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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年），河南修武县出土了一块残碑，高102厘米，铭文存9行、157字。文物贩子闻风而动，一看其古朴刚硬的刻字，就判定这是汉魏古碑。而存字宛如新刻，劲力十足，又是古碑中的精品。遗憾的是，残碑破损严重，大致可判定是碑文前半篇的下半截。因为首行刻“西乡侯之兄”等字，这块残碑一度被命名为“魏西乡侯兄残碑”。
几经辗转，该残碑入藏故宫博物院。
天下残碑无数，能够找到同碑残片的概率微乎其微。残碑复原，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一桩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西乡侯兄碑就有幸被上苍选中了。
1935年春，北京古玩店尊古斋出售一块残碑，石高42厘米，铭文存5行、41字。行家发现其铭文风格与30多年前发现的西乡侯兄碑极为相似。经过比对，第二块残碑首行有“□□养皓以道自终春秋”等字，其中“春秋”二字仅存左半部分，与上述第一块残碑的“春秋”二字的右半部分相合。由此认定，这两块残碑原本在同一块石头上。两块残碑合并，可以推出原碑宽82厘米。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块未知碑文的下半截。
除这两块残碑外，马子云于1938年在一家书店翻出了一张汉残石拓本，有完整的5行、70字，字体与西乡侯兄碑碑文很像。马子云购买后，将拓本与前述两块残碑的拓本整合。购得的拓本首行有不清晰的“□□定
□足
疾辞命不应辟”等字，其中“疾辞命不应辟”六字只存左半部分，与第一块残碑的“疾辞命不应辟”六字的右半部分相合。这证明它是同一块碑文的左上部分。至此，西乡侯兄碑已经发现了三个残缺的部分。可惜的是，该拓本的原石已佚，至今仍找不到踪迹，且未见第二份拓本，马子云购得的就是孤本了。
两块残石、一份孤本，就是我们找到的这块古碑的全部。
历史的张力，将一块古碑击得支离破碎，两千年后再陆续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难得一见的考古发现。
原碑最开始是从中直裂为左右二片。左侧的半片又横断为三块，我们所发现的是最下面那块的原石和最上面那块的拓本，中间狭长的小块则遍寻不得。右侧的半片又横断为两块，我们所发现的是下面的长块，上面那块不知道湮没在何处。五块合在一起，才能缀合成完整的碑文。但随着发现的部分越来越多，即便缺失了两块残石，我们也依然可以猜测碑文的大概内容。两块残碑原石合并，整理出残文如下：
汉池阳令张君碑残片
……西乡侯之兄冀州刺史之考也盖张仲兴周室……缵乃祖服体明性喆宽裕博敏孝友恭顺著于……之咸位南面竞德国家犹昔八虞文王是咨世……书悦古今兄通声称爰发牧守旌招主簿……理左右□宜器有特达计拜郎中除茂陵侯……唱实和为俗所仇君耻侉比愠于群小换㡰……复换征羌崇保障之治违勿剗之化开义遏……罚折中户四既盈礼乐皦如帝简其奉迁池……虽姜公树迹雚檀流称步骤逾否君参其中……养晧以道自终春秋……光国之名殁宜见录……追惟烈祖钦述高风……辞佚自后共身体而就……颂其名当究王爵景命
根据最早发现的原石，方家认为碑文中的“西乡侯”是三国时期的魏西乡侯张既，并定碑名为“魏西乡侯兄残碑”。随着另两个部分的发现，人们综合书法风格和史实考证，普遍认为碑文中的“西乡侯”为东汉桓帝时期的张敬，故改碑名为“汉池阳令张君碑”。
那么，主人公张君有着什么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样的社会观感呢？
残碑起首的“冀州刺史之考”，有人辨认为“冀州刺史之孝”，综合其他存世汉碑文字，当为“考”字无疑。墓主人是西乡侯的哥哥、冀州刺史的父亲，也可知他的身份远不如弟弟和儿子，所以需要用至亲的官衔来标显自己。
汉池阳令张君碑拓片
具体的张姓冀州刺史，已经无法考证。西乡侯张敬，东汉晚期人，为汉桓帝身边的尚书。尚书本为皇帝身边保管典籍的小官。汉武帝推行“内外朝”制度，以内制外。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宾客构成，也称中朝；外朝是由丞相、公卿构成的制度化的官僚体制，也称外廷。西汉早期，皇帝与丞相参议政务，处理国家大事。汉武帝为加强君权、削弱相权，转而依靠内朝势力在宫廷内做出决策。尚书渐及文书行政，掌握实权，有取代九卿行政之势（至唐朝正式成为具体的行政首长）。在东汉末期激烈的外戚与宦官争斗中，尚书发挥了重要作用。延熹二年（159年）八月，汉桓帝诛外戚、大将军梁冀，事后以功封中常侍单超等五人为县侯，尚书令尹勋等七人为亭侯。七亭侯中就有张敬，封爵为山阳西乡侯。但是，张敬没能常保富贵，受封六年后于延熹八年即遭黜爵。
这条核心史实为我们推测主人公的生平，提供了基准。
因为残缺，此碑竖立年月未见。碑文称“西乡侯”，则应该立于延熹二年与八年之间，即在159年至165年。主人公的卒年也在此时间段内。
随后的“张仲兴周室”开始，应该是叙述张氏的宗族谱系。其家族以张仲为始祖。张仲生活在西周共和行政前后。周厉王为国人暴动所放逐，病死外地。周宣王继位后，面临复杂局面，举贤用能，征伐戎狄，成就斐然，历史上称为“宣王中兴”。张仲便是辅佐周宣王的贤臣之一。他在历史上的声誉看来不错，且越来越好。拥有西乡侯、冀州刺史这样官宦的家族都以张仲为始祖，可见他在东汉声望之崇高。元朝之后，官民崇祀“文昌帝君”，认为张仲就是文昌帝君在西周的化身。文昌帝君是掌管功名利禄及善行之神，明清各地普建文昌阁尊奉文昌帝君。
东汉魏晋是门阀社会，讲究谱系、门第，认为崇高的祖先与后人的优秀品行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必然联系。碑文就夸赞主人公“体明性喆，宽裕博敏，孝友恭顺”，这是相当突出的品质。碑文以家系起笔，再及个人品行，是汉晋碑文的格式行文。
东汉时人们入仕途径以征辟、察举为主。官员有权委任僚属，称为“辟”。辟用的主要标准就是道德品质出众。我们的主人公就因此成为“牧守旌招主簿”。汉晋时期，各级主官辟用主簿协助处理文书、管理印信。主簿通常是主官的亲信，后来越来越受到重用，渐渐主管衙门事务、参预机要，类似于现代的办公室主任。出任主簿一职的人，必须兼具行政能力与长官的信赖，通常容易得到历练和升迁。张君极可能工作出色，得到了主官的举荐，通过“察举”来到了皇帝身边。这个皇帝大概率是汉桓帝刘志。按照惯例，州郡举荐到朝廷的人才，经考察合格，先出任郎官，随侍皇帝几年后转任具体职官。郎官相当于察举人才的见习职位。张君也遵循这条仕途路径，“拜郎中”，在首都洛阳工作了几年。
之后，张君“除茂陵侯□”。官员第一次授职称“除”；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墓，也是咸阳附近的陵县。两汉朝廷在先帝陵寝周边安置官吏、移民，设置县级政区，称为陵县。东汉时期有“茂陵侯”，其封地称“茂陵侯国”，依然是县级政区。张君的第一个正式官职便是茂陵的县令。后面的内容则缺失了。
茂陵地处畿辅重地，县令地位相当重要，工作环境也相应复杂。豪强巨室盘根错节，考验着行政长官的政治智慧。张君显然没有处理好与地方势力的关系，遭到了反对势力的攻击，碑文云：“为俗所仇，君耻侉比，愠于群小。”他的仕途遭受了打击，“换㡰□……复换征羌”。
换，是东汉官员人事制度之一，指郡县官员因为政绩出众或者人地两不相宜，可以调整到更好或者更适合的同级岗位上。张君则是调整到了次级县当官。马子云考证，碑文上的“㡰□”是“㡰彰”县。存世有《㡰彰长田君碑》等，可见存在这个县。汉代的大县长官称县令，小县长官称县长。田君碑称“㡰彰长”，可证这是一个小县，也符合张君仕途遭遇挫折的事实。“征羌”也是一个县级的侯国，东汉名将来歙平定羌人有功，封爵为征羌侯，其封地就是征羌侯国，大约在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十分幸运的是，北京故宫收藏有东汉“征羌国丞”瓦纽铜印，印面为2.2厘米见方的正方形，高1.7厘米。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征羌国丞”四字。它便是张君当年副手的官印。征羌县隶属汝南郡，其与颍川郡同处中原腹心，汝颍豪强集团是东汉王朝的核心支持力量。征羌的地位，显然比㡰彰上了一个大台阶。张君调任要地大县，可见政绩相当受肯定，体现在碑文中便是“崇保障之治，违勿剗之化”。
之后的碑文有“帝简其庸，迁池□□”等字。东汉的县名首字带“池”字的，只有左冯翊的池阳县（在今陕西泾阳县和三原县）。宦海沉浮数年，张君又回到了畿辅要地。池阳令的品秩大约为千石，高于征羌令，所以用了“迁”字。或许是健康状况恶化，或许是厌倦了仕途，张君出任池阳令后即称疾不出，“养晧以道，自终君秋”，官职止步于此。此碑据此得名“汉池阳令张君碑”。
张君后事、子嗣因碑文残缺而不可考。较大的那块残碑出土于河南修武县，该地在张君当时分属河内郡修武县、山阳县。张君极可能安息于此。修武县也可能是张君家族的聚居地。
通览碑文，张君是一位东汉精英家族出身、行政履历丰富、仕途命运多舛的中层官员。
碑文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传递了两千年前一个普通官员的人生，一定意义上助他“不朽”。这也是其家族花费不菲来厚葬刻碑的主要目的。此墓碑也确实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宝贵信息。
墓碑源于周代坟墓中的大木，因为木质易朽，后来改为石制。战国至西汉时期，出现了许多纪功刻石、墓前石雕、坟坛、墓表、墓碣等雕刻物。它们成为后世墓碑的源头。进入东汉，社会盛行厚葬，天下人事死如生，刻碑随葬之风盛行，碑刻数量剧增。随葬墓室者为墓志铭，竖立地表者为神道碑，二者内容既重合又有差异。神道碑是给生者看的，带有纪功碑的遗风。汉池阳令张君碑就是一块神道碑。隶书也在东汉时期从平民文字一跃而成庙堂体，渐趋成熟，笔法严谨，体势纷繁。两相结合，汉碑迅至鼎盛，保存了大量碑刻书法、历史和社会内容，光彩夺目，久传不衰。
那些用隶书镌刻的碑文，有的文字多达上千字，至少也有百余字，通常记载墓主的姓名、职官、功绩、生卒以及立碑人、书碑人信息，还附有华丽的四言韵文颂词。
每一块汉碑都是历史瑰宝。完美的汉碑存世极少，即便是汉碑拓本，保存完整的也很少。这些汉碑拓本同样非常珍贵。古人学习书法，首重临习碑帖，汉碑魏帖是重要的临习对象。故宫藏有的明朝初期曹全碑拓本便是极负盛名的汉碑拓本，对后世书法影响巨大。曹全碑记述了东汉郃阳令曹全的生平，立于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稍晚于张君碑。而该碑已片石无存，这更加凸显了汉池阳令张君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