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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二年（207年），26岁的南阳隆中青年诸葛亮加入盘踞荆州北部的刘备势力。
在良禽择木而栖的乱世，诸葛亮的选择本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并不突出的浪花。但事后发展表明，这场入职对蜀汉政权乃至三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诸葛亮作为刘备势力集团的后起之秀，在刘备死后迅速掌控了蜀汉的实权，主导了蜀汉的发展。他加入刘备阵营一事，具有额外的意义，需要着重解读。
最早的解释文字或许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根据诸葛亮的自述，刘备主动延揽青年才俊，三次造访诸葛亮隐居的草庐，并且向其咨询时政策略。此说为《三国志·诸葛亮传》采纳：“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在见面中提出了著名的“隆中策”，奠定了刘备势力集团的根本战略方针：承认天下三分，吞并荆州刘表和益州刘璋，对抗曹魏和孙吴，“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诸葛亮的战略分析，极富前瞻性，日后蜀汉政权的发展几乎是照搬隆中策，以至于令人怀疑它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为了证明诸葛亮的高瞻远瞩和重要作用的追记。
家喻户晓的三顾茅庐故事便脱胎于此。刘备礼贤下士、求贤若渴，诸葛亮倾囊相告、慨然加盟，日后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君臣相得的典型代表，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典故，频繁出现在戏曲、器物、文学创作等文艺形态中。故宫博物院所藏《三顾茅庐图》轴（绢本设色，纵172.2厘米、横107厘米）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整幅作品墨色清雅，万仞高山峻峭壁立，苍松翠柏挺拔参天，高冈之间一挂瀑布飞流直下，好一处修身隐居之所。山腰竹林中掩映着几间草庐，草庐内端坐一位儒雅飘逸、气定神闲的书生隐士。一名书童打扮的少年开启柴扉，门外一位常服打扮的长者恭恭敬敬地揖手行礼。这已经是刘备第三次登门造访。第一回是去年冬天，天寒地冻而来，却得知诸葛亮不在；第二回是本年年初，再次郑重而来，可惜还是与诸葛亮擦身而过。刘备求贤若渴，不焦不躁，第三次沐浴更衣而来，终于得偿所愿。
刘备身后是跟随他创业的两位股肱之臣，一是关羽，一是张飞。最右侧的张飞昂首而立，气宇轩昂，颇有对刘备所为不以为然之态。中间的关羽侧向张飞，摆手示意，提醒张飞保持庄重恭敬，不要影响刘备礼贤下士。画面近处，两株古松遒劲有力，突立在嶙峋山石之上。
《三顾茅庐图》
作品以山水画为底子，崇山峻岭有如斧劈刀削，暗示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险恶环境，苍松翠竹象征诸葛亮的高雅气节。五个人物集中出现在画面的左下方，所占篇幅较小，但醒目抓人。人物神态细腻生动，刘备恭敬、张飞傲然、关羽稳重，描绘得十分传神。
画作落款“静庵”，钤印也是“静庵”。这是画家戴进的号。戴进，明朝早期钱塘（今杭州）人，一生坎坷，画风多变。他于40岁左右应征入京，进宫待诏仁智殿，后流寓京城；54岁左右离京返乡，晚年卖画课徒。艺术上，戴进融百家之长，又独树一帜，在明代有诸多追随者，是“浙派”的开创者。
《三顾茅庐图》轴应该是戴进提交的“命题作文”，反映皇帝招贤纳士的迫切心情。大明王朝当时正处于“仁宣之治”的高峰，政治相对清明，几代皇帝都选才求治，尤其以明宣宗朱瞻基为代表。随着《三国演义》小说的传播，蕴含着忠孝节义、君臣相得的三国故事题材因为强烈的政治教化意义，受到皇帝的大力提倡，如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长坂坡之战、白帝托孤等。三国题材的艺术作品在宫廷中颇为流行。其中就有商喜创作的《关羽擒将图》、倪端创作的《聘庞图》以及戴进的这幅《三顾茅庐图》。
明宣宗朱瞻基本人便绘有《武侯高卧图》卷（纸本水墨，纵27.7厘米、横40.5厘米），描绘诸葛亮出山之前隐居隆中的情形。茂林修竹前，诸葛亮头枕书匣，袒胸露怀，躺卧地上，神态安逸。署款为“宣德戊申御笔戏写，赐平江伯陈瑄”，表明这是宣德三年（1428年）朱瞻基赐予陈瑄的御作。陈瑄是五朝老臣，从疆场到漕运，劳苦功高，当时已年过花甲。朱瞻基创作此画是激励陈瑄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三顾茅庐图》局部
让我们回溯到建安十二年，46岁的刘备饱经风霜，且有“皇叔”之尊，为何三番五次屈尊造访一位除了江湖传说没有任何实绩的年轻隐士？
三顾茅庐的叙事预先假设诸葛亮是千年难遇的人才，得一卧龙就能参与群雄逐鹿。这是故事中所有人物都接受的不证自明的“事实”，突出了刘备的唯才是举、求贤若渴。人才确实是政治斗争，尤其是乱世枭雄争斗的重要因素，但肯定不是枭雄首要的考量因素。中国从东汉开始步入门阀社会，豪强大族垄断政治、经济和舆论大权，把持地方实权。乱世中，地方世族势力的政治能量更加凸显。割据势力莫不争取地方豪强世族的支持。中国的世族时代一直持续到唐朝中后期，才在科举兴盛和分裂混战的双重打击下分崩离析。
盘踞新野的刘备，大半生奔走在冀北、徐州、中原腹地和荆州北部，深知争取门阀支持的重要性。无奈他初来乍到，与荆州世族关联浅薄。为融入荆州世族网络，刘备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隐居南阳隆中的诸葛亮，是比刘备早来荆州的山东世族子弟。他出身琅琊，父亲早逝，从小依附叔父诸葛玄。诸葛玄赴任豫章太守，政争失败后投奔好友、荆州军阀刘表。诸葛亮随之来到荆州，并在叔父死后隐居隆中。虽然家道中落，但诸葛亮天资聪颖，加上刻苦攻读，在当地小有名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家族通过联姻深深融入了荆州世族。荆州豪强属蔡氏最为兴盛。当时，蔡氏尊长蔡讽有两个闺女，一个为荆州军阀刘表迎娶为蔡夫人，一个嫁给了本地世族黄承彦。其子蔡瑁则掌控荆州水军。黄承彦有女黄月英，据说相貌较丑，诸葛亮迎娶了黄月英，成了荆州蔡氏的女婿、刘表的表外甥。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荆州另两大豪门。大姐嫁给了蒯琪，蒯氏是刘表的另一大靠山；二姐嫁给了庞山民，庞山民是声名显赫的隐士庞德公之子，而庞氏又与荆州豪强习氏联姻。至此，诸葛亮与荆州诸多豪强世族都有了姻亲关系，是沟通世族关系网络的重要人物。
《武侯高卧图》
赵孟
《诸葛亮像》图轴局部
对这样一个既有真才实学又握有融入荆州世族网络入场券的青年，刘备自然要尽力延揽了。即便不至于三顾茅庐这般低姿态，态度也必然大体恭敬。而诸葛亮门第不高、根基不深，加入创业初期的刘备阵营是最现实的职业选择。这便是刘备、诸葛亮“君臣相得”最初的样貌。
诸葛亮加入后，帮助刘备争取了荆州世族的支持，度过了曹魏大兵压境之下荆州分崩离析的艰难时刻，赢得了参与赤壁鏖战的原始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在赤壁之战中功勋卓著，而且在刘备惨败夷陵、驾崩白帝城之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扛起了蜀汉存亡的重担，成为蜀汉政权的灵魂人物。诸葛亮在蜀汉建立了高度集权体制，集中有限的资源游刃于魏吴之间。作为大权在握的权相，诸葛亮非但没有任何僭越言行、非分之想，反而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五丈原悲歌，为蜀汉事业耗费了最后的心血，当得起“忠臣贤相”之誉。
不过，作为一个失败政权的权相，诸葛亮最初的形象仅仅是众多忠臣贤相中的普通一员。
岁月的一大魅力就在于，它能够挖掘一段历史闪光的一面，照亮它、放大它，直至塑造成为一颗炫目的星辰。诸葛亮的形象便在岁月的塑造下熠熠发光，三顾茅庐故事随之成为熠熠生辉的叙事。
诸葛亮形象及三顾茅庐故事的演变，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
三国归晋，中国短暂统一后又到东晋南北朝时期。永嘉南渡后，东晋社会更重门第阀阅。封闭保守的世族势力与蓬勃向上的寒门士人便产生了矛盾，后者渴望通过奋斗出将入相，如诸葛亮般功成名就。诸葛亮被三顾茅庐的经历，自然成了寒门子弟的梦想际遇，成了所有渴望改变命运之人的精神寄托。他们在忠臣贤相之外，又给诸葛亮添加上了“智者”的光环，寄托着普通人通过才华、忠诚和奋斗改变命运的希望。底层百姓也钟爱诸葛亮。
诸葛亮醉心事业，不事产业，生活节俭，去世时家无余财，与以崇富斗富为时尚、不事实务、一心安逸享乐的魏晋豪门贵族形成鲜明对比。对比之下，老百姓当然更喜爱足智多谋、一心报国的诸葛亮了。
诸葛亮的经典形象，便在此时定型了。此后，诸葛亮的形象随着社会变迁而演变，各有侧重，但大致不离忠臣、贤相、智者的范畴。
唐王朝跌落盛世后，杜甫流落四川，游览成都武侯祠，感叹：“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杜甫在此引用了三顾茅庐的典故。藩镇割据、皇权沦丧、天下大乱，唐王朝多么需要诸葛亮这样的忠臣贤相力挽狂澜、拯救社稷啊！杜甫悲悯诸葛亮壮志未酬，是在感叹自己，更是感叹大唐的国运。
富庶繁华的宋朝将对诸葛亮的推崇推向了高潮。一方面，南宋理学将原先的魏晋正统变更为蜀汉正统，以刘备-诸葛亮为王朝法统的主流；另一方面，经济繁荣的宋朝政治羸弱、外交屈辱，偏居东南一隅的南宋王朝这一特点尤其突出。朝野官民需要精神层面的支持。宋人对蜀汉政权及诸葛亮极容易产生共情，将诸葛亮等人视为抵抗北方强大侵略者的精神支柱。文人士大夫也更加推崇诸葛亮。
诸葛亮在宋朝的“崛起”，与宋朝社会形态的演变也有关系。大规模的科举考试和重文抑武的国策，使社会流动活跃起来，中国真正进入平民社会。读书人很容易在诸葛亮身上找到共鸣，对三顾茅庐故事更是艳羡不已。“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成为忠臣贤相是抱负满满的读书人的人生目标，也在宋朝开始不再触不可及。平民社会的产生也使得通俗消费市场兴起。话本创作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求，而三国故事是其中广受欢迎的畅销题材。陆游在一个黄昏的村社中看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的“蔡中郎”即三国早期人物蔡邕。从此诗可见三国内容的受欢迎程度。
在宋代话本的基础上，明代诞生了传世名著《三国演义》，完美发扬了蜀汉正统论。诸葛亮是其中神化色彩最重的人物，创作者编排了草船借箭、空城计等光辉事迹烘托其光辉形象，即便是失街亭等少数负面事件，也从正面叙述。三顾茅庐更是延续了三个回合，是《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之一。至此，三顾茅庐从《前出师表》的只言片语壮大为一幕大剧，起初的下层世族子弟化身羽扇纶巾、谈笑间敌人灰飞烟灭的神人。
诸葛亮的形象和三顾茅庐的典故，由此固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包含了特有的文化内涵。
遗憾的是，即便是在士大夫天堂的两宋，三顾茅庐也仅仅是读书人的美好愿望。宋朝同时也是君主专制程度加强的时代。北宋之前，哪怕是莽夫治国的乱世，宰相见天子议政，也可君臣坐而论道，事毕皇帝赐茶、宰相从容告辞。反而是在为后世士大夫追念的宋朝，北宋一建立，宰相范质等便“惮帝英睿，每事辄具劄子
进呈，具言曰：‘如此庶尽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帝从之。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宋史·范质传》）。从此，君臣坐而论道成为历史，臣子的地位一降再降，直至清朝军机大臣们“跪听圣训”。
“君臣相得”永远只是理想，正如三顾茅庐一般虚幻。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给予诸葛亮极高的评价：“诸葛孔明为三代以下第一流人物，约其生平，亦曰公忠二字而已。公故无我，忠故无私，无我无私，然后志气清明而经纶中理。”这是一个专制帝王对忠臣贤相的赞誉与渴求，只有公忠体国，没有大臣个人的身影与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