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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政治思想史演变为学科规范意义上的政治学。而作为学科的政治学在其诞生之际，研究的对象都是制度现状，并且重点是问题，而不是制度自信。那时的西方各国不仅政治问题成堆，思想意识领域还有卡尔·马克思与卡尔·施密特这样差异巨大的批判者。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政治演变为意识形态政治，大有回到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味道，于是，本来是论证自己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理论，一下子转变为改变他国政治体制的工具。
西方政治学是伴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经过几百年的成长而最终在19世纪中后期才成为今天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的。按照其基本内容，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可以归纳如下：
国家论（国家学）。 政治学长期被称为“国家学”，因为其起点是建设现代国家。西方近代的起点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成就就是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论李维》及其他著作的影响力都无法与之相比），其核心论题是如何把群雄割据、纷争不断的亚平宁半岛整合起来，并似乎有呼唤兼具狮子和狐狸性格专制君主的嫌疑。马基雅弗利也因此被认为是将政治与伦理分置的第一人。欧陆的这一思想诉求在英国革命时期催生了同样也是呼唤秩序的霍布斯的《利维坦》，霍布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主权构建模式。在霍布斯那里，任何秩序都比无秩序要好。这一思想影响深远，亨廷顿的保守主义思想显然与之有关联。虽然马基雅弗利、霍布斯以建构秩序为其根本诉求，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个人解放和个人自由，所以他们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先驱。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国家学”在马克斯·韦伯这里得到集大成式总结，那就是韦伯著名的国家是在特定疆域合法地垄断暴力的论述。流行的国家四要素（领土、人口、政府、军队）说正是由此而来。
权利论（宪政论）。 马基雅弗利与霍布斯并没有真正巩固君主的主权，反而使得个人主义观念迅速兴起，自由宪政理论也由此而发展起来：自由对应的是个人权利，宪政约束的是国家权力。自由宪政理论的先驱无疑是洛克，《政府论》（下篇）最核心的主张无疑是财产权。因此洛克的主张被麦克弗森总结为“占有式个人主义”，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其实质是寡头制。如果说洛克的思想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所完成的就是对这一统治模式的进一步巩固。以休谟、亚当·斯密为主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更加系统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说；法国启蒙运动则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创造出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唯有如此，“财产权”才能从“权利”最终演变为控制国家的“权力”——“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罢了”（马克思语）。
政府论（代议制）。 无论是洛克所主张的“议会主权”，还是孟德斯鸠以及美国建国者所倡导的“三权制衡”原则，都是代议制政府的具体形式，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代议制的根本实现形式是多党制与选举制，无论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都是如此；竞争性选举必定使得政党与政客最终接受资本权力的控制，因此自由宪政理论最终变成了阶级统治的理论。
旧制度主义时期的政治学（19世纪后期至1945年）研究的基本上是上述各类政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宪法与法律。政治学的“法条主义”传统的基本前提是：合法律性（legal）的国家、政府、政党等政治组织，具有韦伯所说的合法性（legitimacy）。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属于标准的“建制派”，其根本目的在于论证既定制度的合理性乃至神圣性。但是，资本主义政权并没有因为这些“建制派”理论而变得让人尊敬并服从，反而渐有风雨飘摇之势。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以及制度变迁似乎很符合“自发秩序”逻辑，然而这一说法完全无视充斥欧洲近代历史的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事实。这种鸵鸟政策是不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它只能坐视问题演化为危机。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代议制民主的“名不符实”。作为寡头制的代议制民主有两个难以克服的难题：一是资本操控公共权力，二是民主共和逻辑本身的双重困境。
针对第一个难题，最著名的政治学说当然首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绕不开的方法论。后世关于民主与不平等的研究，都是基于马克思的基本命题，即：政治上一人一票的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使得政治与经济分裂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陷入人格分裂，而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便是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巴黎公社那样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尽管巴黎公社失败了，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却最终催生了一个新世界，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建立起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民族解放运动至少是从政治上葬送了殖民体系。
第二个难题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是托克维尔所讲的“多数的暴政”问题，著名保守主义者埃德蒙·柏克、意大利精英主义者如莫斯卡等人以及法国的勒庞等人基本上持有相同的观点，另一方面，“大众”本身就不符合“民主”的要求。德国著名宪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又译施米特）认为，民主的前提首先在于“同质性”。他说，“民主首先要求同质性，其次要求——假如有必要的话——消灭或根除异质性” [1] 。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果然，不顾条件推行代议制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根本无力“决断”异质性所带来的分裂与纷争，最后导致希特勒上台。对此，凡是能够认识到“大众”复杂性的学者，都会把大众民主放在社会经济条件中去考虑。
事实上，英国是在“同族”内搞的选举式民主，美国人则不但没有和印第安人分享选举权，甚至还对他们实施了种族灭绝——这成为后来希特勒政权灭绝犹太人的研究案例 [2] 。基于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和动荡不堪的法国政治，即使在冷战时期，将选举式民主论证为西式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李普塞特，也特别强调“均质文化”这个前提性条件 [3] 。成功的西式民主都发生在均质文化中，而且是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搞的大众选举式民主，比如：英国第一次宪政改革是1832年，此时距“光荣革命”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美国大部分白人拥有选举权是19世纪30年代，此时已经是建国60年之后，而所有民族都获得选举权则发生在美国建国将近两个世纪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
但是，二战尤其是冷战之后，西方开始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自己从未实践过的制度：在经济落后、没有法治传统的异质文化社会强推选举式民主即党争民主。自大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这样指点江山，他认为：对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和冲突的解决办法是“多种族化、多元化和自由市场民主” [4] 。英美自己不但从来没有实行过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民主，而且其推销的去国家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也早在100年前就被它们自己抛弃了。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的目前的这种自由市场民主的方案，即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及普选制的双管齐下，是一种从没有任何西方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采用过的方案” [5] 。
也就是说，代议制民主本身在西方内部就是问题的根源，而把这种带有结构性难题的方案带给社会条件完全不同的非西方社会，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要思考的是，曾经为“建制派”的西方政治学为何执意要以自己都成问题的方案改造他国？
政治学的古老使命就是实现“最高的善”或“最可能的善”，即如何在一国之内实现良政。但是，冷战的爆发使得世界政治仿佛重新回到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冷战时期，苏联在世界范围内搞“世界革命”，推广的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美国则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把世界变成“自由世界”，最后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美国赢在意识形态的战略与战术。意识形态领域是冷战的“主战场” [6] ，因此冷战开始后美国就全力开启了意识形态机器，社会科学则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立”“客观”的“科学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所谓的“科学性”并没有改变冷战的性质，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战争反过来完全改变了社会科学的性质，“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变成了“政治”。今天流行的诸多影响人们思维方式的概念，诸如自由、民主、宪政、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合法性等，主流方法论如理性选择主义、制度主义等，基本上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所以说，西方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对当今人们的思想有着直接影响的却是冷战时期的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而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古典思想，他们的思想只被用来作为陪衬或思想底色。
比较而言，中国的古典思想则一直不曾掉线，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依然无处不在。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传统是断裂的而非连续的，不但有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与古典文明之间的断裂（这一点众所周知，虽然基督教文明把古典思想当作资源之一），还有现代思想与冷战思维造成的断层。也就是说，在政治理论上，不但古典思想只不过是冷战思想的陪衬，就是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寡头制思想，也被改造成政治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理论，把马克思、卡尔·施密特等人严厉批判的思想和制度，当作捍卫自己并改造他国的好思想、好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断层的是政治理论传统，其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500年来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只不过从16—17世纪的农业资本主义，演变为18—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再到20世纪之后的金融资本主义。
关于冷战与美国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经有权威的研究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令要以自由为核心而建构作为“心理战”的社会科学 [7] 。这样，社会科学变成了旨在影响各特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的“宣传战” [8] 。
（1）研究现代化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
在这场宣传战中，先锋队就是美国政治学。1953年成立的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下属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旨在推动当时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所追求的“行为研究”使命。阿尔蒙德说，基于老欧洲形成的“政治科学的概念体系已经逐步丧失了它的能力，甚至无法应付西欧政治的现象”，因此必须寻求替代性术语，比如以“政治体系”代替“国家”，以“功能”代替“权力”，以“角色”代替“职责”，以“结构”代替“制度”，以“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代替“民意”和“公民训练”，而“当我们把新的术语和旧的术语加以比较时，就会有这种建立一个新的概念统一体（范式——本文作者注）的冲动” [9] 。
到1959年，“概念统一体”工作取得了预期效果，即以统一范式（一种共同的框架和一种相同的范畴）研究“国外政治体系”也就是非西方国家政治，这个“概念统一体”就是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的7要素（输入项：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沟通，输出项：法规制定、法规实施、法规裁决）成为常识，阿尔蒙德等人认为所有政治体系都有这7项功能，因而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和范畴中得到解释。果然，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中，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包括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近东地区、拉丁美洲地区，都被套在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统一体”中加以解释。
什么是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让国际社会科学开了眼，以一个范式解释所有地区、不同国家的政治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概念统一体”，硬是影响了美国政治学将近30年，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统治着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换句话说，“现代化”是美国社会科学（乃至历史学）的研究主题，其内在逻辑是“发展带来民主”即现代化，而支撑这一逻辑的就是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相信只要按照这7项功能去解释并改造“国外政治体系”，现代化的结构就指日可待。在“现代化”这个大主题下，现代化的性质是“民主现代化”，因此在这一时期，民主化已经被包含在“现代化”之中，比如比较现代化的著名研究如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其主题就是民主化道路问题。但是，事实上，发展不但没有带来现代化和民主，反而导致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败”，这种残酷的现实对于乐观的自由主义者不啻当头一棒。“发展带来民主”的乐观主义方程式，完全是一种违背世界政治之历史与现实的假说，建立在这种假说基础上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必然逐渐式微而成为明日黄花。
一般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具有非历史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所谓的非历史性，就是不顾各国历史文化的差异，甚至不顾西方政治本身的历史进程而直接炮制理论，因为这7项功能并不是美国与生俱来的，美国政治即使存在这7项功能也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因此这7项功能是终端性的“模式”，而非历史演化的“政治过程”。比如，美国在独立后的七八十年，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直到内战才打出一个现代国家，有了现代国家却还没有现代政府，现代政府的一系列建制如食品药品管理局等直到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才出现。在政府功能上立什么法？谁去执法？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史，非西方国家难道就能一步到位？
另外，和结构功能主义一样，很多西方理论的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更具体地说就是“美国模式”或者“西方模式”，以“美国模式”或“西方模式”而解释并改造“国外政治体系”。比如，政治录用讲的是“公民文化”和“政治社会化”，但问题是美国在建国、国家成长中的“公民文化”在哪里？“利益表达”不过是利益集团政治的另一种说法，其结果即使是在美国又如何呢？“利益综合”不过是多党竞争而已，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制的结果又会如何？“法规制定”和“法规实施”是典型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如前所述，美国现代政府直到进步主义时期才形成，才有所谓的“法规执行”功能，而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立法-执法体系都一直是一体化的。凡此种种，结构功能主义其实就是以“美国模式”衡量“国外政治体系”，其意图就是要把非西方国家改造成“美国模式”——其核心是公民社会、利益集团政治、多党政治、代议制政治。
因此，结构功能主义看上去是一套研究地区政治的路径，其实是在推广一种政治模式。向非西方国家非历史地推行“美国模式”，失败是必然的结局。道理很简单，从古典时期到近代，所有的思想家、理论家都要讲政体的社会条件。结构功能主义的“非历史性”特征意味着，冷战时期以及冷战之后，社会条件已经不是西方政治学者关注的重点。不讲条件地推广自己的政体，结果只能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步结构功能主义命运后尘的是推广民主化的转型学范式。
（2）推广民主化的转型学范式及其终结。
“现代化”命题本身就包含了转型学的意向，“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只不过现代化研究是一种类似国家建设一样涉及太多变量的研究，因而还谈不上所谓的转型学范式。在现代化研究衰落之际，美国政治学就开始设计非西方国家的转型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的长达7年（1979—1986年）的专门针对南美的转型研究，该研究成果共有四卷，最后一卷是理论总结性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在这个结论性研究中，作者奥唐奈和施密特将“转型”定义为从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的过渡，具体而言就是“转型是以威权主义制度开始解体而启动的，在另一端则是某种民主制度的建立、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的回归，或者革命的出现来界定的” [10] 。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威权主义统治必然会转型，但既可能转向民主制度，也可能是其他制度诸如回归威权或者导致革命。应该说，这种结论还是相当审慎的，没有断定威权主义必然向民主制度转型。但是，民主转型的倾向是显然的，书中谈的都是自由化、民主化、社会平等化等民主转型的关键问题。但是，正如威尔逊国际学术中心主任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言，这本书没有讨论制度巩固的过程，这是一个缺憾，因为只有成功的转型才是有意义的 [11] 。其实，当这个转型项目研究结束时，被亨廷顿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大幕还没有拉开，当时还只有1974年伊利比亚半岛的转型案例。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亨廷顿适时地给出了成功转型的标准，那就是“熊彼特式民主”的两次政党轮替。从此，民主转型与巩固研究铺天盖地，而研究路线图就是所有国家都将实行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中所说的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不管其社会条件是什么，威权统治都将转型为竞争性选举及多党制民主。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总裁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总结为“转型范式”：所有威权主义国家都将转型为民主国家，转型是有序的，选举是决定性的，社会条件不再重要，最后是民主巩固即社会团结、国家正常运转 [12] 。
作为理想类型的转型范式很丰满，但是作为现实政治的民主转型却很残酷，残酷到就连当年开启民主转型研究的菲利普·施密特在2010年也不得不伤感地说：“现实存在的民主都是令人失望的”，“过去25年来大多数的政体变迁确实导致了质量低下的政体，枉费了当年为此而付出的斗争和牺牲。”“这种幻灭并不仅仅限于新的民主政体。在已经建立的民主社会里，类似病态征兆也是到处泛滥。”这些病态“确实预示民主制度和实践确有一些基因上的缺陷” [13] 。卡罗瑟斯也公开断言“转型范式的终结”。
确实，当年一些国家在民主转型中“拿来”了选举制度，但实行的却是“选举式威权主义”或“竞争性威权主义”。说选举式民主产生希特勒只是个案，这种说法纯粹是不懂历史，选举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与权威政治挂钩，比如拿破仑三世就是以选举政治来强化自己的权威统治，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将共和国改制为第二帝国的。这一点在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中都有论述，韦伯认为这样的选举只不过是为了强化威权人格。这大概算是最早的有关“选举式威权主义”的论述了，但是后来的熊彼特、李普塞特、达尔以及萨托利等却非要说选举式民主才是合法性政治，而当选举政治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威权政治家之后，人们又猛然发现，原来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选举权竟然主要是被用来强化威权政治的。这就是选举式民主与威权政治的恩恩怨怨。 由此不难推导出关于选举式民主的第一定律，选举式民主既可以用来论述所谓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同样可以用来增加威权政治的合法性。
如果施密特教授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后再为其民主转型理论做回顾性总结，大概会更加突出包含了诸多“基因”的社会条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作为现代性政治的大众民主形式可以是同一性的，诸如选举式民主，但是文化基因这个最为根深蒂固的社会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则是难以改变的。选举式民主靠政党来组织，而政党背后是族群、教派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这样选举式民主自然演化为“党争民主”。选举式民主要有序运转，需要一系列的同质化条件——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大致平等的社会结构等 [14] ，否则，“阿拉伯之春”也只能演变为“阿拉伯之冬”，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也只能导致内战和分裂。不仅如此，从较长历史时段来看，近代以来的几轮世界政治冲突，都与民主化有着直接关系，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又刺激了“文明的冲突” [15] 。 由此可以推导出关于选举式民主的第二定律：选举式民主可能增加单一文明国家特定政体的合法性，但却会刺激不同文明类型的政治体之间以及多元文明政治体内部的文明冲突。 也就是说，选举式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稳定与和谐。
无论是推动现代化研究的结构功能主义，还是推广民主转型的转型学，其根本问题都是自大地认为民主政体可以脱离特定的社会条件而独立、有序地运转，以这类理论为指导的实践必然只能从失败走向失败。如果说冷战政治学将自由主义寡头制改造为理论上的自由主义民主制，是一次为战争需要而人为制造的“文明断层”，则出于同样目的但罔顾自古以来的智识成就而将政体置于空气中，就是典型的“唯理主义”政体决定论了，这是对政治学经典传统的背叛，其结果必然是自欺欺人。这样的政治学没有为“最高善”做出什么贡献，而是把一个又一个国家带入了绝望的深渊。现实告诉我们，从威权主义走向党争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是没法回头的，是良治无望的。原因很简单，发展中国家本来就落后，而党争民主却是用来“分蛋糕”的，“蛋糕”都没有，何来的“分蛋糕”？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型国家，都是异质性文化，党争民主只会刺激并加剧国内的政治冲突。二战以来，没有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党争民主而走向发达序列。非西方转型国家的实践，尤其是“普世价值”政治给欧洲带来的难民危机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事实性地终结了作为转型范式的“历史终结论”。如今的美国已经很难再扛起这杆大旗了，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放弃“价值观外交”，美国宣布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巴黎协定》，意味着人类价值或“普世价值”对美国而言不值一文，特朗普只不过比较“诚实”地说出来了而已。过去，美国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给其他国家贴上所谓“流氓国家”（the rogue state）的标签，如今美国不顾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安全的行为已经让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也不得不承认美国自己才是“流氓国家” [16] 。
改革开放之后，恢复了政治学学科的中国政治学基本上是按照美国政治学的路子发展起来的，美国政治学所产生的概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都是很多中国学人膜拜的对象。然而，面对美国政治学的一次又一次的范式失败，面对美国政治学从最初的欧式“国家学”，到行为主义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学的“社会学化”，再到今天沦为几乎已经与现实（包括美国的现实）脱节的学术游戏 [17] ，中国政治学又将何去何从？作为一门“入世”的社会科学，面对中国今日之世界政治地位，中国政治学难道不最应该有所贡献吗？中国的崛起彻底揭开了历史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也正是产生新理论的时间“窗口”与“风口”。
注释
[1] 施米特．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65．
[2] 曼．民主的阴暗面．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3]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49-50．
[4] Thomas L．Friedman，“Today's new Quiz”， New York Times ，20-11-2001，A21．
[5] 蔡美儿．起火的世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227．
[6] 杨光斌．意识形态与冷战的起源．教学与研究，2000（3）：29-34．
[7] 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5，105．
[8] 西方人总是把自己的社会科学当成“科学”，殊不知，美国的官方文件曾明确规定其社会科学就是“宣传战”的一部分。“宣传战”是二战时期发展起来的行为科学，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是其奠基人。
[9] 阿尔蒙德，等．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2．
[10] 奥唐奈，施密特．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5-6．
[11] 同[10]序言．
[12] 卡罗瑟斯．转型范式的终结∥杨光斌．比较政治评论：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3] 奥唐奈，施密特．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06-107．
[14] 杨光斌．几个流行的民主化理论命题的证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4-03-14．
[15] 杨光斌．民主与世界政治冲突．学术界，2014（8）：5-25．
[16] Joseph Stiglitz，Trump's reneging on Paris climate deal turns the USinto a rogue state， New York Times ，03-06-2017．
[17] 爱抛头露面的美国政治人物，唯独不参加美国政治学学会的任何活动，并且国会也取消了对政治学学会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预算支持。在美国政治家看来，美国政治学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学术游戏，与现实毫无关系的量化模型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