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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代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我们会发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人们，欣然抱持着这样一种观念：世界是一架平衡的机器。当时，牛顿已经建立起了运动定律，它似乎统治了宇宙万物的运行。各个行星——事实上，整个宇宙——都是自发调控的。一开始，人们认为这种秩序是由神意控制的；人们猜想，神当然只关心天球这样宏大的对象，不会在乎这个无足轻重的地球。但是，慢慢地，人们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詹姆斯·哈顿（James Hutton）观察到，地球好像是一台“美丽的机器”，它是有规律的：漫长的侵蚀与风化，地壳运动引起了新大陆的出现。于是，要理解地球的物理特征，我们不必再援引“超自然”事件，或者大洪水等“毁灭性灾难”。自然本身就足以解释这些规律性。
时间拉长，在漫长的地质时代里，占主导的还是秩序，而非混沌。在远古的海岸线处，人们发现了雨水在化石上留下的印记，与当今所见的雨水印记是类似的。在没有被覆盖的地层里，我们能看到波纹在化石上留下的痕迹。深埋在地下的树，之前吸收了几千年前的阳光。过往与当下是统一的，而且，总的来说，这种类似性是由基督教的上帝指定的。
人们相信，动物世界里也有一个类似的组织网络——当然，个别思想家对此半信半疑。牛顿式的机械世界观已经从天球拓展到地球上了，而且，有那么几十年，似乎注定也要用于生命世界。植物和动物永远就是它们既有的模样；它们会竞争，但不会发生改变，因为在这个系统里，改变就是对规律的否定。在哈顿看来，世界会周而复始地自我更新，正如在天堂中可以观察到的波动，都会进行类似的自调控。
因此，时间遵循严格的规律。它亘古不变，并且自我纠偏。正如上文提到的，在前人看来，时间也是神意的一个体现。这种神意，对人来说是一个慰藉。动荡不安的生命世界，跟动荡不安的物质世界一样，都受到上帝的主宰。生物体也是在严格限定的范围之内波动。干草浸出液里的微生物，向我们传递了这个信息；类似的，昆虫的关节也向我们证明：上帝关心细节。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说：“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大自然及其每一个环节里，我们会看到，即使是最为细枝末节的部分，上帝都给予了关注。地蜈蚣翅膀的合页是精心制作的，好像这是造物主唯一要完成的事情一样。虽然生物体的种类众多，但是上帝没有丝毫的懈怠，也不会因为事物的多样性而分神。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人类被遗忘、被忽视或者被怠慢。”在这段话里，在科学的外表之下其实还是同样的人文关怀的姿态，这跟远古时代埋葬婴儿的陪葬品，比如兽皮毯子、骨头磨成的针和用来杀兔子的削尖的棍子，其实如出一辙。
这种维系着生命现象的平衡，被伟大的解剖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称为“自然管理”。在一定意义上，它就像是地球本身循环不已、但又不离正轨的生命周期。广袤的大陆，感受到雨水击打着它不规则的肋部，感受到秋天落叶的离去，感受到永不停息的风带来的侵蚀效应。尽管如此，自然的总量却并未消长。如果一块大陆在某一点上少了一块，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就会多出一块。无论它是小到一颗雨滴，还是大到山脉里一块脱落的巨石，大陆都会在动态平衡的作用下永葆年轻，并沿着自己的轨迹演变。
地球是这样，地球上的生物同样如此。“动物世界里也有一种均衡状态”，亨特继续阐述道。它们会确保其自身的数量稳定，并满足一定的比例。扩张总是会遇到局限。生存斗争这种现象，在达尔文之前就被人们注意到了，但它的意义只是使生物在钟摆式的发展过程中摆回来。生命是被选中，但是选择标准只有一个：活力和外观的一致。突变产生的各种变异体是会被铲除的。曾经存在的会一直存在，可能出现的也早已出现。关于地球上的巨兽和生活着的各种动植物，可以说“前不见起源，后不见终点”；在无机世界，各种元素按照一定的秩序组成了花岗岩、海水和海滩。从古至今，每一只动物都是用镶嵌在同样的眼窝骨里的眼睛来打量世界。除此之外，它们没有其他凭借进行观察；观察者眼里的树叶和飞鸟也是亘古不变。这套理论被称为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它早已放弃了魔法，正如它早已放弃了巫医和中世纪方士宣称的种种变幻手段。终于，这个世界在一个仁慈的神的照管下，变得正常了。然后，达尔文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