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山大河一起成长

沿怒江而上，高黎贡山脚下以前有三个白糖厂：潞江糖厂、东风糖厂和芒合糖厂。糖厂的生产依赖于甘蔗，几十年前，怒江两岸甘蔗林连绵不绝，季风吹过，哗哗响个不停。

糖业看上去不过是轻工业的一个小分支，但放到中国历史中，却是举足轻重的存在。日本学者鹿岛守之助撰写的《日本外交史》中讲到，日本并吞台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得到这个“糖岛”的糖业资源，解决日本人吃糖多却没有甘蔗种植业的大问题。中国大陆1949年前，市场上大部分是菲律宾、印尼的低价糖，一片萧条。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形势变了，大陆开始大规模拓展糖业，逐渐变成世界第三大制糖国。高黎贡山的三个白糖厂，正是乘着这股暖风，一个个建立起来的。

然而这都已成为历史，怒江边这三个糖厂都关闭了。原因是农民都不种甘蔗，纷纷改种利润更高的咖啡、芒果、火龙果、荔枝等，市场把三个糖厂消灭了。想想也很惋惜，曾经，这三个糖厂和高黎贡山各族百姓的生活关系太深了。1975年10月我到芒合寨插队劳动，到时已是傍晚，从怒江边沿着小道走上山坡，一直到寨口，两边全是甘蔗。这些甘蔗决定了傣家人的生活水平，卖给糖厂几分钱一斤，三百多亩甘蔗地，好大一笔收入，强劳力干一天活儿能得到一块六毛八分钱。那时候收甘蔗，一边砍一边吃，头尾都扔掉，只吃中间最爽口的。到上海以后，从来不买甘蔗，当年吃得太多了。

老百姓的收入只是白糖厂的一部分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白糖厂是高黎贡山工业化的标杆，大大改变了这一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几百年来，这里的各族乡民以种植水稻和玉米为生，是纯粹的自然经济。白糖厂的建立带动了大面积的甘蔗种植，稻耕文化中陡然增加了工业化、商业化的成分。奇妙的是，这种工业化并没有破坏原有的文明，土地还是土地，农民还是农民，只不过增加了一种农业成分。这是高黎贡山人的幸运，如果这里发现了矿山，乡民都变成矿工，那就完全不同了，这一脉丰富多彩的文化必然会消失。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十年前中国工业化腾腾而上，用电量大增，金沙江、澜沧江上建起一个个大型梯级水电站。怒江澎湃的水量自然也引来国家水电大公司的强烈关注，要在怒江上建设十几级水电站的计划赫然出笼。其中的赛格电站最先动手，施工队来到江岸清理工地，建起一座跨江大桥，然后要建一座一百五十六米高的大坝，在怒江峡谷形成一个二十多公里长的大湖。当年插队的芒合寨也受影响，公路不得不从山下搬到半山腰，从寨子里穿过去。这大坝要是建起来，这一带的生态要发生巨变。峡谷的生物链是群落性的，上一层植物依赖下一层存活。下一层被水淹没，上一层也会衰亡，一层层上去，就不再是原来的山了。山不同，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同，整个古老的文明都将湮灭。几年前路过赛格，看电站工地一片繁忙，这次再来，很惊奇地看到工地空空荡荡，整个怒江的电站计划听说都取消了。文化学家、生态学家呼吁的“为人类保持最后一条没有大坝的野生河流”，还真的变成了现实，高黎贡山的运气挺好啊！

带着怀念，到东风糖厂、怒江糖厂走了走。东风糖厂紧靠怒江边，是最早关掉的。厂里空空荡荡，厂房里的一个黑板报标题特别醒目——“压榨车间1997年9月榨季各项生产指标完成情况”。这是这个糖厂最后的记录吗？太珍贵了，值得好好保存。时间的侵蚀使整个厂区染上了苍绿的色晕，多变的墙面恍若现代抽象画，每一根线条都浮摇不定。厂区的一角还有几个人，正在用脱壳机加工坚果。一排陈旧不堪的宿舍前，摆着一副棋子颇大的中国象棋。好多年没下了，不由得走过去看一眼。门里出来一个笑眯眯的中年男人，说要和我下一盘。热带地方的人好像都这么热情，也不能拂逆他的好意，干脆怀着必败的心情下起来。没想到下了二十来分钟，竟然赢了！这种没料到的胜利最让人高兴，于是愉快地和他道别，安慰性地和他相约以后再战。

出了东风糖厂，和同行的政府干部立刻驱车去潞江糖厂，有十公里路程，一会儿就到。这个厂停产不久，里面还很整洁，各种热带植物郁郁葱葱。宿舍区有好几排双层空房子，收拾一下，完全可以作为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创作基地和复旦文化与信息传播研究中心实践基地的生活用房。这一看心里踏实多了，仿佛看见了学生们活跃的身影。在这难得的人文地理环境中，他们一定会获得丰富多元的文化拓展，走进来和走出去，肯定是不一样的人。高黎贡山管委会的李书记说，这里的一块石头捡起来，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多丰饶的土地啊，复旦人来到这里，共同建设，共同观察，共同发展，那是多么美好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