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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这门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暗夜，而不是人类白日的成就。文章开篇，我提到了夜幕时分造访垃圾焚烧堆的故事。那里有各种材料、各种物件，包括蔓生的电线、丢掉的三明治包装袋、坏掉的玩具和铁床架，没有哪样是科学不能分解的，也没有哪件不是城市生活的产物。在沼泽地之外，远处城市里的高楼在夜幕时分发出微光；但是在城市的垃圾堆里，却堆埋着破旧的碎片：一块旧唱片的苍白片段（也许某人曾为之心动）、在砸烂的啤酒罐旁枯萎的花、某个凶手杀人之后丢弃的刀子，以及一个坏掉的汤匙。这个迷宫里有各种隐秘的、浮动的联系，而且只要有人活着，它就一直如此。这些无人问津的东西都被人类的心智解析过了。组成它们的原材料，也许来自岩石深处的矿脉，在巨大的坩埚里融化，然后被运到千里之外。它们最后呈现出的形状，虽然具有物质实体，但蓝图都曾经是某人脑海深处的一个念头。在最终出现之前，它们的存在就被界定了。它们已经有了名字，有了形状，这都离不开文字的魔力，而现在，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当初引起这些东西出现的文字，带着它包含的威力与潜在的悖论，重又出现——但是，我们只能依稀追踪它的诞生过程了。
据说，爱因斯坦曾说过，他不相信上帝在掷骰子。但是，当我们向时间深处追溯历史，我们发现，在这个现象世界，时间的开放性似乎是上帝造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无论何时，只要一个婴儿出生了，那么骰子——通过基因、酶和不可见的充满偶然的环境——就被重新掷了一遍。或者，就像我在垃圾焚烧场里听到的那个悲剧：当城市里的那个孩子被丢弃之后，大火燃起，骰子又被掷了一遍。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的出生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小概率事件，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伴随着其他几百万种没有出生的可能性——但是，它们已经消失了，潜藏在虚空的暗箱里。
虽然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物理定律，而且19世纪的人们试图用这些定律把整个宇宙联系起来，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古怪的奇异性在徘徊游荡。我们之前较少留意这种视角的转变，但是，19世纪电磁学领域的一位实验科学家，海因里希·赫兹，曾作过一则评论，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认识自然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预见未来；有了这种预见能力，我们就可以顺势调整当下的行为。”
这种观念自有其魅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外行成了它的拥趸，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也会念兹在兹。它隐含了一种秩序与规整感，这对人类来说有无穷的魅力，尤其是当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人类好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迷失在无垠的时空里。对于正处于不确定性之中的我们，赫兹的评论似乎提供了某种宽慰：力量被控制住了，宇宙被参透了，未来在来临之前就被理解了。与此相反，在此前的伊丽莎白时代，法律文书里往往都会有一句话，“命运和机遇的无常”，这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中不确定事件的谦卑与顺从。莎士比亚时代的人们具备的科学知识也许更少，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国王龙颜大怒或者大瘟疫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另一方面，20世纪揭示出了一个全新的宇宙。当然，我们的宇宙观也是从过去演变而来的。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赫兹梦想的那种能力，人类的心智好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与此同时，却无法感到自满。我们对于“科学是无尽的前沿”的观念都耳熟能详，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对“前沿”抱有一种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它好像是某种有待被彻底征服的东西，就好比我们的祖先到深山老林里淘金那样。我们以为，只要花足够长的时间，付出足够多的精力，我们就能开采出金矿，森林都会变成木材，野性的自然终有一天会被人类驯服。
不过，星空之外的自然或者原子的内部世界，目前尚未被我们驯服。只要稍加反省，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领域诚然不同，它们更难被征服。如果我们到边界处稍微眺望一番，就会看到，人类全盘掌控大自然的梦想是多么荒唐，丝毫没有考虑到我们在时空中的局限性，也没有考虑到我们感官的局限性，即便人类的感觉能力被技术手段大大强化了。不过，有能力来到自然的边界进行探索的头脑是有限的。此外，这些研究所需要的工具也越来越昂贵。与此同时，在技术时代，这些研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愈发多样。仅举一例：谁能想到，在一根管子里放上两个镜片，会让我们发现一个生机勃勃的微观世界，进而迫使我们对卫生设施进行伟大的工程变革，消除了瘟疫，并引起了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我们称为人口爆炸）？
罗马帝国已是昨日辉煌，但是它就像一个隐喻，为科学无尽的前沿提供了一个微观模型。一个伟大的政治和军事机器不断向外扩张，直至占领了已知的全部世界。它内部的交流渠道更加薄弱，税收急剧增加，对帝国心怀不满的人、被排斥的人逐渐增多。等到野蛮人入侵的时候，整个国家早已病入膏肓。但是，罗马帝国维系的时间要比现代科学存在的时间长得多。
那么，科学帝国现在是什么状况？它的词汇量难道不是在急剧增加，不是也创造了难以估量的财富，空间不是已经成了它的玩具？它制造出的武器都是闻所未闻的怪兽，它的眼睛可以看到几百万光年之外。对于这种浮面的乐观，有人提供了一个颇为可疑的回答：科学以人为本；是人类发明、制造了科学。科学并没有阻止战争，而是进一步丰富了战争的手段。科学也没有消灭残酷或者腐败，而是进一步恶化了这些行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科学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是它有待解决的问题更多，这一点跟罗马帝国类似，只不过后者的手段要更残酷。但解决问题的方案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后续问题的解决方案，又会带来更进一步的问题。最终，问题逃脱了科学的手掌心，就像有毒的昆虫渗入了社会结构的缝隙里，以几何级速度增长。在一些组织机构里，我们已经有所察觉。这就是苏格兰生物学家达西·温特沃斯·汤普森（D’Arcy Wentworth Thompson）所谓的“意外事件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contingency）。这种意外事件，不再是地质学家所熟悉的那种漫长悠久的演变。不确定性逃脱了人类的控制，嗖的一下就不见了，它逃到了我们制造的每一台机器背后，躲避在了我们宣布的每一条政策背后。
我们每一个人，在临终之际回顾童年，都会有一种强烈的距离感，童年迢迢，仿佛在回忆古罗马。一位朋友的小女儿问他：“爸爸，给我说说从前的事吧。”我的这位朋友正要搜肠刮肚回忆他的古典历史知识，然后突然意识到，他的女儿只是想听听他的童年往事。那不过是在40多年前，但已经算是“从前的事”了。“那时候啊，”他对着入迷的孩子缓缓说道，“就是所谓的大萧条时期。那时候其实不缺食物，但是许多人都买不起吃的。那时候的小女孩，烦心事儿也更多。你看，她们的爸爸养活不了她们。”朋友的声音哽咽了，“许多人都没活下来。”他朝着空荡荡的房间做了一个道歉的姿势，仿佛面对着一群前来责备他的幽灵。“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怪兽，叫作过量生产，”他的声音越来越小，“那个时候有许多恶龙，你简直想不到有多少。当时，还有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那里的小女孩都要跟父母分开……”他说不下去了。他后来告诉我，奥斯维辛的那些眼睛，让他张不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