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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故宫博物院藏精品战国青铜器。该器以纹饰得名，缩口、斜肩、鼓腹、矮圈足，肩上有二兽首衔环耳，高31.6厘米，口径10.9厘米，腹颈21.5厘米，重3.54千克。
该器造型简洁朴素，看似平平无奇，细看则纹饰精美，尤其以壶身上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图最为著名。我们来细看这些纹饰。
青铜纹饰从壶口到圈足由五条规则的斜角云纹带划分为四大区域，以双铺首环耳为中心，形成左右基本对称的相同画面。由于当时的生产条件不可能实现标准化生产，每件战国青铜器依然是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品，所以不可能做到完全对称。
最上部的壶颈部为第一区。该区纹饰又分上下两层、左右两组，主要表现战国奴隶们的采桑、狩猎等生产活动。
采桑画面非常醒目，有妇女坐在桑树上采摘桑叶，有妇女在树下运送桑叶，一派忙碌景象。狩猎画面分布在上下两层：上层人物似乎在排队，对准箭靶，依次试射；下层人物则以野兽为箭靶实射，有野兽倒地，已成猎物。有观点认为这幅场景是奴隶主贵族在行射礼。奴隶主贵族是否会亲自射杀野兽，需要存疑，而采桑注定是奴隶们的工作，奴隶主不太可能与劳作的奴隶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因此第一区的纹饰应该是奴隶生产的画面。
宴乐渔猎攻战纹图壶
铜壶上腹部为第二区。该区纹饰又分为左右两组：一组表现奴隶主贵族宴乐的场景，还可细分为上下两层；另一组表现的是奴隶主贵族弋射的场景。
宴乐场景中，上层，贵族在亭榭上敬酒如仪；下层，亭榭下方有两位奴仆在圆鼎处准备美食，一旁的簨虡上悬有钟磬，旁边立有建鼓和铜钲，三人敲钟，一人击磬，一人持二桴（鼓槌）敲打鼓和钲，还有一人持号角吹奏音乐。下层的载歌载舞，显然是为上层的主人们服务的。先秦礼乐无小事，礼乐制度是彰显尊卑贵贱的重要载体，是维护宗法政治的重要工具，具有敏感的政治意义。什么样的贵族使用什么规制的礼乐，是有严格规定的。春秋战国的许多贵族，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在宴乐中僭越礼仪，使用超越规制的舞乐。孔夫子痛心疾首，称之为“礼崩乐坏”。它的背后是正常政治秩序的崩溃以及和平社会生活被破坏。一些诸侯彻底突破礼乐制度的限制，表达渴望强大和称霸中原的雄心壮志。而寻常贵族卿士则融合宫廷舞乐与民间娱乐，不再纠结于严苛的制度，营造出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本铜壶第二区的宴乐场景，大体也是上述现实的反映。
弋射场景中，密布鸟兽鱼鳖，或飞或游，诱惑着喜爱狩猎的贵族们。四个贵族仰身用缯缴弋射。弋射意为射鸟，缯缴是一种拴着丝绳的短箭，射出后能收回重复利用。如果缯缴射中猎物，尤其是飞鸟和小型猎物，射手可以便捷地找到猎物。旁边一人，立于船上，持弓欲射。奴隶主贵族的弋射，与上一区的狩猎是有本质区别的。以生存为目的的狩猎，首选陆地上的大型野兽，是不会选择带有娱乐和炫技色彩的弋射的。同时，射礼是先秦贵族的“六艺”之一。周朝官学要求贵族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周礼》有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通五经贯六艺”是对先秦贵族很高的评价。
宴乐渔猎攻战纹饰
腹部主体为第三区，表现的是激烈的水陆攻战场景。该区纹饰又分为陆战、水战两组。
陆战一组表现的是城池攻防战。创作者用横线和竖线表示城墙，用斜线表示攻城的云梯。守城者依托城墙顽强抵抗，攻城方勇敢攀爬云梯，双方展开激烈的短兵相接，不断有人从城墙上跌落。水战一组表现的是兵船交战场景。两艘大船各张旌旗，尾部有人击鼓，全船鼓噪而进。船头上，敌我双方也在进行激烈的白刃战；船舱里，士卒们在奋力划桨，整齐划一、前屈后翘。与陆战不同，船上的战斗大多使用长兵器，比如车战时常用的长戈，以及不久前大规模出现在战场上的长矛，它们更适应船战的需要。船下，鱼鳖游动，蛙人潜水。这一区域界面最宽、人物最多、场面最丰富，也最热血、最富动感。创作者以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杰出的制作工艺，在金属表面刻画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铜壶无声，但相信观者的耳边会不时响起战士们的厮杀呐喊。
战国的烽火硝烟，推动了战争艺术的极大发展。贵族时代的车战，变成了大规模的混合兵种作战。车兵、步卒、骑兵、水兵等同时出现在战场上，与作战形式相配套，矛、枪、戈、斧、弓箭等粉墨登场。战车的数量大大减少，长矛、弓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车战时期，战车对决是战场的主力，如今，城池攻防战成为战斗主体。战国战争不再是贵族捍卫荣誉的决斗，而是争夺城池、疆域和人口的你死我活的血战。当然，战争观念和理论也随之演化。
铜壶底部是第四区。一排比较规整的垂叶纹装饰，给铜壶带来了敦厚稳重感。
有人统计，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共有178个人物、94只鸟兽鱼虫，形象地再现了2 300年前的中国社会画卷。整个布局密而不乱、详略得当，繁复的内容安排得恰到好处。
铜壶纹饰由金银错工艺制作而成。工匠们在铜器上嵌金银，再磨光错平。铁器在战国时期的发明，使得在青铜器上刻画精密花纹成为可能。这也是判断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年代的一大依据。该铜壶发现于1935年出土的河南省汲县山彪镇一号墓。该墓出土的青铜器中还有一对水陆攻战铜鉴，铜器表面的战争纹饰与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的战斗场面类似。那么，这些作品是哪里生产的呢？
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形制、图案基本相同的另一件铜壶，出土于1965年的四川成都百花潭。成都是先秦蜀国的核心区域。蜀国地处长江流域，据有山川平原，又水道纵横、湖波遍布，水陆两军都很发达，存在水陆战斗的可能；蜀国据有的天府之国生产蚕桑，是中国丝绸、刺绣的重要产区。种种要素都指向蜀国是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的产地。据推测，随着蜀国与中原交往密切，尤其是战国中期后为秦国所吞并，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作为战利品来到了中原，并成为随葬品。或者，因为商品贸易的繁荣和统一市场的出现，它成为西南与中原之间的贸易品。
将铜壶产地定为蜀国，还有一个原因是蜀国人民热情奔放，热爱生活，该地区或许是中国最“巴适”、最适合生活的地方。这正好与宴乐渔猎攻战纹饰表现出的热闹生活、火热世俗相吻合。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多是抽象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兽面纹、蟠螭纹。到了战国，青铜器纹饰开始展现人们真实的生活与战斗场景——那些人生中最常见的场景。青铜器走出了传统宗教与政治的束缚，转而采纳刻画生活和保存历史的真实纹饰。当人们对自然的驾驭增强、对精神的探索深入，他们越来越自信，不再需要借助神秘的纹饰来祈求保佑与祝福，不再畏惧坚硬冰冷的规章制度，而是为现实服务，拥抱真实的生活。人，而不是神灵或者礼法制度，成为艺术表现的主体。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出现了真实社会中的人群——当然，是群体而非个体。战国时期的中国人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独自面对世界，还没有意识到每个人、每个唯一的个体都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对象。当个人形象出现在艺术品上时，中国人将迎来新的进步。
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就是中华文明这一进步的鲜明例证，是现存青铜器中极具代表性的礼器，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艺术珍品。它略显暗淡的表面闪耀着中华文明进步的光芒。
后人要认识战国社会，绕不开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