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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以中美主流媒体《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新冠疫情新闻报道为语料，基于概念隐喻与批评隐喻分析理论框架，对语料中的隐喻进行识别、分类、统计和对比分析，阐释中美新闻报道差异化隐喻使用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国家形象构建。研究发现，战争隐喻在《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中都有涉及，《中国日报》中战争隐喻的使用占比高于《纽约时报》，体现中国对疫情防控的积极正面应对以及坚定信念；《纽约时报》中生命体隐喻的使用占比最高，美国媒体报道以描述性和防御性为主，抗疫主动性不及中国。本研究旨在分析中美主流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健康事件报道中的隐喻类型的使用及其隐喻构建的异同，为中外媒体话语提供了新的对比分析视角。
关键词： 媒体话语；COVID-19；批评隐喻分析；对比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在2020年初暴发，随后蔓延全球并成为突发性国际公共卫生事件。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外媒体的相关报道层出不穷。主流媒体代表着新闻界的主流价值观和趋势。媒体话语是一种再现的话语，是作者根据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意识形态有选择地建构起来的。隐喻作为一种强大的话语策略，常被媒体话语用来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建构。媒体的相关报道运用了各种隐喻，这些隐喻背后隐藏了媒体的意识形态观点和态度（汪徽、辛斌，2019：32）。隐喻贯穿新冠疫情话语，对政府、公共卫生机构和媒体至关重要（董艳，2020：36）。研究中美媒体话语中隐喻的建构，可以了解中美两国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和价值观，探索中美媒体话语中利用隐喻建构的国家形象。了解不同的中美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可以更好地理解中美文化差异。《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是中美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主流媒体，以主流媒体为语料进行对比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为语料，在概念隐喻与批评隐喻分析框架指导下，自建小型语料库，运用语料库分析和隐喻识别方法，对比中美主流媒体关于新冠疫情报道语篇中概念隐喻的语用特征，解读中美媒体话语隐喻的使用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
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认为概念隐喻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是概念系统中从源域向目标域的跨域映射（Lakoff and Johnson，1980：30）。隐喻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是根据另一事物建构对某一事物的理解和体验。隐喻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和形成概念的工具，是借助具体的概念来表达抽象概念（束定芳，2000：46）。认知语言学在描述隐喻过程时使用了如下三个专业术语，即源域、目标域和映射（见图1）。熟悉、具体的概念是源域，陌生、抽象的概念是目标域，将源域投射到目标域的过程是映射。
图1 隐喻的映射过程（Lakoff and Johnson,1980）
Charteris-Black（2004）在概念隐喻理论和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批评隐喻理论（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简称CMA），该理论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旨在探索概念隐喻的语用功能，揭示隐藏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Charteris-Black在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中提出了语篇批评隐喻分析的三大步骤：隐喻识别、隐喻阐释和隐喻说明。在语料库方法的指导下，Charteris-Black（2014）将隐喻的识别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人员需要将关键词定位为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得出候选隐喻。将常用的具有隐喻意义的词归类为隐喻关键词，定量地衡量隐喻关键词在语料库中的存在情况。每种隐喻都用固定的关键词来表示。以“战争隐喻”为例，隐喻关键词表现为“attack”“struggle”“defense”。在第二阶段，研究者对以下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定性分析。根据语料库的上下文语境，确定每个隐喻关键词是隐喻的表达还是纯字面意义。一个语言单位只有在引起语义变体和概念转移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隐喻性的表达，这种转换是建立在语言表达式在语境中所指对象的属性与在新的目标语境中所指对象的属性之间的心理联系的基础上的。隐喻解释的步骤包括识别通过隐喻构建的社会关系。它包括识别概念隐喻和隐喻关键词，并建立隐喻与决定它们的认知和语用因素之间的关系。此外，在这一阶段，可以考虑隐喻选择如何有助于构建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表征。隐喻说明旨在识别隐喻的语篇功能，从而确定隐喻的意识形态和修辞理据，并探讨文化和认知因素对隐喻选择和使用产生的影响。综上所述，批评隐喻分析是一种综合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和批判话语分析的隐喻研究方法，为揭示隐含的意识形态、态度和信仰，探讨语言、文化、思维和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途径。批评隐喻分析的理论框架为基于语料库的语篇隐喻研究奠定了基础。
隐喻的政治建构能力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因此，政治文本批评隐喻分析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其中又往往以政治领导人演讲和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为主（徐莹，2015：35）。武建国等（2020）运用批评隐喻分析模型，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赢得大选前后的四篇演讲为语料，对其中的政治隐喻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话语背后的真正政治意图。但随着批评隐喻学科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以及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社会语境的变迁，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李蓉 2020：99）。汪徽、辛斌（2019）以美国主流媒体对“美国退出TPP”事件的82篇报道为语料，运用批评隐喻分析法和语料库研究法，分析了美国媒体在报道中使用的隐喻以及通过隐喻建构的中国形象。
目前批评隐喻分析理论运用于突发性公共卫生健康事件新闻报道隐喻分析的较少，新冠疫情报道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健康事件是中美主流媒体持续关注的热点，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对于新冠疫情新闻报道的隐喻构建存在差异，反映出中美两国对待新冠疫情差异性的价值倾向与文化思维。
本文分别从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和中国主流媒体《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以“COVID-19”为搜索关键词，选取日期范围为2020年1月至12月，在搜索到的结果中随机选取20篇主题为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中美新闻报道语料样本的选取保证了时间、空间和数量的等价性，从而保证了研究的可比性。将选取的新闻报道作为语料样本，分别自建成“《中国日报》语料库”和“《纽约时报》语料库”。本研究将基于两个语料库进行隐喻的识别以及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在Charteris-Black批评隐喻分析的指导下，首先进行隐喻识别。采用文本细读和“源域词汇检索法”（searching for source domain vocabulary）以确定常规和潜在的隐喻表达；然后利用语料库分析软件AntConc.3.5.8 自建语料库。为了更好地分析语料中各类概念隐喻的使用情况，参照Charteris-Black所提出的“回鸣值”（resonance）概念，该数值是隐喻产率的衡量标准，计算方式为：resonance=∑type×∑token。这个共鸣值参数可以用来衡量隐喻使用的数值，判断隐喻在话语中的使用程度，从而传达相应的价值取向。将隐喻关键词（metaphor keywords）设定为词种，把隐喻出现的总次数（total tokens）设定为词次，且隐喻出现的总次数是以隐喻关键词出现的屈折变化形式来计算。这样得到的词种数、词次数和回鸣值就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中美新闻报道语料的异同之处（肖雪，2016：58）。
通过对自建的《中国日报》语料库进行文本细读和隐喻识别，获得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隐喻类型及其关键词和共鸣值，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日报》使用的隐喻类型及其关键词（词频）与共鸣值
例1.“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mune system that has evolved over millions of years?How does it fight the virus?”
例2.“Support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ill be continuously delivered to Wuhan,Hubei Province under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whole country.”
例3.“The sudden outbreak is both a crisis and a big test .”
例4.“People first,life first,and to protect people's life safety and health,we can at all costs. ”
从表1可知，首先，战争隐喻的共鸣度最高，《中国日报》5月份的新冠疫情报道中战争隐喻的使用频率最高。在例1中，源域是“war”，目标域是新冠疫情的预防和控制。现在我们对病毒使用“斗争”。可以看出，在潜意识里，新冠病毒被视为侵犯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敌人。因此，我们必须认真与新冠疫情战斗，并且打败它。其次，棋局隐喻的共鸣值位列第二。中国是一个象棋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下棋前，应先立板，落子前，应思虑，计划棋盘。在例2中，源域是chess，目标域是各方面的协调。“一盘棋”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全面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权衡了利弊，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防控新冠疫情。再次，测试隐喻生动地展示了中国政府面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在中国，考试是选拔分优秀学生的重要方式。面对新冠疫情的大考，政府应该更加谨慎。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在疫情这场大考面前中取得好成绩，即对疫情全面有效的防控，达到预期效果。在例3中，源域是“big test”，目标域是如何解决与应对新冠疫情。面对新冠疫情，如何成功解决问题，确实值得思考。政府只有充满信心、能力和智慧，才能完美解决危机，取得更好的成绩。最后，金融隐喻相对较少，但在表达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商业中，一个项目的正常运营或持续盈利需要前期投资和支付。在例4中，源域是“cost”，目标域是政府为控制新冠疫情而支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面对新冠疫情，政府愿意为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可见，中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通过对自建的《纽约时报》语料库进行文本细读和隐喻识别，获得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隐喻类型及其关键词和共鸣值，如表2所示。
表2 《纽约时报》使用的隐喻及其关键词（词频）与共鸣值
例5.“As the virus has swept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thousands in the country have already died.”
例6.“This month-long campaign will benefit First Book and three other agencies offering support to those affected by the outbreak .”
例7.“It's common for children to forget lessons when school is out ,usually called summer slide.”
例8.“Through The Time's Neediest Case Fund,a new relief campaign will support organizations of the front lines of serving those affected by the virus.”
从表2可知，第一，生命体隐喻是《纽约时报》报道中共鸣值最高的。生命体隐喻的使用赋予病毒人的情感态度、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在例5中，源域是“swept”，目标域是新冠病毒大面积感染人类的情况。“swept”这个词显示了新冠病毒的无情和破坏性。由此揭示美国新冠肺炎的严重性。第二，战争隐喻是《纽约时报》第二个广泛使用的隐喻。在战争面前，一般都是高度紧张和严肃的，传达出一种恐慌和破坏性。在例6中，源域是war，目标域是新冠疫情的暴发。“outbreak”一词表明新冠疫情的突发性和破坏性。第三，使用方位隐喻的频率也很常见。在现实生活中，方位不仅指空间位置的变化，还指其他事物。例7中的“out”原本指的是“外”的方位，但实际上表明的是学校的关闭。第四，线性隐喻的使用增加了报道的感性。在例8中，源域是“front lines”，目标域是与事故直接相关的确切地点。现场“front lines”位于事故发生地，直面疫情的现场，首当其冲。
通过对表1和表2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COVID-19报道中使用的隐喻类型有异同之处。
战争隐喻在中美主流媒体中都有所使用。虽然中美有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地域和种族，但也有相似之处。战争意象能有效调动起多种感官联想，使战争隐喻的本体获得更多的注意价值，因而在需要动员民众应对重大疫情或灾难事件的医疗救助时，战争隐喻常被当作一种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并在实际中产生良好的效果（杨洋、董方峰，2017：7）。纵观人类历史，所有的人类文明都经历过战争，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战争深刻地塑造了人类文化和思维方式，成为各种语言中的重要成分。除了贡献大量战争术语，战争隐喻还形成了一种完整的认知框架，构成了人类认知和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洋、董方峰，2017：7）。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众多因朝代更替、抵御外族入侵导致的战争。近代以来，中国更是经历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外来侵略战争。可见战争对中国人民思维和认知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促成了战争隐喻在中国媒体话语中的广泛使用。同样，美国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移民与自然之间、殖民者与北美土著之间、殖民者之间、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残酷竞争。竞争让美国民族文化构成中的好战成分日渐积累，战争冲动成为美国民族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王玮，2014：119）。战争这一概念根植于美国民族精神之中，验证了战争隐喻在美国媒体话语使用的普遍性。
在抗疫报道中，主流媒体并不只是简单地用战争隐喻进行修辞或简单地用谈论战争的方式来报道新冠疫情防治工作，更多的是用战争隐喻思维来影响更多的公众参与新冠疫情防治工作，以“战争”概念的结构来建构“新冠疫情防治”的概念，也就是说媒体非刻意制造对抗、毁灭，而是意在唤起情感认知，动员全社会积极应对这一突发卫生事件。战争隐喻在《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子语料库中都有所涉及，从战争隐喻类型来看，二者均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战争隐喻（见表3）。
表3 战争隐喻在《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语料库中的分布
表3对比结果表明，《中国日报》在战争隐喻中多采用“oppose”“struggle”这类与疫情积极对抗的隐喻关键词，表达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念。中国在应对危机时，以集体主义为导向，注重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克服挑战，积极化解危机。《中国日报》作为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在新闻报道中积极引导公众科学抗疫，有效缓解公众的心理恐慌，产生了凝心聚力的社会效应，为抗击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坤、苏妍竹，2021：74）。
从新冠疫情中国主流媒体报道来看，使用“oppose”“struggle”“fight”等战争隐喻关键词，迅速引起公众的警惕，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此外，一些抽象的医学名词、复杂的感染、患病及治疗过程、预防措施等以大家熟悉的战争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既能普及卫生知识，也是缓解公共危机的有效手段。而《纽约时报》涉及新冠疫情的报道中多用“outbreak”“crisis”“defense”这类客观描述性和防御性的隐喻关键词，陈述疫情的蔓延和危机，并对疫情进行防御。较少的隐喻关键词用于积极抗疫。这说明《纽约时报》倾向于描述新冠疫情暴发的客观事实，以及疫情对美国人民造成的危机和困境。这反映出美国新闻媒体中坚持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优于集体利益。面对疫情考虑更多的是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危机和灾难，较少将美国构建成为一个整体力量应对新冠疫情。
《中国日报》报道中使用了战争隐喻、棋局隐喻、测试隐喻和金融隐喻，传达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站在国家利益的整体视角，在高水平层面协调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国日报》媒体话语中使用的棋局隐喻具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象棋文化博大精深，象棋隐喻无意识地渗透在新闻话语中。此外，《中国日报》涉及新冠疫情的媒体话语中使用测试隐喻，用“big test”这一概念构建出新冠疫情防控事态的概念，传递出中国政府对新冠疫情的重视，以及会交给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的决心。测试概念相对具体，新冠疫情防控概念相对抽象。测试事件本身为中国人民所熟知，并且有其系统性，重大的测试是中国人的人生大事，事关人生阶段的发展。当测试概念映射到新冠疫情的防控概念域时，能帮助人们了解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符合人类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这是测试隐喻应用于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理据。
《纽约时报》报道使用了生命体隐喻、战争隐喻、方位隐喻和线性隐喻，这表明美国主流媒体注重描述新冠疫情对个人的影响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以及背后代表的美国政府应对防疫工作的滞后性，从而导致疫情的进一步大规模扩散。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涉及新冠疫情的相关报道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发现中美主流媒体在隐喻类型的使用与比重分布上有异同之处。战争隐喻在《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媒体话语中都有涉及，战争隐喻建构出新冠疫情所具有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为中美共有。《中国日报》使用战争隐喻的比重大，并蕴含积极对抗的隐喻关键词，表达了中国战胜疫情的坚定信念，构建出负责任和有担当的国家形象。《纽约时报》使用的战争隐喻以描述性和防御性为主，体现美国抗疫主动性不及中国。《中国日报》的报道中使用了战争隐喻、棋局隐喻、测试隐喻和金融隐喻，传达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站在国家利益的整体视角，在高水平层面协调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纽约时报》隐喻使用类型最多的是生命体隐喻，体现美国在新冠疫情危机中注重疫情对人的负面影响和给予的消极评价，反映出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本研究丰富了中外媒体话语关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隐喻的对比研究，为中外媒体话语提供了新的对比研究视角，但本研究数据并不包括来自《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所有关于新冠疫情的报道，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学者们进一步扩大语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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