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界时间”中的中国政治学：百年之变的得与失

凭借工业革命的力量，西方列强在19世纪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体系，而对这一体系的“反向运动”则催生了20世纪由意识形态主导的世界政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人类见证了放任自由主义的失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如此急剧的变化在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自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中国卷入世界政治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同步性日益增强，因而世界政治的变局势必影响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为“世界时间”中的中国。

在这场世界性的巨变中，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中国精英们，最初还是有文化自信的，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用于指导“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彻底击碎了中国读书人的信心，泱泱大国居然败给了一直以自己为师的学生，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支持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彻底让清政府的声望破产，中华文明传统也遭到了深刻的质疑。这就是张灏先生所说的中国思想的“转型时代”：“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年至1925年前后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思潮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 ^[1] 。在这个持续了30年的“转型时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被彻底矮化甚至被妖魔化，西方各种政治思潮登陆中国，由此开启了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消停的“西化”与“现代化”之辩。不仅中国思想界莫衷一是，“世界时间”中的中国更面临着向何处去、改良还是革命这样的现实政治道路之争；即使在革命一方，也还有关于革命主体的争论，是蒋介石所依靠的工商地主阶级，还是毛泽东所一直主张的农工阶级……政学各界一片混乱。从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去的留学生学的基本上都是欧美政治，或者经日本转手的欧美政治学说，民国时期的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基本上都是欧美政治学。但是，人们都忽视了这套学说与中国政治局势格格不入的严重缺陷，当时不仅存在军阀之间、军阀与国民党之间、国共之间的斗争，更有日本入侵招致的亡国之危，来自欧美政治学的关于“国家”或“政府”的解释，只能成为一部分学者的“纯粹知识”。相反，不能在课堂上讲授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治学，其学说体系却落实在政治道路的实践中，并在最后赢得了政治道路之争。

1．追求巨变的革命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其学科命运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体系在中国也逐渐建立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概出版了五六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概论 ^[2]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28年出版的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昆仑书店出版）。邓初民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六论”体系：方法论、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难能可贵的是，其方法论不但讲唯物史观，还强调要在政治过程意义上认识国家的变化。每一部分的内容，都是对当时世界政治的理论化研究，比如在“政府论”部分，除了关于政府的一般原理，还讲了政府类型，如议会政府、法西斯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和中国政府；“政党论”部分不但讲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政党，还专门探讨政党的一般特性，尤其是政党斗争的方式；在“革命论”部分，既有资产阶级革命，也有社会主义革命，更有中国革命历史与前途的分析。因此，这本“新政治学”，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围绕抽象的国家理论而展开的民国政治学，堪称“政治战略学”。正如邓初民在该书的“总结论”部分所言：“科学不是单纯理论的游戏，政治科学亦然，所以专门研究客观世界运动法则的科学主要服务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活动，服务于我们的实践……所以我对于这本政治学不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政治学来处理，而是把它当作政治家、革命家的政治的战术战略或革命的战术战略来处理的。” ^[3] 这样写“新政治学”，体现了邓初民对于政治理论性质的深刻理解：“政治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真理、理论，而且是丝毫不必掩饰的社会运动、政治战斗的武器，政治的战略战术。” ^[4] 因此，可以说，邓初民的“新政治学”，虽然关于中国的阶级、国家、政府、政党和革命的分析是“以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为准绳” ^[5] ，但却最彻底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使命，是一种“革命政治学”。

“革命政治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似乎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确实，在1952年的学科、院系大调整中，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法学都被废除了，原来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为三大学科所取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与政治学关联较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讲授的都是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1980年，中国恢复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但由于在近30年的时间里只有意识形态而无社会科学，有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而无政治学研究，恢复建制的政治学概论也只能在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科书的基础上书写，所以由北京大学组织的、有25所大学参加编写的中国大陆第一本《政治学概论》（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在邓初民的“六论”基础上加上了一个“民族论”。这本教材是1980年代的“统编教材”，其主体内容的阐述基本上来自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原则是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因而是与“资本政治学”相对应的“人民政治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生命力之所在，是时代的一种最强音。 但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维护，说到底要通过经济发展而让民众获得“自由”（各种实质性权利），因此“人民政治学”在不同的时期必然有不同的旋律。“革命政治学”在制度上奠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但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个体化体验则需要“建设政治学”，这就要求建设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主旋律事实上是现代化理论。

2．国家建设的政治学：现代化理论的传播与研究

洋务运动启动了中国实质性的现代化进程，1974年中国政府又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因此现代化是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目标。1978年的改革开放掀起了新一轮的现代化大讨论，这时候的“现代化”就是物质上的富裕、发达的代名词，其政治维度远远不是关注的焦点。打开国门的中国突然发现中国相对于西方世界已经落后，因此不但是刚刚恢复的政治学渴求现代化理论，全社会都热衷于此。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主题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恰好是西方政治学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主题，其中大量的理论成果对于理论匮乏的中国思想界而言无疑极具诱惑力。

在传播现代化理论方面，有几套丛书的贡献不能不提。首先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1984—1988年共出版了74本书，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有中国作者的著作，也有译著。有不少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经典作品被翻译过来，比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中国学人现代化研究的初步成果主要有钱乘旦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和《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杨百揆等人的《西方文官系统》、金观涛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李平晔的《人的发现》、周其仁等人的《发展的主题》等。应该说，这一套大型书系虽然启迪了人们关于未来的即现代化的想象和观念，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现代化理论。

第二套丛书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黄皮书”（二十世纪文库），主要是西方现代化研究的成果，让广大中国学人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现代化研究的路径或者范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和威尔逊的《艰难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等。这让中国学人第一次感受到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之间在学科化水平上的距离。

第三套丛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黄皮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其中的一些现代化研究的经典作品对中国政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有影响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并使得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在中国也流行起来的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则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政体类型的思考。这套丛书还有现代化研究的经典作品，比如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和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议程所结出的硕果主要不在政治学界，而是在史学界，比如北京大学现代化与世界史研究中心罗荣渠教授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提出的“一元多线”现代化历史观，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关于现代化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国政治学界在接受了现代西方研究范式之后并未过多纠缠中国的政治史问题，而是本着传统儒家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传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上，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一国两制”、政府职能等问题，其中一些重要研究得到了决策层的重视，并最终成为实际的政策，例如有关干部制度改革等问题的相关研究 ^[6] 。中国政治学的政治意义也慢慢得到承认。

3．多元化研究方向中的政体变迁学说——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30年，中西方政治学界在研究主题上已经实现了同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度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获得了一时无两的风头，直到今天西方仍有一些人相信，代议制民主就是人类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民主形式。1990年之后，尽管中国政治学逐渐呈现出以“治”为本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倾向就是部分学者对自由主义民主基本理论的笃信。在这一基本倾向的影响下，现代化理论框架下重要而复杂的国家建构内容反而变成了次要方面。这股强大的思潮与国际政治思潮具有同步性与同构性。

199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学态度更加开放。80年代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学名著的汉译工作 ^[7] ，到90年代以后，“民主”研究成为显学，而“自由主义民主”研究更是占据了中国政治学界的主导地位（见表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几大出版社对冷战时期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即自由主义民主学说保持了长久的热情，关于民主的译著大量出版，这也使得熊彼特、达尔、萨托利等人的相关理论的讨论成为潮流（见表1-2），竞争性选举被认为是民主的本质所在，错误地以为民主只有一个模式，那就是竞争性选举或者说党争民主。相应地，国内政治学界的研究议程也很随波逐流，“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公民社会”“宪政民主”等关键词，成为民主研究的“时髦”词汇，这使得所谓的自由、民主等概念牢牢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对之进行反思（更别说批判）的研究，往往直接就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

今天人们终于不得不承认，按照西方推广的自由民主的指数去转型，国家只能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国家建设所涉及的权力关系如此复杂，怎么可能有了“个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就万事大吉呢？何况，作为一种“存在”的国家，和人的成长一样，有“时间性”即时序问题，不可能忽视时间性而“一刀切”地按照一种政治方案去解决所有国家的难题。西方所谓的“经济学人指数”“政体指数”等，都是以数据化的形式传播自由主义民主的手段。

大概到2010年左右，国内的民主观念终于开始复杂起来，或者说成熟起来。主导中国思想界30年左右的“选举式民主”（形式民主），大有被“实质民主”（以治理、民生为标准）与“协商民主”取代的趋势 ^[8] 。对民主观念与民主形式多样化的认识，标志着中国人对民主的认知正在走向成熟 ^[9] 。

不仅如此，中国政治学的主流并没有停留在“民主”这个关键词上，而是开始回归中国固有且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的“致治”传统，这一路向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这是其他国家政治学人不可能有的幸运。 中国“治”学传统为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过去这一点一直被忽视，现在是反思总结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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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二十一世纪，1993（8）：18．

[2] 王冠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初建探讨．政治学研究，2008（3）．

[3]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02-403．

[4] 同[3]自序：2．

[5] 同[3]自序：2．

[6] 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势（1980—1986）．政治学研究，1987（2）．

[7]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小密尔等人的代表作全都问世了。

[8] 黄晨．从“人民民主”到“中国模式”：当代中国民主观念的演变（1978—200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6．

[9] 杨光斌，等．中国民主：轨迹与走向（1978—202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yKiQkJ/bVLHCbdKZ2OfHB1LqsvTNDeKLimJE9xMpXhB8x77TAq5CYSQeO++Bk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