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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裘帕·拉希莉作为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最年轻作家，其短篇小说获得了广泛研究，而长篇小说仍然缺乏关注。本文从身体研究的角度出发，采用细读的方法，运用福柯等社会学的身体理论，探究其长篇小说《同名人》中的身体隐喻的运行机制和使用意图。本文考察了分娩、情欲、死亡等多个维度，发现其身体隐喻和本书主人公一家的流散体验紧密相连。在女性身体的变化、身体的消亡、两性身体的互动等身体文本中，人物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挣扎、选择和和解始终是最重要的意义来源；人物的主体性在身体的不同喻指中得到塑造。
关键词： 身体隐喻；文化认同；主体性；裘帕·拉希莉；《同名人》
裘帕·拉希莉是印度裔美国作家，其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获得2000年度普利策文学奖，她也因此成为历史上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奖者；拉希莉获得的其他文学奖项包括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年度最佳虚构处女作等。此外，她还曾获得古根海姆奖及美国文学和人文科学委员会的国家人文奖章。拉希莉的作品除了《解说疾病的人》外，还包括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 The Unaccustomed Earth ）（2008），长篇小说《同名人》（ The Namesake ）（2003）、低地（ Low Land ）（2003）等。《同名人》是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关于印度移民家庭在美国建立新生活的故事。印裔男孩果戈里出生在美国，学业上有着孟加拉国孩子的勤奋，个性上有着美国孩子的特征——他常常质疑父母的安排，还尝试过大麻。故事讲述了果戈里从童年到中学再到求学于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最后成为年轻建筑设计师的人生历程。其间果戈里结识过来自纽约上层阶级的女友，后与相似背景的印裔女孩毛舒米结婚，最终两人无奈离婚。在果戈里成长的过程中，家庭也经历了种种变故，一家人的生活伴随着微妙的矛盾张力。
尽管在论述上存在差异，但国内外学者对身体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的双重性已经取得共识，在论述身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时基本都提及了这一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葛红兵（2005）在《身体政治》中认为“身”在汉语中有三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身”是肉体，即无规定的身躯；其次，“身”是躯体，它受到内驱力（潜意识和情感）所作用；最后，“身”是身份，它受到外驱力（道德、文明意识）所影响。
而关于身体和文学的研究，我们需要首先明确文学领域的身体概念。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2008）认为文学身体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作为虚构的身体（隐含的作者身体）、作为符号的掩盖的身体（文本中的身体）以及作为书写本身的身体（身体文本）。文学中的身体是丰富多彩的，是对我们生命体验的缤纷表达；可以说，对文学中身体问题的研究，就是对生命体验的研究。
本文研究的文学身体在概念上是指上文提到的作为符号的掩盖的身体（文本中的身体），即《同名人》中所直接涉及的身体形象和身体体验，包括分娩经验、性经验以及死亡经验。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身体作为隐喻的意义和修辞研究，即“身体”如何表达本文的流散经验、自我认同等主题；使用细读的方法，以福柯的身体理论作为研究工具，将身体隐喻置于书中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中进行探讨。
张秀琴和孔伟（2016）总结到，福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可以划分为“权力—话语”和“身体—主体”两个支系。首先，意识形态通过“权力—话语”的形式或者技术来运行，诞生于这个“共谋”链条中，因此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同时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共存。而“知识（话语）”是存在物质结构的，这些物质结构会以规训或惩罚的方式，对身体进行“主体性”的建构。总而言之，福柯认为意识形态的运作使身体具有了主体性。
对文中的母亲阿西玛来说，分娩的过程是一次主体性的建构。离乡万里的境况使阿西玛的分娩疼痛雪上加霜——她在经历这人生的重要关卡时，是在随夫前往的美国而不是从小生活的印度，她无法获得“印度式”的陪伴和安慰。在印度，产妇们总是在娘家许多家人的陪伴下生产，而不是在阿西玛眼中缺乏人情味的医院，“一个人们来此大抵是为了受罪或等死的地方”。在阿西玛焦灼地等待生产的产前准备过程中，她作为“外乡人”的身份意识不断出现，“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医院里唯一的印度人”。此外，阿西玛在产前和医生的对话也使她作为印度传统女性的形象越发鲜明——当产科医生为她检查身体、确定产程进展时，医生用了“早期产程”“宫颈刚开始软化”这些表达；而阿西玛的反应却是茫然的，她不知道医生口中的“开了”是什么意思。美国文化中的科学、理性具有了“医院”的物质形态，现代医学知识（话语）由此获得权力，成为一个影响源；阿西玛的身体在与医院的互动中被重塑，她感到的不适、焦灼、孤独，就是这个权力互动中的主体感受，这些感受作用于她的自我认同，使她成为另一个阿西玛。
分娩在本书中作为一个隐喻，代表着阿西玛融入美国的努力、失望和最后积极的结果。虽然阿西玛始终思念着故乡，渴望着回到印度生活，认为自己永远无法在美国过上幸福平常的日子，但孩子果戈里的到来还是改变了她和丈夫的生活轨迹。阿西玛不再像孕期那样整日卧床，阅读家乡亲人的书信，她的生活因养育孩子的责任而变得充实了起来，生活重心从自我的小世界转移到了包括孩子的家庭。带着果戈里，阿西玛走出了家门，走到了丈夫任教的麻省理工校园里，甚至售卖起了自己制作的咖喱角。果戈里的出生成了一个契机、一座桥梁，他使忧郁闭塞的阿西玛“被迫”进入当地的生活，与脚下的土地有了血肉的联系。
福柯（1984）的《性经验史》从“身体—主体”这一以往被忽视的流程来考察意识形态的效果，探讨“自我关照”的问题。性被福柯视为权力机制作用于身体的一个案例。性状态的不同意味着不同的主体性和权力秩序。身份认同在一次次的压制和反抗中诞生：在压制和反抗中，“自我”被理解，“自我形象”被建构，我们得以实现身份认同，主体性得以确立。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性以欲望和快感的形式重新影响社会空间；性对“主体”身体的影响是权力实现的过程，这种并非来自某一个体或特定阶层，而是不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对于阿西玛和艾修克这一对夫妻，作者并没有用太多笔墨对他们的亲密行为进行描写。少有的他们“身体接触”的情景，往往是间接、含蓄、克制、短暂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情节是，艾修克一家第一次到阿西玛家来“提亲”时，阿西玛还没见到艾修克其人，先看到了他的鞋子——“鞋是棕色的，有着黑色的后跟、米色的系带和米色的针脚……她看了看尺码，八号半的，又看到U.S.A的缩写字样”。阿西玛显然被吸引了，“突然有股冲动，遏制不住地把脚穿进了那双鞋”，“主人留下的湿湿的汗，与她的混合了起来，她的心开始狂跳……”阿西玛还未见到艾修克，就发生了这一幕。虽然这个情境中两人并没有直接的肢体接触，但是皮鞋作为艾修克身体的延伸，和阿西玛产生了碰撞。之前提到的阿西玛分娩情节中，她对医生说到对生产过程一无所知，也可以推断出阿西玛成长过程中性教育的缺席。在“试穿”的过程中，阿西玛作为女性的身体第一次和男性的身体产生了联结。
相反地，书中对主人公果戈里三段情感关系中的亲密行为进行了颇多描写。果戈里的三段感情分别发生在他人生中三个不同阶段——初入大学、工作不久以及工作多年后。在这三段感情中，果戈里面对的是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种族和不同性格的三位女性。果戈里的第一段感情对象是露丝，一位来自佛蒙特州的白人女孩，出生在“嬉皮村”；她父母离婚，父亲和继母一起养殖美洲驼；而母亲是一位人类学家，在泰国实地考察接生婆。露丝的家庭环境和果戈里所经历的迥然不同——印度男性移民的工作多集中于工程师、医生、建筑师等理工科或医学岗位，而印度女性移民多为全职太太，对他们来说，露丝父母的工作并不算“体面”；但是果戈里的反应却是：自己的成长经历“平平无奇”，对露丝的家庭环境感到羡慕。
作者在描写果戈里和露丝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场景做了细致的描写：“屋里弥漫着和她身体一样的味儿，一种粉扑扑的花香，却没有香水的刺鼻。书桌前方的墙上，贴着一些作家的明信片，其中有奥斯卡·王尔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作者对果戈里眼中的露丝也有非常细腻的描绘，如“腹部温暖的凹陷”“一束束直发”“乳房分得很开”……整个过程中，露丝是“可见的”，她和含蓄的阿西玛不同，主动引导果戈里进行各种身体互动的尝试，告诉他“感觉有多美妙”。从身体作为“微观权力”的运行场所的角度来看这一情节，可以解读出两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果戈里父辈有很大的不同——露丝将自己看作和果戈里平等的主体，可以自由寻求情欲的满足。这既是美国“现代”的两性观念的体现，也是美国文化逻辑的以小见大的展示。
果戈里的第二段感情，是和更为成熟的另一位白人女性麦可欣。麦可欣家境优渥，身处中产阶层。果戈里融入麦可欣家的程度更高，甚至搬进了麦可欣家的大房子里。果戈里和麦可欣的亲密行为的场所变化了，不再是学生时代的宿舍和小旅馆，而变成了麦可欣的卧室。然而，两人最终还是在果戈里的父亲死亡后渐行渐远，感情最终断裂。
果戈里的最后一段感情，也是他的短暂婚姻，是和具有相同印度文化背景的毛舒米。毛舒米和果戈里走到一起是因为双方父母的“催婚”。彼时毛舒米遭遇了美国男子的悔婚，心情低落；而果戈里已经多年未有谈过恋爱。两人可以说是向生活、印度文化传统和父母的期待妥协了，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友好。然而毛舒米和果戈里一样，内心其实向往“背叛”自己的文化根基，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而她的婚姻始终让她觉得没有得偿所愿——最终毛舒米选择了出轨一位年少时的爱人，一位美国白人男性。
可以说，果戈里的情欲探险在多次曲折的经历后还是失败了，他重回独身一人，欲望最终无处安放。果戈里的多次性经验都是寻找自我，塑造主体性的过程：他试图通过和社会地位与自己不匹配的女性产生性联结，来改变自己无依无靠的“移民”状态，然而两次尝试皆无疾而终；最后他终于“认命”，接受自己的移民后裔属性，试图“回归”原本的印度文化根源，却又一次失败——因为毛舒米在美国意识形态的规训下，也和过去的他一样渴望从叛逃中获得主体的重生。
《同名人》中有多个情节涉及“死亡”，本文主要探讨艾修克在印度时濒临死亡的经历，以及其子果戈里在学校的“墓地实践课”事件。印度文化和美国文化两种权力体系的碰撞多次在死亡的阴影中显现。
父亲艾修克在上大学时遭遇的一次车祸，永远改变了他的命运走向。1961年，正在孟加拉国工程学院上学的艾修克乘坐特快列车去贾姆谢德布尔看望祖父母。在出事故前，他刚刚认识了同车厢的“戈什”，一位刚从英国回印度的孟加拉国商人，回国的原因是妻子不习惯国外生活。戈什口中的英国生活充满了现代化气息，有着“闪亮而安静的街道，擦得锃亮的黑色轿车，一排排不染纤尘的白色住房”，“就像在梦里一样”。当戈什得知艾修克还未结婚时，建议艾修克不要“亏待自己”，到英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看看。就在这天夜里的凌晨两点，火车脱轨了，艾修克所在的车厢也倾覆了。刚刚与他聊天的戈什，就这样死在了这一场灾难中。
艾修克得救后卧床休养，心理和生理上都遭受了无穷的痛苦。生理上，他全身多处骨折，臀部打上了螺丝钉，右腿从此成了跛脚。这次事故虽然没有以死亡结尾，却使艾修克直面了他人的死亡，也体验了濒临死亡的绝望状态。他的世界观被这次事故颠覆了，身体的“死亡”作为隐喻喻指着艾修克一个人生阶段的戛然而止——他无法再说服自己留在印度，用书本来体验生活。
而且，这次事故的“魂灵”始终萦绕在艾修克的第二段人生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艾修克的跛脚。当时艾修克右骨盆、右侧股骨和三根肋骨骨折，右腿面临永久麻痹的风险，自此以后艾修克走路时总会有点跛，右脚穿的鞋也比左脚少个鞋跟。“跛脚”作为身体的残缺，一方面喻指着“苦难”，是艾修克第一次“死亡”经历的缩影；另一方面喻指着艾修克的文化根基，虽然他已经离开，但印度生活仍然在他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本文讨论的第二个死亡情节是果戈里在学校时参加的到墓地的实践活动。老师要求学生们“拓印碑文”。首先，这对果戈里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接触死亡的契机。老师们的要求体现了明显的基督教哲学——死亡是生命的一个必经阶段，活着的人不必恐惧，而应该拥抱、理解死亡；墓碑上的碑文也可以当作拓印的材料，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当果戈里的母亲阿西玛知道这件事后，她感到极为愤怒和震惊，觉得这是对亡者和死亡本身的不敬，评论道：“只有在美国，才有人打着艺术的幌子，带孩子们到坟地去”。基督教推崇土葬，注重死者“给死人抹上口红，放置在沉了丝绸的盒子里入土”；而印度教教徒大多实行火葬（cremation）。埋葬是留给那些没有被因果业报（samskaras）充分净化的人（孩子们）和那些不再需要通过仪式之火去来世的人。阿西玛作为传统的孟加拉国妇女，可推断出其信仰的宗教应该是印度教；这个情节隐喻基督教和印度教两种宗教的冲突，或者说，是两种话语体系对身体“塑形”方式的碰撞。
Nancy J-L,2008.Corpus[M].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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