射器将血液自轻伤员体内输送至重伤员体内。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前线附近的医务工作者首次目睹了输血过程并实施了输血操作。
这些工作者同样遇到了血液不相容的情况，尽管外科医生肩负的巨大压力经常使得相容性测试无法进行，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将血型相关知识带回了各自国内的医院。
有了柠檬酸钠作为抗凝血剂，间接传输令输血变得快捷安全，血型对输血的意义由此显现。现在，输血教科书可以强调“绝对必须使用同血型的血液”。
输血有赖于有人分享自己的血液。在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医院视患者的亲属为这一挽救生命的物质的重要来源。
但随着血型相容性越发得到认识，人们发现家庭并不总是有合适的供血者。为了获得血液，医院很快发展出了覆盖面更广的社会和行政操作，“分享”转而包括一系列种类繁多的交流互动。在美国，（男性）职业有偿献血者提供了总量可观的血液。
有些医院自行维护当地献血者名单，其他一些医院则依赖商业机构，它们保有职业献血者的登记信息，并收取高额寻血费用。还有些医院求助于美国红十字会，那里实行无偿献血机制。20世纪20年代，纽约输血促进会（New York Blood Transfusion Betterment Association）试图改革、规范纽约市的输血服务，仅为献血者提供小额报偿，而且献血者也要经过健康筛查。1936年，芝加哥的第一所血库不依赖金钱回报，而是要求患者或其家属用献血来“偿还”之前从库中获得的血液。
在巴黎，法国政府介入，限制献血者可得的报偿。其“最低回报”政策意在补偿志愿献血的时间和人工成本。
在那里，应急输血服务（L'Oeuvre de la transfusion sanguine d'urgence）维护着条理明晰的献血卡系统，同时规定必须经过严格的血型鉴定，对献血者也要进行常规健康检查。在俄罗斯，每家医院——甚至每个医生——都有各自获得血液的方法。有些使用无偿志愿者的，有些使用有偿献血者的，其余的则混合使用这二者的。
俄罗斯的输血专家召开了诸多会议，试图建立一个规范的献血体系，但他们无法说服更高层的决策者支持这一计划。多种手段同时存在的状况也许一定程度导致了苏联在输血领域非比寻常的创新：一些研究者使用来自尸体的血液从事输血试验，另外一些则专攻储存技术。
在英国，伦敦红十字输血服务（London Red Cross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强调无偿献血的道德意义，这一观点输出至诸多国家。
伦敦的输血组织者珀西·奥利弗（Percy Oliver）对献血者的细致筛查不只以健康为标准，也考虑道德品质。他坚称献血是为全人类造福，并刻意尽可能减少献血者和受血者的接触，防止二者的亲近削弱更广泛的道德宗旨。
为了扩大自己的献血者名单，奥利弗求助于已经培养出公民责任感的既有组织。献血在志愿主义兴盛的时代蓬勃发展，依托诸如罗浮童军（Rover Scouts）
等志愿组织的支持。
随着血液运输距离和献血者名单越来越长，输血造就出一个行政系统，它自联系家庭、社区、医院，以及既有志愿组织的纽带中诞生，和这些纽带一同扩展。
血液获取的相关政策和策略之所以存在各种差异，主要是在一些问题上各国国内和国际间存在持续不断的争议，包括柠檬酸化血液和新鲜血液的疗效差异，保鲜剂安全与否，以及不同种类器材的有效程度。然而，尽管各国的输血组织不尽相同，但输血的行政管理操作却有着明确的整体趋势。第一，医院对献血者和受血者的血型检查越发严格。第二，医院间相互分享献血者名单，以扩大可用献血者的范围。私人机构、独立组织和慈善协会开始组织“小组”（panel），每个小组含有数名愿意献血的人员，可为多家医院提供服务。这些机构越来越频繁地在献血者和医院间充当中介。在20世纪20年代，伦敦红十字会服务的医院数量激增。在巴黎，20年代末，应急输血服务每年只进行几百次输血，但30年代时每年多达上千次。在以上行政管理系统扩张的同时，苏联见证了最早的建立全国范围输血服务的努力。30年代早期，最高级别政府官员开始回应对集中管理输血服务的需求，一个以列宁格勒为中心的系统投入运作。
第三，血液的保存时间和运输距离更长了。献血者名单制度原受制于献血者可以旅行的距离，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储存技术的创新让血液可以运往献血者去不了的地方。冷藏手段的广泛应用由苏联新创建的全国输血基础结构引领。在西班牙内战的血腥战场上，输血先驱弗雷德里克·杜兰·霍尔达（Frederic Duran Jordà）使用了冰箱和移动冷藏车。
苏联和西班牙对血液存储的好处十分重视——部分由于它很合适社会主义的集中管理，部分由于对血液的迫切需要。
到了30年代末，全欧的输血专家都开始意识到冰箱和抗凝剂可以保持血液的治疗价值长至两周。
所有地方的输血行政系统都随着血液的储存和运输能力的提高而扩张。西班牙输血技术的发展令负责在英国建立战时输血基础结构的人士印象尤其深刻。
输血行政系统的不断扩张让血液储存技术也越发可靠，血型鉴定成为输血操作中不可或缺的常规项目。尽管血型鉴定需要细致培训——教科书中满是富于细节的指导说明——但此项技能迅速得到传播。随着血型越发为人所知，血型鉴定血清成为医院和输血中心间传递的重要材料。1930年，兰德施泰纳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彰他对该疗法的卓越贡献，此项荣誉也标志着学界公开承认血型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血型的命名在国际间逐渐统一，此进程由国际输血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Blood Transfusion）1935年的第一届会议和1937年的第二届会议推动。
在第二届会议中，血型议题占据了全部议程的1/4，和血液储存以及献血者管理两个话题的重视程度不相上下。
总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输血新方法被证实在医疗上行之有效，人类血液的生物化学差异便有了临床意义。战时的抗凝血试验令通过注射器在不同躯体间传递血液成为可能，输血变得更加安全便捷。最初用于管理献血者和血液的零碎基础设施合并成了大规模行政管理系统。其结果之一是，血型的分类能力在外科手术中具有了崭新且关乎生死的意义。不同躯体间的血液输送成为常规，由此，鉴定血型对保证输血安全必不可少。血型也广泛作为人类群体间生物化学差异的标记。常规的血型鉴定和文件资料中的血型清单为新研究提供了材料，这些研究内容包括人类群体间的生化差异，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亟须的社会身份形式。
在20世纪的前30年间，相互间迥异的文化、民族、政府和社会运动都谋求将遗传理论应用于计生政策和实践中。
“人类的智力和外貌特征到底是怎么遗传的”这一问题尤其受关注，然而事实证明，人类的特定特征——心智缺陷、智力、犯罪倾向——的具体遗传规律复杂至极。
这令当时关注果蝇和农作物染色体测绘工作蓬勃发展的科学家尤为沮丧。
因此，在20世纪10年代，当血清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卢德维克·希尔斯费尔德（Ludwik Hirszfeld）和埃米尔·冯·东格恩（Emil von Dungern）率先有根据地提出血型遗传可能遵循简单的孟德尔法则时，学界产生了强烈兴趣。
尽管表象之下的遗传机制要在近20年后才为人所知，但希尔斯费尔德和冯·东格恩令ABO血型成为早期得到证实遵循孟德尔法则的人类性状之一。
之后，在20年代初，输血服务产生的丰富血型数据引起费利克斯·伯恩斯坦的关注。伯恩斯坦是数学家、精算师，以及哥廷根的数学统计学院（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院长，他渴望找到某种材料，可以将针对人类遗传学研究的数学新技术应用于其上。伯恩斯坦密切关注德国医生和统计学家威廉·温伯格（Wilhelm Weinberg）的遗传数学（Vererbungsmathematik）
研究，并着迷于这一想法：或许通过一个简单公式，便能自相应的可观测特征（表现型）出现频率估算出人口中导致某性状的等位基因出现频率。温伯格的方法可以测试某项性状是否（以及如何）根据孟德尔定律遗传（伯恩斯坦对这些方法进行了重要的修改）。
历史学家保利娜·马宗达（Pauline Mazumdar）解释说，理论已经准备就绪，眼下血型提供了可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并加以检验的数据。
伯恩斯坦用温伯格的方法处理了20000人的血型鉴定结果，这20000人背景迥异，来自朝鲜半岛、印度、挪威和马达加斯加等地。1924年，他发表了研究成果，称ABO血型必定通过存在A、B和O三种等位基因的单个基因位点得到遗传。
利用医学环境中积累的大量血型鉴定结果，诸多血清学家和遗传学家对伯恩斯坦的方法加以检验，按马宗达的说法，伯恩斯坦的论文引发了“席卷全球的孟德尔式代数沙尘暴”。
紧随其后的是伯恩斯坦的研究结论在法律领域的应用。
司法鉴定科学在欧洲越发系统化，对血型遗传的新认识显示，血型有潜力解决父亲身份不确定导致的法律争端。
在伯恩斯坦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他的ABO遗传模型的同年，德国血清学家弗里茨·席夫（Fritz Schiff）在柏林医学法学协会（Medico-Legal Society of Berlin）发表了演讲，题为“作为司法鉴定手段的血型分析”（Blood Group Diagnosis as a Forensic Method）。
十年前，意大利血清学家莱昂内·拉特斯（Leone Lattes）证明了测试已存在几周的血迹的血型是可行的，提升了将血型血清学纳入司法鉴定分析领域的可能。现在，席夫表明血型鉴定可以用于另一个目的：解决父亲身份争议问题。他对听众解释说，如果已知母亲和孩子的血型，那么便可以缩小孩子生父可能拥有的血型范围。因此，法庭很快成为血型受到广泛关注地点之一。1926年，血型鉴定首次改变了庭审结果。此后一年内，在德国，数百例围绕父亲身份的诉讼请求进行血清学鉴定。
席夫的著作刊载于多处，甚至包括英语期刊。
他的成果在全欧医学界中激起了用血型鉴定否定父子关系的讨论。到了20年代末，血型鉴定结果在瑞典和挪威的法庭中得到承认。在意大利是1931年，在爱尔兰是1932年，在美国是1935年，在英国是1939年。
此时，医学专家已经对利用血型判断父子关系存在与否的方法十分信赖，然而令地方法官和陪审团普遍接受它则需要再等很久。即便如此，法庭成为认定血型能为亲子关系鉴定提供确凿证据的场所。
亲子关系鉴定是血型最早用于在法律层面上定义家庭关系的环境。
对血型遗传的兴趣令人们越发相信，这种生化实体也许是人与人之间可遗传差异的基础。输血的推广和种族国家主义在全欧洲的盛行在时间上重合。在各国政府考虑和设计管控移民和生殖的新法律之际，医生和血清学家开展研究，意图将血型分类和种族、阶级以及国家对应起来。
自兰德施泰纳在20世纪伊始的最初发现起，血清学家一直在调查血型和诸如颅骨及面部形状、生育力、身体健康水平、体质类型，以及皮肤、眼睛、头发颜色等特质间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为精进输血技术提供了条件，也为学者首次系统性尝试将不同国家、宗教和种族背景的人的血型鉴定结果汇集起来提供了条件。卢德维克·希尔斯费尔德和他的内科医生妻子汉娜·希尔斯费尔德（Hanna Hirszfeld）在爱琴海沿岸港口萨洛尼卡（今塞萨洛尼基）任职军医，很多因不敌德军攻势而撤退的盟军聚集在那里。夫妻二人将他们在血清学诊断领域的经验和对输血的初尝试结合起来，抓住机会鉴定军人和当地人口的血型，被选取的对象在他们看来是“独立”民族或种族的代表。
他们引人注目的研究结果发布在《柳叶刀》和《人类学》（
L'Anthropologie
）上；据称，《英国医学杂志》认为这些结果过于惊人，不可相信。
希尔斯费尔德夫妇似乎证明了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背景的群体中血型A和血型B的出现概率不同。为了体现这一点，他们赋予了每个“民族”（nationality）一个“生化种族指数”（biochemical race index），表明各群体内A、B型血携带者的比例。
在针对何种生物学特质最适于区分人种和民族的激烈辩论中，希尔斯费尔德夫妇的指数表明，血型可以取代备受质疑的基于头骨、体形和肤色的种族分类法。
种族国家主义不断强化，将越发得到强调的优生学层面上理想国民标准和动荡的领土争端联系在一起。基于血清学的种族科研风潮横扫欧洲、美国、中东和日本。血清学家和医生自行开展鉴定，但也利用献血者名单，试图找出血型频率和种族及民族类别间的对应关系。对于希尔斯费尔德夫妇和他们的诸多读者而言，研究分析的单位不再是血型本身，而是群体内部各血型的比例或频率。若想计算一个群体内的这些数据，研究者需要事先通过国籍、种族、民族、宗教、年龄、心智特性或疾病类别界定群体。依照此方式界定群体后，便可直接计算出其中A型血和B型血的比例（或其他比例），或者（例如）A型血在群体中的出现频率。尽管有时比例和指数的计算放大了结论数值，但不同群体间的差别通常微小，而且也受群体界定方式的影响。各种计算方法都受到质疑；关于何种分组算（或不算）生物学分组的争议颇多——计算得出的比例包括“生化种族指数”、“种族指数”、血型频率、血型比例，以及基于它们的一系列众多以图表法呈现的其他比例。
即便如此，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重点是：血型为阐明人类的区别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新方式。
在不同地点，这些群体研究的意义也不同。在德语地区，许多（但并非全部）对血型和种族的研究归于人类学领域，该领域的中心是德意志血型研究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i für Blutgruppenforschung）。
1926年，该协会由人类学家奥托·雷歇（Otto Reche）和外科医生保罗·斯特凡（Paul Steffan）在维也纳成立，坚定奉行国家主义（vδlkisch
）理念：雷歇有时负责编辑期刊《民族和种族》（
Volk und Rasse
），他强烈支持“未来的人类应繁育自历史上长久扎根德意志土壤的农民”的观点。雷歇和斯特凡开创了期刊《种族生理学》（
Zeitschrift für Rassenphysiologie
），他们令血清学服务于种族理念，宣扬北欧人（Nordic）的优越性。在诸多考察和地图中，他们强行在血液和土地间建立联系：据他们称，A型血在西欧是主导，B型血在斯拉夫人居住的东欧常见。
作为《民族和种族》的编辑，雷歇和多名纳粹高级官员合作，与此同时，德意志血型研究协会的会员中也包括德语科学界诸多领域的杰出人物。
用血清学分类人群的做法远非仅限于德语地区。在全欧上下以及欧洲之外，针对种族的论述都利用到了血型。在德国的东部边境以东，中欧诸国的构成在奥匈帝国分裂后发生变化，人类学家和医生将各种国家主义说辞和血型挂钩。同德国的情况一样，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人类学家将“民族”（Volk
）这一概念置于外表特征和生物学（以及文化和语言学）框架内，并利用颅骨测量和血清学阐释他们各自国家的种族历史。不过，和德意志血型研究协会的会员有所不同的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人类学家在定义他们的国民标准型时用的是多个人种的具体混合比例，即便如此，他们和德语地区的同事一样，迫切希望保护和发扬各自的国家身份。
在中东地区，情况同样复杂。奥斯曼帝国覆灭后，各个民族和宗教社群，以及中东民族国家力争政治主权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国家主义白热化的时期，人类学家通过安排整理身体、头部、骨架和头骨的人体测量学数据而创立或抹去一个个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也接纳了希尔斯费尔德夫妇在前奥斯曼帝国属地萨洛尼卡首创的那套血型技术。血型和人体测量学数据用于巩固或否定埃及、土耳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群体划分，来认定一些群体是混合种，而其他群体则是纯种。
在其他国家，人类学家将血型研究和帝国主义规划挂钩。在巴黎，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的血型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des groupes sanguins）成为人类学血型研究的核心机构，领头人是尼古拉斯·科索维奇（Nicholas Kossovitch），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和卢德维克·希尔斯费尔德一同工作。
在巴斯德研究院，研究者尤其关注法国和其西非及马达加斯加殖民地的人口。
英国的一些医学期刊发布了世界多地的血型数据，它们源自先前或当下属于欧洲诸帝国地区内的医院和诊所。
输血技术于1919年传播至日本，当时日本人对“纯血”的关注和他们的帝国主义扩张野望一同增强。
美国对于血型分布的兴趣主要针对原住民社群、居于少数地位的有色人种社群，以及移民人口。
与此同时，苏联通过成立血型研究委员会，将领土内的血型研究制度化。
血型席卷了全球种族科学界——但也受到质疑，许多人类学家对它优越于其他人体测量数据深表怀疑。
人口数据积累得越多，情况就变得越复杂。一些研究者发现，表面上毫不相干的群体间血型频率几乎一致，因此备感困惑。其他研究者则对群体间的差异极其微小，且和政治边界基本无关的事实感到失望沮丧。在德国，尽管雷歇和斯特凡的项目带有种族优越论色彩，但纳粹支持者对血型研究的接受度高低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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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血型频率地图未能呈现出明确清晰的种族类型差异，因而难以和雅利安种族的概念相统合。再者，纳粹在掌权后也很少对血型加以实际应用，而是总体上倾向使用基于传统外貌特征来分类。
一些遗传学和血清学知名专家对利用血型阐明种族做法的失败进行了反思。美国遗传学家劳伦斯·斯奈德（Lawrence Snyder）承认，一直以来，血型在人类学问题上的应用比较“模糊”，不过他坚持认为血型仍旧该和“色素沉积、毛发形态、颅骨指数以及其他所有”一同得到研究。
1935年，美国免疫化学家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和人类学家莱兰·怀曼（Leyland Wyman）反思了为何血型没能兑现期望。利用当时的群体遗传学理论，他们解释说，尽管血型和既定的“种族”相关程度并不明显，但它有望在对人类迁徙史的细致探究中起到作用。
尽管存在上文提到的各种问题，但基于种族、地理、宗教和其他标准划分出的人类群体血型频率数据仍旧持续增加。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一些作者开始将研究结果结集成书，其中包括斯奈德所著的《有关临床和法律医学的血型鉴定》（ Blood Grouping in Relation to Clinical and Legal Medicine ，1929）、拉特斯所著的《血液的个性特质》（ Individuality of the Blood ，1932）和博伊德所著的《血型》（ Blood Groups ，1939）。这些书目大多保留了各单项研究中呈现的社会分组，其中很多组别是在医疗过程中划分出来的。从一名法国医生在叙利亚的医院中用输血治疗疟疾性贫血，到美国免疫学家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原住民公立学校中进行血清学测试，在当地诊所和医院发生的对病患和献血者社会身份的当场判定伴随论文发表，之后又在书籍和世界地图参考这些研究时得到重复。这些出版物称，人类群体间的差异可以在生物化学层面得到阐释。由于这些血型数据采集的地点和方式，这些人类群体分组的精确程度受到构筑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世界的社会和政治边界影响。
血型数据是如此丰富，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初，全球有超过50名研究者持续发表不同民族和种族间血型分布的研究。历史学家威廉·施奈德（William Schneider）估计，到了1939年，会有超过1200篇论文呈现出对血型的地域、种族或民族分布的独创研究。将献血者、医院病患、囚犯和军人的数据相加，可知约130万人接受了血型鉴定。
1937年，第二届国际输血大会在巴黎举办，它标志着人类对血液的理解，以及血液的含义发生深刻巨变的过程已持续了20年。在大会开幕式上，法国卫生部长马克·吕卡尔（Marc Rucart）向会议代表说明，是血型的发现令输血这一奇迹般的疗法成为可能。在大会召开的数月前，纳粹的飞机在巴斯克（Basque）村庄格尔尼卡（Guernica）上空展示了空袭轰炸的致命后果，与此同时，西班牙共和军已经在输血技术上取得重大进步。
花了20年，输血成为广泛应用于失血性休克的疗法，眼下，面对现代战争的毁灭性科技，输血疗法极其显著地证明了自身价值。
然而吕卡尔宣称血型的影响“远超医学，也涉及生物学和人类学领域”。
通过尤其强调血型的“人类学”和“生物学”意义，他暗指当时针对不同种族和民族群体内的血型频率已发表大量研究报告，以及“血型鉴定可以变革人类遗传研究”这一想法。部长表示：血型不仅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有意义，也有重大科学价值。他的言论，以及言论背后学界越发担忧欧洲再度爆发战争的背景，反映出人们对输血寄予希望，以及血型鉴定有潜力助人理解人类间的生物学差异，以及达成人类身份认同。
尽管此时血型知识已经获得“使输血成为可能”的赞誉，兰德施泰纳也由多方认定为血型的发现者，但二者获得各自地位的道路并非坦途。血型不是能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对象。它的存在源于血液储存技术的革新和运输能力的提升，以及注射器、血瓶和献血者名单等技术的出现。它有赖于数十万人的主动（或被迫）协作，这些人的选取发生在紧张的政治时局或战争中。影响人类群体中血型出现频率的因素包括采血的机构，以及医生和人类学家日常将献血者归入各社会群体时所带有的成见。在带有国家主义色彩地倡导优生学的年代，血型数据可以应用于迥异的政治诉求。通过增加或压缩群体类别，它也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国家主义历史学说。
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大陆和美国的血型风潮几乎完全没有波及英国。但到了30年代初，血型获得了一小群富于影响力的英国遗传学家的关注。他们将它应用于另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同样带有国家主义色彩，优生学意味浓重，但同时也（对于一些人而言）具有明确的反法西斯立场。这群政治立场各异的科学家将血型变为人类遗传学改革的核心对象。利用血型为框架，他们提出了对“现代遗传学”的新构想。
[1] . 意大利血清学家和司法鉴定专家莱昂内·拉特斯（Leone Lattes）所著的《血液特性》（ Individuality of the Blood ，1932）拥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其中汇总了针对这些话题的大量研究。
[2] . 知名优生学家和人类学家欧根·菲舍尔（Eugen Fischer）写道，“直觉”告诉他血型和种族无关；而畅销书《德意志民族的种族科学》（ 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olks，1922）的作者，日后的纳粹种族权威汉斯·金特（Hans Günther ）写道，“认为可以从某人的血液推断出他的种族是大错特错”。菲舍尔的言论引自：Hans-Walter Schmuhl, The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for Anthropology, Human Heredity, and Eugenics（2008）, 60；金特的言论引自：Mazumdar, "Blood and Soil"（199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