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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议程需要新研究路径或者研究范式去落地。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 [1] ，既可以用来研究以国家治理能力为主题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可以用来研究世界政治学。所谓历史政治学，就是研究历史的情景性（认识论）、方法论上的时间性和本体论上的结构性关系主义而提炼概念和知识，并总结善治之道。历史政治学已经被普遍地认为是中国本土的政治学，是发展中国政治学的一种新路径。这种源自本土的研究路径特别重视历史研究之发现，而世界政治学在根本上是以深层的历史结构而立论的学科，因而历史政治学之于世界政治学具有亲缘性。
如前所述，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立足于演绎法，“历史终结论”就是根据霍布斯的理性人假设而推演出来的，政治学一直强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被束之高阁。一个常识是，不同的国家虽实行同样的政体，治理状况却天壤之别，比如印度与英国、菲律宾与美国，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显然不是制度问题，而是治理能力问题。
国家治理能力由国家-社会合作能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构成，其中每一种能力都来自时间进程所积累起来的社会结构之中。每一个国家的文明史都是既定的，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只完成了民族在政治形式上的解放，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进行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社会革命，而且殖民地遗产即分而治之形成的碎片化政治或强社会政治非常普遍，这种时间进程所塑造的社会结构根本性地制约了国家治理能力。
同样，即使对发达国家而言，“先发优势”取决于很多情景性条件，比如美国可以大张旗鼓地对印第安人搞种族清洗，可以进行殖民地掠夺，可以肆无忌惮地搞不平等条约，等等。今天，这一切都变了或至少变化很大了，后发国家“逆袭”而上，根本性地改变了过去300年先发的历史情景和社会条件，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可以在一个尺度上比较国家治理能力，可以弄清楚实行西方制度的非西方国家的治理能力是什么状况，也可以发现走自己道路的非西方国家的不同治理能力。
可见，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国家治理能力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更重要的是，历史政治学的求善治功能，不但历史地回答了各国国家治理能力之差异，还可以为各国的国家治理汲取智慧。其实，在各个文明体中，不管在政治制度上具有多少形式上的同一性，宏观制度下的中观制度安排，尤其是微观的政治习惯和政治机制，都是本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观-微观层面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就是在研究有关国家的历史政治；同样，每个国家的治理实践和治理能力深深地根植于各自的历史，因而理解各自的历史可以提升对不同国家治理能力的理解。
世界政治学主要讲的是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和由此而形成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这里，“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亨廷顿语）首先是一种由时间进程所建构的深层结构。无论是时间进程还是深层结构的研究，都离不开历史政治学；同时，世界政治学是基于比较政治研究而来的，为国家治理能力比较研究而量身定制的方法论，自然地适用于世界政治学。
笔者在既往的研究中指出，世界政治是一个层次性概念，分为时间进程所塑造的深层结构、国家单元层次所构成的现状性结构和社会次单元层次所构造的微观结构，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研究单元或者研究路径 [2] 。我们最关心的是历史进程所塑造的深层结构。关于深层结构的研究，有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每一种研究都是事实性的历史政治学路径。
注释
[1] 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中国政治学，2019（2）；姚中秋．历史政治学的中国研究议程．中国政治学，2019（2）；杨光斌，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政治学研究，2020（1）；姚中秋．学科视野中的历史政治学：以历史社会学、政治史、比较政治学为参照．政治学研究，2020（1）．
[2] 杨光斌．世界政治的层次性与研究单元的多样性．世界政治研究，2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