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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滨孙漂流记》叙述的是鲁滨孙在荒岛中建设家园的故事，展现了笛福的伊甸园重构观。本文从“伊甸园”文化形象的重构、亚当与撒旦形象的重构以及夏娃形象的重构三个维度深入解读笛福的伊甸园理念，揭示了《鲁滨孙漂流记》中体现的其重回伊甸园的渴望，表达了对夏娃的惩罚、赎罪欲望与大男子主义的思想。他的鲁滨孙是一个既承载着苦难和赎罪枷锁等待救赎的基督教徒的经典形象，又是一个崭新的、皈依自由伊甸园的自我形象。鲁滨孙对“伊甸园”的改造、自身的成长是笛福心中“现实与信仰共存”的文化记忆与诉求之隐喻体现，同时也揭示了18世纪英国人潜藏信仰的文化和归宿。
关键词： 《鲁滨孙漂流记》；伊甸园；重构；形象
*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文化记忆理论下对外翻译的“玉”文化形象构建研究》（YCSW2020044）
（Innovation Project of Guangxi Graduate Education.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Imag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Jade Based on Cultural Memory Theory,YCSW2020044）
西方一向对“伊甸园”话题和神话情有独钟，这是西方文化的起源与重要的文化记忆，不少文学作品中都流露出西方对“伊甸园”的情结与理念。《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是英国现代历险小说的开端，其中主人公鲁滨孙也无不体现了笛福的伊甸园观念。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结合各种理论从各个角度对其思想与人物有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对鲁滨孙所代表的思想和形象研究尤甚。而与鲁滨孙形象有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对鲁滨孙形象的直接探讨，二是对鲁滨孙形象的侧面突出，此中又主要包括个体与集体、主体与他者、宗教与殖民这三个角度的研究。其中，宗教方面的研究又有少量作品关注到了伊甸园理念，但从伊甸园角度直接剖析鲁滨孙人物形象的研究寥寥。
《鲁滨孙漂流记》中伊甸园神话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任海燕（2015：95）认为鲁滨孙颇具启蒙意识形态的神话形象；惠海峰和申丹（2011：18）认为主人公的叛逆、与传统关系的偏离使得鲁滨孙的形象更为高大；阳姣（2016：49）从人神关系冲突两个方面强调了鲁滨孙的“孤独”形象；岳峰与孔建平（2018：185）指出，《鲁滨孙漂流记》构建了一个白人（上帝）占绝对话语权的殖民主体时空体，从而对比鲁滨孙与星期五的形象。从这些神话、宗教与殖民重构角度的研究与阐释中，不难看出：鲁滨孙被解读为那个时代人与自然、上帝关系和谐构建、大男子主义价值观的形象表现。他的形象进步且符合当时时代的潮流，但其价值观又毫无悬念地体现出伊甸园的重构理念。
在此书中，鲁滨孙的命运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圣经》的认识与思考，鲁滨孙在流落孤岛的茫然和孤独中找到对上帝的信仰，开拓“伊甸园”的故事结局既是众望所归，也是时代的要求。但目前，从伊甸园重构的角度解读鲁滨孙形象的研究尚有深化的空间。本文将《鲁滨孙漂流记》放置于《圣经》的“伊甸园”神话概念中，试图挖掘亚当、撒旦以及夏娃这三个维度，分析这三者形象的重构，展现鲁滨孙这个形象如何凸显人们的信仰与延续其内蕴的精神，清晰地展现笛福的伊甸园理念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作用。
伊甸园和荒岛分别是故事发生的重要背景。“伊甸园”最主要的记忆意义在于把生活与精神文明铸成共同体。没有人，何来精神文明？上帝创造伊甸园的过程与鲁滨孙改造荒岛的进展皆说明了这个道理：“伊甸园”相对于人的精神才存在意义，鲁滨孙从“主人”光环与权力行使者中精神得以丰盈，此间产生的形象成为人们最为认可的人物形象。
《圣经》中，伊甸园的形象因有了人与情而由荒芜变得富有生机。伊甸园并非一开始就是美好和乐的景象。根据《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的描述，一开始的伊甸园没有草木，没有菜蔬。在伊甸园里有了亚当之后，神先是满足了人的基本需求——果腹，耶和华神使果树生长……但这些都不能使这个世界成为伊甸园，直到“为使人免于孤独，耶和华神用土造成走兽、飞鸟”，伊甸园“就这样成了”。可见，在伊甸园中，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精神得以丰盈。人的精神得到满足是伊甸园富有意义、真正成为“伊甸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笛福笔下，鲁滨孙的精神世界由此经历了由初到荒岛时的绝望愤恨到为自己开创美好生活的递变与升华。荒岛与伊甸园的原型非常接近。荒岛在两个方面对鲁滨孙施加着影响：首先满足了他果腹的最基本需求——物质需要，其次便是精神需要。但这个荒无人烟的“伊甸园”如何给予鲁滨孙精神上的满足呢？这一切，都要从荒岛“遭受”鲁滨孙如上帝一般对其进行的改造说起。鲁滨孙并不满足于得以在荒岛上生存，他想要的，是像个人一样“活着”。因此，他的精神不允许他如同走兽一般仅仅满足于野果饱腹与栖息山洞，像乞丐一般夹尾生存。如何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由“奴隶”变为“主人”？鲁滨孙运用他的理性分析、判断和现代知识，使新的品种——水稻、小麦和蔬果生长；竹排、器皿、床铺、篱笆等工具的创造与出现……渐渐地，空虚的精神世界开始通过改造这个小岛而充满意义。鲁滨孙开始发现岛上风光如画，他感受到自己“简直像岛上的君王，对我的全体臣民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我可以把他们吊死，开膛破肚，也可以给他们自由，或是剥夺他们的自由。而且，在我的臣民中，根本没有叛逆者（第15章）”。由落魄的乞求者到精神文明的主动施与者，可见，个体和外在世界、内在精神和外在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张力，在处理以上关系时，鲁滨孙主要通过改变自己的精神世界以适应外部现实，但在改变世界过程中，他的内在精神和外在现实也在更高层面得到了充实。在这里，“伊甸园”的意义在于让鲁滨孙重新找到个体存在的价值，最终拾起对上帝的信仰，成为自己的神，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而这三个过程之间不无联系。伊甸园与荒岛是上帝的“旨意”，需求境界的上升，以至真正意义上的“伊甸园”形成这三个阶段呈递进关系。鲁滨孙的形象同经典《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建立了互文性，把内文本意义延伸到外文本，穿越文本的限制，使文本内文化、精神含量增值得到了认同，由此激活了读者对作者形象和精神归属的认知语境。
《圣经·创世记》中首次阐述了人与上帝、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笛福对伊甸园同样怀有人对上帝、自然之间的依恋关系的情怀。像《圣经》中描绘的伊甸园那样，这个梦想之地充分展示了上帝、人与自然的和谐，但这种和谐须得在人的精神得以健全、丰满的基础之上。鲁滨孙对“伊甸园”进行征服的同时，“伊甸园”如《圣经》中描绘的那般滋养着他，正如西方读者依恋《圣经》一般，伊甸园已然成为他们获得生命力量与热情的信仰之泉。
笛福是一位具有忧患意识和忠于信仰的作家。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他没有一味地肯定上帝，而是试图从充满精神挫败感的现实中寻求答案，从“叛逆者”的角度寻求民族精神再生的出路，点明只有“上帝”才能使人摆脱精神危机。亚当和鲁滨孙皆反映了其渴望自由、追求自主的“叛逆者”形象。
《圣经》中的亚当是一个享受着上帝关爱的叛逆者形象：上帝为他立园，使他为一切事物命名，还创造伴侣陪伴他。即使在他与夏娃共食禁果后，落得“生于尘土，归于尘土”的结果，上帝对他也终显慈悲。在将他逐出伊甸园之后，上帝还给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鲁滨孙和亚当的命运相似，他们都是伊甸园中的第一人，上帝同样把丰富的资源毫无保留地供给他们享用，他们都在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之后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始谋生。大地上，荆棘横生，蔬果也生长，亚当注定要承受苦难，方能得到生存与收获的技能。而荒岛上，没有食物，没有庇护之处，鲁滨孙也须得克服种种困难，方能学会生存，开启崭新的世界。
但不同的是，鲁滨孙同时扮演着“亚当”和上帝的角色。他通过智慧和工具为自己制作了衣物，亚当的衣服由上帝给予。同是穿皮子做成的衣服，鲁滨孙和亚当、夏娃的形象却因意识的深度迥异而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暗喻着鲁滨孙的形象既是思想上的神，凭他拥有的智慧与文明进行着“伊甸园”的创造，同时肉体上又是承受着“看守园子”与“落入尘土”命运的亚当。
撒旦不甘于屈服上帝，为了继续扭转现有的局势，寻仇到伊甸园，化成蛇去引诱亚当和夏娃去偷吃禁果（史华威，2019：244）。最后上帝要他“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为了与上帝作对，撒旦一旦手中有筹码，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作恶的机会。在《圣经·旧约·约伯记》中撒旦击打约伯（第2章），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新约》启示录中揭示了撒旦就是那蛇，就是魔鬼的代表（第12章）。撒旦代表的邪恶可见一斑。
而笛福对星期五命运的思考是通过他与鲁滨孙的关系及他所受的影响所展现出来的。遇到鲁滨孙之前。星期五是邪恶的代表：食人肉，对同伴、对他人无半点怜悯与同情。而在遇到鲁滨孙之后，在鲁滨孙所谓“文明”的教导下，他沦落为奴隶，在鲁滨孙的命令下，他只能抑制自己食人肉的欲望，并且要穿衣服。这对他来说，是上帝的命令，即使鲁滨孙要他像撒旦一样堕入地狱，他也只能听从。为了活着，他臣服于鲁滨孙，即使一开始这也使他难受：他对人肉垂涎欲滴，穿的衣服使他感到不适和疼痛。但最后，他还是臣服于鲁滨孙。在鲁滨孙试探他时，他拒绝独自乘船返回自己的家乡，并非常生气地认为鲁滨孙不要他了，并发誓绝对不会离开鲁滨孙。在他心里，是鲁滨孙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给予他文明的启蒙。与撒旦的经历不同的是，他不抵抗鲁滨孙对他的改造，他甚至乐于自己的“被改造”。如果他有自由，他自不会委屈自己，改变一直赖以生存的习惯。这是他生存的方式，若一个人已经成年，要他彻底摒弃自己的习性，重新接受新的知识，过上似乎是“文明人”的生活，谈何容易！可是，在星期五身上，最后一点反叛的影子也消失无踪，他的思想完全由他的“上帝”主导。
虽然从野蛮的行径中解脱出来，但是星期五的思想失去了自由，这与鲁滨孙的命运截然相反。从鲁滨孙一救下他就告诉他“你是星期五，我是主人”开始，星期五的接受便意味着他已经永远从肉体到灵魂都甘愿臣服鲁滨孙的奴役。这实际暗喻着星期五已经完全将鲁滨孙视为上帝般的存在。
对于亚当和撒旦形象的重构，作者的描写十分巧妙与隐晦。鲁滨孙的形象中有充满力量的反叛，同时也有虔诚的信仰，对星期五的描写也暗含了笛福对世间之恶的思考。
首先，鲁滨孙渐长的征服自然的勇气和坚韧的精神是上帝给予他的信仰与力量，这是《圣经》引导他的结果。笛福把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及所处时代人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鲁滨孙身上表现出来，把人富有勤劳、智慧、毅力和创造力的形象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孙树彪，2008：277）。另外，鲁滨孙的荒岛生活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从受自然支配到回归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过程。此处隐喻着笛福渴望与净土再重新建立那种自然、和谐的关系。鲁滨孙在不断追求建立一个新社会，不断在荒岛上经历失败和自我更新（孙汝蕊，2016：100）。从初次的出海到经营种植园，从贩卖奴隶到成为荒岛的主人，他的内心一直存在着激进的个体意识与保守的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最终，驯服与虔诚让位于雄心勃勃（王文华，2014：72）。
其次，撒旦的罪恶，在世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星期五等野蛮人的出现也暗示着鲁滨孙构建的伊甸园再美好，也会早晚都有毒蛇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对于这种罪恶存在的思考，在《鲁滨孙漂流记》中笛福也不忘渲染：“上帝既然是神，必然是无限神圣和公正的，如果他判决这些人们不能得到他的指导，那一定是因为他们冒犯了他的神意，而他的神意，如《圣经》所说，就是法律”（马银成，2015：177）。
在《圣经》中，夏娃以女性赎罪的形象在故事中体现。因为夏娃偷摘禁果并唆使亚当与她共吃，才会诱发原罪，让人类遭受痛苦。从此，女性便被认为是罪恶的化身。夏娃和亚当之间的两性被视为原罪。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每个人都有“本我”，本我形象是人最原始的欲望，特别是libido（性欲）。对于常人来说，这种欲望是人的原始欲望，促使他们以追求快乐为目标，不惜做出疯狂的行为，幸得有“自我”与“超我”以现实条件与道德约束规范。本我与生俱来，自我由本我发展而来，而超我则需要一定的教化才得以形成。作为人类之始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由上帝创造，尚未能分辨是非善恶，唯有在受蛇的诱导之下吃下禁果，才知羞耻，才具有自我意识。此时，本我最先被诱发，而自我与超我尚未有时间与机会形成，因而不难理解他们犯下原罪。
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为了表现对夏娃的惩罚，整篇小说都没有提及女性。鲁滨孙重建“伊甸园”，却抛弃夏娃——暗喻着夏娃的形象重构是缺席的。女性形象虽然缺席，但这种缺席又以女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自己身份象征的缺席不免感到郁闷与低落的方式牢牢占据读者的头脑，这是最令人深思的缺席。对笛福来说，他或许有一种重归伊甸园的执念，为此他创造了一个没有女性的世界。
《鲁滨孙漂流记》中创造新的伊甸园仅凭男性便可以做到，这表现了笛福眼中“女性多余”的大男子主义。同时，女性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以缺席的姿态成为笛福眼中夏娃的救赎。
而鲁滨孙也同样不知珍惜美好，总有不当且强烈的欲望，一次次违背诺言。不能不说，他的确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上帝并没有让他简简单单地死去，而是让他流离孤岛，“归于尘土”，归于自然，让他饱尝原始生活的孤苦，无人可伴，只能靠自己生活。这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意孤行、抛弃父母忠告行为的赎罪。或许读者心里都有个鲁滨孙，自私、任性、乖张但又具备无限创造的潜能。为自己行为赎罪的，便是这无尽的孤独与惆怅。鲁滨孙承受着极度简陋的条件、巨大的精神压力，他还要不停地奔波、艰辛地劳作以维持生存，这也是他自我救赎的历程。
最后，鲁滨孙终于在困境中磨砺出坚强勇敢的性格，在他所遭受苦难之际表达了《圣经》给人以无比强大信念与支撑的信仰。磨难过后，他逐渐掌握了技巧，变得更勇敢坚强、善良聪慧、考虑周全，不能不说他逐渐形成了一切理想中的、成为真正男人的最宝贵品质。最后，他杀死了对他有威胁的野人，跟星期五夺取了属于自己的胜利。虽然他在荒岛上被禁锢了26年，度过了饱尝辛酸的岁月，但他却获得了自由，获得了思想与精神的重生，他的救赎获得了原谅。
笛福笔下的鲁滨孙形象是极其复杂的。鲁滨孙曾无数次立誓，又一再违背誓言，最终承受自己心理上的罪恶与痛苦。这与夏娃的缺席无不对应了《圣经》当中的受难与赎罪的主题。在小说中，夏娃的形象被抹去，她的赎罪便再也没能在鲁滨孙的世界、在男性的世界出现。这种对鲁滨孙的重构描写与女性身份的抹杀，首先暗含了笛福对伊甸园的怀念和其要夏娃赎罪的观念。其次，在《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一方面害怕野人出现，另一方面又将星期五收为奴隶。这种反差又体现了他身上勇于探索并顽强生存的价值和信仰，笛福对他强大的心智与能力进行了由衷的赞美，这是大男子主义形象的集中体现与缩影，暗喻着笛福对大男子主义形象的追求与征服的主题。因此，《鲁滨孙漂流记》在读者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唤起读者心底沉睡的重回伊甸园的渴望，暗喻着对夏娃的惩罚、赎罪欲望与对大男子主义形象的拥护思想。
以《圣经》中的神话记忆作为文学形象原型，在主题、人物、情景等不同形态下，将《鲁滨孙漂流记》作为意象源头进行塑造，这种对其进行转型与相应描写的讨论，极大地加深了文本的深度。从“伊甸园”形象的重构、亚当形象的重构以及夏娃形象的重构三个维度，《鲁滨孙漂流记》的主题、作者的伊甸园重构思想和信仰再一次无比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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