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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上帝，诚如古老的诗人所言，是一个游戏中的孩子，只是在跟世界玩对弈游戏；在嬉戏之中，他让渺小的事物变得伟大，让伟大的事物归于虚无；假如上帝也是在跟我们玩游戏，并开了一个赌局……

——约翰·邓恩（John Donne）

英国的一位著名散文家，H.J.马辛哈姆（H.J.Masssingham）曾经颇有洞察力地评论道，今天的森林里，已经不再有鬼怪出没了；但是，寂静的、人造的荒芜，可能会以某种可怕的形式出现。没有什么比在树丛中停下来的一辆火车更能令人激起这类联想了——尤其当这列火车刚刚离开大城市市区，停在了某个既类似于人类出现之前的远古时代，又类似于人类离开世界之后的未来世界的未知地带。我乘坐的火车是在晚上停下来的，从窗户向外望去，看到的是一片仿佛被火焰覆盖的景象，点缀着一些暗淡的人影。

过了一会，在另一个人的陪同下，我下了车，向前走去，想去那片古怪的区域瞧个究竟。结果发现，这是个一直在燃烧的垃圾焚烧点，不断释放的乌烟瘴气助长着附近城市上空的灰霾。在这片好似地狱的火焰里，有几个满身污垢的工人在耙着垃圾。我走上前去。远处，还有更多模模糊糊的人影，也在忙活着类似的事情。有那么一会儿，我有一种不大真实的感觉，仿佛到了地狱的边界，其中的一切都被编织进热浪，传送到了另一个空间。可以想象，那些食腐动物在寻觅食物的时候，也会这样把那些邋遢变形的灵魂翻腾出来。

我静静地站着，观察着这片火海。湿漉漉的纸被叉起来，又被丢进火里。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个地方可能收纳了去年情人节的贺卡、丢弃的圣诞树和我孩提时代睡过的小床。

“估计你们这里啥都有吧。”我冒昧地向这位满身污垢的工人搭话。

他冷冷地点点头，用厚厚的手套抹了一把脸。他的眼圈被火烤得通红，当然，也许它们本来就很红。

“你猜怎么着？”他朝火焰扬起一只手。

“怎么了？”我洗耳恭听。

“婴儿，”他朝我耳朵吼道，“有时甚至有死掉的婴儿。就从那儿。”他向城市的方向努努嘴，一边用叉子抬起来一团形状模糊的东西。火焰一下子蹿了起来，我赶紧后退了两步，才发现那不过是个老旧的收音机盒子。从收音机里，曾经流淌出声音、乐曲和欢笑，也许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古董。那些声音现在去哪里了呢？我盯着火焰中摇曳的电线，好像想到了一些事情，但火车的鸣笛声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挥手告别。在四周浓密的黑暗里，这些人影似乎在下意识地伴着消退的火焰工作。我的眼睛也开始适应了这里的光亮。

“这里什么都有，”垃圾焚烧堆里的这位哲人重复道，“只要给它足够长的时间，这里什么都有。”

“再会啦，”我岔开了话题，“祝你好运。”

当我回到了火车座位，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火焰和悬垂着燃烧的电线这些影像。它让我想起来几年前发生的一次空难，以及事后进行的死者鉴定——像我这样的人类学家经常接到一些奇怪的任务。我试着把这件事情抛诸脑后，正如一贯做的那样，但我一打盹，那个画面就回来了：收音机盒子和在火焰中燃烧的电线。我曾经把一块烧焦的头盖骨碎片接回死者的脑袋，当时我盯着被烧得变形的颅骨顶，就在想，这真像是一个制作精良却坏到无法修补的机器，仿佛是为了某种功能特意制作出来的东西。但现在，声音和乐曲去哪里了呢？

“这里什么都有。”一个黑影在我的梦境里说道。我叹了口气，黑影顿时就在火车轮子撞击铁轨的节奏中消失不见了。

换作别人，可能就不再多想了。但是，作为考古学家，我对于身边逝去的文化、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宇宙的本性，却格外在意。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秉持着科学的态度来做这些思考；我是从一个更疏离的角度，不妨说，是从垃圾焚烧堆里那位哲人的角度。这不需要什么精心雕琢的修辞手段。在各种速朽的事物中，考古学家是最后的发掘者。他们要处理的，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文明的问题，并且要对文明盖棺定论。他会发掘我们刻在陶器上的究竟是买菜的账单，还是献给神的赞美诗。或者他会发现，就如当初我曾经在一个山顶洞穴里发现过的，一个襁褓中的婴儿的骨骼，身边配备了一些精心挑选的“狩猎”工具，一些鲜为人知的陪葬品，为了帮助幼小的婴儿度过死后可能遭遇的世事变迁——这怎能不让人感到心酸？虽然婴儿可能还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工具，但它们的做工非常考究，可见父母用心良苦。这是否意味着，人们期待他的灵魂也会长大成人？还是说，在这些朴素的文化里，失去孩子的父母，在近乎绝望的焦虑之中，把孩子无法再领受的关爱，都投射进了这些陪葬品？

在一个类似的但更为抽象的意义上，现代思想，即，科学思想，为思索存在之谜忧心忡忡，于是尝试着为下一代人配备上特定的思想武器，以期克服无知带来的恐惧。在那个夭折的孩子身边，父母提供了各种陪葬，希望可以保护他。类似的，科学也宣称我们生活的宇宙按照特定的、可理解的规律运行。而且，最重要的是，用它最雄辩的一位支持者弗朗西斯·培根的话来说，“（科学的目的）不是去想象或猜测，而是去发现——自然的运行规律，或是自然被运行的规律”。

不过，要发现自然的运行规律，人这种生物面临着两大局限：一、他必须从他的时代或社会所处的时代，来对这些规律进行外推；二、他受制于自己对周遭世界的感觉。后来，技术的发展拓展、延伸了这些感觉，比如显微镜和望远镜。尽管如此，要对通过拓展的视觉或听觉获得的数据进行解释，我们最终还是需要回到最原始的感官：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此外，自从13世纪以来，科学就认定了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换言之，这个世界本质上是简单的，而不是复杂的，只要我们的观察足够敏锐、头脑足够深刻，我们就能揭示世界的秘密。讽刺的是，在我们这个智力与技术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久经考验的奥卡姆剃刀原则，无论之前对人类提供了多少帮助，换个角度来看，只是以一种更隐晦、更微妙的方式反映了人类的渴望——渴望秩序，渴望控制，渴望理解并支配这个世界。

所有这些动机固然值得称道，不过，也许我们应该更谦卑地对待自然，并从一个更宽阔的参照系来打量这个世界。这样，我们才能够意识到马辛哈姆在森林里感受到的潜伏之物，或者理解约翰·邓恩在300年前写下的诗句：

从虚空、黑暗、死亡中，

从这些无物之物中，

我，再次降生。

邓恩意识到，在可见的自然界背后，潜藏着一个不可见的但有繁殖力的虚空，它的规模如此庞大，大到不可思议，我们只能避开它。从微观视角看，那颗在空难中被炸开的头盖骨，在几个小时之前也潜藏着一种类似的可能性——自从我触摸过它之后，我就被这种虚空缠上了。

几年前，我出过一本散文集。其中，我讲到了我们是如何在思考时逐渐习惯了时间的观念，好像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关于生命和人类，我也讲了类似的话。不过，到了最后，我不得不问，自然的过程有多自然呢？我的一些科学同仁听到这个问题大为光火，因为他们混淆了单个学科取得的成就与宇宙尺度上的确定性。于是，在他们听来，我的问题无非就是一个包装得很拙劣的异端邪说。不过，这里，我打算来继续探讨一下这个“异端邪说”。之所以提起这个话题，并不是要贬损科学，而是来进一步拓展我们的想象力。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了思想密林的边界，在这里，沿用古老的童话故事的语言来说，狐狸和兔子互道晚安。在这里，可预测性消失了，无法想象的事情开始了——或者，如果允许我最后一次进行异端邪说似的推测，我们也许可以自问：在宇宙的这个不起眼的角落，我们这颗小小的地球是否一直都保留着对我们的嘲讽，一直在拒绝迎合人类关于秩序与稳定预期的观念？

这个世界，虽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不乏种种意外，就好比吓唬小孩子的弹簧玩具，猛不丁地从箱子里跳出来。在初民眼里，世界也是如此。乌云之间跃动的闪电，看不见的东西在天上隆隆作响，活生生的身体，流淌出神秘的红色液体，倒下后一觉睡去不再醒来。黑暗森林里传来动物的嚎叫声、水流声，落叶可能是吉兆，也可能是凶兆。我们再也无法像动物那样，认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我们必须努力观察，主动思考，抽象思辨，详加算计。一旦开始做这些事情，我们也就从自然世界里抽离出来；万事万物周围辐射出一圈意义的光辉，但只有人类能看到它。在这个由不可见的力编织起来的宇宙里，人类带来了组织力量，这就是原始的巫术。那个据信可以通过某种同情的联结来控制宇宙的傀儡，已经在巫师扎满针的木偶里模模糊糊地出现了。巫术固然比较粗陋，也说不上完美，但它是人类第一次对自然抽象思辨的产物，这是人们第一次尝试通过某种不可见的吸引力把不同的物体联系起来。 GRwRm0ynOzOJDWJWDCnDHYHDoL6N0/c3ykXNLrZDSEvCFdra397tWBfrrphlYs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