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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贞观元年（627年），在岐州陈仓北阪（今陕西宝鸡市石鼓山）的一场发现，串联起了千年中国文化史。
一位牧羊人在山坡荒草丛中发现了10块怪异的花岗岩巨石。这些巨石形似大鼓，两端平整、中间微凸，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个重约1吨。拭去巨石上的泥土，石头腹部四周露出了大量神秘文字，文字奇古，笔法朴茂，当地无人能识。很快，天降异物的消息不胫而走，百姓闻风而至，纷纷焚香跪拜，认为这些石头能给人带来福运。文人墨客随后慕名而来，在每尊巨石上各整理出大篆四言诗一首
，共计10首，当时尚存718字。他们拓下了这些古诗，因这些文字刻在石鼓状巨石上，因此得名“石鼓文”。
石鼓文的发现很快成为当时文化界的一大盛事。人们根据其发现地称为陈仓石鼓、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等。又因为这些大篆诗歌记叙了游猎内容，又称为猎碣。
石鼓文是已知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堪称石刻之祖，又是现存发现的最早的篆书，堪称篆书之宗。清代康有为誉之为“中华第一古物”。
石鼓文的10首游猎四言诗分别是《吾车》《銮车》《田车》《而师》《酃雨》《吾水》《汧沔》《作原》《吴人》《马荐》。其格律用词、音韵与《诗经》中的《小雅·吉日》《小雅·车攻》《秦风·小戎》《秦风·驷驖》等篇极为相似，由此推断它们是先秦作品。尽管人们对具体词句的理解存在分歧，但10首诗的主要意思是明确的。《吾车》记述秦公出猎；《田车》描绘了登原游猎的盛况；《銮车》记述秦公游猎经虢城，人群如障，热闹喧嚣。《酃雨》描述了秦公及随从涉汧河时，从低处看到的情景；《作原》描绘了在山上整修原地的场景；《吴人》记述虞人为秦公献祭而奔忙；《吾水》歌颂了水清道平的美好；《而师》是秦公的述志诗；《马荐》记述打猎而归时路遇之情景。10首诗描绘了狩猎的出行、惊险与欢乐，也详述了车辆、驾马的精壮，狩猎勇士的勇猛、兽群的惊恐，还涉及汧水的鱼跃、祭祀的准备、道路的平通等。它们“应是秦在战国时期奋发崛起时，为了表现国力的强盛，及矢志东进开拓的气概，特从其先祖秦诗中精选这十首，以诗明志。可以说，石鼓诗是以景抒情、以景述志，是秦国人在一统天下之前的一组东进序曲，一组唱响天下、雄视东方六国的胜利交响组曲”
。
显而易见，这十尊石鼓的价值集中在石鼓文上。
这些古朴文字，无视无情的时光，从先秦出发，默默传递着饱满的历史讯息。
首先，石鼓文是先秦历史，尤其是关中地区历史的原生态资料。石鼓文提供了两千多年前关中地区山水、动植物、气象方面的第一手记录，是研究该地区动物、植被、气候变化的珍贵材料；石鼓文保留了先秦社会生活的原始资料，张扬了秦人的自强、自信、奋发、进取的精神，为秦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价值。石鼓文中出现的太祝等西周官职证明秦国继承了西周官制，体现了秦人对先进文化的吸纳和周秦文化的融合。
其次，石鼓文展示了《诗经》中的佚诗。《诗经》由孔子遴选、编辑而成，没有囊括所有先秦诗歌。从文学史角度来看，佚诗有极高的文学、文化价值。
再次，石鼓文展现了汉语古文字功能的价值。石鼓文是从商周金文到秦小篆一千多年间发展、流变中保存下来的珍贵的文字。它忠实继承了西周金文的审美意识，是金文大篆到小篆的过渡。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组石刻文字。在甲骨文发现之前，中华民族奉石鼓文为本民族最古老的文字。
最后，石鼓文体现了书法之美。石鼓文每字方寸有余，字体齐整统一，笔笔中锋，笔锋奇劲如“金绳铁索”。康有为评价石鼓文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历代学篆者莫不奉之为正宗，勤加临习，正是因为石鼓文具备了书法审美的时代神韵。
秦石鼓
御制重刻秦石鼓文
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一千多年来一直没有定论，现在基本认为是战国晚期文物。石鼓发现后，留在了原地。且不说风吹日晒，最大的遗憾是在之后的100多年中一直没有人意识到十尊大石的排序蕴含着重大意义，始终没有标注石鼓的布局或顺序。之后几经迁徙，石鼓的排序确定更是难上加难。
石鼓被发现100多年后，遭逢安史之乱的唐肃宗来到了岐州。慕石鼓之名，唐肃宗下令将十尊石鼓运下陈仓山，迁往凤翔城南的行在，君臣共赏石鼓。不料几个月后，叛军逼近凤翔，君臣出逃。临逃前，石鼓被仓促掩埋在荒野之中。安史之乱平定后，地方官吏重新挖掘了石鼓，814年郑余庆就任凤翔尹，将曝于荒野的石鼓移送到了凤翔孔庙固定存放。文化重器，陈列于孔庙，称得上物当其所。
遗憾的是，重见天日的石鼓蚀迹斑斑，字迹残缺不全。更令人扼腕的是，“作原”石鼓莫名消失在了荒野之中，十鼓只余其九。剩余的九尊石鼓在凤翔孔庙也不安生，在唐末随着风翔孔庙在战火中毁为废墟而被盗运一空，重新遁迹于草莽。
宋仁宗是又一位久仰秦石鼓大名的皇帝，他下令查访陈仓石鼓的下落。时任凤翔知府司马池——也就是司马光的父亲——费尽心力找到了全部十尊石鼓，包括那尊唐末便失踪的“作原”石鼓。十尊石鼓运送到了汴梁，可惜的是几年后宋仁宗君臣和名家学者们辨别出“作原”是伪造的。真正的“作原”石鼓，藏身何处呢？
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来到凤翔寻访“作原”石鼓下落，努力无果后随机找了一家客栈安歇。他幸运地发现了客栈后院的磨刀石有蹊跷。那块大石头已经在岁月和屠刀的双重研磨下变得非常光滑了，却仍保留着几分石鼓的风貌。磨刀石上尚有一些古文字依稀可辨。向传师确认这就是那一尊失踪200多年的“作原”石鼓。该石鼓极可能在荒野中为乡民发现，上半部分被乡民削去，中间掏成凹状用来捣米，而上面断裂开的两道边用来磨刀。珍贵的石鼓文则磨去了大半，仅余下半部的4行文字。
十尊石鼓团圆了，正式移入北宋的太学保存。书画水平远优于治国水平的宋徽宗，是石鼓文的狂热崇拜者，他下令将十尊石鼓搬进保和殿与自己朝夕相伴。为了体现秦石鼓的尊贵，也为了更好地保护上面的文字，宋徽宗在石鼓文的槽缝之间填注黄金，为其装了金身。石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
可叹的是，这种优待并没有维持几年，靖康之变发生了！金兵攻入汴梁，掳走了北宋宗室、人才和宝物，其中就包括十尊石鼓。不过，金人不懂石鼓的价值，看中的只是鼓身的黄金。他们以为这是金鼓，视为珍宝，不远千里运到了燕京（今北京）。从此以后，石鼓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金人很快发现了自己的误解，剔去石鼓上的黄金后便将它们弃之荒野。这是秦石鼓的第三次遗失。
又是百年时光飞逝，石鼓文虽然还在文人士大夫的热议中，却始终只是传说。王朝更替，蒙古人占据了北京城，出身凤翔的汉族大臣王檝在某次机缘巧合之下，在一处废墟之中发现了十尊石鼓。这又是石破天惊的一次发现。王檝修复庙学，再次将石鼓陈列于庑下。元朝中期，朝廷又将石鼓安置在国子监大成殿门内，左右各五尊，还用砖石围成坛来保护它们。元明清三代，石鼓都陈列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陪伴在孔圣人画像跟前。这或许是一个文化圣物最应该存在的位置。
乾隆皇帝是石鼓文又一位狂热的“粉丝”。他喜欢研究把玩石鼓文，并仿照韩愈的《石鼓歌》也作了一首，称石鼓为“千秋法物”，表示“吾愿兴贤得真宝”。乾隆皇帝是一位擅长将文化政治化的皇帝，也是一位统治高手。“吾愿兴贤得真宝”，这七个字概括了他对石鼓文的设想，即借助石鼓宝物来做“文治”的文章，表明朝廷广纳贤才、稽古右文的态度。为了保护好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原鼓，乾隆皇帝仿刻了两套石鼓。仿刻的石鼓，仅得原鼓之形而未得其实，其文字质量大为逊色，且十尊鼓大小形状完全一样，精致匠气过于明显。它们被俗称为“乾隆石鼓”。这两套“乾隆石鼓”，一套放置在国子监大成门外，与门内的原鼓相呼应；另一套放置在热河文庙。
日寇大肆侵华、民族危机加剧的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考虑将北平文物南迁。十尊石鼓告别了国子监，随故宫国宝一起踏上了迁徙长途。先南迁至上海，后转到南京。日寇逼近南京后，石鼓又经河南辗转运到重庆。抗战胜利后，石鼓先从重庆运回南京，再运回北京交由故宫博物院保管。这一系列的辗转迁徙，是在道路不畅、土匪横行、日军空袭等重重困难中实现的，再考虑到石鼓巨大的体积和重量，其间险象环生，事故不断。运载石鼓的汽车还经历了两次翻车事故，石鼓都侥幸没有毁失。
平津战役后期，国民党政权仓皇逃离，筹划将大批国宝文物转运至台湾。秦石鼓便在转运名单中，而且已经运抵机场了。由于石鼓重量巨大，导致飞机超载，飞行员拒载，十尊石鼓便临时留在了机场。还没等商定转运方案，北平和平解放，石鼓永远留在了大陆。1950年，秦石鼓返回故宫博物院，陈列于箭亭。
石鼓命运多舛，在一千多年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中，十尊石鼓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石鼓材质是花岗石层岩，长期的风雨侵蚀造成石皮和石骨两层逐步分离，加之人为椎拓等因素，各鼓刻有文字的石皮逐步剥落。石鼓在刚发现的贞观年间存字718字，到元代剩下386字，至乾隆五十五年只存310字了。现在的十尊石鼓，除“汧沔”“吾车”二鼓文字保存较完整外，其余石鼓字迹多有磨灭，只留只言片语。“马荐”鼓更是一字不存。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文化传承，再强盛的军队、再恢宏的建筑也终将沦为过眼云烟；一个文化，如果没有文字流传，再深刻的思想、再丰富的内容都是海市蜃楼、纸上谈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汉字在其中居功甚伟。汉字跨越了空间、战胜了时间，在民族精神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中轴作用。先秦石鼓及其刻字，便是记录汉字的关键性文物，也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的重要证物。后人要庆幸先人选择了石刻这种方式。历史证明，石头是最长久、最有效的保存载体。
文为国家基石，秦石鼓堪称镇国之宝。故宫博物院专门在宁寿宫建设石鼓馆，独立展示这十尊石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