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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资源，而东西方政治思想史性质的差别就决定了东西方政治理论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方思想史因西方社会性质的不断变革而变化，反过来，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不断改变着政治共同体，尤其是在中世纪神权政治时代的欧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实际上也适用于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欧洲。至于民族国家的出现，比如德国，确实是“狂飙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想象”的产物，德国思想因此才不断地发生变化。中国思想则因其历史的一脉相承性而基本不变。一个民本思想延续2 000多年，这是因为其背后是大一统国家、官僚制制度和宗法社会结构、连续性的语言和文字等“文明基体”——中国是一个文明的连续体 [1] 。但是，即使是在“想象”中“求变”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及其政治学，“变”也有其时间上的周期性，比如，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几百年，政治学的主要使命就是论证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及其运转机制，是“变”后求“治”。但是，由于冷战的需要，论述特定政治即西方政治的学说，被建构成“普世价值”并被用来改变对手乃至整个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因此论证“治”的政治学，又再度成为“求变”亦即改造他国的学说。应该说，这已经不再是学术学科活动，而是政治斗争、国家间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政治学的政治实践功能被发挥到极致，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也确实被改变了，这才有苏联的解体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事变”。
中国自然也不会置身于世界政治之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向西方取经，意图按照西方模式变革中国，最后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固本革新中独树一帜，进而产生了让西方人着迷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样的概念与显学。中国的成就必须得到正面的解释，不能解释中国的理论不能算是好的社会科学理论，理论必须直面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经验所成长起来的成就，它们必须上升为概念、理论乃至范式。中国道路可以有很多层面的解释，但笔者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就是：用基于两千年不变的、以“致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来包容并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因此，“致治”是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新政治学必须重视的核心概念与范式。
本章首先简单梳理西方政治思想史之“多变”及其缘由，然后阐述冷战时期论证西式民主政体合法性的西方政治学如何变成了“改变”他国的政治学，并制造了旨在“改变”的范式，接着研讨百年来“求变”的中国政治学的得与失，最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取向，认为建制性的国家治理研究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国家治理，就需要重新认识社会。国家来自社会，但是当代政治学却流行一种社会理论，那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实际上无法与任何社会的现实相符，因此基于“公民社会”而产生的治理理论必定只能“中看不中用”。
注释
[1] 杨光斌．中华文明基体论：理解中国前途的认识论．人民论坛，2016（15）：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