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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英国公民第一次响应全国范围内的献血呼吁。战争迫在眉睫，卫生部希望覆盖全国的输血服务
能有助于缓解空袭导致的流血损失。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布里斯托尔，数万人响应报刊、街边海报和广播中的广告，去往当地医院接受耳垂或指尖穿刺。征募中心里，护士从每名志愿者的血样中抽出几滴，滴入玻璃试管，用生理盐水稀释，再将其交与受过专业训练的血清分析员，他们负责鉴定献血者的“血型”——这一步骤对确保献血者和受血者血型相容至关重要（图0.1）。在护士和血清分析员处理血液的同时，文员将献血者的姓名、地址和整体健康状况填入表格和索引卡片。几天后，每名志愿者会收到邮政系统寄送的献血卡，卡片的不同颜色对应不同血型，有了它，志愿者就对响应献血要求做好了准备。输血一事并非创新，在一些国家，地方范围的小规模输血机构已运作了将近20年，然而这是英国政府首次直接向其民众呼吁献血。人们对刚刚拉开序幕的战时动员热情极高，到7月底，应急输血服务（Emergency Blood Transfusion Service，EBTS）已将十万人登记在册。持有献血卡成了英国民众为战争事业做贡献的新方式。
图0.1 照片内容为一名献血者在位于斯劳（Slough）的西北伦敦血液供应站（North West London Blood Supply Depot）采血，以鉴定血型。一名身着白色制服的护士站在献血者身旁，通过耳垂穿刺采集血样。在铺着平整桌布的桌子上，一束鲜花旁边摆放着木制试管架，架内装有收集小量样本时所用的试管。该照片是1940——1943年应急输血服务的系列宣传照之一，它呈现了供应站的安宁氛围，以及献血者的平静姿态。21厘米×16厘米，感谢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提供翻印授权
在英国人民聚力献血支持国防的同时，科学家也视这次大规模采血为机会，寻求遗传学上的进展。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RC）的一群遗传学家已经在开展一个项目，期望以血型为突破口，将人类遗传学转变为一门依托数学、精确严密的科学。其中包括统计与遗传学家R. A. 费希尔（R. A. Fisher），他供职于伦敦市中心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下属的高尔顿血清学实验室（Galton Serological Laboratory），刚刚被任命为优生学教授。费希尔相信，血型或许可作为诊断遗传疾病的工具，以及用来测试理论演化模型的数据。面对7月拥来的大量志愿者，输血服务的策划者求助于高尔顿血清学实验室，急需他们对血型鉴定提供援手；费希尔视此为拓展自身研究规模的绝佳机会。他的同事，也是血清学家的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和实验室的其他成员开始着手培训数百名年轻女性，教她们掌握分辨血型的技术。与此同时，费希尔和他的秘书芭芭拉·辛普森（Barbara Simpson）转录了成千上万张献血卡上的血型鉴定结果，将临床信息转化为遗传多样性数据。伦敦的献血者并不知道科学家正在将他们的血液变为研究遗传学多样性的宝贵资源，然而事实是，他们就这样参与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早期大规模人类基因调查。
本书探究的是采集、运送和输受血液如何为20世纪中期人类遗传学奠定基础。1939年7月是二者产生联系的重要时间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输血逐渐从危险的外科手术范畴转化为常规治疗。这变化得以发生，部分是由于人们了解了输血成功率可以通过关注献血者和受血者的血型而得到提高。随着输血逐渐普及，登记的献血者数量渐长，记录血型鉴定结果的清单也越来越长。与此同时，对人类遗传学和优生学感兴趣的研究者需要面对一个新生事物：在20世纪30年代，学界认定人类血型的遗传遵循遗传学先驱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预测出的明确规律。对许多人而言，最先得到分辨的ABO血型系统代表着通向测绘人类染色体和了解“种族”这两个目标最有希望的路径，在认为人类遗传学需要更加稳固根基的人士看来，研究血型极为重要。输血服务产生的大量行政文书为这项科学事业提供了绝佳的原材料。在战争前夕的英国，输血和遗传学研究首次通过社会公共机构建立起联系。血型遗传学研究者越发参与到输血服务的实际操作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之后的20年里，输血服务和遗传学研究一直联系紧密。战时输血服务令数量可观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系统，在其中，人类的遗传学差异可以得到定义与详解。
此后的20年间，英国和世界各地的输血服务令研究人类遗传和多样性的学者接触到大量数据。作为回报，遗传一致度和遗传过程的研究也极大推动了安全取用人类血液技术的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希尔的实验室“重生”为两个位于伦敦切尔西区、隶属于李斯特预防医学研究所（Lister Institute of Preventive Medicine）的新实验室。其中，血型参比实验室（Blood Group Reference Laboratory）由血液学家亚瑟·穆兰特（Arthur Mourant）统领。凭借自身的科学管理天赋，他日后成为人口血型多样性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作为邻居的血型研究小组（Blood Group Research Unit）则由罗伯特·雷斯（Robert Race）执掌，他与英美两国的医生和血清学家关系密切、融洽，因而成为血型遗传学的领头人。在实操输血服务工作的同时，两个实验室也开展遗传学研究。他们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早期全球人类群体遗传学数据库，以及首次详细分析了人类基因位点。作为率先得到确认的人类遗传性状之一，血型预示了人类遗传学有潜力具有的形式：基于严密数学计算和大量数据。此外，上述一切成就中的大部分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学领域受世人瞩目之前取得的：此时，DNA结构尚未被发现，染色体变化和复杂病理状况间、生物学分子的结构和遗传病间的联系也尚未得到认识。
如今，我们中有很多人都熟悉这样的响亮说法：通过遗传学可以窥见有关人口特性、家庭关系和生物学世系的秘密，还可以预测关键的健康状况。
本书将讲述我们是如何对遗传学产生了这样的认识。现代遗传学不仅仅是理论成就或实验科学的胜利：它的起源根植于国家主义和20世纪中叶的政治形势，根植于实验室和诊所间物质材料和知识的流通，还根植于管理工作单调乏味的现实。
西奥多·波特（Theodore Porter）反思了人类遗传学依托于大量精神病院文书记录的早期历史，提醒我们，是“军队、监狱、移民局、人口统计局和保险公司中的巨大数据文件柜”令遗传学研究成为可能。
在这一点上，20世纪中叶的血液供应站扮演了核心角色。这段遗传学历史的舞台中央站着血液、身体和行政管理系统。
对于这一形式的人类遗传学而言，英国是重要地点。在常规输血逐渐步入正轨的20世纪20年代，全球版图最大的大英帝国是一张由无线电和电报通信、航运线、贸易联系、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和殖民人口构成的网络，而英国则处于它的中心。尽管帝国江河日下，英国政府仍清晰地认识到英国在帝国的广袤辖地中拥有核心地位，以及若想保持这个地位，需要科学来扮演何等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参与联合国（United Nations, UN）等组织的工作，英国的科学家彰显出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创建符合战后国际主义世界秩序的理性氛围。
此外，长久以来，英国的技术专家官员一直都志愿肩负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有助于在民众间塑造出献血造福全人类的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涵盖输血服务的全国性统一规划应急医疗保健制度，它为和平年代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打下了基础。由于这一公共机构及其前身的存在，本书将英国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索血液和遗传学间关系，这能够令研究具有高针对性，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前世今生，以及根植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实录，展现科学研究如何受战时公众医疗保健服务影响发生巨变，之后又如何同遗传学领域意图重建自身形象而采取的人类共同性以及国际主义的说辞联系到一起。
血型是什么？它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而是血样的免疫学特性，可以通过一系列简单测试推断得出。1939年，犯罪小说家多萝西·L. 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在她的短篇小说《血祭》（ Blood Sacrifice ）中呈现出血型分类的神秘，也呈现出它的平凡。塞耶斯的故事与其说是犯罪惊悚题材，不如说更像着重心理元素的正剧。叙述者是剧作家约翰·斯凯尔斯（John Scales），他在自己的剧院外目击了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夹在清醒与幻觉间的他看着一名医生将剧场空旷的舞台变为临时手术室，准备输血救人。鉴定在场意欲献血者的血型时，医生用的是手边一切可用的东西，包括一个施有粉色蔷薇图案釉面的瓷碟。斯凯尔斯观察着医生的一举一动，后者仔细地用油彩笔在碟子上画圈，将血滴入碟子，然后加入鉴定血清：
血液与血清相遇混合……斯凯尔斯垂眼凝视着碟子。发生什么变化了吗？这些小小液滴中……有没有哪个开始凝固、分裂成小颗粒，就好像有人在上面撒了红辣椒粉？他不确定。碟子靠近他的一侧，上面每个液滴都一模一样。他再次读了一遍标签；再次注意到一朵粉蔷薇在烧制过程中被蹭花——这朵粉蔷薇——这朵粉蔷薇真是奇怪——但它有什么可奇怪的？一个液滴明确开始变了。它的边缘逐渐形成一个固态圆环，辣椒粉般的微小颗粒颜色开始变深，越来越明显。
斯凯尔斯看到的是医生在按常规鉴定血型。操作过程中，一系列的鉴定血清或许能（又或许不能）导致红细胞凝集，也就是“凝结”成为“辣椒粉般的颗粒”。不久后，医生走了过来，“使用便携式显微镜仔细检查样本”。他轻轻舒了一口气，直起身来：“未见凝集迹象……咱们可以放心了。”
对于医生而言，凝集的规律可以显示出受鉴定血液的“型”，因此也就可以明确它能否用于具体某次输血。塞耶斯的描绘使血型鉴定同时具有神秘、平凡（发生在餐碟上）以及专业（需要一名配备显微镜的医生凭专业知识解读）的色彩。鉴定步骤结束后，医生告知了斯凯尔斯他的血型，可斯凯尔斯却还是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斯凯尔斯并非孤例。即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也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血型。尽管此时外科医生及普通医生已经对血型不再陌生，但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绝大多数地方对于输血的推行仍旧不全面，而且仅限于本地，甚至连血型的名称也都没有彻底统一标准。在登记时，现实中的献血者和斯凯尔斯一样感到困惑。响应早期战时献血动员的一名志愿者——他明显为成为献血行动的一分子而激动不已——讲述了接受检测及之后收到一张O型血告知卡的两段奇异经历。据他回忆，他对收到的血型信息不明所以，但后来在得知“‘O型’血特别神奇，能和任何人的血混合”时高兴极了。
在上述现实和虚构事例中，人们对于血型的反应凸显出血型是隐藏的，看不见也摸不着；人们凭自身分辨不出血液的这项特性，得靠献血卡告知他们。
与此同时，对于血清学家和医生而言，血型是可以创建的对象（图0.2）。在血型初次得到定义的19、20世纪之交，它们是用于将人归入不同群组的分类学类别。维也纳的免疫学家和血清学家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观察到在载物片上混合自同事体内抽取的血液，经常（但不总是）会导致红细胞凝结成块，或称凝集。兰德施泰纳归纳自己观察到的凝集规律，将被采血者分成数组，这些组别最终统一为A、B、O和AB。在瓷质或白色玻璃质载物片上，或在试管中，鉴定出的血型是罗列血清学关系规律的工具。“血清”是血液中液体部分的名称，它在血液凝结时会分离出来。“血清”一词来自拉丁语单词“乳清”（serum）。来自人体和其他动物体内的血清会含有抗体以及其他可溶性蛋白质。兰德施泰纳的操作属于血清学领域。自19世纪80年代起，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就在利用血清辨别细菌，以及进行动物（后来还包括植物）分类。
兰德施泰纳向世人展示，血清学技术也可以用于分类健康人类——不久之后，这一科学发现就让对种族有兴趣的人士大受启发。
与此同时，对兰德施泰纳和其他免疫学家而言，血型（Blutgr-uppen）
不仅是分类学类别，也指代生物化学实体。兰德施泰纳和他的同事明白，他们观测到的凝集规律是一个简单免疫学反应的产物。可溶性抗体（时称“凝集素”）可以与抗原（“凝集原”）结合，从而导致血样中的红细胞聚在了一起（凝集）。兰德施泰纳等免疫学家知道A型血的人红细胞中带有“A”抗原，B型血的人有“B”抗原，AB型血的人二者皆有，O型血的人二者皆无。
免疫学家也明白，瓷质载物片上的血清凝集规律是红细胞表面上特定蛋白质抗原的表征。在这些科学家看来，血型是真正存在的生物化学实体，可通过血清处理观测到。
图0.2 在西北伦敦血液供应站进行的“血型鉴定”（group determination）照片，摄于1940——1943年。一名女性血清分析员身着干净整洁的实验服，正在检视白色瓷质载物片上的凝集反应，载物片上有供血液混合的小凹槽。供应站的实验室经常使用“瓷砖”（tile）技术分类血液。在成排载物片的后方摆着木制试管架，架上有贴有标签的试管，其中盛装的是经过稀释的献血者血样。21厘米×16厘米，感谢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提供翻印授权
兰德施泰纳等免疫学家以及当时其他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是，血型和输血有关。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将血液自一人体内转移至另一人体内的操作风险实在过大，所以导致血液的相容性不受学界重视，对其的研究也仅限于理论层面。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外科医生开始采用血液保存技术防止血液凝结堵塞注射器，输血的可行性逐渐拓展。医院开始为愿意献血的人建立名单，他们之中包括医学生、病人家属和护士。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血液采集工作的行政管理系统不断发展扩张，临床病理学家（他们接受过训练，能利用血清学技术对传染性微生物分类）开始将他们的专业知识用于人类血液。此时，人们对“输血的成功取决于献血者和受血者的血型”一事的认识已较之前明朗了许多——A型血和B型血互不相容，但O型血总体上适用于任何受体。因此，医院记录下的献血者名单变得更长，登记簿和索引卡片承载的血型拥有者清单不断积累，血液的流通速度更快，距离也更长。血型的故事有关血液在战场和手术台上的灵活性，以及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输血的逐渐普及而与日俱增的流动性。
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于输血服务的工作人员而言，血型鉴定的操作步骤已经相对简单，可以就地开展，使用日常实验器具便能完成。然而也需要高度专业的材料：血清。动物血清已经在细菌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拥有核心地位：研究者向家兔或豚鼠体内接种特定微生物，之后将它们产生的抗体用作诊断试剂以分类细菌；这些抗体也广泛用于治疗接种所用微生物导致的疾病。“血清疗法”就是所谓的被动免疫，目的是增强病患免疫系统的功能。
到了20世纪20年代，负责制作和分发动物血清的机构已经成为当时公共卫生机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血清的相关标准由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
协调制定。
输血的普及使得一些机构开始专门制作内含血型鉴定所用抗体的血清。血型抗血清——有时是液态，有时是冷冻状态，后来则经过冷冻干燥处理——经常源自人类血液本身，随着血型鉴定的推广，它成为至关重要的材料，在多家输血中心间流通。本书讲述的几间实验室日后就是通过血清成品巩固自身权威，因此得以向全国上下的血液供应站索要样本和数据。负责血清流通的机构也成了拓展、细化血型遗传学研究的中心。
如果说以上都是实验室中需要“上手”的工作，血型也有需要“动笔”的一面，那就是文书工作。作为“科学簿记”（scienti c bookkeeping）工具的书面规程、登记簿、索引和记录卡片，可以产生或限制有关自然世界的知识。
血型看不见也摸不着，它们的存在有赖于血样、载物片、移液管和测试的空间排布——以及纸和笔。
血型是人为设计出来的分类标记，用于归纳和解释观测到的凝集规律。在图0.3中，一名血清分析员正在分析瓷片上的凝集规律，把血型符号直接写在瓷片上。
随着“直接”输血（用导管连接献血者和受血者的身体）逐渐由更简便的“间接”输血（用血瓶或注射器盛装捐献出的血液）所取代，脱离人体的血液需要得到标记，才能保证献血者和受血者身份无误。随着血液和其标记的运输范围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20世纪30年代，新的保存技术出现，国际社会也在着力为血型的命名制定标准。
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由抗凝剂、冰箱、抗生素和用于冻干血清和血浆的分离机的帮助，血液得以保存长达两周之久。经过保存处理的血液要靠血瓶、冰箱、货车、电话以及邮政网络四处运输，统筹一切的正是文件，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纸质文件。通知特定献血者在某时某地采血的信函、决定血液目的地的标签、在输血中心和医院间传递的索引卡片——这一个个文书环节成了献血者、血瓶和病患间的纽带，让血液得以传递下去（图0.4）。为了确保输血的结果可以回溯至具体某次献血，应急输血服务采用了可以系在血瓶上也可以自血瓶上取下的标签，由此跨越时间和空间，将献血者和受血者联系起来。
图0.3 彩色影片《血型鉴定》（ Blood Grouping ，1955）截图。本片的拍摄目的是向医学生和实习医生展示医院化验室使用的一些常规血型鉴定技术。影片的这一部分解释了如何在白色瓷质载物片上准备、分析和记录血型相关血清学反应。六份未知的血样（每份对应一行）已经和抗A、抗B这两种抗血清（每种对应一列）相混合。一名操作员正在观察哪些反应导致了凝集——现象为血液凝结成辣椒粉样的颗粒。操作员用油脂蜡笔将对反应结果的分析记录在瓷质载物片上。影片摄于伦敦麦尔安德医院（Mile End Hospital）的血型化验室。西里尔·詹金斯制片有限公司（Cyril Jenkins Productions Ltd.），《血型鉴定》[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Limited），1955]，片长20分33秒，有声，彩色。截图时间为00∶05∶07。惠康博物馆（Wellcome Collection），伦敦，https://wellcomelibrary.org/item/b17505963
自20世纪的最初十年以来，血型也逐步固化为“遗传学”研究对象。
20世纪20年代，德国保险精算师和数学家费利克斯·伯恩斯坦（Felix Bernstein）将新型数学技术应用在自献血者处收集来的血型鉴定结果之上。利用这些数据，伯恩斯坦证明ABO血型——其中的ABO抗原——的遗传是通过可能存在于一个基因位点上的三个等位基因A、B和O。和血型一样，这些等位基因无法直接观察到，但可以通过凝集规律和纸笔计算推断出来。
人们就ABO血型具有明确遗传规律一事达成共识，这令血型有潜力在一系列崭新领域中得到应用，在急于将孟德尔式遗传学技术用于人类的科学家看来尤其如此。
在德国，这一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显现在司法鉴定领域。20世纪20年代结束前，血型已经在数千起亲子鉴定中作为证据。
在英国，血型则获得了另一个用处：在为人类遗传学的研究方法设计新标准时，科学家参考了血型数据。到了30年代，遗传学家在研究理论群体遗传学、测绘基因多样性，以及探索更加复杂的人类性状的遗传性时，都把血型作为基础。在剑桥和伦敦的实验室中，血型鉴定的结果经由数学加工，转化分解为基因型（决定一个性状的数组基因，此处的“性状”指血型）。基因型则成为针对遗传形式和多样性的试验工作对象。血型记录在输血中心和医院作为临床工具，而在遗传学实验室中则变身为研究客体。
图0.4 照片内容为血瓶上的纸质标签，血瓶内盛装的是（自左至右）全血、干燥血清和血浆。该照片是1940——1943年间应急输血服务的系列宣传照之一。全血的标签上以大号字印着血型的官方名称（O）以及它仍有部分人使用的别名（IV）。系在瓶颈上的附加表格在输血完成后填写，而后送还血液供应站；其上的信息包括：采血日期、用血日期、用血原因、病患姓名、输血结果，以及医院名称。21厘米×16厘米，感谢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提供翻印授权
文件平整、便宜且灵活，可以从血液供应站中取出，在其他社会群组手中转换角色。
文件形式的血型流通便利，也能在血清学实验室、采血中心、人类学信息交换中心和医院中承担其他用途。输血记录的流通使得医生和科学家间建立了全新的联系：寄送血清时附带的信函决定了二者间交流的形式；血样上的标签令献血者和病患的身份对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造成影响。
这些独立且可分类整理的血型记录成了理想的遗传学研究材料：与依托数学、数据众多的现代遗传学相契合。输血的实际操作成了由理论组成并由纸质记录承载的客观遗传学研究的基础。
因此，迅速发展的输血医疗行政管理系统不仅影响了科学研究的组织形态，也成为新形式人类遗传学的物质根基本身。
尽管我对新形式人类遗传学的文书方面着墨颇多，但这并非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人类遗传学的进步不光需要文书工作和无色试剂，也需要血管里流淌着鲜血的人。放血一事并不困难：血液可以从伤口中流出，在不合适的地方留下痕迹，带来麻烦。但它也不简单：采血具有潜在危险，它的过程有可能复杂混乱，一些时候还会造成痛苦。就像纸品有长处和局限，人体也一样。不论目的是研究还是治疗，采血都需要针管、棉花球、血瓶、消毒器具、专业训练和说服力。此外，脱离人体的血液一贯富于意义。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阐明了它的暗示性显然无可回避：“这红色的液体太过有力，而对于血债的记忆又太过新鲜，即便是思维最为谨慎实际的人也会产生联想。”
历史、文学和人类学研究已经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中，血液具有多种多样的含义与功能：作为宗教崇拜的对象、个人与群体身份定位的依托，或是种族纯洁性的象征。
这些有关血液的往事令一些人凝聚在一起，又将一些人排除在外。分享血液的仪式意味着忠诚和归属，而有关盗取血液的传说则表达出对殖民统治的忧虑和反抗。
献血者受到“献血是公民义务”或“献血有助于保家卫国”等言论的劝说。
恐怖主义暴行发生后，长长的献血志愿者队伍昭示了悲痛、震惊和支持。
对禁止男同性恋者献血的政策的抗议活动构建并巩固了多个社群。
人们赋予血液的这些不同含义深刻影响了献采过程中医务人员和献血者的互动。
在本书的叙述中，在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献血和受血彰显了人们对于家庭、社区、民族、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支持和奉献。
想要重建人们选择给予或获得血液时的背景环境，就需要关注是谁的身体成了遗传学研究的对象。
因血液流通而建立的关系深远地影响了可采集数据的种类和数量。本书形容的采血过程发生在知情同意原则和正规的生物伦理学得到采用之前。
然而，围绕血液展开的互动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共机构这种互动发生地，也取决于献血者、医生和科学家间的权力关系。
这样的接触出现在种类繁多的政治环境中：例如由受大英帝国官方支持的科学家在肯尼亚乡村发起，或由医生在英国医院发起，又或由护士在战时移动采血点发起。采血者（通常是科学家、医生和护士）的权威和他们让献血者置身的环境（医院、战时工厂、学校、自己家中）影响了采血者接触献血者的频率和可以取用的血液量。
而这又意味着，上述地点、人员和背景环境决定了可以获得多少数据，哪些采样策略可行，谁可以保证多次供血，以及能否收集到家族数据。换言之，地点和权力关系深刻影响了血液来自谁，以及如何处理采来的血液。在一些地方，采血者可以一次次拜访献血者重复采血，也许还可以收集到一些家族所有成员的血液；而在另一些地方，可行的只有单次采血。这些不同形式的互动导致的结果是，一些种类的样本适用于多样性研究，另外的一些适用于测绘连锁遗传，还有一些则适用于阐明新血型或者新蛋白质。采血发生时，存在的权力关系赋予了采集和分析加工的形式与含义，对血液来说如此，对数据来说亦是如此。
本书讲的是血液跟遗传学这一研究亲缘关系的正规学科之间的实际联系。血液和亲缘关系间存在强烈的比喻意义上的关联。在字面定义中，“血”是“流淌在……动脉、毛细血管和静脉中的红色液体”，但在过去800余年间，英语中“血”一词也带有比喻义，指遗传特征、世系、出身、家庭和民族。
经过引申，“血”可以用来形容生物学上的关联。即便是在当今的人类学研究中，“血”一词也经常用作“生物学相关性”的同义词。
因此，在讲述遗传学和输血间的联系的过程中，关注上述字面含义和比喻义是如何——以及如何没能——交织在一起颇为引人深思。
在许多地点和环境内，交换例如血液、器官和精液等人体物质可以造就超越家庭和种族的团结感以及社群。
在常规输血操作的初年，许多人注意到血型相容与否并不遵循预期的亲缘规律：家庭成员间经常不能相互供血。
基于此现象，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宣传册和小说称血型相容性可以打破并消弭传统的“家庭”和“种族”概念，因此在终结种族不平等方面格外有力。1952年上映的电影《紧急呼叫》（
Emergency Call
）宣告：“全世界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和黄种人的血液都一样。”
在现实中，脱离人体的血液通常依照熟悉的路线流淌。
血液分享通常密切遵循家庭（以20世纪20年代限于当地的输血操作为例）、种族（诸如美国基于血统的隔离政策）和国籍（在英国战时动员期间）的亲疏关系。
因为血型遗传学有赖于输血服务的基础结构和相关社会行为，所以研究受到行政管理的区划和结构影响，这经常会加剧种族间权力关系的不平衡。
与此同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通过交换血样和同事建立并维持关系。研究者例行将血样送往位于其他机构和国家的同事处，以巩固相互间的职业和社交纽带。许多实验室视自身员工的血液为易于获取的测试用试剂，这证实了机构对采血操作的形式影响深刻。战时输血服务惯常在工厂和办公楼中征募大量献血者，采集他们的血液。这类外出采血依托于同事、社群、种族和家庭间的关系（图0.5）。血液的传递和交换遵循国家、阶级、友谊、机构团体以及种族的形态和界限——血型由此可以反过来用于确认家族谱系和测绘遗传多样性。人类遗传学的产生有赖于通过血液交换形成并细化的社会关系。
这些具有社交意义的交换也令人关注人类遗传学究竟是何种科学，以及研究它的是何种科学家。本书讲述的许多实验室主管都是天才管理者，要管理数据、血样、人员和各类网络。他们也展现出有助于确保血液和文件流通的交际能力。罗伯特·雷斯和露丝·桑格（Ruth Sanger）活跃且友善，这令有研究价值的样本可以流通到他们的实验室；穆兰特频繁通信的习惯确保了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RAI）能收到源源不断的纸面数据。与此同时，这些材料也对实验室性别分工造成了影响。上述管理者雇用了大量女性作为文员、秘书、统计员和图书管理员，从事分拣、罗列和分析血型及记录。按费希尔的说法，她们做着遗传学中“真正的实验室工作”。
女性血清分析员做常规血型检测，并进一步关注和分析疑难血清学现象。实验室主管相信她们尤其适合血清学研究，而这些女性也认为这个新领域对她们尤其开放，有助于她们在科学界造就一番事业。
图0.5 “这有可能发生在你的丈夫、兄弟或男友身上。你会为他们献血的，对吧？”在一幅像是摆拍的照片中，一名女性看向应急输血服务的征募海报。海报从亲缘关系出发动员献血，让这名女性感受到自己的血液也许可以拯救亲人或爱人的生命。海报下方附加的短笺通知读者，“1月1日、2日和3日（周五、周六和周日）以及1月6日和7日（周三和周四）的上午10:30——12:30，以及下午1:30——3:30，卫生部输血中心会在位于温莎城堡（Winsor Castle）皇家马厩（Royal Mews）的急救点开展工作”。该照片是1940——1943年应急输血服务的系列宣传照之一。感谢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提供翻印授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在英国发生的采血与输血令人注意到，人的身体受“外界”影响：国家治理和医务工作的规则及程序造就它，加以限制它，也维系它的存在。
人体也以另一种方式受到影响：就如同疫苗接种和血清疗法，输血也会在人体的免疫系统上留下印记。研究者利用了这一事实：在输入他人的血液后，病患体内有可能产生新抗体，而在一些时候，这些新抗体对应的是尚未发现的特定血型。部分体内出现新抗体的病患成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全国开展治疗用输血已超过十年，这令一些人——尤其是慢性贫血患者——全然成为抗体库。寻找新型血型抗原的研究者视这些人为珍贵资源，对其加以开发利用。这是个循环的过程：献血者的抗原可以刺激病患产生抗体，而病患的血液则可以用于定义新血型（通常以最初的献血者命名）。献血者和病患成为传递抗血清、发现差异和分类血液的科技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一循环过程不仅创造并标记血清学和遗传学特异性，也凸显了本书中阐述的人体具有关联性。接受输血的病患血液中的抗体经过加工，成为用以发现新抗原（血型）的试剂。这些血型作为分类则可以更为详尽具体地定义血液。只有在瓷质载物片上或试管中将献血者和受血者相互联系起来，血型和抗血清才能得到定义。这一切的存在有赖于一个行政管理系统，通过它，医生可以追溯经过混合或输血的血液的来源。上述存在于实操和文书层面的血清学关系令抗体和抗原相互接触，也令科研工作者关注到了这二者。
上文谈及的书中元素——血清、文件和人体——由一个行政管理系统（献血者登记系统）加以统合；有了它，作为人体间特定的一类相似和差异之处的遗传变异得以显现。遗传学的研究有赖于对变异的定义：一个表现型，或者说一个可观察的特征，需要先得到界定，之后才能在代际间和空间中加以追踪。变异这一概念需要人体的集合，以及得自人体的信息集合。就像其他种类的归档和编目工作，将英国公民纳入覆盖全国的标准化输血登记系统令人与人产生关联，显现出他们内部的变异情况。献血者登记系统不仅是管理血液和人员的工具，也是研究人类变异的科技手段。随着采血和输血令这些新发现的人类变异成为可供遗传学家和血清学家研究的对象，研究者利用这一不断发展的采血输血体系，以越发复杂的方式详尽定义血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输血服务系统内献血者（以及接受治疗的病患）数量的增加让研究者和医生发现了更多血型。相应地，新血型也进入输血服务系统的分类框架，献血者血液的分类因此更为具体。这一系统征募的献血者和病患越多，血液的区分就越细致。
就这一方面而言，用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输血服务——其人员、用具、规程和文件——是管控人类差异的基础结构。
罗斯解释，在人们大量聚集在诸如医院、学校或工厂等地时，之间的异同才得以显现：通过把大众归于一处，这些机构造就了一个世界，在其中，每个人都具有特性。
通过对特征及缺陷的记录和管理，变异得到定义；通过对特质的分类和调整，每个人成了与众不同的“个体”。罗斯的研究对象是心理科学，但战中和战后的输血行政系统（以及相关的血型遗传学研究项目）的作用完全同上。献血者索引卡片将人纳入标准化的分类系统，它促成发现各种血型。此类分类和详释工作发生在各个层级：血清分析员的操作令不同血样在瓷片上相互接触，导致红细胞按规律凝结成块；文员书写的献血者名单令血型可以得到对比与罗列；医生对贫血患者多次输血的记录意味着，研究者可以对给这些病患提供血液的献血者加以比较和关注。
个体间的价值差异便是来源于此。有些血液在用于治疗时比其他血液更安全；有些人体相较于其他能产生更多的高滴度试剂；另外一些人体包含的抗体种类和数量尤其丰富。
个人可以由自身血型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众视拥有O型血的人为珍贵的“普遍适用”献血者（按上文中隐去姓名的献血者说法，这些人的血液“特别神奇，能和任何人的血混合”）。然而战后的输血服务则按照精细得多的血型分类划分众人。随着越来越多的血型为人所知，献血和受血操作的安排方式不可逆转地和免疫特异性规律产生联系，致使一些种类的血液（以及一些人）相对更为稀有，也更受到珍视。
亚瑟·穆兰特试图在另一个规模层级上诠释人类差异。他的项目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收归到一个机构中，测绘出全球范围的遗传变异情况，导致一些群体相较于其他显得更为稀有珍贵，更具研究价值。因此，对于差异的分类、记录和罗列是血型遗传学的基本要素，不论研究的是遗传性还是多样性（它与遗传性是一体两面）。输血的实际操作和笔头工作一同造就了一个有效的机制，可以对人类遗传学差异分类并赋予其价值。
因此，本书描绘的是一种依赖国家管控的行政系统的遗传学研究。
输血的行政系统也将输血的历史和20世纪中叶的优生学，特别是对于群体的界定和管理联系在一起。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将人类群体视作人口迁移、人口统计、土地经济和殖民扩张等地缘政治问题的核心。
30年代，德国纳粹党人在管控民众时试图以对包括血型在内的生物学差异的判定为标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疮痍之后，冷战形势诞生，随之而来的是几个承担起人类群体管理职能的新机构。
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卫生组织（WHO，下文简称为“世卫组织”）和粮农组织（FAO）致力于对公共卫生、教育、粮食生产和科学的国际化管理。
在对重新规划国际社会、去殖民化，以及制定全球的公共卫生标准这几项事务中，这些机构都赋予针对人类群体的研究和管理核心地位。
在英国，战后政府面临经济危机，又希望加强对大英帝国的掌控，因而制定了新的移民政策，用以管理本国人口以及殖民地和自治领土人口的流入和流出。
通过关注此类“群体”（populations）的概念（在英国和海外）如何构建，可以揭示人类遗传学研究以及人口流动、国家主义、种族和公共卫生之间的联系。
通过关注围绕献血的当地政治背景和分类操作，我将群体管理和人类遗传学这两个宽泛问题结合起来。
“群体”也在针对演化历史的研究中获得了核心角色。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比较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关注人类演化历史，将其和人类学领域内的种族研究加以联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诸如“分子人类学”（molecular anthropology）、“人类遗传学”（anthropological genetics）和“遗传人类学”（genetic anthropology）等术语逐渐开始指称通过比较蛋白质（日后还包括DNA）推断演化关系的做法。
群体血型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50年代末达到顶峰，在时间上正好位于上述两类研究之间。群体血型研究总体关注的是揭示历史上种族间的联系，而不是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间的种系关系。
有诸如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J. B. S. 霍尔丹（J. B. S. Haldane）、费希尔和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等巨擘领头，在投身遗传学和演化问题的学者中，许多人也感兴趣于这类研究能为人类社会做出何等贡献。
在一些人看来，血型似乎为自然界中的遗传学研究和紧迫的社会问题这二者提供了一条联系途径。
的确，研究人类遗传和演化的一大有力动机是明确人类种族差异。
“人类可以经由分类归入不同组别”这一概念推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种族分类为目的的血液采集计划，以及四五十年代的“人类学”血型多样性研究。
在上述调查活动中，血液采集的形式几乎都取决于研究者对人口划分和罗列方式的既有认识。
殖民地医院和（尤其是）美国血库的工作者经常用当地的种族分类划分病患和献血者的身体——而这些标签有时会随血样和数据一起流入研究实验室。在美国，医院和输血中心使用的是当地通行的“白种”（white）和“有色人种”（colored）的划分，两个类别经常出现在发表的论文中。
实际上，自20世纪40年代起，“白种”和“有色人种”群体间的血型基因频率差异经常作为一种新血型存在的证据。后来，有关种族和血液的病理学发现构成了针对“自然选择对人类群体影响”的研究基础。
有赖于意义重大的实际操作，种族成了血型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血型遗传学具有极其显著和灵活的宣传和政治功能，尤其是在种族科学相关方面。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欧洲，一些人类学家和内科医生相信，血型可以证明基于种族差异的政策合理有效。
另外的一些则以血型多样性作为证据，论证种族界限具有流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血型的分布成为驳斥种族优越论的证据。20世纪5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举开展了反种族歧视活动，与该组织合作的科学家提出了“血型分布证伪种族优越论”的观点（费希尔是其主要反对者之一）。据他们称，如果人类多样性可以理解为具有遗传性，那么种族的概念就失去了引发偏见与危害的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张，遗传学为认可“在多样性中求统一”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客观科学的基础，这与组织的整体理念相符。
战后遗传学的公共形象重塑以几份主要期刊将“优生学”一词自刊名中除去为标志。
与此同时，原子辐射的遗传性，以及分子变异和遗传疾病间新发现的联系等问题赋予了人类遗传学研究全新的紧迫性。
经由此，血型推动了人类遗传学新阶段的到来，遗传学现已成为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式。
于是，本书原标题中的“关系”一词具有了多层含义。
它涉及决定谁可以从谁的体内采血的权力关系。它指代令血样和纸面数据在科学家内部，或医生、输血服务工作者和科学家间流通的社会关系。它令人联想到生物体内抗原和抗体的免疫学关系，以及令抗原和抗体能在瓷质载物片上发生让科学家观察到的生物体外凝集现象。它暗示献血者和受血者之间通过输血形成一种受到仔细管理的关系，以及供血者和国家间加强的纽带。它表明人类间的生物学差异（即血型差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献血者进入了一个致力于管理身体和血液的行政系统。它还暗指可以受遗传学所定义也可以被其打乱的家庭和亲缘关系。以上所有关系都受血液、其比喻义、其物质性，及其治疗价值的驱使。
本书探索的是输血的工具、人员、习俗、材料和网络如何造就了人类遗传学这一新生领域。本书的结构半基于主题，半基于时间顺序。第一章探讨了20世纪前30年间血型——作为免疫学和生物化学领域的新生事物、孟德尔式遗传学特征、种族差异标记，以及和输血相关的医学信息——在欧洲各地间的效价和用途。第二章聚焦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学界和政局均纷争不断，一群有影响力的生物学家试图改革人类遗传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利用了血型。这两章彰显了血型发挥医学、科学和政治用途时灵活的适用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人类遗传学和输血首次通过社会公共机构建立起日后长久的联系。第三章描绘了在负责采集、储存和运输血液的战时血液供应站网络迅速建立的背景下，上述联系的运作机制。伴之而生的是，研究者将索引卡片和献血者名单——它们组成了覆盖全国的纸面行政管理系统，可以确保和献血者联系通畅——转化为遗传学研究材料。各类文书工作将大规模、现代化的输血项目和大规模、多数据的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相结合。第四章目光转向临床意义重大的Rh血型。
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一场令人瞩目的针对血型如何命名的激烈纷争，这凸显出各界在对于血型的不同要求间存在竞争关系，以及命名法在输血和遗传学领域都具有实际应用。名称、符号和其他标记揭示了血型广泛的用途：从标签到身份标记，再到诊断表征和科学数据。
战后岁月见证了英国医疗制度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包括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它将输血服务纳入自身的管辖范畴。
血液的治疗潜力得到拓展：此时它应用在常规手术、新生儿护理和疾病治疗中，这些创新与输血行政管理系统的标准化是分不开的。上述所有变化改变并拓展了输血服务和血型遗传学家的工作内容和权威。第五章记述了英国输血服务下属地区中心的组织结构如何与新血型的发现产生联系，如何因此与更细致的血液分类产生联系。此章特别聚焦伦敦的血型研究室，以及科学家罗伯特·雷斯，追溯了血液及其标签在献血者、医生、血清分析员、研究者和病患间转移的循环过程，它的步骤包括详述、归类、总结规律，以及诊断。对血型特性的关注引起人们对“稀有血液”和可以提供这类血液的珍贵献血者的极大兴趣。第六章探索了稀有血液在文化和医学方面的意义，也检视了可以提供特殊血液的特定人体还能由于哪些原因而在研究者眼中尤具价值。这部分人包括接受过多个献血者血液的病患，他们因此有潜力携带种类甚多的抗体，其中部分抗体针对的是全新的血型。对血型研究室成员和他们的同事而言，接受过多次输血的个人是尤其珍贵的资源。
在血液研究室因其对血型遗传的研究工作声名鹊起的同时，亚瑟·穆兰特的血型参比实验室也发展为血型多样性研究的卓越中心。第七章记述了这个实验室如何不仅为英国的输血服务，也为世卫组织制作、分发血型抗血清的标准参照抗血清。待到冷冻干燥成为抗血清的常规处理方式，抗血清便能在国际流通；亚瑟·穆兰特抓住机会，利用抗血清流通建立的人际关系收集血型频率数据并绘制地图，这些数据来自世界各地的远征考察、医院、传教活动和实验室。穆兰特将这些数据集中到皇家人类学学会建筑群后部的一栋小屋中，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类遗传学数据收藏地。第八章关注穆兰特和他的同事对这些数据做了哪些处理，令它们反映出人类的历史和多样性。该章检视了他们在处理血型频率数据的过程中是如何罗列、按种族将其分类，通过计算、制表，最终绘制出地图；以及身处战后移民和非殖民化动荡时期的他们是如何利用绘出的地图阐明历史上人类迁徙的规律的。
与此同时，穆兰特收集的血型资料也用于支持战后的国际主义诉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种族歧视运动标志着在战后初年间，该组织相信“中立”、普世的科学知识有能力作为社会问题的解药和外交工具。第九章考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为赋予血型遗传学“普遍存在、助人开化、政治中立”的形象而在宣传辞令、组织和战略方面所做的工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两者持续朝这一目标努力，此时血液一分为多，从中发现一系列具有多态性的蛋白质，包括血红蛋白、酶和白细胞抗原。研究者采集到的血型数据一如既往地丰富，但这一系列新发现的蛋白质开始让血型在遗传学研究中退居次席。第十章讲述了人类遗传学和输血服务基础结构相互脱钩的过程，以及穆兰特的研究因此受到的影响。
本书内容受多批档案收藏和其他原始资料的构成所影响，而这些档案收藏本身则受书中20世纪中叶人类遗传学领域内的操作和政治所影响。本书的主人公们在地处伦敦、受政府资助的科学与医疗机构工作，享有的资源和网络特定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以及战后奉行国际主义的欧洲和美国。因此，我主要采用的馆藏资料来自伦敦：惠康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WCL）中的三批（亚瑟·穆兰特的文件、血型研究室的文件，以及罗伯特·雷斯和露丝·桑格的文件），英国国家档案馆（UK National Archives）中的两批（卫生部文件，以及医学研究委员会文件）。这些原始资料的背后有一小群富于影响力的医生和科学家，他们在欧洲殖民国家的主要大都会工作和生活，利用由此获得的地位和财政支持建造了数个计算和采集中心。他们将跨越许多“地区”的网络变为定义人类遗传变异的工具，并由此对远离伦敦的通信人的劳动付出和专业知识加以利用。结果是，这些特定的资源——它们汇聚在数量不多的机构和科学家兼管理者周围——带来了范围更广（尽管仍不全面）的一系列研究助理、研究对象、观察者和采集者：格拉斯哥市（Glasgow）输血中心的外科医生、牛津市医院里接受输血的病患、埃塞克斯郡乡间的献血家族、纽约私人血库血清学家、俄勒冈州（Oregen）有巴斯克血统的律师、伦敦西区医生的妻子、肯尼亚的“医学助理”……如此丰富的资料来源织就了一则意义重大的国际故事，赋予我们思考遗传学历史的新方式。在战后的英国，生物医学研究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该领域的政治环境导致身处伦敦的雷斯、桑格和穆兰特都具有中心——边缘式视角，上述资料来源也反映出了此情况。
上述的一些档案收藏为本书的考据工作中带来了有助益的挑战。惠康图书馆藏有的血型研究室文件和穆兰特文件内容翔实、管理细致、编目详尽。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惠康图书馆开始实施一个项目，将馆藏的人类遗传学相关材料在网络上免费向公众开放。
这项大胆的计划致力于令所有人都有权接触资料，无论他们是否属于某学术研究机构；惠康基金会支持基因组信息免费开放，近来它也支持“开放使用权”出版发行，图书馆的此项目与基金会的立场相契合。
然而，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档案管理员依照惠康图书馆的使用权方针，重新审核了血型研究室文件和穆兰特文件中的“敏感个人数据”。
这一耗费人力的修订工作由两名档案管理员负责，在此过程中，我在成书早期阶段曾使用过的大量文件受到封存。
在重新分类中，档案管理员将与姓名以及附加的家庭和医疗信息相挂钩的血型归为敏感材料，一如其他种类的医疗信息。他们认为，在诸如长期通信的一些情况中，一系列信件也许可以将血型与某种疾病，进而又与某个姓名或家系联系在一起，造成个人隐私数据信息泄露。审核数量如此之多的材料难度巨大，负责此事的档案管理员肩负的任务令人生畏。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在一些情况下，敏感的私人数据占大比重的文件夹需要整个封存。（举个例子，）一些血型的名称源自个人姓氏，数据的封存导致有关此类个人的部分信息无法公开。
上述事件也凸显了历史学家斟酌该透露出笔下人物的多少信息时面临的一些矛盾。
一方面，在保护曾作为医疗和科学研究对象的个人时，隐私和匿名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有关隐私的规定可能会将为医疗和科学知识的取得而贡献过劳力和专业技能的许多个人（例如各个年代和各个环境中的献血者）从历史记录中抹去。这些规定对于保护隐私必不可少，但它们也令做过贡献的人难以获得应有的承认。尊重隐私并提供保护和透露信息并给予承认之间的平衡不好掌握，需要认真细致地权衡。
人类遗传学历史的一部分组成是可见性、价值和身份定位的历史，历史学家必须同档案管理员保持积极沟通。
惠康图书馆的档案管理员对文件的封存也凸显出本书的一些主题。在2012年受到仔细检阅的档案中记录了一系列努力，它们将遗传学塑造为在人类的身份定位、家庭和历史方面具有权威的领域——本书讲述的就是此事。档案中有关遗传学权威地位的言论不仅历久弥新，而且随着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获得资金和研究支持，它们骤然提高了音量。遗传学目前有能力在某些方面揭示人类的身份，这也影响了惠康图书馆馆藏档案等生物医学档案收藏的查阅制度。如今的档案管理员视血型为“个人信息”，类似于他们对基因序列的看法；造就这一事实的恰恰是惠康血液研究档案收藏中记录的一些前人的工作，本书试图呈现的也是它们。于是，尽管我试图揭示历史上血型是如何通过姓名、国籍和“种族”等常见人类识别凭据得到采集和罗列，但也正是这些识别凭据令我更难接触到研究材料。如今，人们认知中使用权、隐私和保护的概念影响着我们能对过去了解多少，而我们自身对于历史的理解也在不断重塑和调整这些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