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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与生俱来的“治理主义者”，公元前8世纪，中国就有了专门用于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绝大部分内容是国家治理，不但有治理实践的记录，还有丰富的治理思想。端赖于此，中国才有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的“盛世”，才有5 000多年不绝的中华文明。正因为中华文明基因中蕴含了无比丰富且经得起考验的治国理政理念，比如“大一统”“官天下”“大同世”“小康世”“重农抑商”“贤能理政”“以民为本”等，中华文明共同体才得以历经磨难而“其命维新”。这是许多西方理论家无法理解的经验，“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根本无法处理中国的历史，但遗憾的是今天仍然还有不少人沉迷于这种过时的方法。
秉承了“致治”文明基因的当代中国政治学，虽然“拿来主义”思潮一度咄咄逼人，但 中国大学中政治学专业的研究，其主流事实上还是在“国家治理”这个主题词之下开展的关于各个层次实际治理情况的研究。 这体现的是中国人早已融化在血液中的求真务实态度。治理研究的前提是对流行的概念与观念保持理性的警惕与怀疑，决不迷信盲从。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政治学必要的学习阶段，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西方同人在讲什么。但是，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政治学不能永远满足于“学徒期”。社会科学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地方知识，用一种地方知识指导另一个地方的政治发展，灾难性的案例处处可见。因此，从90年代开始，中国政治学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一些学者就开始批判、反思西方政治学中的流行话语了，这样的反思最终汇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潮，其终极诉求乃是建立具有自主性与自觉性的理论话语体系。
90年代中期，潘维就开始批判“民主迷信” [1] ；王绍光则以比较政治研究的视角，全面介绍了西方民主研究中的问题 [2] 。到2010年之后，中国的民主观念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关于选举式民主的新认识，笔者的相关研究试图展示出社会条件的根本重要性，它包括一系列的“同质化条件”，如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和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等。与民主相关的其他基本概念包括公民社会、合法性等，也在此基础上得到“重述”，例如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它在不同的“民情”中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政治效果 [3] ；把选举授权视为民主合法性的基础，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现实，否则就不会有什么“选举式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概念了 [4] 。
在这一反思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人在民主观念上逐渐回归中国自有的求实传统，并开始寻求建制性理论以替代否定性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协商民主理论转向，协商民主也成为政府青睐的政治建设路径。这推动了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热潮，相关论文的发表量迅速超过了自由主义民主。其中，林尚立的研究最为系统，他认为，协商政治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形式，因此协商民主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5] 。在对中国政治决策过程的研究中，王绍光发现了一种共识型的决策模式 [6] ，而这实际上就是政治过程中以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的“共识型民主” [7] 。笔者认为，基于协商-共识的民主模式，是一种替代以党争为核心、不可治理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只有可治理的民主才是可欲求的 [8] ；可治理的民主实现的是效果导向的“民本主义民主”，正如作为实践模式的选举式民主实现的只是价值导向的自由主义民主 [9] 。王绍光将“民本主义民主”称为“代表型民主” [10] ，其中的关键是作为“逆向政治参与”的群众路线 [11] 。
民主模式之争的背后是思维方式问题，西方人注重政体的形式，而中国人则注重政道与治道 [12] ，基于治道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讲究的必然是实质民主而非政体意义上的程序民主。房宁在对亚洲多个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发现，民主政治进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以开放权利对冲政治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主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步 [13] 。至此， 相当一部分中国政治学者已经从思维方式上摆脱了西方“冷战政治学”的藩篱，并初步建构起具有自主性的民主话语体系。
与“民主”相联系， 中国思想界也基本上形成了自主性治理话语体系。 作为天然的治理主义者的中国人，对“治理”理论有着天然的敏感性。20世纪90年代初“治理”概念被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发现之后也迅速地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流行词。但是，西方人讲的治理，仍然只是当时思潮的一部分，它事实上不过是“民主化”的另一种表述，其核心仍然是“去国家化”，丝毫没有逃脱社会中心主义的理论脉络。而中国人骨子里认同的却是“国家治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前，包括徐湘林和笔者本人在内的很多学人研究的事实上也都是国家治理 [14] ，徐湘林提出了作为研究范式的“国家治理范式”，其中包括价值、政治认同、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几个方面 [15] 。当“国家治理”成为官方术语之后，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的区别被明确下来。王浦劬敏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中，‘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他同时提醒我们，对国家治理的认识需要注意避免两种认识偏差：一是不可简单运用西方“治理”概念来套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二是不可简单认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 [16] 。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政治统治一直都是治理的前提。因此笔者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处理好国家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认识并在战略上把握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把国家治理能力分为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三个方面，这是一种基于比较政治研究而建构的具有去价值化、系统性、层次性、非对称性等特点的治理理论 [17] 。目前，中国的治理研究已呈现规模化的发展趋势，国内很多大学都成立了以“国家治理”为主题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都设立了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或者研究院。
当前的建制性政治理论探索是以中国的历史与实践经验为出发点的思想活动，是在与“拿来主义”思潮的对话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思想运动，因此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走向“政治成熟”的一个象征。近30年的世界政治已经证明，中国的经验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贡献，中国的制度与实践正受到来自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羡慕与嫉妒。
当前的建制性政治理论探索中的核心问题毫无疑问是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问题。21世纪初，伴随着“北京共识”，一批中国学者开始提出“中国模式”命题 [18] ，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混合型的民主集中制政体 [19] 。
治理研究热潮。 如前所述，治理研究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经迅速形成热潮。就治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地方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等关键词而言，有关治理的论文数量堪比民主的论文数量（见表1-3），足见“民主”和“治理”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表1-3 1990—2015年国内学术期刊与“治理”主题相关的论文
注：检索来源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检索方法为主题检索（发表时间为199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专辑导航为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检索时间为2017年6月26日。
表1-3的数据告诉我们，治理理论自引进国内学术界以来，相关的研究论文以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稳步增长；国家治理的研究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高峰。以“国家治理”为主题词的论文，2013年为545篇，2014年猛增至3 780篇，这个数字比1990—2010年20年间发表篇数的总和的三倍还多。与之类似，社会治理也在2013年后迎来研究波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用“社会治理”替代以往的“社会管理”），以“社会治理”为主题词的论文，2013年为709篇，2014年猛增至3 782篇，这个数字比1990—2010年20年间发表篇数的总和的两倍还多。与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地方治理相关的研究成果稳步增长，变化幅度不大。
国家建设的理论与政策成果。 国家治理必然发生在明确的权威秩序之中，因此国家治理研究的前提是国家建设。首先看有关国家建构模式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学科归类上，国家建设研究属于历史社会学。西方历史社会学依据主要国家的建构进程，分别得出了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路径。但是，这两种路径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案例，因为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家”陷入了碎片化，是政党完成了国家的重新组织，因此在国家建构理论范式中应当有政党中心主义的一席之地 [20] 。这一概念目前已经在中共党史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认可与应用。
其次看国家建设的“结构-时序论”。流行的国家理论几乎都以国家-社会的二分法为基本前提，其中的“国家”很明确，但“社会”是谁却并不清楚。市值几万亿的阿里巴巴和卖烧饼的个体商户能是一个社会属性吗？曾毅认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是“政治权力-资本权力-社会权力”的三维结构 [21] 。并且，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时间性”的，即先有作为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然后是政治权力所保护的资本权力的诞生，最后则是社会权力；即使在社会权力的关系中，其中的个人基础性权利如财产权和人身权、以选举为标志的政治权利和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权利，三者也不可能同时到来，在早发国家和后发国家的组合秩序也有巨大差异，但受制于早发国家的后发国家，往往容易受到早发国家的组合秩序的影响，导致现代国家建设产生困扰 [22] 。这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发现，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中国学界关于国家建设的结构维度和时间性维度的复杂性认识，并不逊色于流行的西方人所谓的秩序论，诸如福山所谓的“强国家-法治-民主问责”。
在事关国家建设的政治权力关系研究中，最具政策性意义的当数胡鞍钢与王绍光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23] ，这项研究重塑了中国的财税体制，这乃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命门。在当时民主化几乎压倒一切的语境中，在“去国家化”的国际社会科学潮流中，呼唤政府能力，实属一股清流 [24] 。
政府治理研究。 国家治理的核心是政府治理，政府治理主要包括政府自身结构的合理性、政府职能的转变与优化、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政府产业政策的科学性。
在政府类型即权能类型的判定上，“企业型政府”被重新定位为“服务型政府”，这是行政管理学的贡献。但是，“服务型政府”在实践中混淆甚至搅乱了国家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为此，鉴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有学者提出了“有能力的有限政府”概念：国家有能力、权力有边界、权力受约束 [25] 。
作为国家性政策研究部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以房宁为主的研究团队长期以来专注于政府需求供给，进行了系统的社会调查，建立了若干调研基地。该团队的研究报告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可以想见，政治学所在政府治理上的研究是全方位的。
在政策过程研究上，中国政治学正在通过案例研究而逐渐揭开决策过程之谜。理解决策过程是理解一个国家政体性质的关键，而理解决策过程的前提是理解决策体制。周光辉认为，改革开放后，决策体制的改革呈现出的基本趋势是：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从被动参与决策向自主参与决策、从决策非制度化向决策制度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应对中国由经济和社会迅速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26] 。王绍光和樊鹏基于对医疗体制改革和“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过程研究指出，中国的决策过程是一种充分的“共识型决策” [27] 。笔者检视国家决策、部门决策、地方决策，发现中国的决策过程属于“共识型民主” [28] 。马骏开创了“预算政治学”的新领域，打开了预算政治过程尤其是省级预算政治的“黑箱” [29] 。这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预算民主化，而政治过程的民主即行政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关键一环。
在中国政府权能研究上，朱光磊及其团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明确政策价值的研究成果。其“大部门体制不能包治百病”的观点，应该说是给一度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打了一针清醒剂 [30] ；其公务员占人口的合理比例的研究（合理比例为1%）准确指出，中国的问题不是公务员规模问题，而是公务员体制内部功能和结构的问题 [31] ；在政府职能上，朱光磊等人提出，应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并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这不是一般性的调整策略，而应当内化为中国最基本的执政理念并完成具有战略眼光的整体设计，最终体现在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 [32] 。
在政府的特定政策研究上，北京大学独领风骚。王浦劬主编的“国家治理研究丛书”集中了各个领域的政策研究成果，如行政信访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流域水污染治理、义务教育等。在产业政策研究上，最具政策意义的成果无疑是路风关于高铁、大飞机项目的成功与汽车市场的失败的研究 [33] 。这些有关具体政策的扎实研究，对理解中国道路尤其是中国模式大有助益。
地方治理与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的“地方”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既可以指中央以下的所有层级的地方政府，也可以指省政府之下到乡级的范围，因此在中国，地方治理是一个总体性说法，它包括了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
关于地方治理之社会治理，基于增量改革的说法，俞可平提出了“增量民主”，并在借鉴国外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善治”概念，它的基本特征是参与、公开、透明、互动、责任、法治、合法性 [34] 。善治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因此“善治”理论应该视为社会治理理论。据此，推出了善治的指标体系 [35] ，一般认为和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多有相似。在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俞可平、何增科推动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持续了10年，以学术研究来评估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该团队认为，头5年地方政府的创新冲动显著，后5年很多项目则不再具有创新意义。
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是国内量化政治学研究的领头雁，其长期专注的关于中国公民意识调查的资料，对于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的相关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36] 。
关于地方治理之城市治理，具有特色的研究成果来自郁建兴及其团队，他们利用区位优势而研究浙江省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型、政府与商会（行业协会）的关系 [37] ，对于人们认识中国发达地区的基层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理论启示。
基层治理与乡村治理。 以徐勇及其团队为代表的乡村治理研究，已经形成“华中学派”（“华中乡土学派”）。“华中学派”的贡献体现在学术研究路径和政治建设研究两个方面。在研究路径方面，该团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问题研究，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自上而下的转型，“社会”从此成为中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农民的长期研究，徐勇提出“农民理性”概念，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民保守的印象，这也成为理解“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视角 [38] 。在政治建设研究方面，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成为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华中学派”对土地私有化的态度是鲜明的，这是基于历史分析而得出的政治性结论。对于土地确权制度的改革，“华中学派”的发现是，在珠三角地区，以土地入股而组成的股份公司，事实上变成了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坐地起价从而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并导致“乌坎事件”的发生 [39] 。可以说，在中国政治学界，要真正理解农村，需要借助“华中学派”的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研究与国家治理。 在中国所有层次和领域的国家治理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不可能绕开的核心研究对象。因此，在研究路径上，过去流行的“国家-社会”二分法应当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分法所取代。在笔者看来，三分法还只是一种说法或者主张，这种路径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鉴于苏共的教训，不少研究者开始推动所谓的“转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壮大离不开由列宁创建并领导的第三国际，它们之间的共性毋庸置疑；但是，即使是同一属性的政党也无法脱离各自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因此它们之间必定存在差异。差异性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方面。在潘维看来，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特点是“人民性”，实现它的根本之道是去科层化，让党组织回到人民中去，为人民办好各种“小事”，而科层化的党组织专长是“办大事” [40] 。我们不但无法按照西方政党理论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甚至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也难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这就需要中国政治学界“解放思想”并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属性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否则就很难理解中国治理成就的内在机理。前文提到的“政党中心主义”就是关于这一议题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小结：作为建制性力量的中国政治学。 仅仅在国家治理的光谱上检视中国政治学，我们发现中国政治学已经是国家政治建设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主流研究是建制性的。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现”，政学之间本来也应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与相互信任，没有这样的关系，执政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都会受到损害。笔者认为，中国政治学应该发挥更大的建制性作用，在这方面可以学习一点美国同行的做法，学者们能够大致尊重有关的研究范式 [41] ，比如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研究取向；同时，要弄清作为政治学知识来源的特定社会的性质，这是推动国家治理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注释
[1] 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香港社会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2] 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 杨光斌，李楠龙．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治理的复杂关系．河南大学学报，2014 （3）；王绍光．“公民社会”祛魅．绿叶，2009（7）．
[4] 杨光斌．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政治学研究，2016（2）：2-19．
[5] 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学术月刊，2003（4）：19-25；林尚立．协商政治：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9）：17-26；林尚立．协商民主：中国的创造与实践．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
[6] 王绍光．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 杨光斌．中国政策过程的共识型民主．社会科学研究，2017（2）．
[8] 杨光斌．超越自由民主：治理民主通论．国外社会科学，2013（4）．
[9] 任锋，杨光斌，姚中秋，等．民主与民本：当代中国政治学的话语重构．天府新论，2015 （6）：55-65；杨光斌．民主的价值模式与实践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2015 （8）．
[10] 王绍光．代议制民主与代表型民主．开放时代，2014（2）．
[11] 王绍光．超越“代议制”的民主四轮驱动．社会观察，2012（8）：20-24．
[12] 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人民论坛，2012（12）：64-66．
[13] 房宁．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14（2）：62-78．
[14] 杨光斌．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杨光斌，郑伟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4）：31-44．
[15]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5）：1-14；徐湘林．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历史比较的视角．复旦政治学评论，2011（1）．
[16] 王浦劬．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1）：4-18．
[17] 杨光斌．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教学与研究，2017（1）：3-22．
[18] 潘维．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张维为．中国模式的几点概括．人民论坛，2008（24）；丁学良．争论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
[19] 杨光斌，乔哲青．作为中国模式核心的民主集中制政体．政治学研究，2015（6）．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书使用民主集中制政体的表述是为了凸显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这一特色，以此与代议制民主政体做以区分。
[20] 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82-243．
[21] 曾毅．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复旦学报，2014（6）：161-169．
[22] 曾毅．“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建构中的内在张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3）：119-126．
[23] 胡鞍钢，王绍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24] 王绍光．有效的政府与民主．战略与管理，2002（6）：89-101．
[25] 杨光斌．一份建设“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的政治改革清单：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科学论坛，2014（1）：33-36．
[26] 周光辉．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1（3）：101-120．
[27] 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8] 杨光斌．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模式．社会科学研究，2017（2）．
[29] 马骏．中国公共预算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30] 朱光磊．“大部门体制”不能包治百病．理论参考，2008（5）：48-49．
[31] 朱光磊，李利平．公务员占人口的适当比例问题刍议．中国行政管理，2008（9）：68-74．
[32] 朱光磊，于丹．论对政治行为的“社会化处理”．天津社会科学，2015（1）：92-98．
[33] 路风．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的思考．中国软科学，2005（4）：10-16；路风．运10败在航空工业管理体制．中国改革，2005（4）：50-53；路风，封凯栋．造中国自己的汽车．商务周刊，2004（6）：25-30；路风．冲破迷雾：揭开中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瞭望，2013（48）：30-32．
[34] 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5] 俞可平．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36] 沈明明，等．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7] 郁建兴，陈奕君，彭朱刚，等．让社会运转起来：宁波是海曙区社会建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郁建兴，宋晓清．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及其运用．中国行政管理，2009（4）：59-64．
[38]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中国社会科学，2010（1）：103-118．
[39] 贺雪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乌坎事件的教训．行政论坛，2017（3）：12-17．
[40] 潘维．中国共产党的民本“新路”．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2）：66-73；潘维．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41] 政治学是一门观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学科内部的争议和分歧自然很大。杜鲁门在1964年就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指出，让我们放弃分歧，和经济学界共同遵循理性选择主义一样，政治学界也要遵循共同的研究范式，以推动政治学学科的滚滚向前。他们确实做到了，那就是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美国政治学界的长达20年的主导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