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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被称颂为另一个牛顿，说他发现了生命世界的规律。诚然，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独立创造出来的生物——收藏家壁橱里的贝壳，被压进标本册里的鲜花——现在，又被一种看不见的规律编织进了一个有着共同祖先的生命之网。从某种意义上，远古时代被抛弃的魔法似乎复活了。世界似乎更容易理解了，比自然还自然。偶然性变得流行起来，“自然管理”的另一面原来是创造。生命的平衡钟摆是一个假象。

虽然我们祭拜了多年的大自然，但是在她看似呆板的面孔背后，我们才是不可见的变形人。从无尽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一种光学假象，因为我们的身份也在不断变换。尽管如此，仍然有人在谈论进步与完美。直到后来，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达尔文在自然中引入的并不是牛顿式的可预测性，而是彻底的随机与创新。用阿尔弗雷德·罗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话说，生命走上了“不确定的旅程”。没有哪种生物理解自己走在哪条路上，人也不例外。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或者单调重复 。时间是历史性的、单向的，时间一往无前。自从有了达尔文的这个重大发现，无论人类有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没有接受自己的命运，人类已经生活在偶然性的世界里了。

即使是在19世纪科学家眼中似乎一成不变的物理宇宙，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物理学家发现了反物质粒子，其质量跟我们世界里的普通粒子一致，但电荷性质相反，且无法与普通物质共存。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我们所在的这个角落究竟是否能够代表宇宙的所有角落？我们当前关于宇宙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反物质的存在，但这种古怪的物质却有着非常古老的起源，再加上最近据无线电频谱记录，研究者认为，反物质是在宇宙诞生的那一刻伴随着大爆炸产生的——我们再次被抛进了未知的旅途。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已知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地球大气里的氧气似乎是一项生物主导的进程，即，光合作用的产物，而后者只是太古宙时期出现的一次偶然事件。那一次的“发明”，可以说，决定了这颗星球上所有生命的性质；但回头来看，这次事件目前无法被认为是预先决定的。类似的，性别机制的一个后果——遗传物质的突变与重组——进一步强化了对于随机性的操纵。但是，这也是无法事先预测的。

人类的大脑，这一包含了意识和潜意识的古怪难解的灰质冰山，同样是无法事先预测的。短短一瞬的地质时间促成了人类的演化，其身体特征虽然一开始相差巨大，但生物学特征逐渐趋于一致，留下仅无足轻重的种族区别。伴随着智人的崛起，大脑越来越擅长于抽象思考，人类的社会行为幅度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从石器时代里简单的生态平衡，到产生出无比发达的文化，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类的大脑基本没变。但人类的演化似乎有它自己的规律，并沿着独特的、不可逆转的轨道前进。与此类似，生物体会突变，并通过适应辐射从一种或几种生物体分化出更多形式。

在文化领域，人类对抽象观念的驾驭能力大大增强，并由此进一步发掘了大脑的潜在能量，这引出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局面：人类行为的可能性大大扩展，并且愈发矛盾；在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较简单的部落社会，还是更复杂的当代社会，单一的行为规则都无法囊括所有的可能性。于是，随着人类在抽象思考的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他们用同一个身体沿着交叉小径走向未来的能力也更加强大。悖论在于，伴随着身体上的相似性，出现了思想上的多样性。而思想，又反过来牵涉到这些巨大的机构组织的退化，因为随着现代科学的崛起，科学与当代社会的关联也越来越密切。

所有过往文明里的人类都代表了一个局部，因此，也都具有我们前文提到的截然不同的突变特征。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人类一直都在交流观念，也在进行技术创新，但是从未达到过当代的这种规模、程度与单向性。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是，人类只有一种方式进入未来：借助科技。当然，这种情况也有它可怕的一面，那就是它限制了人类的选择。西方科学发展出的技术释放出了一种不可改变的力量，而我们自信满满地谈论的“地球村”，往往是由西方社会里的向心力产生出的一种同化，但这种同化令人不安。这种力量对人的控制力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任何其他的哲学，都默不作声了。在不知不觉中，人类似乎已经在为自身的命运做了最后的决定，是福是祸，尚在未定之天。如果继续用生物学里的例子打比方，这就好比，一种动物成了生命世界的唯一代表。 CUwl4+/Cw41Jlj6OUjimraBrJUJIIHUM8gNpVRH0ti0XcZKsjVs8WSjtU8kUE76L