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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呼吁国际关系学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论证了转型的若干理由和必要性，在此不再赘述 [1] 。在即将出版的拙作《世界政治理论》中，笔者给世界政治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政治变迁所塑造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这里至少有以下几个含义：
第一，对于中小型国家而言，只重视国家间关系或地区政治就能满足国家利益的需要了；对于大国，尤其是跨地区影响的大国而言，大国关系是重要的，但世界秩序这个宏观的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同等重要。中国变化太快，迅速地从大而不强的国家跻身于大而强的国家。对大而不强的国家而言，更关心的是对国内建设有利的大国关系；对于大而强的国家而言，世界秩序就是绕不开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从几十年来的中国对外关系来看，国际关系学和世界秩序研究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中国的内倾型发展即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关系等大国关系成为优先议程；世界秩序研究指向中国的外倾型拓展，即为中国经济走出去并扩大中国影响力服务，中国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就成了重要议程，并以中国为中心而建立起相应的机制，诸如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关系学和世界政治学代表了中国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
第二，这个定义比较性地给出了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发生学原理。我们知道，国际关系学是基于研究威斯特发里亚体系而诞生的，这个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国家之间是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即依靠战争而改变国家间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世界秩序。研究这个历史的国际关系学因而以讲究“实力政治”“均势”的现实主义为主要线索。沿着这条历史线索而诞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没错，因为从威斯特发里亚体系到雅尔塔体系，都是国家间战争的产物。可以认为，国际关系因战争而产生的改变，属于外源性强制性制度变迁。
事情早已经有了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战争依然是常见的政治，但战争更多地是用来维护既有的世界秩序，很难通过战争而建构新秩序，而新秩序的形成更多地是依靠内在改变或内生性制度突变。这就是需要重新书写的世界政治史：第一轮，十月革命根本性地改变了已经形成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俄国以改变自己的方式而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并进而改变和重组了世界体系；第二轮，中国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中国并因此而改变了东亚秩序，与此同时，新兴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根本性地瓦解了世界殖民体系；第三轮，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改变了自己并动摇了冷战秩序，苏联解体终结了冷战，这对当时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言是一次大地震；第四轮，中国以自己的发展而改变了冷战后美国的单一霸权秩序，而且单极秩序的改变也源自美西方国内的认同政治所导致的政治分裂和否决型政治。
上述每一轮国内制度变迁都是由某种政治思潮推动的，可以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随后的民族独立运动也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动的，第三轮变迁则是由全球化中的各种思潮推动的，第四轮变迁则源自认同政治和民族主义。
观念塑造了政治秩序，但研究政治秩序的观念学说却忽视了观念本身的作用，实在是一大缺憾。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显然不是在讨论这些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政治思潮诸如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重视观念与外交政策关系的基欧汉等人也只是局限于观念对于个案性政策的影响 [2] ，而没有历史的宏观的世界秩序视野。
理论总是滞后于时代，对于发生学的如此巨大的变化，国际关系学不能停留在“旧历史”塑造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上，不能对已经不再是个案的“新历史”漠然处之。研究“新历史”是中国学人的历史责任。
第三，全球新冠疫情暴发是世界政治学形成的关键时刻。如果说观念塑造的政治变迁的“新历史”还不足于让我们重视观念的作用，那么这次突发性事件必将塑造一代人的观念，而这也必然从反思“旧历史”开始。
基于威斯特发里亚体系的“旧历史”，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是在国家之间寻找敌人、制造敌人，从而出现国际安全悖论，即越追求安全越不安全，为此就必然要建立国民经济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军备竞赛事实性地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于是针对陆地敌人、海上敌人、空中敌人和太空敌人的各式先进技术、先进武器竞相发明出来，各大国的经济最发达部分总是与国防有关的产业。传统的国际关系因此堪称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而这种状态完全是“旧历史”路径依赖的产物。
“旧历史”不但回答不了“新历史”的问题，也无法面对流行病这种非传统威胁。二战后人类虽然经历了若干次流行病的威胁，但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新冠病毒这样严重的致命威胁。面对这种威胁，各国为应对国家敌人而花巨资建构的国防体系和制造的先进武器几乎完全派不上用场。
这次疫情的后遗症或结果将是多方面的。首先，民族主义政治将更加强化，这必将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逆动，而中国可能会成为民族主义政治的受害者，民族主义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有待观察。其次，各国应对疫情的能力将彰显其国家实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改写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最后，反思国民经济体系，过去都是因为国家安全而竞逐富强，但是流行病这种非传统威胁则要求各国以富国养民为基本目的，不同的国家目的决定了各国发展经济体系的不同方式。进一步说，这也是对传统国家理论的反思，传统国家理论认为国家的首要目的是安全与秩序，指向的都是国家以外的敌人；现在看来，威胁国民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不但来自他国，而且还有威胁所有国家的流行病。
二战以来，全人类第一次受到一个共同敌人的威胁，这种政治不再强调国家间关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国家间关系的敌人各有不同，美国的敌人可能是俄罗斯的朋友，也可能是欧洲的敌人或朋友；但全球政治的敌人可能只有一个，中国的敌人也是其他国家共同的敌人。这就决定了，如果说国际关系的目的是寻找差异和国家安全，而全球政治则因为共同敌人的存在而寻求合作和人类共同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迫切性。
第四，世界政治学的难点与希望。寻求合作与人类共同安全的世界政治应该成为一代人的观念，但当下的一代人又是从“旧历史”中走过来的，而且“旧历史”所建构的利益结构时刻在约束着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知道，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历史就走不出“修昔底德陷阱”，国家间的战争或准战争状态是历史常态。这个长时间进程足以建构起思维结构而形成民族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政治心理结构一旦形成就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反过来，在这种历史进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现状性利益结构又在强化着历史结构。具体而言，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豢养了无数个利益集团，不但包括军队、工业集团，还有科研机构和所谓的智库。路径依赖中的报酬递增原则决定了这种主宰美国命运的深层结构必然要把美国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寻找外部的“国家敌人”一直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亨廷顿说美国需要适度的外部敌人而凝聚民心。倡导“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的亨廷顿虽然开创了世界政治学的典范，但最终也不过是为了寻找敌人即他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对于西方历史文明中的“立法者”而言，他们已经因路径锁定而难以自拔。
可以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对世界秩序的走向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不得不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时间进程中的一种自然延续，既是千年天下大同思想的现代表述，也是新中国外交理念的发扬光大。和平共处、和平与发展，都是“和为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和”的最高境界。当然，同样是“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此前之“和”均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国际环境，今天之“和”则是在倡导一种新型世界秩序，是“内向之和”到“外向之和”的演变过程。
注释
[1] 杨光斌．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世界政治研究，2018（1）．
[2] 戈尔茨坦，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