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大玉龙 中华文明的曙光

六七千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西辽河流域的丰沃大地上，生命沿着固有的轨迹暖洋洋地前行。

中华民族的先民，有的成群奔跑在草原和山林之中，追逐着野兽；有的埋首采集灌木丛中的野果、干货。几根粗木围住的简陋圈舍旁，有人开始饲养没有吃完的野兽。其中有一种头颅硕大、尖嘴獠牙，背脊鬃毛刚硬扎手、实际底层细毛非常柔软的四脚小兽，是先民们热衷驯养的野兽。多年后，这些小兽成为中国人驯服最成功的家畜——猪。

西辽河的人类聚落，一派繁忙景象。不过，有一个格格不入的身影，安静地坐在角落里，似乎什么都没有做。再仔细一看，他的手在侍弄着一块石头。那块粗糙的石头，在他的手里逐渐改变形状、增加色泽，脱胎换骨成为这个温暖的世界的新产物。当然，这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一个看似悠闲之人的不懈劳动以及一段专注时光的综合作用之下，一件玉器诞生了。

当一个人能够专注于一件不能吃不能穿的无用之物，人类的伟大进步就蕴含其中。

他掌握了一项基本生存之外的技艺，而他所处的社群既愿意也有能力养活这样的人。

在暖阳下研磨石头的手艺人，属于一个庞大的人类社群。在他每天劳作的村落外，远处有用石头垒成的多层的大型祭坛，以及用于祈祷祭祀、寻求内心平静的神庙。在祭坛和神庙周围，散布着多个大大小小的村落。人们的祖先就长眠在村落附近，甚至就在村落里面。有的死者拥有数以十计的陪葬陶器、玉器，有的死者却只剩一具蜷缩的枯骨。这说明，这名石头手艺人隶属的大社群，已经有了社会分工、贫富分化，产生了明显的等级。数千年后，这块土地叫作赤峰。1935年，人们在今内蒙古赤峰东郊红山后首次发掘出该社群的遗址，便将它命名为“红山文化”。

这名远古手艺人的作品，幸运地战胜了数千年的时光，如今完好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

该件玉器由一整块黄绿色的闪石玉雕琢而成，其形象应该是一只身体柔软弯曲的动物，整体呈长圆柱形，身体弯曲成C字形。它的头部雕琢最细，最前端的吻长而前凸，鼻子上翘，保留着远古野猪的特征；创作者用几道简练的阴线纹刻画出嘴及下颚；头部上方的梭形长眼凸出，边缘用单阴线勾出轮廓；脑后长鬣飘逸，神气生动，边缘呈刃状；身躯光滑，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躯体似蛇，却更显遒劲有力。今人判断，这是一条玉龙。

玉龙高25.5厘米，横向最宽21.8厘米，曲长60厘米，身躯直径2.2至2.4厘米不等。

当年，红山文化的手艺人生产了相当数量的玉龙。每一条玉龙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形状大体相同。《红山文化玉龙》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红山玉龙的存世情况、形状特征，将玉龙分为兽首龙、猪首龙和鸟首龙 。故宫所藏的玉龙便属于猪首龙，猪首形象来源于当时人们驯养的野猪，表明饲养业在红山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红山文化玉龙造型为昂首、弯背、卷尾，整体大致呈圆形，首尾相接或相对。首尾相连者呈环形，首尾之间有小缺口者呈玦形，首尾之间缺口较大者呈C字形。

红山文化玉龙都有穿孔，便于系挂。在远古技术条件下，孔是两面对钻而成的。神奇的是，如果用绳系挂穿孔悬置，首尾正好水平平衡。古人是如何寻找平衡点的，尚不得而知。兽首龙的穿孔位于颈部，靠近头部；猪首龙的穿孔位于背部，处于身体中部；鸟首龙的穿孔位于颈部的翅膀前部，接近头部，完全符合物理规律。

六七千年前，红山文化的上层权贵佩戴着玉龙，相信它们能沟通现世与上天，拉近自己与神灵的距离，便利自己得到灵魂的启迪。即便死后，人们也佩戴玉龙，继续在另一个世界寻求玉龙的护佑。除了饰物说，也有人认为玉龙是红山文化祭祀的礼器。龙，是红山人的吉祥物，是红山文化的图腾。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儿女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

素朴简洁的红山玉龙，与后世繁复威严的龙的形象，存在较大差异。在红山文化里，无论兽首龙、猪首龙，还是鸟首龙，都无角、无背脊、无鳞、无肢、无足、无爪，属于比较原始的动物形象。远古人类无法解释人生中的恐惧与迷茫，便将心灵寄托给神灵。神灵在现实中的体现便是图腾。可是，没有人真正见过神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图腾往往成为各个灵魂求同存异、妥协折中的结果。远古文化的图腾集纳各种人类信仰的现实元素，还会在发展过程中根据人群聚合、形势变化而变化。

最终定型的中国龙，是原始文明在历史的砧板上反复捶打的结晶，是先前图腾优胜劣汰、浪里淘沙的结果。犹如河流，奔腾不息，条条支流汇入主干，呼啸着奔向大海，海纳百川。红山文化玉龙就似河流的上游，处于中国龙的形成阶段。赤峰地区骄傲地自称为中国龙文化的发源地，显然是把红山玉龙作为中国龙文化的源头。

或许是后世长城的影响力过于强大，有人以长城为界，将长城以南地区视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将长城以北称为塞外或塞北，似乎后者是中华文化的支流，是依附于前者、受惠于前者的。西辽河流域就在塞外的苦寒之地。发现红山玉龙的赤峰地区，长期是少数民族活跃区域，先后养育了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辽代五京之首的上京、最大的陪都中京，都在赤峰境内。而红山文化大量生产玉龙，发展出成熟的龙文化，就与上述认知相悖了。赤峰似乎不可能是中国龙文化的源头。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主流观点是“满天星斗”“多元一体”。文明的火种散落在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并不存在先后主次之分，宛如满天的星辰。各个远古文明在频繁接触中，在贸易与战争中，融合与发展并举，形成了更先进、更强大的文明。核心价值观和共同的文化心理，也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得到锤炼和巩固。汉族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发挥主导作用，在千百年历史中把“满天星斗”的多元文明凝聚成大家共同的文明。中华文明最终诞生了。

中国龙，就是这种“多元一体”文明史观的体现。最终的龙形象，融合了诸多原始文明的图腾，是变化的、多元的。长城不是文明的界线。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是目前中国人公认的远古文明的区域中心。而龙文化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这几个地区，表明了神州大地的先民有着某种共同的原始认知，也说明了中华文明的交融在远古即已萌动。红山文化出土的彩陶，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有着共同的特征；红山玉器具备商周玉器的主要题材，如龙、虎、龟、鸟、鱼等，都说明塞北和中原的远古文化血脉相连 。原始文明的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的洪流。

红山文化，汩汩细流，尚处于新石器时期、氏族社会阶段。之后，西辽河畔的先人部落，由零星走向联合，部落联盟再产生政权形式，参与文明的纷争，最终融入更宏大的社群，在更先进的文化中实现永生。这个演化的过程，最典型的记载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武陵地区巴人（巴郡南郡蛮）的描述：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当地蛮人的五姓，犹如西辽河流域的诸多人类部落，没有统一的领袖，文化也还处于“事鬼神”的低级阶段。最终，来自巴氏部落的务相凭借武力，凝聚了五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务相就是巴人有名有姓的第一任领袖，在部落联盟成立后称廪君。一个“君”字，既是尊称，也是权力的象征。作为领袖，廪君有拓展部落联盟生存空间、为联盟谋求更好发展的义务。于是，他率领武装人员乘船出发了，来到了一处土地广阔、盛产鱼盐的新领土。无奈，新领土并非处女地，已经有了人类社群及其领袖（“盐水神女”）。在传说故事般的文字背后，隐藏着廪君战胜神女、鸠占鹊巢的事实。廪君以武力射杀了神女，建立了夷城。下一步，廪君率领的巴人部落联盟自然是以夷城为核心据点，建立了强大的政权，最终发展壮大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著名分支：巴国文明。

远古文明缺乏文字，因此不是信史，才有了盐神化身为虫、遮蔽日月，廪君射杀神女的传说。红山文化的诸多部落，没有诞生廪君这样的领袖人物联合大家，也没有留下确切的发展轨迹，只留下了诸多的文物供人解读。

红山文化遗物中，玉龙是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形象清新、功能明确。现存的红山玉龙数量较多，赝品、仿品也不少，一般认为在红山文化玉器被确认以前（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已经见于著录的玉龙多为真品。

1971年，赤峰当地一位农民在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北山岗地表以下50至60厘米处挖掘出一件玉龙，捐献给旗文化馆，后为国家博物馆借调入藏。这件玉龙由岫玉精制而成，造型细腻、色彩厚重，是最先确定的红山玉龙，入列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该玉龙已经成为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此外，辽宁省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乃至私人收藏家都收藏有红山玉龙。前述故宫博物院所藏红山大玉龙是现存最大的一件玉龙。该玉龙原为著名古玉研究专家和收藏家傅忠谟先生收藏。1992年，故宫博物院收购了傅先生收藏的396件玉器，其中就有包括大玉龙在内的3件红山文化玉器。

故宫里的红山大玉龙，是一条嗷嗷待哺的原始龙，是一条“婴孩期”的中国龙，见证着远古中国的历史，凝聚着远古中国人的想象与期望。

中华文明的曙光，正穿透大玉龙，照向我们。 C0v1/3wFTvcLgHhYokZKrepCtSb77bn9Ou+p9J9p0H7H4co68lXkkgxk5qT4UH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